每一個統(tǒng)一的王朝,在思想上都會形成高度統(tǒng)一。秦朝建立后,“法治”思想占主流地位,為了維護加強思想專制,實行了“焚書坑儒”,儒學極大受損。而漢初,則實行“黃老之學”,但后來又實行董仲舒的“新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把儒學列為正統(tǒng)思想,對國家社會穩(wěn)定、經濟文化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
漢初,經濟凋零,社會動亂,百廢待興,統(tǒng)治者急需恢復發(fā)展經濟,安定人心。這時,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輕徭薄賦、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之學”受到了當時統(tǒng)治者的重視。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漢朝的經濟逐漸恢復發(fā)展,百姓生活安定,政治穩(wěn)定,文化繁榮。但是,繁華的表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內有諸侯,外有匈奴。
孔子
西漢建立后,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了郡國并行制,這就導致了在休養(yǎng)生息的過程中諸侯國的勢力也逐漸膨脹,土地兼并嚴重,逐漸形成了割據勢力?!稘h書》有云:“?乃令民得賣子,……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同一顏色的四匹馬),而將相或乘牛車?!敝T侯并起,經濟殘破,百廢待興。
而外部的匈奴也是虎視眈眈,即使是和親,也是經常性騷擾,時刻威脅著西漢的穩(wěn)定。
后來的“文景之治”給漢武帝留下了讓他盡情發(fā)揮的舞臺。“文景之治”解決了“王國問題”,穩(wěn)定了國內的政治秩序,為后來漢武帝討伐匈奴奠定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滿足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需要、適應統(tǒng)一形式的進一步發(fā)展、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顯然不能滿足漢武帝的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仁義理念和君臣倫理顯然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形勢相適應。
但是,又為什么偏偏挑上儒學呢?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僅適合建國初期的休養(yǎng)生息,恢復發(fā)展;法家的“嚴刑峻法”則適合戰(zhàn)亂時期,例如春秋戰(zhàn)國這種社會混亂時期,秦朝奉行法治,才得以贏天下;而相較前兩個而言,儒家思想的“仁義禮”則適合國家政治穩(wěn)定時期,即已經過了恢復發(fā)展時期的邁入正軌時期。這就很符合漢武帝繼位以后的時期,開始國家的發(fā)展階段。
董仲舒
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繼位后,“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國家經濟上是強盛了,但是政治上卻出現了一些問題。
漢武帝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吏來商討自己的治國大略。董仲舒“春秋大一統(tǒng)”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被漢武帝聽從并在全國實行。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指出,不在六經之內的各家學術,都應該被罷黜。
并且,董仲舒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來維護君主專制。君主的權利是上天賦予,作為臣民必須要聽從,否則就是違背上天的意愿,這就更加完善了“天子”的概念。而所謂的“天人合一”則是儒家講究“道德”的一種形式,這同樣告訴君主,不能失德,其實不單單是針對君主,也對普通人有了一定的規(guī)范。
又提出了“三綱五?!?來規(guī)范社會行為?!叭V”就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五常”,就是儒家道德規(guī)范“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是為了規(guī)范社會秩序、形成正常社會倫理道德,從而鞏固統(tǒng)治。
漢武帝
董仲舒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緊密結合,形成了嚴密的帝制神權體制,鞏固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加強了中央集權。董仲舒為儒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對漢代社會穩(wěn)定、經濟文化發(fā)展起著長足的推動作用。
漢武帝首當其沖,將新儒學運用到治國理政當中。他起用了許多儒者參與國家政治,也將儒學納入了政府選拔人才的標準之一。這就在社會上掀起了勤奮好學、讀經論道的學習儒學的風尚。
而君權神授的思想運用到政治領域中后,引申出了“忠君”思想,這是統(tǒng)治者所樂意看到的,在朝廷之上便形成了濃厚的“忠君”氛圍,諫言獻策的人多了,國家治理能力的到了提升。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興辦太學,把儒家經典定為官方教材,還設立專門研究和教授“五經”的“博士”。所有貴族子弟也都要到太學學習儒學并且考試合格才能入朝為官,而非貴族子弟也可以通太學資格在朝廷做官,考試不及格者,即使是官宦世家,也不能入朝為官。這足以體現了儒學在當時的重要性,并且,太學考試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官源”的情況,提高了官員的整體素質,讓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夠真正的在朝廷之上有所作為。
后來,漢武帝在全國各郡縣設立學校專門講授儒學,儒學在民間興盛起來,這更加助推了儒學走向獨尊地位。所以說,太學的興辦,彰顯了國家對儒學的高度重視。提高了官員質量,讓全社會形成了尊師重道、勤奮好學的良好社會風尚。
儒學在漢代確立了獨尊地位的確立,取決于當時的社會大環(huán)境。經濟發(fā)展繁榮;政治上內憂外患,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思想上,黃老之學已經不適應當時社會的發(fā)展。
董仲舒的新儒學剛好適應了統(tǒng)治者的需要,被漢武帝采納。在政治上“以儒治國”,在中央設立“太學”、設“博士”,在地方各郡、縣設立學校。這都體現了他是如此的重視儒學。
儒學給他帶來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儒學的獨尊地位有效的鞏固了統(tǒng)治,加強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中央集權制度,而儒學的進一步傳播也促進了民族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讓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占據思想主流,同時也抑制了文化的多元發(fā)展。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接遏制了學術爭論,學術界沒有了“百家爭鳴”,這就達到了統(tǒng)治者想束縛人的思想的目的?!疤烊烁袘睂W說,又時刻提醒君主要實施“仁政”,這就有效減少了暴政的發(fā)生。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后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后世在治國理政中也將儒學列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思想,乃至對今天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律等層面也有著深刻影響。但其總體上還是服務于封建社會的,所謂“物極必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儒學獨尊也是有一定消極性的——那就是思想文化專制。
任何一種歷史行為都會有利有弊,但是漢武帝得這一舉措在當時顯然是利大于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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