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731年7月27日），距京師2900km的科布多大營內，鑲藍旗蒙古都統(tǒng)袞泰、河北鎮(zhèn)總兵胡杰、鑲白旗漢軍都統(tǒng)石禮哈原山西巡撫伊都立正經歷人生中最緊張的不眠夜。大將軍傅爾丹于六月九日出擊準噶爾牧地，一直未有確訊。二十一日，有逃兵報告，大軍在和通泊陷入重圍。正驚惶間，二十四日黃昏，索倫逃兵紛至沓來，聲稱傅爾丹已自盡，清軍損失慘重。數(shù)萬準噶爾軍沿科布多河兩岸開來，旦夕且至。此語不啻晴空霹靂。時隔280年，筆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徐讀奏折，仍能依稀感到當夜熒熒燭光下大員們的震怖與恐慌。
這場戰(zhàn)役，主戰(zhàn)場位于阿爾泰山脈中的和通泊（全稱和通呼爾哈淖爾），通稱和通泊之戰(zhàn)，是八旗軍自萬歷二十一年（1593）與蒙古交兵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敗仗。美國中亞史學家斯塔爾（S. F. Starr）甚至認為此役是19世紀前清軍最大敗績， 對清史、中亞史影響深遠。準噶爾軍乘勢深入喀爾喀，導致極大動蕩，不僅令雍正帝克期掃蕩準噶爾汗國的美夢破產，還迫使清朝在喀爾喀采取戰(zhàn)略收縮，幾乎葬送康熙帝苦心經營卅余年之局，堪稱嚴重的邊務危機。相關論著雖層出不窮， 但囿于時代和語文的局限，大部分研究都立足于漢文文獻，而漢文奏折、諭旨所涉軍務以西路為主。 至于《世宗憲皇帝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等官修史書雖收錄不少北路戰(zhàn)事的材料，但多經御用史官本著揚勝諱敗的原則刪削增減，已非一手文獻。其后嘉慶年間撰成的《嘯亭雜錄》與道光朝刊行的《圣武記》等私家著述，不僅未校正官書之謬，反而留下許多道聽途說甚至是杜撰的記錄，流毒甚廣。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清朝設軍機處辦理西北軍務。該處官員將臣工所奏奉朱批之折謄抄副本，即“錄副奏折”，同未奉朱批原折按月捆為一包，稱“月折包”，還將“錄副奏折”按奉旨時間抄錄簿冊，即“月折檔”。這些檔案便成為纂修《實錄》、《方略》等官書的底本，至今仍保存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清制，滿洲臣僚辦理滿、蒙、藏事務，需用清字繕寫奏折。滿文月折檔分“尋常檔”與“軍務檔”，雍正九年邊務危機的檔案，基本保存在“軍務檔”中。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運用“軍務檔”和“錄副奏折”，結合其它檔案史料，考訂官書、私家著述之詿誤，對這場邊務危機作全景式的研判。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和通泊戰(zhàn)前清準雙方之態(tài)勢
16世紀末，大明遼東邊外的女真部落興起，萬歷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國。彼時蒙古分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為實現(xiàn)混一蒙古，逐鹿中原之志，金汗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首先致力于控制漠南蒙古。在金國軍事壓力下，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被迫西遷，于天聰八年（1634）走死甘肅大草灘。天聰十年（1636），在獲得大元玉璽和瑪哈噶喇佛的背景下，漠南諸部在盛京共戴皇太極為徹辰汗，“金國”旋改為“大清國”，“女真”亦更名“滿洲”。
為抵御滿洲的征服浪潮，喀爾喀（漠北）三部于崇德五年（1640）與宿敵衛(wèi)拉特（漠西）和解，組建喀爾喀-衛(wèi)拉特聯(lián)盟。而清朝于順治元年（1644）大舉入關， 急欲掃蕩南明政權，可挹注于北邊的軍事資源有限。順治三年（1646），清朝與喀爾喀就蘇尼特額駙騰機思叛逃等事兵戎相見。清軍雖重挫喀爾喀軍，但無意擴大為征服戰(zhàn)爭。 在五世達賴、哲布尊丹巴等黃教領袖的調停下，順治十四年（1657），喀爾喀三部與清朝和解。之后，喀爾喀貴族內訌在17世紀70-80年代愈演愈烈。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與統(tǒng)一衛(wèi)拉特，建立準噶爾汗國的噶爾丹博碩克圖因黃教派別之爭勢同冰炭?？滴醵吣辏?688），噶爾丹懷著重建成吉思汗“五色四夷之國”的夢想東進，摧毀土謝圖汗的軍隊，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南下歸清。
此時清朝已于康熙二十年（1681）和二十二年（1683）次第底定三藩和臺灣，國勢方張?？滴醯鬯旖宕颂熨n良機招納喀爾喀部眾，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烏蘭布通之戰(zhàn)迫使噶爾丹博碩克圖北撤?？柨θ克煊诖文甓鄠悤藭r歸清。嗣后，康熙三次親征漠北，在昭莫多大破衛(wèi)拉特軍?？滴跞辏?697），噶爾丹博碩克圖去世。清太宗“全收北邊喀爾喀”之夙愿終得告慰。昔日三部蒙古中，惟有準噶爾汗國處于琿臺吉策旺喇布坦治下，拒不附清。
康熙五十四年（1715），準噶爾襲擾清朝邊鎮(zhèn)哈密?？滴醯蹧Q意大張撻伐，清軍云集喀爾喀，在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筑城，設北路大營于科布多、烏蘭固木，將喀爾喀作為規(guī)取準噶爾的橋頭堡?？滴跷迨拍辏?720），北路清軍成功進襲準噶爾本土。但因康熙帝崩殂，雍正二年（1724）清準談和，大營遂撤，僅在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留兵戍守。
雍正四年（1726）策旺喇布坦去世，準噶爾貴族為爭奪琿臺吉之位爆發(fā)內斗，長子噶爾丹策零即位，次子羅卜藏舒努逃亡土爾扈特。雍正帝認為準噶爾政局不穩(wěn)，乃于次年六月密籌進取方略。 雍正七年（1729），任命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分統(tǒng)西、北兩路大軍出師。期望一舉蕩平準噶爾，鑄就一統(tǒng)蒙古的偉業(yè)。
北路軍出師后，在察罕叟爾設大營，為保證來年襲擊成功，兼以越冬需要，偽裝成每三年一更番的戍守兵，照例在扎布堪、特斯放卡，未重建科布多、烏蘭固木之營。雍正八年春，傅爾丹折奏進軍計劃，擬分兵四路，每路設兵2000，經布拉罕、布魯爾、庫列圖、奇蘭道穿越阿爾泰山，直抵準噶爾本土。
然而雍正七年六月，三名蒙古人逃往準噶爾，報告清軍出師之訊。帶商隊往肅州貿易的準噶爾使者特磊（telei）目睹西路軍出邊。 雍正帝決定暫停進兵，縱回來使，并于八年秋召回兩路大帥再商方略。使者歸后，噶爾丹策零立即決定出兵：
我等不可遲緩，火速出兵。在正月先劫取他們的馬匹，再圍困他們的人，料為容易。
小策零敦多卜奉命率五千兵襲擊巴爾庫爾，穆瑚宰桑領千兵偷襲青海。雍正八年十二月，準噶爾軍劫掠西路科舍圖牧場，兵鋒直抵哈密城外的塔爾納沁。清軍陣亡漢蒙官兵3243人，折損牲畜高達122557頭。青海哈吉爾卡倫被攻陷，牧于德布特爾馬畜盡失，札薩克策零納木扎爾以下百余人被俘。 雍正被迫調兵馳援巴爾庫爾，并增兵青海，嚴守噶斯（gas）口岸。
科舍圖一戰(zhàn)，準噶爾的盜馬戰(zhàn)術給雍正留下深刻印象，積極籌劃新方略以因應。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頒布上諭，令兩路清軍采筑城進逼之策：
朕思：于西路巴爾庫爾，北路卡倫之外各筑一城，駐扎大兵，不時派討伐之兵襲
擊，驚亂其眾，賊必撤彼游牧，遠退藏匿。我軍再進數(shù)百里，更筑一城。照此一年后，
復進數(shù)百里，再筑一城。進博羅塔拉后，兩路兵彼此計議應援，各筑一城，移我大兵
駐扎。其前所筑之城，再量撥官兵前往，遞相移駐。各于筑城處墾種以充軍糧。將全
數(shù)駝馬、牛羊，無事時，擇地牧放；若有事，全數(shù)收攏入城。賊隊既無所獲，我兵一
出，可襲取其行裝、牲畜。況賊怎敢越我兵駐扎之城而來，其力漸窘，其眾必離……
我兵進剿，直搗其巢。不出三、四年，賊必不能逃過天綱矣。
雍正的筑城進逼之策，實源于乃父的方略?？滴跷迨辏?717），議政大臣假哲布尊丹巴之名致策旺喇布坦信稱：盛傳今冬，皇子將率京城精銳之兵來阿爾泰、科布多。來年越阿爾泰，在鄂隆武、布拉罕、額爾齊斯屯田筑城，不與爾戰(zhàn)，步步推進，取回遠古漢人之揚巴爾哈孫、博羅塔拉、額倫哈畢爾罕等處駐扎。 大概是康熙帝最初的構想。康熙六十年（1721），理藩院知照俄使伊茲梅洛夫，擬在額爾齊斯河上筑城。 后因停戰(zhàn)未果。
據(jù)此方略，兩路清軍要在三年內分別興筑三座大城，會師于準噶爾腹地博羅塔拉。大城為土筑磚包，設甕城、角樓、城壕，附近形勝之地及交通在線還點綴著數(shù)座小城和數(shù)十座炮臺，犄角相應，工程浩大。以北路在額爾齊斯河筑第二城的計劃為例，除動員15000名余、綠旗兵承擔勞役外，為防備準噶爾“施鼠竊狗偷之計，分派彼眾，四面紛紛而來，阻我城工”， 再投入20000滿、蒙騎兵，以資捍御。竣工后，駐兵達26000名，配備子母炮300門、威遠炮60門、鳥槍5000支，充當討伐矛頭。
準噶爾軍曾于1716年的亞梅什湖戰(zhàn)役圍困俄軍要塞，迫其撤退。但俄軍僅有3000-4000人，據(jù)守的“要塞”只是尚未完工的木城。檔案記載，俄軍在長達一年的戰(zhàn)斗中死133人，被俘419人，損失遠低于此前學者估計。 準噶爾軍雖兩倍于敵，卻因沒有重炮而無力攻陷配備火器的小城。盡管噶爾丹策零任用被俘的前瑞典炮兵士官列納特等人創(chuàng)建了一小支歐式炮兵，但從九年的魯谷慶之戰(zhàn)和十年的額爾德尼召之戰(zhàn)來看，表現(xiàn)乏善可陳。 若清軍一以貫之推行筑城進逼的戰(zhàn)略，對準噶爾的威脅不言而喻。
由于西路新遭挫衄，為推進筑城進逼方略，雍正帝更倚重北路。當時北路大營有兵約20300，以京旗、八旗駐防為主。雍正九年初，又陸續(xù)增兵，計至秋季，可有兵40800余。傅爾丹于四月二十五日率兵赴科布多河西的阿穆呼郎托輝筑第一城，預備來年出兵額爾齊斯。 待準噶爾主力防范北路時，西路軍趁勢出擊，筑城于烏魯木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
時至四月，雍正帝卻一改初衷，命北路必于七月內將城筑竣，之后不待各路援兵齊集，即選精兵襲擊額爾齊斯。 究其原因，是皇帝不信準噶爾欲襲北路之訊，認定仍會進攻西路，故“分賊力于一方，指示進剿空虛一方”。 根據(jù)安排，清軍挑選精兵6000，由內大臣馬爾薩帶領，八月初四起程，經庫列圖路直趨額爾齊斯。前鋒統(tǒng)領定壽率兵6000駐伊科斯淖爾，照應通往巴爾庫爾的阿濟路。傅爾丹坐鎮(zhèn)科布多督理城工。
科布多城于五月興工，方筑一月，傅爾丹便于六月九日領兵10000名，自奇蘭路掩襲準噶爾，遂有和通泊之戰(zhàn)。此舉殊背先前指示，乾隆六年（1741）纂成的《世宗憲皇帝實錄》載六月傅爾丹奏進兩折，其一為六月三日擒獲準噶爾人塔蘇爾海丹巴之供，稱準噶爾集兵奇蘭，正宜掩襲：
臣等于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筑城地方。隨據(jù)烏蘇圖舒魯克卡倫駐防之侍衛(wèi)巴爾善
等拏獲準噶爾賊夷塔蘇爾海丹巴一名，供稱：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令大策零敦多卜、
小策零敦多卜及大策零敦多卜之子多爾濟丹巴三人統(tǒng)領，陸續(xù)起程，至阿爾泰山奇林地
方會合，來犯北路。今小策零敦多卜己至察罕哈達地方，大策零敦多卜與伊子多爾濟丹
巴尚未到齊。見在之兵，止有二萬余名。……臣思賊人尚未全至，乘其不備，正宜速迎
掩殺。臣等揀選京城、各省兵一萬名，輕裝由科布多河西路，于六月初九日起程。
另一折為清軍出師后，于六月十六日擒獲準噶爾人巴爾喀等口供，稱小策零敦多卜麾下僅一千兵：
臣等于初九日分隊起程之后，……在扎克賽河地方擒獲準噶爾賊夷巴爾喀等十二
名，據(jù)供：小策零敦多卜牧場在察罕哈達地方，離臣等軍營止三日程途，僅有兵一千，
尚未立營防守。……臣等乘夜進兵，襲擊察罕哈達賊夷。
乾隆三十五年（1770）纂成的《平定準噶爾方略》所載亦大同小異。 可見傅爾丹是根據(jù) 準噶爾俘虜口供，決定出兵。不過，有史料稱，清軍是中了準噶爾誘敵深入之計。此說首見于雍正九年七月初七日上諭：
六月間，準噶爾侵犯北路。大將軍等領兵前往迎敵，被其誑誘，誤墮術中，全軍失利。
乾隆四年（1739）纂成之《八旗通志》稱和通泊之戰(zhàn)“賊兵設伏山谷，槍炮猝發(fā)”，沿襲深入遇伏之說。 嘉慶朝文網(wǎng)漸弛，昭槤基于旗人流傳的口述，力持傅爾丹中計進兵之說：
噶逆遣將偽降，言其國攜貳，與哈薩克迭戰(zhàn)經年，馬駝羸弱，可襲滅也。傅公欲進師……。
該敘述過于簡略，是為攻訐傅爾丹勇而寡謀張本，文學色彩濃重。道光間魏源作《圣武記》雖亦持此說，但顯然參酌了官書，言之鑿鑿：
（準噶爾）先遣諜佯為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鋒千余，駝馬二萬在博
克托嶺，距我軍三日程。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
對照《實錄》可見，所謂“詭言”除“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外，皆不出巴爾喀口供?！案禒柕び露阎\”則是因襲昭槤的結論。因魏氏在史學史上地位崇高，民國開館纂修《清史稿》時便引以為據(jù)，將塔蘇爾海丹巴、巴爾喀概視為諜。 三人成虎，往往被研究者奉為圭臬。有鑒于此，很有必要利用一手文獻辨其真?zhèn)巍?jù)滿文月折檔內準噶爾俘虜口供，塔蘇爾海丹巴稱準噶爾集兵奇蘭之語，與《實錄》大體相符：
本年正月，我臺吉噶爾丹策零傳令準噶爾之眾，出三萬兵……約于五月初，合兵
于奇蘭之地……小策零敦多卜統(tǒng)率駐扎之兵，原號稱三萬，但未全至?，F(xiàn)羅卜藏策零
屬下一千六百兵耽延未至外，又有千兵未到?，F(xiàn)有兵僅二萬余……。
巴爾喀等供稱準噶爾兵多半已到之語，為《實錄》刪卻未載：
今小策零敦多卜身邊之兵僅千，我兵并未立營駐扎，俱隨水草分駐……號稱
備兵三萬，尚未全至。今陸續(xù)而來，已到實數(shù)不知。大概估計，多半已至……。
對上述口供，應結合奏折和衛(wèi)拉特蒙古制度來理解。據(jù)塔蘇爾海丹巴稱，小策零敦多卜自巴爾庫爾撤回后，攜小妾住于阿爾泰之察罕哈達，而巴爾喀所屬臺吉是小策零敦多卜幼子，為其打牲時被捉。由是觀之，小策零敦多卜及其親屬的鄂托克可能位于阿爾泰附近。而每鄂托克出兵一千，亦與奏折相符。 “今小策零敦多卜身邊之兵僅千”原句為ne ajige ceringdundob i jakade bisire cooha damu minggan isime bi，其中jakade可譯為“身邊的”。因而小策零敦多卜的千兵實為己之鄂托克的私兵，故與別部兵區(qū)別敘述。兩份口供均聲稱準噶爾兵大半已至，塔、巴二人若系間諜，何能言此？
九年十月，投奔清朝的土爾扈特人巴圖稱：
再，今年大策凌敦多布帶領準噶爾的兵二萬名，往你們阿爾泰一路去了，說是乘
你們大兵未過阿爾泰山梁之前，先來趕你們馬匹。若得便，就近侵犯喀爾喀的游牧地
方去。續(xù)又聞得人說，我們準噶爾一個打牲的人，被你們大兵拿住了。
大策凌敦多卜率兵赴阿爾泰山，與小策零敦多卜合兵，預備劫取北路大營軍馬，乘隙侵掠喀爾喀牧地。打牲被捉者，即巴爾喀?？梢姕矢翣柤柼?，打算沿用科舍圖之戰(zhàn)之故伎，劫奪軍馬，掠奪科布多附近的喀爾喀牧場，原無邀擊清軍的打算。
至于“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之語，出自《實錄》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傅爾丹奏折，然而筆者遍查滿、漢文檔案，并未發(fā)現(xiàn)原折。觀其內容，似將北路臣僚當月所進數(shù)折拼湊增刪而成。該句即源自敗回科布多的前鋒章京金柱供詞，原文為“我等隨大將軍于六月十八日到博克托山嶺，說有賊人駱駝”。
雍正七月初七日上諭，是接袞泰奏全軍失陷折后頒發(fā)的，而袞泰所據(jù)乃是索倫逃兵捏造之語。雍正信以為真，結合前述兩折，得出“中計遇伏”的結論。后接傅爾丹報平安折，便改口稱：從前北路逃軍所報，竟屬子虛。不過兵馬失機，有損傷之處，大將軍等原無恙也。 將“中計遇伏”改為“失機”，可謂自我否定。
不過，七月初七日上諭與官書內被篡改的奏折，為清代史家提供了想象空間。塔蘇爾海丹巴、巴爾喀本為普通的哈喇昆，被俘后都受到拷問，口供亦相仿佛，本無行間之可能。昭槤之書廣采“故家遺族之傳說”，其時去和通泊之戰(zhàn)已近百年，又未援檔案、官書考證，舛誤難免。而魏源并不通曉清文檔案，《圣武記》的相關記載是將二手文獻雜糅一處，再將昭槤的觀點添枝加葉而成。若無月折檔這一手文獻作依據(jù)，此謬說不知還要流傳多久！
傅爾丹明知準噶爾兵數(shù)倍于己，卻違背指示貿然出擊，似屬輕率。實際上，他是想趁準噶爾兵尚未齊集時，以雷霆萬鈞之勢突入，殲其一部，挽回科舍圖之敗后的被動局面。 而在捕獲巴爾喀后得知小策零敦多卜“每日詢問知曉阿爾泰諸山嶺者，候噶爾丹策零之訊。至后即行”， 這時進兵，已有襲擊準噶爾和保護科布多城的雙重意義，更堅定其進兵之念。此外，傅爾丹曾于康熙五十九年率兵越阿爾泰山，蹂躪準噶爾腹地，劫掠人畜。由此形成的軍事信念是他堅持出兵的內在動因。
隨傅爾丹出征的將佐，有副將軍·輔國公巴賽、副將軍·兵部尚書查弼納、參贊大臣·內大臣馬爾薩等赫赫重臣。他如定壽、副都統(tǒng)塔爾皆是曾隨傅爾丹征伐準噶爾的宿將。挑選的萬名官兵，包括京旗、右衛(wèi)、盛京、烏喇駐防的精銳和精選黑龍江駐防、布特哈打牲人丁練成的鳥槍騎兵2000名，堪稱八旗武力的菁華。 其目的起初是截殺在圖魯圖淖爾游牧的準噶爾牧群，捉獲巴爾喀后，改為打擊察罕哈達之東的準噶爾軍，拔取沿途卡倫。出兵前，傅爾丹安排都統(tǒng)袞泰、總兵胡杰率滿洲兵1300、綠旗兵6000守衛(wèi)并搶筑科布多城；以名將費揚古之子，參贊大臣、副都統(tǒng)阿領滿兵2000扼守科布多河東，防備自庫列圖路來敵，接應將至之察哈爾兵，并命順承郡王錫保赴特斯閱視地形。
二、五千貂錦喪胡塵：和通泊之戰(zhàn)的徹底檢證
清軍西進的序列，是以向導領前鋒60人先行，塔爾岱統(tǒng)兵400名尾隨，定壽帶1600兵續(xù)行，是為第一隊。馬爾薩率兵2000在其后，作第二隊。大營隨后行走。 十六日擒獲巴爾喀等人后，次日，清軍俘獲厄魯特宰桑郎素。十八日，至博克托嶺下，與游牧圖爾巴圖淖爾的準噶爾兵交戰(zhàn)。因準噶爾兵正分散游牧，清軍占據(jù)優(yōu)勢。
二十一日，清軍向和通泊撤退，定壽、參贊大臣·副都統(tǒng)蘇圖、覺羅海蘭、副都統(tǒng)常祿在東，塔爾岱、副都統(tǒng)馬拉齊在西殿后。傅爾丹位于大營之尾，照看殿后軍。撤回原因，傅爾丹稱準噶爾兵占據(jù)大山，并不下戰(zhàn)，于是合議誘敵邀擊。而據(jù)察哈爾精奇尼哈番散濟卓布口述，是“因此地無水草，大將軍傳令移至有水草處”。 當夜狂風驟起，大雨滂沱。
交戰(zhàn)四日后，準噶爾軍已從各游牧地集結，在清軍移營時發(fā)起進攻，趁雨雹大作時將定壽部分割包圍，擊潰位居其前方的1000黑龍江兵，副都統(tǒng)西彌賴自盡。塔爾岱、馬爾齊馳援。雙方均投入炮兵和大批配備火繩槍的騎兵，戰(zhàn)況極其慘烈，清軍炮領催寶柱回憶：
賊兵猝然沖出山谷，將我二千余兵截斷攻打。因我等火藥、鉛彈、箭矢俱盡，將軍定壽說：賊甚眾，各自沖出，等語。我等稱：我們情愿追隨將軍，能出則出，若不能出，共同赴難！等語。全力與賊混戰(zhàn)。賊沖入，我右腿受槍傷三處，左腳受槍傷一處，額頭受箭傷一處，共得五傷昏倒。
投誠人巴圖稱：
此后，我們三四處卡倫都被你們的兵攻取了，內中有逃回去的人，給了信息。策凌
敦多布等傳集了他的兵，與你們大兵打了幾次仗，都被殺敗了。嗣后小策凌敦多布說：
我們準噶爾的人就如此白死了么！小策凌敦多布隨舍命帶領百余人，身先沖入你們隊
內。我們準噶爾大隊的兵馬隨著也就沖入打仗，將你們駝只、馬匹、馱子等物得了許多。
小策零敦多卜奮勇沖突清陣，準噶爾軍受此鼓舞，全軍沖入。清軍驟然陷入血戰(zhàn)，易給參戰(zhàn)官兵造成中伏的錯覺。因準噶爾兵力雄厚，清軍救援未果，馬爾齊戰(zhàn)死。二十二日，定壽部全軍覆沒，高階將佐除覺羅海蘭沖出外全體陣亡，準噶爾遂專力于大營。
當時和通泊處清軍分立三營，京旗與右衛(wèi)、盛京、烏喇駐防為一營，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土默特為一營，以索倫兵為主的黑龍江兵單立一營。二十二日凌晨，黑龍江領催李色、披甲奔德爾圖作“挑動索倫混亂之語”，一營俱潰，僅余協(xié)領布爾沙、領催博賚等九人。 此舉迅速引發(fā)多米諾效應，次日，在準噶爾軍沖擊下，察哈爾、土默特、喀喇沁兵相繼奔潰，歸化城土默特副都統(tǒng)袞布、營總里查布率兵逃逸，后投降準噶爾，盡告清軍虛實。 清軍敗局已定。
然而，《嘯亭雜錄》載，是科爾沁兵先潰，導致清軍失利：
賊遂犯大營，傅命蒙古兵御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纛，土默特旌樹白纛，以
為志。轉戰(zhàn)間，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賊壘，白旌耀然。眾
知蒙古兵敗，曰：“白纛兵入賊隊矣！”諸軍遂大潰……。
昭槤所記科爾沁兵潰事確有所本，但非和通泊之戰(zhàn)，而是次年的烏孫珠勒之戰(zhàn)?！翱茽柷咄跄场敝缚茽柷呖ね趿_布藏拉錫，他于九年二月奉旨，帶兵動身。和通泊之戰(zhàn)時，方至塔米爾地方，并未參戰(zhàn)。北路軍營此前亦無科爾沁兵。 另據(jù)沙津達賴稱，索倫兵潰時遺棄紅纛一面，為準噶爾所得，土默特管旗章京索諾木將纛奪回?？赡苁羌t纛故事的本原。 昭槤之說錯誤昭然，魏源撰《圣武記》時亦不援官書校正，全篇引用，反將索倫兵潰這一致敗關鍵湮沒。
二十五日，傅爾丹率大營八旗兵4000名列方營步行突圍。昭槤稱清軍在和通泊用車營，致道路壅塞，多有損失。 雍正五年密謀出兵時，確曾采岳鍾琪之策，設車騎營，挑選直、魯、晉、豫四省綠旗兵9000名演習車戰(zhàn)，配屬北路，稱為車兵。雍正八年，裁汰3000名。九年年初，傅爾丹因“此車無用，攜帶遠行亦甚笨重”，未攜車出卡，6000車兵也被留在科布多筑城。 列方營撤退，是為守護包括火炮、糧餉、牲畜在內的行裝。
彼時局勢對準噶爾極其有利，兵力對比約達7：1，清軍苦斗數(shù)日，極其疲憊。然而準噶爾軍仍無法一鼓而勝，只得冒著遭遇清朝援軍的風險尾隨追擊，連日鏖戰(zhàn)，鰲拜之后，參贊大臣·公達斷后戰(zhàn)死。 二十八日，清軍抵哈爾哈納河，彈藥、箭矢俱盡，被迫丟棄行裝，吸引準噶爾兵掠取，尋機突圍。此舉令清軍付出慘重代價，筆者在滿文檔案中查到18名和通泊之戰(zhàn)被俘后逃回的官兵口供，10人在哈爾哈納因陣形紊亂至于被俘，多負傷數(shù)處，可見戰(zhàn)斗酷烈潰圍而出的官兵登上對面山嶺，分兩隊撤退。傅爾丹一隊于七月初一抵達科布多，另一隊由副將軍巴賽、查弼納統(tǒng)率，在準噶爾兵追擊下全隊覆沒。
據(jù)統(tǒng)計，清軍陣亡，被俘官兵6923名，另有303名于潰逃時死亡或被俘，合計損失官兵7226名，戰(zhàn)損率超過70%，僥幸脫出的2000余官兵亦多帶傷。損失官兵中，京旗、右衛(wèi)駐防占78.5%。表一載脫出官兵10人，9人為京旗、右衛(wèi)駐防兵。若非他們殊死苦斗，清軍恐無法避免全軍覆沒的厄運，正如乾隆帝所云“京師、右衛(wèi)之舊滿洲兵奮勇沖擊，雖年少者亦皆死戰(zhàn)不退，是以盡忠者甚眾”。
指揮官層面，出師時，傅爾丹以下，副都統(tǒng)銜以上大臣共計18名，除傅爾丹、內閣學士兼副都統(tǒng)上行走德祿、副都統(tǒng)承保逃回，袞布投降，副都統(tǒng)塔爾岱在哈爾哈納河“身負七創(chuàng)”，奪馬潰圍而出外， 全部戰(zhàn)歿。此役創(chuàng)下八旗軍在統(tǒng)一蒙古戰(zhàn)爭中最大敗績，最高傷亡等多項紀錄。在19世紀前的八旗戰(zhàn)史上，也只有順治九年（1652），定南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戰(zhàn)死的衡州之戰(zhàn)可比。
考慮致敗原因，傅爾丹指揮失當是一重要因素。清軍在兵力劣勢下冒險進擊，對統(tǒng)帥的指揮藝術是極大的考驗，而他顯然不夠優(yōu)秀。從表二可知，黑龍江營潰圍最早，損失輕微。傅爾丹若于黑龍江兵潰后孤注一擲，以犧牲后衛(wèi)為代價突圍，不至損失如此之重。他為何選擇扎營坐守，研究者皆語焉不詳。筆者初以為傅爾丹意在固守待援，但檔案記載，準噶爾遣使談和，稽延時日，是造成清軍株守營盤的主要原因：
二十二日，自敵營派出被俘之索倫領催來告賊之宰桑等語：我們兩邊為何舍命交戰(zhàn)？
爾將所俘之郎素送回，我們將俘虜爾方之人、大臣尸骸送回，彼此講和，等因派遣。本日，大
將軍派此領催往告賊等：爾等欲得郎素頗易，只要大宰桑立即遣使講和，現(xiàn)在立即來，等因遣
往。本日，未派人前來。二十三日，厄魯特一名、索倫領催并被俘之土默特喇嘛扎布一同
來告：我之宰桑現(xiàn)在就來。被我們拿獲之喇嘛扎布還給你們，這樣說了之后，接著大批敵兵開來。
準噶爾遣使議和，是出于清理戰(zhàn)場，休整兵馬的目的。傅爾丹應允談和，許是因為連日苦戰(zhàn)，黑龍江兵又棄營而走，需要時間整頓營伍。二十三日，準噶爾軍重開攻勢，清軍再難脫身。傅爾丹聞知準噶爾軍來攻，稱“既講和，何來這么多兵”，未料到戰(zhàn)局重開如此迅速，錯過最佳突圍時機。 從被圍后諸多當斷不斷之舉看，他在心理上沒有做好在不利態(tài)勢下作戰(zhàn)的準備。
后方清軍未出兵接應，也是釀成慘敗的關鍵因素。六月二十一日后，潰兵陸續(xù)逃回科布多，袞泰等急調各處兵來援，但清軍傾力出擊，后方既缺精兵，亦乏干員。除駐庫布克爾都統(tǒng)查克旦外，無人響應。 陳泰借口“我兵者，乃討伐行走之兵也，不可去爾筑城處，裹脅新到1000察哈爾兵逃往扎布堪。 這3000騎兵是科布多附近最強的野戰(zhàn)力量，卻怯戰(zhàn)東竄，不僅令科布多門戶洞開，救援之議頓成畫餅，還在承擔各項勞役的喀爾喀人中引發(fā)極大動蕩：
因侯陳泰等又帶兵向內扎布堪去，運米，運官物之喀爾喀眾無照看而動搖，駐卡倫、驛站處之喀爾喀眾推諉，各自丟棄差事，驅趕馬匹逃逸者甚眾，致卡倫、驛站曾
經中斷。且自察罕叟爾運米、賬房、火藥并趕羊前來之喀爾喀眾，將運送官物沿途拋
棄，趕帶駱駝逃逸者亦有。
一團混亂中，惟有順承郡王錫保尚屬清醒。甫接警訊，立即從布呼圖淖爾（buhūtu noor）折向察罕叟爾。當時察罕叟爾是北路最大的軍運中心，僅軍糧便貯有208620石，卻只有兵2710名。他將東撤之寧夏駐防兵截留守城，調各處添發(fā)北路官兵來察罕叟爾駐守。同時咨行喀爾喀各札薩克，令向內游牧。 部署甚合雍正帝心意，在上諭中稱其為“順承王”。八月，果將其晉封親王。 袞泰被擢升為內大臣，補授荊州將軍。查克旦亦升為內大臣。陳泰則被批為“不知羞恥，玷辱父祖，該殺”，褫職囚禁。
對噶爾丹策零而言，用兵北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軍事冒險。此前，準噶爾軍屢為滿洲兵所敗，懷有極深的畏懼感，噶爾丹策零也不例外。八年秋，他告誡部下“斷毋越阿爾泰山，毋相戰(zhàn)。若彼來近，但勤緝哨探。降大風雪時，將其馬畜奮力趕回。”當時準噶爾最多可動員6-7萬男丁，其中準噶爾人不滿2萬， 卻要同時防備哈薩克、土爾扈特、俄國和清朝。為取得兵力優(yōu)勢，噶爾丹策零不惜從防御死敵哈薩克的西部鄂托克抽調兵力，集中3萬人馬，接近總兵數(shù)的50%！表一載俘獲滿洲兵的準噶爾人中，達林是鄂托克沙畢納爾的宰桑，游牧地在七河流域的阿里瑪圖。岳羅齊及其宰?；魸敔柖际潜徊咄继惯w往額米爾流域的布魯特人隸屬扎哈沁，負責對哈薩克的防務。 準噶爾損失兵數(shù)，尚不清楚。但大、小策零敦多卜僅在額爾齊斯休整月余便挺進喀爾喀，損失應不太重。噶爾丹策零的冒險取得極大成功。
和通泊之敗，不僅令清軍拱手交出北路戰(zhàn)場的主動權，也使雍正帝苦心經營的筑城進逼之策頓成空中樓閣。七月十三日，雍正帝任命圖海之后，大學士馬士齊為撫遠大將軍，赴圖拉防守。 清朝亟需在喀爾喀縱深構筑新防線，應對準噶爾的襲擊。
準噶爾深入喀爾喀，切斷驛站，四處搶掠，清軍不敢出戰(zhàn)。還是靠喀爾喀貴族的軍隊才把準噶爾人趕走。還提到嚇得雍正在好幾個地方編練新軍，還派人修筑長城，打算同準噶爾談和。
清軍各部官兵損失人數(shù)：
京旗4583
奉天579
吉林462
黑龍江84
右衛(wèi)1093
蘇圖隨帶54
察哈爾97
歸化城土默特199
喀喇沁土默特51
喀喇沁17
綠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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