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文化高揚生命意識，對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具有積極意義。
儒家強調(diào)對生命的敬畏和終極關(guān)懷，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儒家以強烈的生命意識來通透死亡意識。如“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孝經(jīng)·開宗明義章》）；“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傳》）。儒家追求生命的不朽，主張必要時把生命奉獻給仁義和群體利益，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以“三立”作為衡量人生有無價值的標準；“茍利社稷，死生以之”（《春秋左傳》）；“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歐陽修全集·居士集》）；“死有重于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于鴻毛，死與義合者也”（《隋書·誠節(jié)列傳》），以生界定死，探討了死亡的意義與價值。
儒家所倡導(dǎo)的這些人生觀，用來教育當代大學生，既能醫(yī)治少數(shù)學生存在的“人生冷漠癥”，又能高揚起生命意識，拓寬其精神空間，催其奮進，促其進取，形成積極有為、健康向上的人生觀。
2.儒家文化強調(diào)社會整體利益至上，倡導(dǎo)見利思義，對引導(dǎo)大學生樹立正確價值觀具有積極意義。
在價值觀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認人有道德和物質(zhì)利益的雙重需要，不否定利的價值，如董仲舒認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yǎng)其體，義以養(yǎng)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yǎng)也；利者，體之養(yǎng)也。”（《春秋繁露》）“義以生利，利以豐民”（《國語·晉語》）。但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顯的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價值模式。如，孔子以義利作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隨后的大儒也有類似的觀點，如“先義而后利”（《荀子·榮辱》）；“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劉安《淮南子·繆稱訓(xùn)》）；“不義，雖利勿動”（蘇洵《嘉祐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用儒家文化義利觀引導(dǎo)大學生樹立價值觀時，一要借鑒其完整的體系；二要充分肯定大學生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相適應(yīng)的、積極的價值觀念；三要把關(guān)心集體、關(guān)心他人、誠而有信、樂于奉獻、遵守社會公德作為教育的重點。
3.儒家文化倡導(dǎo)胸懷天下、報國忘身，對加強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具有積極意義。
儒家文化認為，在國家面臨外敵入侵的存亡關(guān)頭，人人都應(yīng)承擔起救國救民的責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還要求人們把國家的昌盛、民族的富強、百姓的福祉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如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曾說：“位卑未敢忘國憂”；文天祥被俘后，不懼威脅，不受利誘，高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名句。這都表達了為國分憂、報效祖國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飽含的這種濃郁的愛國情愫，非常值得借鑒。
4.儒家文化強調(diào)“謙恭禮讓”、“寬以待人”，對大學生處理好人際關(guān)系具有積極意義。
儒家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上主張“謙恭禮讓”和“嚴己寬人”?？鬃犹岢?，“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尚書》主張“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元代王惲說：“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玉堂嘉話》卷五）明代大儒洪應(yīng)明則在其所著的《菜根譚》中說，“處事讓一步為高，待人寬一分是福”。《增廣賢文》教人“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君子量大，小人氣大，惡人膽大，善人福大”、“用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對于順境與逆境，儒家歷來能泰然處之，主張“寵辱不驚”、“弘毅堅韌”，強調(diào)“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把一切挫折、困頓都看作是對自己意志的磨煉：“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用這些富有哲理的話語來教導(dǎo)當代大學生，使他們處理人際關(guān)系時逐步培養(yǎng)寬容的心態(tài)、包容的胸懷，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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