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國大學生對上大學的付出與獲益比例表達不滿。他們認為，自己投入過多的時間與金錢 四年的學習時間與高昂的學費，但“沒學到什么有用的東西”、“念了四年出來還是找不到工作”?！吨袊嗄陥蟆啡ツ甑囊豁椪{查顯示，近萬名受訪者中，34%的人后悔讀大學，后悔就讀大學的人中，51%的人認為，在大學里沒學到什么有用的東西。一名漢語言專業(yè)的大三學生表示：“所謂的專業(yè)其實并不專，公共課要求很多，而且這幾年我花在英語上的時間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為什么古漢語專業(yè)對英語有這么高的要求。”另外，這些人覺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來還是找不到工作”，占39.2%。
老實說，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學，我就勸告年輕人上大學要慎重。上大學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經濟行為，算的是投入產出。對另一部分人來說，是精神行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對前一種人來說，問題很簡單：從投入產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應該上大學。對后一種人來說，中國的大學也遠不是一個精神機構。學校、教授、學生，大部分怕是都圍著錢轉，能安心下來“坐而論道”的已經很少。大學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資源。
但是，大部分學生還要在大學中讀下去。他們沒有別的求學選擇，不可能等到大學變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畢竟，大學里還是集中了年輕一代的精英。所以，我索性脫離“慘不忍睹”的現實，抽象地談一下在大學里應該學什么。
大學必須放在西方社會自治的傳統(tǒng)中才能理解。大學的成立，就是共同體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紀歐洲那些自立的行會一樣，自己制定規(guī)則，并自愿受這些規(guī)則的約束。在這樣的共同體中，人人有責任，學生當然也有責任。這一點，當今中國大學的師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比如，我們剛進北大時，一位老師恭喜我們：“你們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這就相當于過去的太學生呀！”可見，在他心目中，大學的模式還是太學模式。毫無疑義，太學不是個自治的學術機構，是朝廷管理的。太學生們有要求會到上面去提，等著上面解決，更不高興時還可以抗議，甚至有人說這種行為表現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等等。但是，太學生不懂得歐洲行會的那些規(guī)矩：萬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員通過既定程序商議決策，未必要等著上面的權威來解決。從本書第六章《大學的誕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主要是自生的，從一開始就自我管理。上面的權威只是承認或支持其存在而已。所以，我勸大學別抱怨?，F在大家很喜歡引用清華前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大學，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其實，這句話并沒有點出大學的實質。大學未必靠幾個大師轉。只要學生們有自治的意識，不要等著別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大家聚在一起讀書、討論、組織活動，這就成了個不錯的大學了。如今雖然外在的環(huán)境很難改變，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學子們對自己在大學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覺的話，他們至少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
言歸正傳。大部分后悔上大學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學里沒學到什么有用的東西”。其實，我雖然不相信“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古訓，但還是認為在大學里應該先學些“無用”的東西。我最愛講的一個故事是：美國一位成功的企業(yè)經理驕傲地告訴他的歐洲朋友，他當年大學上的是SwarthmoreCollege（一所美國有名的本科生學院），所學的東西和他的事業(yè)一點直接關系也沒有。但是，他的大學經驗卻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質量的基礎。
這話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義為工作中的某種具體技能的話，大學教育的許多內容是“無用”的。比如，大學培養(yǎng)你對生活的敏感，幫助你體會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分享別人的感情，理解我們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際紐帶，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等等。這些都未必能直接幫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實。這到底是有用，還是沒用呢？
第二，即使從職業(yè)上“有用”的角度來考慮，也不應該狹隘地期待大學教你特別專門的知識。比如，前面記者約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漢語言專業(yè)的大三學生，對為什么要花一大半時間學英語感到不解。從這句話可以判斷，他的漢語大概也未必能學好。我大學讀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yè)。系里的另一個專業(yè)就是漢語。漢語專業(yè)的主攻說白了就是語言學，而現代語言學是西方的產物，特別是比較語言學等，要學好需要掌握許多語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視為是古漢語權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會被媒體冠以“國學大師”了。可是人們也許沒有注意到，他懂幾種歐洲語言，當年還留法過。他在清華國學院的教授趙元任先生，對幾種歐洲語言也是頗為精熟的。記得王力先生臨終前曾對我講過，他就讀于清華國學院時有一次寫了篇論文，證明漢語中有一種語法結構是西方語言中沒有的。梁啟超對他大加激勵。趙元任則在他的論文后面，把西方幾種語言中類似的語法結構全列出來，最后批道：“言有易，言無難。”意思是說：你看到一樣東西就可以說“有”，這很容易。但要說“無”，則必須看到所有東西才敢說。誰敢說自己看到了所有的東西呢？這太難了。我想，這番教訓對前面那位大三的漢語專業(yè)同學應該有些教益。如果你連一門西方語言也不能精，看到的東西太少，語言學就不用搞了。另外，語言學有文科中的數學之譽，可以發(fā)展得極度抽象化。一些學數學、物理出身的人，轉過來搞語言學常比語言專業(yè)的人更有優(yōu)勢。這一點，看看世界語言學家的背景就明白?？上ВS多年輕學子，一路死記硬背考上大學，對大學教育一知半解。當沒有稱職的教授指導時，他們就靠著這種似是而非的信念來對付學業(yè)，乃至在語言專業(yè)學語言還覺得和自己的專業(yè)無關。他們在大學里荒廢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實證明，許多在大學里學習“無用”的東西的人，日后往往成為特別“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國企業(yè)總裁的學歷就知道：拿MBA的人確實不少，但在本科時就讀企業(yè)管理的人卻不多。相反，許多人本科讀的是文學、歷史、藝術、中世紀研究等“無用”專業(yè)。甚至有大老板親自勸自己日后準備經商的孩子們在本科中放棄企業(yè)管理，改學文史。為什么呢？按馬斯洛（AbrahamMaslow）的心理學說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種層級：物質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穩(wěn)定的職業(yè)，家庭資產，社會治安等；歸屬需求，如友情，愛情，家庭溫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會地位等；最高的則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如道德，創(chuàng)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變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賦比較高的人，對低層級的需求不那么關注，因為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使之獲得滿足。對他們最具挑戰(zhàn)性的是高層級的需求。而恰恰是這些層級的需求更有精神性。這也怪不得，許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沒用”的事情上，上大學也選“沒用”的專業(yè)。不過等他們畢業(yè)后面臨實際生活，就立即顯示出超人的能力。
說這些，并不是主張大學教育應該脫離實際，而是要重新定義大學教育所必須面臨的“實際”：大學是為學生打造未來的人生框架，而不僅僅是職業(yè)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讓學生為了一門手藝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那么，大學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學生活的核心？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論辯）。這種“論辯”，并不一定是公開的口頭辯論，而更多的是在心靈中默然進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精神努力。從大學誕生以來的八百多年中，“論辯”作為大學核心的精神從來沒有喪失過。
大學是在1200年前后的歐洲誕生的。這是當
時歐洲的神學和法學傳統(tǒng)匯流的結果。在中世紀早期，貴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會保存下來的。而在教會中，知識是神學的附庸。牧師站在高高的講壇上進行“滿堂灌”式的布道，聽眾則虔誠地記住和相信這個權威說的話。這幾乎就是當時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紀，經濟的發(fā)達使社會變得更復雜。特別是從阿拉伯世界“進口”的希臘古典文化，大大豐富了知識領域。這種灌輸的模式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即使在神學界，許多人也認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謂的“辯證法”，其實就是一種通過問答的方式獲得知識的途徑。比如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就是把握這種方法的大師。他傾聽你的陳述，然后對你的陳述進行提問，并通過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提問，一步步地讓你意識到你對自己所說的東西其實一無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無所知。我唯一比你們知道得多的東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與此同時，羅馬法也開始在歐洲復興。法學中那種論辯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學中的辯證法自然地匯流。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論辯的教學方式。當時崛起的所謂大學，多是些求知的學子自己組織起來學術共同體，自己聘請老師來講授，最后規(guī)模不斷擴大，權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國王等的承認。現代意義的大學，也就由此發(fā)足了。
從大學的誕生可以看出，大學與生俱來地帶有幾個特點：第一，大學是一個求知者的精神共同體；第二，師生的關系，不管是從心靈上還是從空間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隨時坐而論道；第三，真理是辯出來的，不是死記硬背地“學”出來的：大學要訓練學生發(fā)展自己的論斷，并能夠應付不同觀點的挑戰(zhàn)，在思想的交鋒中說服別人。當然，到了牛頓時代，實驗科學誕生，取代了經院哲學式的單純論辯方式。這是后話?，F代的實證科學發(fā)展了但并沒有取代中世紀的大學精神。我們現在的教育，則連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學，至今仍然保持著嚴格的寄宿學院制，基本就是這一論辯傳統(tǒng)的繼續(xù)。在寄宿學院中，師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學的課堂教學中，討論班是一個核心形式。訓練學生批判性的思維則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最近我的一個同事退休，他驕傲地給我們復印了一份學生對他的課如下的批評：“我不覺得這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因為我不知道該相信哪一頭的。”對于教授來說，能把學生置于這種心靈論辯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種教育的成功。
再看看我們現在的大學：教授沒精打采地講著滿堂灌的大課，下課后就無影無蹤。學校高樓林立，卻缺乏辯論切磋的風氣，大部分課程都有給定的答案。大學的傳統(tǒng)，在我們這里似乎早已經失傳了。我們?yōu)槭裁催€要上大學呢？
但是，看一看大學的歷史就知道：開創(chuàng)大學傳統(tǒng)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學子。所以我勸現在的大學生：與其被動地抱怨，不如主動地發(fā)展自己的大學精神。畢竟，現在的大學有了“大樓”，至少在空間上讓許多年輕的精英聚集在一起。這為我們塑造自己的大學經驗提供了很大的本錢。
我在1979 1983年在北大讀書。當時學校的條件很差：六個人住一間擁擠不堪的宿舍，這六人晚上只有一張去圖書館讀書的座位號；剛剛經歷過“文革”的教授們，知識也都很陳舊。但是，雖然我并不用功，逃課成性，現在回想一下，當時還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為什么？因為我趕上了“懷疑一切”的時代，我們拒絕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條，在宿舍里一天到晚地辯論，并通過辯論感到了自己的無知，這種無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欲。在這種刺激下，我從大二時就起誓：我不屬于任何專業(yè)。因為專業(yè)象征著權力對個人的統(tǒng)治。這種統(tǒng)治，把一個完整的個人根據權力的需要進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學專業(yè)、歷史專業(yè)、計算機專業(yè)、物理專業(yè)等，而不是一個人。要拒絕這種切割，要恢復作為個人的完整性，就必須先否定專業(yè)。所以我逃了許多本系的課，卻偷偷跑到外系旁聽，追尋自己心靈中的問題。大學的教育，就是在這種心靈論辯中完成的。
大學里學的什么東西是有用的，什么是沒用的？我看最好的判斷是看你想不想學。當你想學時，就說明所學的東西滿足了你心靈的渴望，是“有用的”；如果所學的是個“熱門專業(yè)”，那最多只能證明它對別人“有用”而已，未必對你自己有用，如果缺乏興趣就大可不必勉強。更何況，別人的需要千變萬化，遠遠超出你的控制。今天的熱門專業(yè)，明天也許隨著別人的需要的轉變而變得“無用”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賭在別人的需要上呢？
我的一個學生，最近特別喜歡歷史，但搞不清楚畢業(yè)后究竟是去搞經營，去讀法學院，還是去讀歷史學博士。他來問我在沒有想好未來干什么之前現在這樣投入是否值得。我告訴他：如果你現在執(zhí)迷于歷史，那就以最大的激情去探究。大學就是這么一個地方：你選擇一個你最喜歡的東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歡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這才是檢驗你才能的一把尺子，也是對你最好的訓練。從這種訓練中所獲得的素質，將來干什么都有用。
大學教育的根本，就是這種心靈的自由。如果你老盯著什么是“熱門”，盤算著什么“有用”，你的心靈就好像一個總盯著老板的臉色的雇員一樣唯唯諾諾。要知道，你的技能可以被雇用，但你的心靈絕不能被雇用。大學要培養(yǎng)的，就是一個能主宰你生命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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