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集：中晚唐的困局
公元763年，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得以平息，遭受重創(chuàng)的唐王朝開始了新一輪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華已逝，統(tǒng)一局面不再，盛唐氣象成為消逝的風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長達一個半世紀中努力重建，試圖恢復盛世的輝煌，也一度讓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共看飛好鳥，復見落余花?！彼罱K無可奈何走向衰落，滅亡。
中晚唐所面對的，究竟是怎樣難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亂逃離長安。同年，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唐肅宗。742年四月，玄宗、肅宗先后去世，新即為的唐代宗為了迅速結束安史叛亂，不得已對安史降將采取妥協(xié)政策，對幽州、魏博、成德、相衛(wèi)四個藩鎮(zhèn)予以安慰，相衛(wèi)鎮(zhèn)后被魏博鎮(zhèn)所并，四鎮(zhèn)成為三鎮(zhèn)。由于這三鎮(zhèn)均在黃河以北，因此通常稱之為“河北三鎮(zhèn)”或叫“河朔三鎮(zhèn)”。
三鎮(zhèn)名義上服從朝廷，實際上卻各自擁兵，自署官吏，截留賦稅，成為割據(jù)一方的軍事政治勢力。同時，一些參與平叛的唐將也紛紛邀功行賞，有的升為節(jié)度使。這樣，唐朝節(jié)度使的設置，由邊鎮(zhèn)擴及內陸，形成越來越嚴重的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藩鎮(zhèn)不僅不聽朝廷招呼，而且聯(lián)合對抗朝廷；彼此之間則由于利益之爭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動蕩。此種形勢，正是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面臨的最大困局：藩鎮(zhèn)割據(jù)。
吳宗國：唐朝政府跟這些藩鎮(zhèn)，跟這些節(jié)度使都進行了妥協(xié)，這個中間有一段相當長的相持的這么一個階段，那么從這些藩鎮(zhèn)來說，他們也沒有力量向中央進行進攻，而中央呢也沒有力量來消滅他們。
對于任何一個志在恢復大唐帝國榮耀的皇帝來說，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貫穿著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鎮(zhèn)之間你死我活的較量，規(guī)模最大的是德宗和憲宗對藩鎮(zhèn)勢力的兩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縱容藩鎮(zhèn)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討伐不臣藩鎮(zhèn)。但苦于財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國推行兩稅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調法。兩稅法的原則是“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這改變了之前中國歷代賦稅制度中以人丁征稅的制度，從此以后，按財力大小分配賦稅負擔就成為唐以后歷代稅制的一個基本原則。
黃正建：兩稅法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用錢來征收，就是賦稅用金錢、貨幣來運轉這個國家，那國家就是相對來說比較發(fā)達的，比較完善的一個狀態(tài)，這個二十年中間，它靠兩稅法，它靠稅茶，稅酒，稅商，他積累了很多的財富，因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錢，更多的物資來支持他的平叛。
與此同時，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確定朝廷與地方兩稅的分配，即將各州征收的兩稅分為上供（上繳國庫）、送使（送交節(jié)度使）、留州（各州財政自留）三部分，這就確保了中央財政的收入，充實了國庫，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控制。
然而，德宗削藩的號角尚未吹響，成德鎮(zhèn)、魏博鎮(zhèn)、淄青鎮(zhèn)、幽州鎮(zhèn)等藩鎮(zhèn)就率先發(fā)難。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鎮(zhèn)”之一的成德節(jié)節(jié)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繼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來，節(jié)度使之位父死子繼已成普遍慣例，李惟岳認為得到朝廷承認只是一道手續(xù)而已，然而，德宗早打定主意拿他開刀，拒不承認李惟岳的世襲權。李惟岳不悅，便與魏博鎮(zhèn)田悅、淄清鎮(zhèn)李正己、山南東道梁崇義聯(lián)合起來抗命中央，史稱“四鎮(zhèn)之亂”。
德宗早有準備，命淮西節(jié)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討“四逆”。八月，梁崇義兵敗自殺。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將王武俊殺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隨后又與魏博節(jié)度使田悅、幽州節(jié)度使朱滔互相勾結，對抗唐廷。十一月，三鎮(zhèn)節(jié)度使聯(lián)絡盧龍節(jié)度使李納，仿效戰(zhàn)國諸侯割據(jù)，演出了一場稱王的鬧劇。
與此同時，淮西節(jié)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擴大轄區(qū)，遭德宗拒絕，于是聯(lián)合成德、魏博、淄青諸鎮(zhèn)反叛，叛亂局勢進一步擴大。德宗十分惱怒，下令淮西鄰道諸兵攻討李希烈，卻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場更大的災禍。
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涇原節(jié)度使姚令言率五千軍兵冒雨抵達長安，朝廷卻一無所賜，犒勞他們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軍兵憤怒，于是殺進長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陜西乾縣），這就是“涇原兵變”。叛亂軍兵推舉原幽州節(jié)度使朱泚稱帝，李希烈也趁機稱帝，加上當時河北、山東四鎮(zhèn)稱王，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鎮(zhèn)之禍之烈，至極。
黃正建：河北三鎮(zhèn)這些節(jié)度使們，他們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奪權，自己當皇帝，他們還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內，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
眼看叛亂之火越燒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詔，宣布赦免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之罪，令唐軍集中力量討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領的唐軍收復長安。朱泚、李希烈先后為部下所殺，“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結束。叛亂勉強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為藩鎮(zhèn)勢力最猖獗的年代，打擊藩鎮(zhèn)割據(jù)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沒有得到太大改觀，中央與地方的較力依然在繼續(xù)。德宗去世后，順宗在位不過八個月，因病被迫禪讓，其嫡長子李純繼位，是為憲宗，這位年輕的皇帝同樣無法容忍藩鎮(zhèn)割據(jù)局面的存在。
在所有的割據(jù)藩鎮(zhèn)中，魏博鎮(zhèn)絕對是“河朔三鎮(zhèn)”中最令唐朝政府頭痛的刺兒頭。在“河朔三鎮(zhèn)”中，魏博向來是最為倔強難制的，對中央的威脅最大，魏博成了憲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公元812）轉機來了，這年八月，魏博節(jié)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懷諫年幼，大權落入家僮蔣士則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興被軍隊擁立，他立即宣布放棄割據(jù)，歸順朝廷。為褒獎其功勞，憲宗皇帝特意為其賜名弘正。歷經(jīng)四代五位節(jié)度使的魏博鎮(zhèn)，在跟朝廷對抗整整半個世紀之后終于歸服中央政權。魏博鎮(zhèn)的歸朝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它使一直幾乎是鐵板一塊的“河朔三鎮(zhèn)”發(fā)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個形勢發(fā)生了積極的變化和好轉，從而進一步堅定了憲宗削藩的決心。
吳宗國：那么怎么樣能夠萬無一失，穩(wěn)操勝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然后緊接著他就接受了李絳的意見，就是說不是馬上就對節(jié)度使，對割據(jù)的節(jié)度使展開全面地進攻，而是利用節(jié)度使內部的矛盾，根據(jù)情況的變化因時制變。
元和九年（814）九月，吳元濟接替其父淮西彰義節(jié)度使職務，立即與朝廷叫板，氣焰十分囂張。到了第二年正月，憲宗下令16路兵馬夾擊淮西，從而打響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戰(zhàn)中最為激烈的一仗。戰(zhàn)爭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錯誤，致使前線一敗再敗，征討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務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殺，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傷，局面更加混亂。朝中群臣紛紛請求罷兵，憲宗卻毫不動搖，決定繼續(xù)用兵。裴度傷勢略有好轉，就被任命為宰相，擔負起領導討伐淮西的重任。
將門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涇原兵變”、為德宗收復長安的名將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憲宗任命李愬為唐鄧節(jié)度使，繼續(xù)討伐吳元濟。雙方經(jīng)過一年多的來回拉鋸戰(zhàn)，唐軍討伐淮西取得重大進展，最后的決戰(zhàn)即將打響。
“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边@篇出自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講述的正是李愬帶兵雪夜奇襲吳元濟的經(jīng)典戰(zhàn)役。
唐軍行至城墻腳下，猛然看見一處雞鴨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轟趕雞鴨叫其發(fā)出聲音以掩蓋行軍的腳步聲。城中守兵毫無戒備，唐軍悄悄登上城頭，殺死熟睡中的守門士卒。這時有人急告吳元濟，吳元濟躺在床上笑著說，俘囚作亂，天亮后當殺盡這些家伙。接著，又有人報告城陷，吳元濟仍漫不經(jīng)心地說，這一定是有人前來索求寒衣。起床后，吳元濟聽到唐軍傳令，應者萬人，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經(jīng)來不及了，吳元濟只好投降。
吳宗國：戰(zhàn)爭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戰(zhàn)爭的消耗，戰(zhàn)爭的破壞，到最后已經(jīng)開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憲宗時期最終統(tǒng)一了全國。但實際上，他主要的是消滅了淮西的勢力，對河北藩鎮(zhèn)，他已經(jīng)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力量，特別是他的牙兵集團，就是他的那個根子沒有拔掉，但是，攝于唐王朝當時那個強大的態(tài)勢，那么他們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憲宗皇帝親自點名讓韓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韓愈文思泉涌，一揮而就。于汝南城北門外勒碑之時，人們爭相傳誦這篇奇文，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過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橋還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毀，但這個經(jīng)典故事一直流傳至今。
“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被次鞯钠蕉?，諸強藩鎮(zhèn)為之震動，橫梅、成德、幽州等紛紛歸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滅淄青的李師道之后，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發(fā)生了徹底改變，全國暫歸統(tǒng)一。因此，后來的史家把這一統(tǒng)一局面稱為“元和中興”。
黃正建：它的中心的標準是什么呢，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國家是不是統(tǒng)一，中央權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憲宗做到了這一點。原來各藩鎮(zhèn)的割據(jù)，對中央不當回事，現(xiàn)在害怕了，聽中央的，它的戶口要報給中央，它的地圖版圖要報給中央，它的賦稅，該上給中央的得上給中央，它的官員之前都是自己任命的，現(xiàn)在請中央來任命，就是它聽命于中央，那么全國整個就統(tǒng)一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薄霸椭信d”不過是行將滅亡的大唐帝國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憲宗被宦官陳弘志、王守澄殺害，太子李恒即位，這就是唐穆宗。穆宗長慶元年（821），禮部以“鳥散余花落”為題舉行了一場貢舉復試，聯(lián)想到去年貢舉“早春殘雪”題，我們不由得感嘆歷史竟如此富有啟示性。這樣的貢舉試題，正是對晚唐蕭然景象的一種預言。飛鳥散盡，殘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幾痕殘雪，晚唐就這樣開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軍亂，揭開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諾骨牌被推倒一樣，形勢突然變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軍又亂，歸順朝廷的魏博節(jié)度使田弘正與其家屬將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節(jié)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殺。至此，“河朔三鎮(zhèn)”再次脫離朝廷控制，朝廷與三鎮(zhèn)之間維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此后，唐廷承認了藩鎮(zhèn)割據(jù)的現(xiàn)狀，再無平定藩鎮(zhèn)的打算。
吳宗國：問題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時期，想要進一步地消滅河北的，那些河朔三鎮(zhèn)的勢力，當時就有幾個措施，一個呢就是銷兵政策，是想釜底抽薪，當然這是一廂情愿了，這是一個。第二個呢，就是在河北實行兩稅法，特別是在河北實行鹽的專賣，就是說，經(jīng)濟上要把大權全部收回中央，那么當然這就觸犯到了河朔三鎮(zhèn)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們最后就起來反抗。
藩鎮(zhèn)割據(jù)是長在唐朝政權肌體上的一顆毒瘤，如果說“河朔三鎮(zhèn)”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壓力，則朝廷內部的各種復雜斗爭，更使憲宗以后的皇帝感到無奈。其實，憲宗在位時已關注朝官結黨傾向，并多次與宰相討論朋黨問題，但均無力解決。憲宗以后的皇權更加弱化，終于出現(xiàn)了影響朝政四十余年的朋黨之爭。
爭斗起因于憲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試，應試的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對策中指斥時政，言辭激烈，被教官錄取。當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為相，認為對策的矛頭是針對自己，對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雙方由此結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傾軋的兩黨中，以牛僧儒為首，謂之牛黨；以李德裕為首，謂之李黨。因此，朋黨之爭又被稱為“牛李黨爭”。牛李黨爭成為唐朝后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并成為摧毀唐朝政權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爭的高潮出現(xiàn)在文宗朝，先是牛黨掌權，排擠李黨，接下來是李黨掌權，排斥牛黨。文宗無奈之下同時起用兩黨官員，從此，雙方在朝議事，更是互相攻訐，鬧得不可開交。
吳宗國：這兩個黨派無論是從出身來說，或從政見來說，基本上沒有大的區(qū)別，那么他們之間的斗爭完全是一種爭權奪利的斗爭，因為大地主壟斷了土地，他們逃避賦稅，賦稅全部轉嫁到農(nóng)民身上，就是說能夠解除農(nóng)民痛苦，解除賦稅不均，使農(nóng)民不至于繼續(xù)逃亡，這樣子的一個措施，他們是絕對不會采取的，那么從他們主觀上來說，他們還是希望這個國家能夠撐下去。
回想“貞觀之治”時期朝臣團結一心共謀盛世偉業(yè)，對比眼下朋黨爭斗不已，朝廷烏煙瘴氣，不禁讓人感慨萬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淚感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比缃?，已經(jīng)無人可以為鏡。文宗去世后，兩黨之間的爭斗還在升溫。武宗繼位，以李德裕為相，李德裕盡逐牛黨官員，將牛僧儒、李宗閔等遠貶南方。宣宗繼位，局面又改過來了，牛黨得勢，完全清除李黨分子，將李德裕遠貶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貶所，牛李黨爭以牛黨的勝利而告結束。
在牛、李兩黨的背后，都隱隱有宦官集團的支持，事實上，導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敗的更大問題正是宦官專權，這是一個更難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內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間的斗爭，這些斗爭與外朝官僚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給中晚唐的政治帶來巨大的危害。
黃正建：因為我們知道宦官專權在漢朝、在明朝都很厲害，最后造成的影響都很厲害，但是影響最大的是唐朝，為什么呢，因為漢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沒有軍隊，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軍隊，而這支軍隊是最強悍的一支軍隊，中央禁軍，神策軍。唐德宗是有意識要這樣做的，因為他信任宦官。
在藩鎮(zhèn)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涇原之亂中，德宗倉皇出逃，情急之下詔禁軍護駕，竟無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率左右隨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機的情況下，典軍朝臣的表現(xiàn)連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順理成章地認為還是家奴可靠，由此認定宦官值得依賴，從此更加偏信家奴。將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裝力量——十萬神策軍的指揮權交由竇、霍二人指揮，稱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這是宦官掌握軍權的開始。
吳宗國：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說呢，這個神策軍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穩(wěn)定的、常備的、有戰(zhàn)斗力的軍隊，這個對后來削平藩鎮(zhèn)，對穩(wěn)定整個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黃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種政策上都給神策軍很大的優(yōu)惠，比如說它的服裝，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軍的士兵互相之間產(chǎn)生矛盾以后，州縣是不能管的，州縣官員沒有事，不管你品級再高，不許進入神策軍的軍營之內，所以說它完全是一個獨立的，這個為以后宦官專權奠定了一個軍事的基礎。
開始的時候，宦官對軍權的干預，主要是以監(jiān)軍使的身份出現(xiàn)?；实鄢鲇趯ξ鋵⒌牟恍湃危苫鹿偕钊胱鲬?zhàn)部隊，干預軍事決策與作戰(zhàn)指揮，搶掠軍功，推卸責任。但監(jiān)軍畢竟不能完全掌控軍隊，現(xiàn)在，皇帝將軍權徹底交與宦官，這是唐朝政權在自掘墳墓。然而，僅僅獲得軍權還不能滿足宦官們的權力欲，只有軍政大權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權。
憲宗時期，宦官權力繼續(xù)擴張。首先，設立左右樞密使，由宦官劉光琦、梁守謙擔任，成為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樞紐，使宦官干預中樞決策成為可能。樞密使的出現(xiàn)，最終確立了中晚唐中樞體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憲宗時，宦官還掌握了神策軍之外其他禁軍的控制權，中央禁軍盡在掌握。從此，兩樞密使、兩中尉號稱“四貴”，掌握軍政大權，成為政府實際的統(tǒng)治者。宦官的腐敗也怵目驚心，宦官本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養(yǎng)子，建立起世代相傳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為尋找靠山紛紛向他們行賄，有些軍將為了求得節(jié)度使職位，不惜以極高的利息向富戶借債，來賄賂左右神策中尉，當上節(jié)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來黃債，當時民間戲稱之為“債帥”。
長安一帶最好的田園宅子盡歸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宮市強買豪奪，擾民甚劇，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賣炭翁》表現(xiàn)了宮使的嘴臉和百姓的困苦無奈：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這可能是歷代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唐后期所有皇帝的廢立生殺全部被宦官掌握，憲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樣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個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的?；鹿倜{迫皇帝，蔑視宰相，欺凌士人，貪污受賄，可以說無惡不作，這就必然與皇權和朝官發(fā)生沖突。由于宦官的機構在北面宮城，朝官的衙門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爭被稱為“南衙北司之爭”，這種斗爭同樣是在文宗時期達到高潮。
吳宗國：宦官的專權，就是宦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它實際上是皇權的異化，一個是掌握軍權，在軍事上的干預可能比較多，這是一方面。第二個呢就是官員的任命上，他可能發(fā)揮作用，第三個呢，宦官本身還有派別，第四個呢，宦官和大臣之間還有勾結，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對宦官并不是那種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樣的，處處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權力。
文宗試圖挽回父親穆宗在位時造成的不利局面，為了消除宦官的警覺，文宗起用了與宦官關系密切的李訓為宰相，鄭注為鳳翔節(jié)度使，一個鏟除宦官的計劃在他們精心策劃之后即將實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奏：“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李訓建議：天降祥瑞，又近在宮禁，皇帝宜親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書，門下省官前往觀看，官員們回來，奏稱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等帶領宦官前往觀看。此時，韓約等人已將金吾兵埋伏起來，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網(wǎng)打盡。然而，當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時，見韓約驚慌失措，又發(fā)現(xiàn)幕后埋伏了武裝士兵，頓時大驚失色，狂奔而出。他們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挾持了文宗，仇士良隨即派神策軍出動，捕殺了李訓、鄭注并眾宰相，血洗長安城，經(jīng)過這次宦官的大屠殺，朝列幾乎為之一空，這一事件被稱為“甘露之變”。
黃正建：計劃像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嚴密，那肯定要出事，這個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強的人，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著名字罵，就是從此以后，宦官的專權已經(jīng)不可逆轉了。
“甘露之變”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從此郁郁寡歡。開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問宰相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說：“陛下堯舜之主?！蔽淖谡f：“我之所以問你，就是想知道我與周赧王、漢獻帝相比如何？他們受制于權臣，我卻受制于家奴，我還不如他們?。 闭f著不禁流下淚來，從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鎮(zhèn)割據(jù)，朋黨爭斗，宦官專權，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錯，共同組成毀滅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边@是唐太宗對于國與民、君與民關系的認識。如果說“貞觀之治”的出現(xiàn)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載“舟”的結果，那么，唐朝這條航行了二百多年，已變得破爛不堪的大船，即將被“水”—老百姓所顛覆。
吳宗國：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來，國以民為本，這是唐朝的立國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連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維持不下去，你這個國家必然的要走向滅亡，那么他們不起來反抗，還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農(nóng)民起義都會有一根導火索引發(fā)，這次的導火索，是咸通年間的關東連年水旱。這次特大災情，導致自潼關至海濱夏麥只收一半，秋糧則幾乎絕收，百姓以蓬實槐葉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糧稅，農(nóng)民竟至于到了拆屋、賣妻鬻子而不能給的地步，起義就這樣爆發(fā)。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長垣（今屬河南）起兵。他發(fā)布檄文，聲討官府的黑暗和賦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東曹縣北）人黃巢起兵響應，應者云集，隊伍很快發(fā)展到數(shù)萬人。黃巢起義隊伍出山東，轉戰(zhàn)淮南、荊襄間。不久，王仙之戰(zhàn)死，黃巢成為兩支起義軍的領袖，展開了更大范圍的游擊戰(zhàn)。農(nóng)民起義軍先南渡長江進入江西，抵浙東，開仙霞嶺七百里山路，進入福建。接著攻占廣州，稍事休息后揮師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長安。
廣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黃巢起義軍攻陷長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軍保護下出逃。
這幅國畫《黃巢進長安》，體現(xiàn)了黃巢占領長安城的喜悅。黃巢新政權，國號“大齊”，意為“平均”，象征著起義農(nóng)民對無剝削、無壓迫社會的向往和追求。但黃巢的想法顯然過于理想主義，現(xiàn)實卻是如此殘酷。面對起義軍，各藩鎮(zhèn)目的驚人一致：剿滅。不久，黃巢被迫撤離長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黃巢看見兵力已全部喪失，心知敗局已定，不禁嘆道：“我欲討伐國家的奸臣，洗滌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誤！”說完，拔刀自刎。黃巢曾經(jīng)吟道：“待到秋天九月八，我花開來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黃巢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沉重打擊了唐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使唐政權搖搖欲墜。不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又茍延殘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藩鎮(zhèn)割據(jù)和宦官專權依然存在，兩者交織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終結了唐王朝的歷史。
在諸藩鎮(zhèn)的博弈中，朱溫強勢勝出。天復三年（903），朱溫引兵入長安，殺盡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溫殺昭宗，次年殺宰相裴樞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黃河。
每一次改朝換代，中華大地生靈涂炭，最慘的終歸還是老百姓，每一個王朝覆滅，莫不如此。
吳宗國：王朝的滅亡，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任何一個王朝，都沒有擺脫這個命運，那么這個問題，人們進行了長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覺得就在于，到了每一個王朝的末年，由于經(jīng)濟的發(fā)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層社會形成了大地主這樣的利益集團。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這樣的利益集團，他們互相勾結，互相影響，影響了當時整個的政治走向。他們?yōu)榱司S護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有利于緩和當時社會矛盾的改革，他們根本就想不到這個問題，就不以百姓之心為心，不以民為本，我覺得這是每一個王朝最后衰亡一個的根本原因。
唐朝，漢朝之后最偉大的朝代，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太平盛世，“貞觀之治”“開天盛世”“元和中興”都發(fā)生在這一朝代。曾幾何時，四海升平，八方來朝，人民富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盛唐氣象如旭日東升。然而，與其他所有朝代一樣，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滅亡。無論多么輝煌，最終陷入困局，最后變成死局，這是所有專制王朝無法逃脫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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