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名著聽書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譜》問世后，曾陸續(xù)收到不少老前輩、新朋舊友、海內(nèi)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讀者的信，給予我們熱情的鼓勵和支持，有的同志還期待我們再接再厲，為郭老寫傳。我們的老師許杰先生也曾詼諧地說：“這是你們的頭生子，今后要多生幾個才好哇！”老師的教誨、朋友的厚望使我們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學淺，只要扎扎實實地苦干，自己的勞動成果終究會得到讀者的承認，并對他們有所裨益的。這個信念鼓起了我們的勇氣，所以當幾家出版社邀約我們寫郭沫若傳，或評傳，或文學傳記時，我們便又躍躍欲試，最后決定選擇比較適合我們的一項，即《郭沫若傳》，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訂了合同。
為了借鑒別人的經(jīng)驗，我們曾閱讀了不少中外名人的傳記。大凡名人逝世后，總會有人為之樹碑立傳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搶著為他們揮舞生花妙筆了。按理說，“樹碑”與“立傳”本是兩碼事，可是在中國，長期以來“立傳”卻總與“樹碑”聯(lián)系在一起，似乎要寫傳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頌德不可。當然，如果傳主有功、有德可頌，作者自然不應該吝惜筆墨，問題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傳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樣的名人，首先他們總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過，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這些原是無需掩飾的。郭老的一生時間跨度大，從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國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如同一條在歷史的長河中翻滾騰躍的蛟龍，閃亮的鱗片間免不了夾帶些許這樣那樣的泥沙，這原是不足為怪的。我們?yōu)楣狭?，就是要寫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要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誠然，郭沫若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一員名將，一生經(jīng)歷了曲折的歷史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發(fā)展的軌跡，和感情流動的波痕，以發(fā)展的觀點統(tǒng)觀全過程，同時又不能忽視各個階段存在的具體問題。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門就滿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態(tài)度來刻畫出自己的年齡，能成為合抱的大木給天下的勞人以一片清蔭，即使中途遭了電擊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殘骸能夠供給貧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來的行動的確證實了他的誓言，不過也不可否認其步履維艱，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頹唐，也曾一度孤寂、懊喪、徬徨。至于他的風流韻事，其實也不必諱言。他曾以歌德自況，周揚同志也說他是中國的歌德，這倒并非溢美之詞，他們兩人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
由于傳主思想變遷紛繁復雜，生活道路久遠寬廣，文章學問博大精深，憑我們有限的才識，顯然難于為他繪就細巧逼真的畫像。我們只想以粗大的筆觸為他全身勾勒一個輪廓，有時又借助一點細膩的描繪以表現(xiàn)他的性格，這里免不了要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圖用事實說話，盡量少發(fā)甚至不發(fā)議論。如果這樣做能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們也就滿足了，然而是否符合傳記文學的要求，這只有懇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了。
在撰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多蒙前輩、師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黃定慧、饒鴻競、應義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偉江、宋彬玉、方如偉等人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為拙作《郭沫若年譜》題簽書名，結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無意見，竟又慨然允諾為本書題簽，之后不到一個月即與世長辭了，因而本書的出版，對他老人家也是一個誠摯的紀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本書責任編輯同志為了推動本書的寫作，曾陪同我們?nèi)ド碁场飞?、重慶尋訪郭老當年生活和戰(zhàn)斗過的舊跡，使我們獲得了不少感性材料；還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楊華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內(nèi)山籬、小野寺和子等先生為本書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龔濟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華東師范大學一邨171樓
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四川省樂山客家人。著名文學家、劇作家、詩人，同時，還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致力于世界和平運動。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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