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人們習慣于以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評判人物，往往將大臣劃分為奸佞與忠良兩大類。然而，社會與人性是復雜的，有些人物是不能簡單歸類的。比如裴矩，歷仕隋唐兩代，在隋末表現(xiàn)為奸佞，在唐初表現(xiàn)為忠良，前后竟然判若兩人，這一現(xiàn)象著實耐人尋味。
裴矩是隋朝著名外交家、戰(zhàn)略家，曾不費一兵一卒就離間突厥，借內(nèi)耗削弱其實力，從而減輕對中原的威脅，為日后唐朝戰(zhàn)勝突厥埋下伏筆。他還經(jīng)略西域，致力于中西商貿(mào)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四十國臣服朝貢于隋朝，拓疆數(shù)千里，史稱“交通中西，功比張騫”。
此外，裴矩還是著名的地理學家，曾編寫《西域圖記》三卷，不僅記載西域四十四國的地理資料，還第一次詳細介紹了從地中海東岸通往敦煌的三條重要通道。以此三條道路可繪制當年絲綢之路的全部圖景，扎扎實實給唐帝國的統(tǒng)治者奠定了穩(wěn)固平順的基礎(chǔ)。因此，在隋煬帝執(zhí)政期間，裴矩確實做了不少有益于國家的事情，尤其在外交策略、安定邊境方面立下卓越功勛。
但是，裴矩善于揣摩隋煬帝的心思，往往投其所好。隋煬帝曾稱贊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fā)之傾，則矩以聞；若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裴矩洞悉隋煬帝心理，為迎合他的好大喜功，居然出了不少“餿主意”，既為自己換來佞臣名聲，也在客觀上危害隋朝國運。
大業(yè)六年（610），裴矩建議在東都洛陽舉行元宵慶典，向戎狄展示國家繁榮富強。全國數(shù)萬名藝人召集到洛陽匯演，絲竹喧囂，燈火輝煌，鬧騰一個月，耗費驚人。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大聚會把街道市場整飭一新，店鋪鋪上地毯，樹木纏上絲綢；為炫耀富有，免費向外國人提供食宿，外國人享用美酒佳肴，不用付錢就拍屁股走路。如此做秀，既浪費錢財，又滋生浮夸風。為助煬帝成就“四夷賓服、萬邦來朝”的夢想，他不顧國內(nèi)民變頻起的局勢，支持發(fā)動對高麗戰(zhàn)爭，三次出兵過百萬，終究無功而返，嚴重消耗國力，動搖國本。這也是隋朝由盛轉(zhuǎn)衰的開端。
大業(yè)末年，裴矩隨煬帝出巡江都，當時義軍四起，衛(wèi)兵士氣低落，逃跑不斷；于是他向煬帝出點子，把江都女子征集起來，分配給衛(wèi)士們“恣欲”，以穩(wěn)定軍心鼓舞士氣；煬帝大喜，立即下令照辦，包括尼姑、道姑在內(nèi)的眾多女子頓時成為“慰安婦”。
隋煬帝被弒后，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為河北道安撫使，隨后又被河北義軍俘獲，為竇建德所用；竇建德兵敗被殺，裴矩率余部降唐，此后又被李淵父子委以重任，先后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書。供職于唐廷，裴矩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恪盡職守，秉公辦事。唐太宗即位之初，裴矩更能諍言直諫，敢于為皇帝糾錯。有一次，唐太宗得知許多官員涉嫌受賄，決意懲治腐敗，于是暗中派人以財物行賄，測試他們是否廉潔。有個官員接受了一匹絹繒，太宗很生氣，要把他殺了。裴矩進諫說：“官員接受賄賂，確實應(yīng)該嚴懲，但陛下使用財物試探他們，讓人落入犯法的陷阱，恐怕不符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圣訓。”太宗感覺裴矩言之有理，欣然納諫，并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員褒獎他說：“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看朕臉色行事；如果每件事都能如此，何愁天下不治！”
針對裴矩在隋唐的不同表現(xiàn)，司馬光這樣評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也。”司馬光的見解十分精辟，他認為裴矩前后判若兩人并不矛盾，只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應(yīng)。
在我眼里，裴矩仿佛是上帝賜與那個時代執(zhí)政者的風向標和催化劑，他能幫助賢明的君主出謀劃策，獨當一面，暢通完善治國方略，為盛世錦上添花，也使昏聵殘暴的君主得到縱容和獻媚，變的更昏聵更殘暴更荒誕，加速腐朽政權(quán)的覆滅。在我看來，從某些方面來講.....順勢而為的裴矩所做所為并無可指責。
要知道：君主的好惡、志向既“政策”與“制度”能最大程度的直接決定一個王朝、臣子、子民的命運，如始皇臨政，放眼天下，引進賢良，改革強國興兵，賞罰分明，勇武經(jīng)國，則麾下秦軍成噬血的虎狼之師，戰(zhàn)場上奮勇向前，不斬敵首級誓不歸還，成所向無敵的雄師。如唐太宗治國，賞罰嚴明，從善如流，魏征等人才有條件如明亮的星宿般拱繞在他的周圍，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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