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通過參照現(xiàn)代西方的哲學和史學構架，“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脫穎而出。然而從一開始，就有學者認識到作為現(xiàn)代產物的“中國哲學史”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堅持“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爸袊枷胧贰钡倪@一取向較多地接續(xù)了傳統(tǒng)歷史研究的方式，思想史因而得以作為歷史學下的二級學科而存身，但也由于其不合乎現(xiàn)代史學的科學規(guī)范而在較長時期內被邊緣化。
相形之下，“中國哲學史”自20世紀以來就一直作為“顯學”而存在。然而，近十多年來，“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成為學界討論的問題，從屬于哲學學科的“中國哲學史”也引起了一系列爭論。應當承認，“中國哲學”學科的建構過程，的確存在用各式各樣的西方哲學范式剪裁中國思想史料的行為，但并不能由此徹底否認“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否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價值。事實上，只要堅持本土化的立場和中國學術的民族性、主體性，我們仍可在一般意義上使用“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這樣的概念，致力于探索中國傳統(tǒng)哲學自身的特性和治學之道，以及傳統(tǒng)哲學在近代的轉型過程。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思想史研究近年來愈益興盛，頗有涵蓋哲學史之勢。無論是作為概念還是范式，“中國思想史”都比“中國哲學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本土性，充分彰顯了中國學術思想話語對獨特性的吁求。但哲學史的觀照依然有其必要，因為哲學史的角度比思想史更具穿透力，更能洞見思想歷程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這樣看來，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都是構建中國本土哲學學科與歷史學學科的內在動力。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用一個否定另一個，而是找準二者的交匯點，促進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對話溝通。
思想史與哲學史研究，在思路與寫法上完全可以互相嵌入、交相輝映。如果說“思想史”大體可以等同于“觀念史”，那么進一步分解，“觀念史”可以等同于“理念+生活”，以提煉“理念”為宗旨是哲學的特點，以顯現(xiàn)“生活”為旨趣是歷史的特點。哲學重在“說理”，但離不開以“講故事”為手段；而歷史重在“講故事”，但也需要借事說理。因而，哲學史可以具備歷史的形式，展現(xiàn)嚴密的思想史考證與清晰的敘述脈絡；思想史亦可以體現(xiàn)抽象思辨與哲學關懷。例如，在筆者看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名為“哲學史”，其內容和研究方法實際上更像是“思想史”，這也意味著，馮友蘭是以哲學的方式來寫作思想史。其實，思想史與哲學史完全可以互相開放，產生“哲學的思想史”或“思想的哲學史”。
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另一個交匯，就是它們最終都歸結到民族精神這一主題。中國哲學與中國史學從根本上討論的都是民族精神問題。20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史，在根本上就是討論中國哲學之精神的歷史。同樣，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學史，在根本上就是討論中國史學之精神的歷史。無論中國哲學之精神還是中國史學之精神，都關乎中華民族之精神。即我們這個民族是從哪里來的？一步步怎么走過來的？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未來又當何去何從？中國哲學史與思想史所思考的、所回答的，也就是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哲學史也好，中國思想史也好，無不是在重構的意義上接續(xù)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新知。例如，在中國思想史的書寫中，“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相輔相成。所謂“我注六經”，是指一個活生生的“我”在詮釋“六經”，“六經”由于不斷的重釋而愈益豐富；所謂“六經注我”，意指“我”是“六經”的產物，經由“六經”不斷的疏導，“我”這個主體不斷完善?！傲洝钡呢S富和“我”的完善，就是民族精神的宏闊和民族本身的圓滿。
思想史所體現(xiàn)的文化自覺深刻影響哲學史。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尤其是傳統(tǒng)史觀具有崇古、懷古和信古的特點，因尊重遠古而記載和保存歷史與先哲論述，因為堅信鑒往能知來而殫精竭慮地爬梳史實。20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雖然并非簡單的回溯式、還原式研究，但卻具有明顯的守成和持重的質地，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文化自覺起步的征兆。這種變化，勢必影響到中國思想史的發(fā)展與哲學史的寫作。在這種文化反思的自覺中，應當越來越多地包含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對中心和邊緣的清醒，以及對碎片重組的探求。
思想史與哲學史都具有開放性。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的旨趣，不在于形成一個封閉的、完美無缺的體系，而是力求面向未來、與時俱進的開放性?；谶@樣的思路，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研究的拓展，將有賴于中國哲學和史學研究的拓展。哲學研究上的返本開新，史學研究上的革故鼎新，都將有力地參與和助推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進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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