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攝政”這一說法雖不見于“五經(jīng)”，然其于先秦史籍之記載卻不絕如縷，如《逸周書·明堂解》、《孔子家語·禮運(yùn)》、《孔子家語·曲禮》、《禮記·明堂位》、《禮記·文王世子》、《荀子·儒效》、《韓 非子·難二》等均有所援引、擢發(fā)，其中又以《荀子·儒效》的說法最為典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fù)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由于后世不斷踵事增華，遂致差池其說而不得其實。漢代學(xué)者對此極為重視，故而其事又見于《韓詩外傳》（卷三、卷四、卷八）以及《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jì)”、“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淮南子》（“汜論訓(xùn)”、“要略”）、《論衡·書虛》等。對此后人大致來說有以下幾種意見：一、周公攝政又稱王; 二、周公攝政但未稱王; 三、周公既未攝政又未稱王; 四、周公恒攝政但只有遇大事才“攝王”。眾說紛紜，至今也難有定讞。
盡管迷霧重重，但有兩點(diǎn)是目前可以確認(rèn)的：
“其一，武王去世時成王”在襁褓“或”幼弱“的說法并不可信，學(xué)者們普遍認(rèn)為其時成王雖未成年但也絕非幼兒，如錢穆先生云：”在襁褓之中，固不可信，至十三歲之說，所謂雖不中亦不遠(yuǎn)，其未達(dá)成年可無疑也?！斑M(jìn)而言之，即便成王”年幼“，那也不是周公”攝政“的理由?！墩撜Z·泰伯》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昂侮套⒁R融謂”十人“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其一人謂文母?！按耸顺赏鯐r大部分還在世，《后漢書·班彪傳》云：”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斑@些股肱大臣若能同心協(xié)力輔佐成王，即便成王年幼、殷人蠢動，維持武王以來的形勢也非難事，如后燕慕容盛便質(zhì)疑道：”成王雖幼統(tǒng)洪業(yè)，而卜世修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晉書·慕容盛傳》）且據(jù)《逸周書·作雒》、《左傳·定公四年》、《孔子家語·冠頌》，周公既為太宰或冢宰”相天子“，亦足以助成王治理天下，”攝政“可謂多此一舉。相反，正因為周公“攝政”才迫使管蔡不顧顛覆姬姓天下的危險而勾結(jié)武庚叛亂。《尚書·金縢》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可見”攝政“在前，是”因“，而管蔡之亂則是”果“。
其二，不管是否攝政、是否稱王，周公當(dāng)時之舉動毫無疑問對成王產(chǎn)生巨大威脅?！渡袝贰敖鹂g”、“召誣”、“君奭”諸篇中的種種跡象表明，武王去世之后周公備受成王、召公、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使得兄弟鬩墻、叔侄反目。
據(jù)說武王臨終前曾有意“兄弟相后”，而“叔旦恐，涕泣共手”（《逸周書·度邑》），最終武王“命詔周公旦立后嗣”（《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周公頗得武王信任且權(quán)柄無兩。那么在此基礎(chǔ)上，周公有何理由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攝政”呢？反過來看，周公若有不臣之心，為何又在他“救亂”、“克殷”、“建侯衛(wèi)”、“營成周”、“制禮樂”之后，事功名望如日中天之時反而“致政成王”？顧頡剛先生指出：“要解釋周公為什么有了實做周王的資格，卻偏偏放棄了不做，決意立武王的長子誦為王。等到東征成功、內(nèi)憂外患一切解除之后，甘心把政權(quán)交出，則很難說出一個圓滿的道理來?！皳Q言之，周公若忠心不二，無需”攝政“也足以安定天下; 周公若懷有二心，大可不必“致政成王”。由此陷入兩難，而正是此中種種糾葛使得此事難以得到一個周全的解釋。
“周公攝政”之所以疑云密布，固然史料有闕，但也不排除今人理解有誤的可能。在各種討論中，學(xué)者們均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理論“前設(shè)”，那就是周公所“攝”之“政”乃成王之政，而如此一來周公便有僭越之嫌，但其中可能存在問題。“攝”有“代理”之義，如《左傳·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墩f文》：“攝，引持也?！暗睌z“同時還有”兼攝“之義，如《左傳·昭公十三年》：”羊舌鮐攝司馬?！岸蓬A(yù)注曰：”攝，兼官?！坝抟詾橹芄睌z政“之”攝“實應(yīng)為”兼官“之意，而其所”攝“之”政“也并非成王之政，這一點(diǎn)可以從周初的形勢、職官制度以及周公說服召公的理由中找到脈絡(luò)與證據(jù)。
周公“攝政”的真實面貌主要隱藏在《尚書·君奭》篇中。書序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笆愤w也認(rèn)為，”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dāng)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奭不說周公......”（《史記·燕召公世家》）而《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卻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fù)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茍貪寵也?！耙詾檎俟粣傉吣酥芄抡蟆睆?fù)列在臣位“。徐干《中論·智行篇》、《后漢書·申屠剛傳》“注”及《尚書》孔疏皆主此說，清人孫星衍亦因《君奭》在《尚書》中的篇次而疑史公。錢穆先生支持史公，但不知所據(jù)。愚以史遷為是。首先，相較于“攝政”，周公歸政成王而“列在臣位”可謂功成身退，且足以剖白其無意染指王位之心跡，召公應(yīng)“悅”才是。其次，《君奭》通篇所論者，乃伊尹、巫咸、虢叔、散宜生等功勛大臣輔佐天子治理天下、“格于皇天”以期“多歷年所”，然而周公致政之時已然平亂、營洛、制禮作樂，底定后世太平之基，國祚基本穩(wěn)固，無需再以此說服召公。因而此篇乃周公意在申說其為何“攝政”以爭取召公的理解與支持，而其在《尚書》中的篇次可能有誤。
《尚書·君奭》載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這段話的大體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伊尹等人幫助成湯等商王”保乂有殷“、”禮陟配天“，故而”多歷年所“。周公舉的這些例子有什么共同點(diǎn)呢？首先，中宗、高宗、祖甲與周文王均“多歷年所”，《尚書·無逸》指出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文王“享國五十年”。至于其原因，由于《無逸》篇是對成王的勸誡，故其重點(diǎn)偏向于“治民袛懼，不敢荒寧”、“?；萦谑瘢桓椅牿姽选钡鹊抡?，然而在《君奭》篇，則主要是因為伊尹等能“格于皇天”。其次，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數(shù)人又有何共性呢？關(guān)于伊尹，后世傳說層出不窮，而不管其“放太甲”是篡是教，伊尹在當(dāng)時必然是能臣或權(quán)臣，如《詩·商頌·長發(fā)》所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暗烈绾文苋缥滓话恪备裼诨侍臁?？那么有一個可能，就是伊尹還有一個今人未知的巫的身份，而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同樣如此?！耙邻?，據(jù)《古本竹書紀(jì)年·殷紀(jì)》記載為伊尹之子，陳夢家認(rèn)為”卜辭的戊陟可能是他，也當(dāng)是巫“，這一推測如果成立，那么從上古知識傳承的特點(diǎn)來看，伊尹兼有巫的身份也不無可能。巫咸、巫賢較易辨識，“巫”指其巫的身分，屈原《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巴跻葑⒃唬骸蔽紫?，古神巫也。當(dāng)殷中宗之世。...... 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啊秴问洗呵铩の鸸芬嘣疲骸蔽着碜麽t(yī)，巫咸作筮?！拔紫虨槲讘?yīng)無疑義，故能”格于上帝“。另據(jù)《后漢書·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啊蔽紫虂V王家“之”乂“，史遷作”治“，”巫咸乂王家“便意味著巫咸以巫的身份參與治政。
在商人的祭祀統(tǒng)系中，其中有一序為大臣配祀，如《尚書·盤庚上》所謂的“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卜辭所見“舊臣”者有伊尹、戊陟、咸戊、師般等，陳夢家分伊尹與保衡為兩人，指戊陟為伊陟、咸戊為巫咸，認(rèn)為卜辭中的舊臣約有伊尹、保衡、伊陟、巫咸、遲 任與甘盤，趙誠先生總結(jié)有伊尹、伊爽、黃尹、黃爽、戊咸、戊陟、師般等十二位“舊臣”，常玉芝先生則重點(diǎn)分析了伊尹、伊奭、黃尹、黃奭、咸戊諸“異族神”，但不管如何釋讀，學(xué)者們對伊尹、 巫咸與甘盤的認(rèn)定并無太大分歧。諸人之中，伊尹尤受隆崇，甚至能與大乙同時被祭祀，在卜辭里有種種跡象表明其地位、功能與先王幾無差別，但周祭卜辭又證明其確實不是先王，而是輔政大臣。咸戊（也稱為“咸”）與伊尹類似，能夠配享上帝，似先王而非先王，因而趙誠先生懷疑咸戊和伊尹一樣“是一位可以繼位而沒有繼位卻當(dāng)了大臣的商王弟子”，而這種大臣輔佐甚至廢立商王的現(xiàn)象則可能是“中國傳統(tǒng)的'老人政治'的文化現(xiàn)象的早期表現(xiàn)”。不過恐怕難以確證伊尹、咸戊等“舊臣”是王室子弟，比如常玉芝先生便視諸“舊臣”為異姓神。
相對而言，張光直先生的說法更具合理性，他說：“殷代的所謂'舊臣'在政治上似乎有很大的力量。如伊尹權(quán)勢之盛，可以放逐大甲，同時在宗族上亦有相當(dāng)大的地位，為武丁時代王室祀典所收。假如我們認(rèn)為子姓王室之內(nèi)兩大政治集團(tuán)的交替，依照嚴(yán)密的法則，始終殷代數(shù)百年間不變，則其中必有極大的維持力量在。社會傳統(tǒng)、宗教信仰與婚姻制度，都是使王位在甲乙、丁二組之間作規(guī)則性的輪流的維系力量。但除此以外，很可能也有政治上的實力加以維持，而或即一種氏族長老的評議會（council of the elders）之類的機(jī)構(gòu)。于是舊臣之具有實力，是亦有其原因在?！?換言之，伊尹等人可能是作出特殊貢獻(xiàn)或者對時政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評議會“長老。理論上不排除這種可能，只是證據(jù)稍嫌薄弱而已。所謂“舊臣”還有另一種可能，而這需要從對“舊”的理解說起。
需要申明的是，“舊臣”恐難理解為功臣。對于諸“舊臣”，常玉芝先生認(rèn)為：“商人對有功于商族歷史發(fā)展的非本族的重臣也是給予祭祀的，對其配偶也進(jìn)行祭祀; 并且功勞越大，地位就越高，所受到的祭祀就越頻繁、越隆重?！案时P在《漢書·古今人表》中與傅說并列，史籍對傅說載述頗豐，大多以其為著名輔相助武丁安邦治國、實現(xiàn)中興，后世甚至以其命星，如”鶇之賁賁，天策焞焞“（《左傳·僖公五年》），杜預(yù)注：”天策，傅說星。“孔穎達(dá)正義：”'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說，殷高宗之相，死而托神于此星，故名為傅說星也。“若論功勞，武丁時莫有甚于傅說者，然而周公不云傅說而云甘盤，顯然有其特殊用意在。
《尚書·盤庚上》云：“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翱讉鳎骸毕韧踔\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安忿o中亦有”舊臣“：”昔我舊臣“（《合補(bǔ)》補(bǔ)3029丙）、”其皆用舊臣貝“（《合集》29694）、”貞我家舊老臣亡害我“（《合集》3522正）?！芭f人”即“老成人”，含有年高德劭之義，但絕不止于此，周公援引伊尹等“舊臣”以論證“攝政”之必要性時不大可能自認(rèn)“年高德劭”，因為其年資聲望絕不比太公。一個可能是以“舊人”為趙誠先生所謂的宗室子弟，如《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于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耙哉俟珵椤迸f“符合其特征。另一個可能是“舊人”實際上是溝通天命的巫者，《詩·大雅·蕩》：“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啊鄙系邸啊崩铣扇恕啊钡湫獭暗倪壿嬯P(guān)系說明其溝通天人之職能，殷人罔然不聽其意見而致使”大命以傾“。《尚書·君奭》中的“有陳”亦相當(dāng)于“舊人”，曾運(yùn)乾先生謂：“陳，久也，此云'有陳'，猶《莊子·寓言篇》之'陳人'，所謂老成人也?！啊迸f“、”老“、”陳“均指向年老易知天命的特征，如王充所云：”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dāng)問耆舊也?！埃ā墩摵狻げ敷摺罚秶Z·周語上》所云”肅恭神明而敬事考老“便因”考老“乃通神明者?！耙烈⒁邻?、巫咸、甘盤等人當(dāng)如此類，故而《尚書·君奭》在舉此數(shù)人之例后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其中便包含”治政“與”配天“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言殷世有格人輔政，故能祀祖配天也“。《尚書·牧誓》對紂王的指責(zé)是“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不迪”，“昏棄厥祀弗答”指的是蔑棄天命; “厥遺”既可能指“王父母”即比干、箕子等從父昆弟，也可能另有所指，即“老成人”。不過一方面，很難證明伊尹、巫咸、甘盤等均為宗室子弟; 另一方面，商朝晚期武乙、帝紂均不敬天命，如武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記·殷本紀(jì)》），紂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而胡作非為，因而”舊“、”舊臣“、”舊人“指巫史的可能性更大，而”任舊人共政“則意味著任用”舊人“同時擔(dān)任行政職務(wù)。陳夢家先生認(rèn)為伊尹等舊臣“可歸并為兩種職司：一、阿保，即尹...... 二、巫，即戊。“是以他們可能同時兼具兩種職事，如此才能在周公的陳述中保持一致性。而這種任命顯然并非常制，它使得臣子擁有非同尋常甚至比肩商王的權(quán)力（在后世看來，這無異于對商王的僭越），而這正是這些并非先王的“舊臣”能夠在卜辭中比擬于商王的原因所在。這一點(diǎn)同時也可以從周初的政治格局與職官制度中得到佐證。
西周初年在周公“攝政”之前有一個重大卻未能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現(xiàn)象是姜太公的職務(wù)變動。在姬周的建國進(jìn)程中，功勛卓著者莫過于姜太公，黃道周曾總結(jié)道：“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 伐取商殘，開篤周祜?！拔渫鯇ζ錁O為倚重，任為太師，尊稱之”尚父“，《詩·大雅·大明》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yáng)?！懊珎鳎骸睅?，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翱资枰齽⑾颉秳e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耙蚨螅睅熒懈笧槭追狻埃ā妒酚洝ぶ鼙炯o(jì)》），封于齊營丘。周靈王謂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左傳·襄公十四年》），但未指出其擔(dān)任太師的具體時間，《史記·周本紀(jì)》以為是在武王即位之時，《大戴禮記·保傅》卻以為“周成王幼”而任命太公、周公為太師、太傅?！渡袝ぞ龏]》“書序”則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 經(jīng)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薦，命周公代之。“《古本竹書紀(jì)年·殷紀(jì)》卻認(rèn)為齊太公薦于康王六年，卒于周公之后，太公薦而周公代之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
史籍多以太公年老干西伯，《詩·大雅·大明》卻形容其“時維鷹揚(yáng)”，且《逸周書·克殷》與《史記·周本紀(jì)》均載牧野之戰(zhàn)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因而學(xué)者懷疑其時太公并不年老。對此我們已難考鏡其實，不過從《尚書·金縢》來看，成王初年太公猶然在世。那么有一個問題便不容回避，即太公何時、為何退出權(quán)力中心的問題。伐紂之前，太公是當(dāng)仁不讓的主角，觀兵孟津時太公作為主帥“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伐紂時“龜兆不吉”但太公“強(qiáng)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至此“師尚父謀居多”（《史記·齊太公世家》），然而史遷又言“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記·魯周公世家》）。同時《逸周書》“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寤儆”等篇多述武王與周公之謀，《周書》與《逸周書》中均少見武王時尤其是成王之時太公的記載 （除伐紂外），一個可能是武王即位以后逐漸倚重周公而戒備、防范太公，甚至在去世前“命詔周公旦立后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對周公之倚重。以常理計，為保障周公能夠順利執(zhí)行其遺愿，武王必然要在生前賦予周公相應(yīng)的職權(quán)。
愚以為，姬周立國之后，太公便已大權(quán)旁落?！妒酚洝R太公世家》載：“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褒R地”地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漢書·地理志》），且有萊人與之爭國，盡管太公治國有方，國勢日盛，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其封地并非良擇。西周封國的基本原則是“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其時“立七十一國，姬姓獨(dú)居五十三”（《荀子·儒效》），而太公之能力有目共睹，對于姬家天下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隱患。齊地處東方，其西進(jìn)之路首當(dāng)其沖的便是周公的封地魯國，武王如此分封除了讓魯國鎮(zhèn)守商奄舊地以外，一開始恐怕也不無掣肘、遏制齊地西進(jìn)以蕃屏宗周之意，其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魯?shù)亩髟辜m葛也驗證了其先見之明。而周公聽聞伯禽“報政遲”而感嘆“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史記·魯周公世家》），后世齊、魯之間的競爭關(guān)系亦可預(yù)見，以此來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所載成王賜太公、周公之盟“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也并非無的放矢。封太公于齊地顯然是出于忌憚，而使其“東就國”極有可能是為剝奪其權(quán)位并讓周公取而代之，因為這是實現(xiàn)權(quán)力更迭的最佳時機(jī)。否則太公功績彪炳，尚在人世且并未犯有重大過錯，武王有什么正當(dāng)理由褫奪太公的“太師”之職？而太公在外敵未靖之下在五個月內(nèi)匆忙往返鎬京與營丘之間并“報政周公”（《史記·魯周公世家》），其不敢居留封國無疑是為了消除武王、周公之戒心，同時“報政周公”也可見其時已經(jīng)政歸周公。杜勇先生通過分析清華簡《祭公》中的“三公”即畢（鳥亙）、井利、毛班的姓氏指出其均為姬姓，與此相反的是“太公之后文獻(xiàn)未見有人出任王朝卿士”，此未嘗不是出于“蕃屏周”的考慮。而管蔡之亂時，為了安撫太公，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史記·齊太公世家》），即賜予其征伐周邊之權(quán)以相安撫。
只是周公既已位極人臣，為何還要為“相”、“攝政”進(jìn)而引發(fā)君臣離心、兄弟鬩墻甚至差點(diǎn)覆滅姬周天下呢？他有什么非如此不可但又足以說服召公的理由呢？在此須注意周公的另一職能，那就是巫祝。白川靜通過《大祝禽鼎》的記載指出周公也是“執(zhí)圣職者”，云：“周公這一家族，在周朝王室似乎司掌圣職; 這等地位，使周公的權(quán)威被奉為絕對而不容違抗?！昂妈F川先生也舉周公為周王”跳神治病“、周公一系多任巫祝、在平叛與營洛中進(jìn)行占卜等記載說明周公原本為巫祝，甚至是”宗教職務(wù)的首腦人物“。過常寶先生贊同郝說，并進(jìn)一步認(rèn)為“周公攝政的實質(zhì)是獨(dú)領(lǐng)教權(quán)”，而營建東都與制禮作樂是“政教分離的實踐”。其說頗具洞見，周公無疑具有巫祝的能力，然而言周公“獨(dú)領(lǐng)教權(quán)”，則無視周公為太師的各種記載，周公若不掌兵權(quán)，如何“救亂”、“克殷”、“踐奄”？愚以為周公確為巫史領(lǐng)袖，而《金縢》所載則為周公掌握教權(quán)的一個關(guān)鍵步驟。武王有疾，二公即太公與召公為王“穆卜”，周公卻認(rèn)為“未可以戚我先王”，于是“自以為功”而得三王之命吉，其后“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zhí)事”方知其事。該章之詮釋歷來頗多曲折，但有一點(diǎn)無可辯駁：在二公之外，周公獨(dú)自帶領(lǐng)“諸史與百執(zhí)事”進(jìn)行祝禱、占卜，而“諸史與百執(zhí)事”則聽其命而“勿敢言”，可證周公為巫史首領(lǐng)。在《尚書·君奭》中，周公勸說召公與其摒棄前嫌，勠力同功：“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所”聞“所”格“者無非天命，周公的職司不言而喻，因而正如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成王垂拱西都，周公興師東征，那時周公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確實像古羅馬的列克斯，是一個將軍職，可以獨(dú)斷獨(dú)行; 同時又是一個祭司職，可以稱天而治。...... 都可見得周公除握有軍權(quán)之外還握有祭司權(quán)，其地位之高和勢力之大是無比的?！?/p>
商、周治國的理念不外“明德恤祀”（《尚書·多士》），這兩大主題異辭而同體：德政源自對天命的體會與順承; 反過來，只有施行德政才能天命永固，如《尚書·多方》所云：“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皬母旧险f，”恤祀“為”明德“之源，天命是王朝遞嬗的終極依據(jù)，然而在”人道主義之黎明“或”人文精神之躍動“的商周之際，天命已非絕對之權(quán)威，因而當(dāng)時有”王害不違卜“（《尚書·大誥》），甚至在盤庚遷殷時便有”厥謀“與”靈各“（《尚書·盤庚下》）之爭。進(jìn)而言之，巫史集團(tuán)的領(lǐng)袖并不足以動搖國本，只有兼領(lǐng)政教之權(quán)才可能對王權(quán)造成威脅，因為那是王者獨(dú)有的權(quán)力。陳夢家先生說：“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lǐng)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張光直先生也認(rèn)為，巫通天人，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lǐng)。李澤厚先生認(rèn)為，自“家為巫史”轉(zhuǎn)到“絕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領(lǐng)）的特權(quán)職能”，“即使其后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專業(yè)職官，但最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同時他又引《尚書·君奭》“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等材料以說明：“從遠(yuǎn)古時代的大巫師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所有這些著名的遠(yuǎn)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還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內(nèi)，都是集政治統(tǒng)治權(quán)（王權(quán)）與精神統(tǒng)治權(quán)（神權(quán)）于一身的大巫?！?/p>
據(jù)《史記·殷本紀(jì)》，伊尹被成湯“任以國政”; 伊陟曾被帝太戊立為“相”;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則巫咸也可能為”相“; 祖乙時，“巫賢任職”，也可能為“相”。因而為“相”可能本身就是“攝政”，即同時兼領(lǐng)政、教雙重職務(wù)?！妒酚洝ひ蟊炯o(jì)》載武丁時曾舉傅說“以為相”，又有祖己因“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可能與巫史相關(guān)）以訓(xùn)誡武丁修政行德，周公不舉二人卻以甘盤為例，很大的可能在于二人并未兼職而只領(lǐng)一職。而集政權(quán)與神權(quán)于一身便具有擬于王的權(quán)力與地位，這也是“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史記·殷本紀(jì)》），而成王亦“命魯?shù)媒技牢耐酢保ā妒酚洝斨芄兰摇罚┎①n魯以天子之禮樂的原因。不過這顯然有其特殊性，故而只有湯、太甲、武丁、祖乙?guī)孜弧疤煜轮⒕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諫上》）才有魄力行此非常之舉，而“多歷年所”則證明了其效用。
《左傳·定公四年》云“周公為太宰”、“周公相王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zhì)文》亦言湯“名相官曰尹”、文王“名相官曰宰”，可見“太宰”即“相”，對此童書業(yè)先生已辨之甚明。然而“相”位本身恐非常制，因為周初太師亦可為執(zhí)政官，《詩·節(jié)南山》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爸芄?，召公則以太保為諸官之首，而非繼任太宰。即便到了春秋末期，魯國也未常設(shè)“相”職，《史記·孔子世家》載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可見其時魯國無“相”。而秦甚至要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史記·秦本紀(jì)》）。《公羊傳·僖公九年》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昂涡葑ⅲ骸痹祝q治也。...... 當(dāng)與天子參聽萬機(jī)，而下為諸侯所會?！皩τ谕鯔?quán)而言，”相“有分權(quán)之虞，君強(qiáng)時”相“能效其勞，而君弱則”相“擅其權(quán)，如湯時伊尹為之效命，而太甲則被放于桐宮。因而周公為太宰而成王幼沖，無疑對王權(quán)形成巨大威脅，召公、管、蔡也以此判定周公“將不利于”成王。
周公所主持的成周政權(quán)半獨(dú)立于宗周并集政、教于一體應(yīng)無疑義?！渡袝ぢ逭a》載洛邑建成之后，成王“在新邑?zé)A祭”并“命周公后”，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后，監(jiān)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致政成王之后，周公與召公”分陜而治“。對此楊寬先生總結(jié)道：“自從東都成周建成，周公歸政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東都而主持成周政務(wù)，西都宗周的政務(wù)就由召公輔佐成王治理。“而周公既然主持成周事務(wù)，自當(dāng)有一套與宗周相對獨(dú)立甚至是平行的官僚架構(gòu)以處理政務(wù)。偽古文《尚書·畢命》“書序”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畢公應(yīng)為”作冊“。郭沫若先生認(rèn)為“作策、作冊乃史職之通稱”，且據(jù)“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yīng)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yīng)門右”（《尚書·顧命》）斷定畢公當(dāng)時擔(dān)任太史之職。因而畢公是以太史的身份至成周兼領(lǐng)政務(wù)。《古文尚書·畢命》中康王稱“作冊畢”為“父師”，可能便是以“作冊”的身份兼領(lǐng)“太師”，與周公同，故謂“命公以周公之事”，其說或有所本。
周公既執(zhí)政東都，便可能再造一套行政系統(tǒng)，與召公所輔佐的宗周成王政權(quán)相頡頡，只是其仍受成王節(jié)制而非自立門戶。可以說，周公雖非天子卻擬于天子?！吨杏埂吩疲骸胺翘熳?，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氨娝苤?，周公制禮作樂，則當(dāng)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天子“或擬于”天子“）。這一點(diǎn)又可以從孔子的部分論述中窺得一斑。
孔子畢生以周公為楷模，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fù)夢見周公?！埃ā墩撜Z·述而》）孔疏：”夫圣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立，若不為人主，則必為佐相。圣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于天位，亦猶愿放乎周公?！安l(fā)揮孔安國言曰：”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fù)制禮作樂也?！啊抖Y記·檀弓上》載，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鄭注：”兩楹之間，南面鄉(xiāng)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不可能期望明王尊其為人君。然而“宗予”顯然非同臣職，而是有別于“君君，臣臣”的超常規(guī)待遇，事實上也就是周公的待遇。
孔子面臨與周公一樣的道德難題：推翻無道之君取而代之意味著僭越; 而身為臣子即便位極人臣依然需要受制于君主意志，難保不朝令夕改，更無法“制禮作樂”。因而理想的模式便是如周公般“攝政”——有人君之實以制禮作樂、匡濟(jì)天下，又無人君之名而免受世人非議。《論語·陽貨》載，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該句的前提是”公山弗擾以費(fèi)畔，召“，但孔子的回答顯然超越于這一具體情境而表達(dá)其從政理想：”用“字表明其人臣之位，而”東周“則寄托著孔子的政治期待。對于“東周”，歷來頗多爭議，愚以為此處指的是東都洛邑，孔子所艷羨者乃周公執(zhí)政東都以實現(xiàn)其抱負(fù)，而這種決定只有“明王”才有可能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