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問世以來，經歷了一個由隱而顯的漫長過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則是促成這種質變的一部最重要的學術巨著。
從現(xiàn)存材料看，《文心雕龍》最早著錄于《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今天看來頗感勉強，與之同類的著作還著錄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不過，這部文論著作是附在總集《文章流別集》之后的。而《文心雕龍》只有論，并未輯錄作品。這只能說明這類純粹的文學理論著作在當時的學科分類中還未能獨立出來。宋代以后，詩文評類著作激增，故《新唐書·藝文志》在總集類最后，附以若干史評、文評類著作?！犊S讀書志》依然歸入總集類，但是單列“文說類”，《文心雕龍》居于首位。而《直齋書錄解題》在總集之外，另列“文史類”，《文心雕龍》列在第一位，說明已經從總集的附庸下獨立出來。此后，名稱又有所變化，而“詩文評”則為其通稱，附在集部之后。故《四庫提要》集部序稱：“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睆倪@種學科歸類來看，這些文學評論文字，在古代作家和學者心目中雖不必說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但是總體上的感覺，不過是詩文的附翼，“討論瑕瑜，別裁眞偽，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而已。《宋史·藝文志》著錄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其書不傳。明代梅慶生對于《文心雕龍》有過簡略的注釋，多所未備。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問世之前，世間最為流行的注本是清代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但是該書基本上出于賓客之手，謬誤甚多，同時所引書目往往為今世所不見，展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這就是二十世紀以前《文心雕龍》研究的最基本現(xiàn)狀?！段男牡颀垺分饾u成為“顯學”，從嚴格意義上說是二十世紀以后的事情，特別是近五十年，更是風起云涌，蔚為大觀。據(jù)研究者統(tǒng)計，五十年間出版的研究專著多達數(shù)百部，發(fā)表的論文更是數(shù)以千計。1983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文心雕龍》學會，并且已經舉辦了七次年會和四次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此同時，還創(chuàng)辦了《文心雕龍學刊》，也已出版七輯。爾后又改名《文心雕龍研究》，現(xiàn)在又出版五輯。綜合性的研究論著也出版了若干種，如濟南出版社、上海書店和中華書局就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龍綜覽》和《文心雕龍辭典》等，對二十世紀的《文心雕龍》研究作了系統(tǒng)的清理。
面對著如此欣欣向榮的活躍局面，學界同仁在倍感歡欣鼓舞的同時，又無不深情地回顧往昔，對那些為推動《文心雕龍》研究現(xiàn)代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在那些一長串的名單中，范文瀾和他的《文心雕龍注》首先進入了學人的視野。
范注最初題為《文心雕龍講疏》，由天津新懋印書館1925年10月印行。此后，作者多次修訂，改稱《文心雕龍注》，由北平文化學社1929年印行，分上中下三冊。其后又稍事增修，于1936年改由開明書店出版線裝本七冊。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經過重新校訂整理的排印本，大約刪去舊注約一百二十處，改正舊注約三百處，贈入約一百六十處，乙正約二十處，較之舊印本有了很大的提高。書前附有《梁書·劉勰傳》、《黃校本原序》、《元校姓氏》、《例言》以及《鈴木虎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庇洝贰Ｄ夸浐笤斄小段男牡颀堊⒄饕俊?。新版問世后，贏得廣泛贊譽，多次重印，已經成為《文心雕龍》最具有影響力的注本，被學術界譽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著作。
一般意義上說，學術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往往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后來居上。更進一步說，一部學術著作能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則是最集中的體現(xiàn)。從學術研究史的角度看，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正是這樣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著作，它是此前所有舊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時代研究的開山鼻祖。
集舊注之大成，我們可以從輯校匯注和專題考訂兩個方面來說明。就輯校匯注而言，作者用古代研究經史的辦法研究《文心雕龍》，凡徵引他人之說，于每篇之末必詳記著書人姓氏及書名卷數(shù)，舉凡黃叔琳、顧千里、黃丕烈、譚讞、孫詒讓、鈴木虎雄、趙萬里、孫蜀丞等人考訂成果，無不吸收進來，并斷以己意。作者遵從業(yè)師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做法，“悉是彥和所取以為程式者，惜多有殘佚，今凡可見者，并皆繕錄，以備稽考。唯除《楚辭》、《文選》、《史記》、《漢書》所載，其未舉篇名，但舉人名者，亦擇其佳篇，隨宜迻寫。若有彥和所不載，而私意以為可作楷槷者，偶為抄撮，以便講說?！?如《原道篇》“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一句，黃侃引《周易音義》及《周易正義》所釋“文言”二字語句，為了更具體地說明問題，又通篇援引為乃師章太炎所非議的阮元的《文言說》、《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及《與友人論古文書》三篇，以為“阮氏之言，誠有見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盡文辭之封城”，而其師章氏之言亦非“不易之定論”，并提出“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范圍也”。此條注釋，自然大大超出《文心雕龍·原道篇》此一句之范疇，而涉及到文學史上的一大問題。再如《樂府篇》“子政品文，詩與歌別”下注稱“此據(jù)《藝文志》為言，然《七略》既以詩賦與六藝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如令二略不分，則歌詩之附詩，當如《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為部類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于詩也”。并通篇引述了《樂府詩集》十二類中每一類部首敘說源流的文辭。這種解釋，顯然已經超出舊注的范圍。可惜作者僅僅完成了三十一篇，且詳略不等。 范文瀾以此為藍本，略仿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對《文心雕龍》五十篇逐一詳注，并參照老師的做法，對于劉勰所論篇章，詳加抄錄。根據(jù)《征引篇目》，凡三百多篇（其中古詩、李陵、蘇武詩均各以一首計算）。作者謙稱這是為便于讀者翻檢，實際上，其意義遠不止于此。書中所引論著，有許多是后代的考證，散見于群書之中，本書分門別類，輯錄于有關篇章之下，匯總起來，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個專題的資料匯編。譬如《正緯第四》注，先引胡應麟《四部正訛》以明讖緯性質之不同；次引徐養(yǎng)原《緯候不起于哀平辯》以論讖緯之起源；再引劉師培《國學發(fā)微》以明東漢緯學之盛；其后又據(jù)清代輯佚學者所考，詳細羅列了緯書的名目以及當時反對讖緯之說的桓譚、張衡《上疏論讖》、荀悅《申鑒·俗嫌篇》；最后又附錄了劉師培《讖緯論》。而在注中，舉凡史籍中所涉及的讖緯材料無不詳加鉤輯，考訂排比。據(jù)此，讀者可以初步摸到研究讖緯之學的門徑。又如《文心雕龍》前二十五篇，主要論及古代文體問題，有些文體，今天的讀者已罕知其詳，注者不僅詳加注釋，而且還發(fā)凡舉例，征引作品，力戒駕空騰說，有裨讀者舉一反三。再如《明詩第六》、《樂府第七》，涉及許多古代詩歌，時代綿邈，真?zhèn)文q。許多問題，劉勰業(yè)已無所適從。對此，注者將有關的原始材料及后人的考訂，原原本本，逐一敘錄；《聲律第三十三》、《總術第四十四》等篇，論聲律、論文筆，注者不僅詳盡輯錄了當時所有相關材料，并且還附錄了后代（如《文鏡秘府論》）的有關記述。這樣，與其說是“校注”，毋寧說是“申論”。學術界普遍認為，這種以注成論的注釋方式，成為范注的最重要特色。不僅如此，對于這些作為佐證的作品，作者也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作了必要的校勘工作。如鄭玄《戒子益恩書》“不為父母昆弟所容，”據(jù)陳鳣跋知“不”字衍；《晉書·潘尼傳》載其《乘輿箴》，序中所稱高祖，據(jù)《顏氏家訓·風操篇》，知是家祖之誤，凡此種種，均隨時校改。這些又超出了《文心雕龍》輯校匯注的范圍。
范注在專題考訂方面的成就在《文心雕龍》的篇章次第、成書年代以及劉勰的生卒年等若干學術專題上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他不僅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而又有所拓展，而且還提供了許多足以啟迪心智的研究思路。
先說《文心雕龍》的篇章次第。《序志篇》稱：“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篇，則囿別區(qū)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shù)，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由此來看，學術界普遍認為，全書五十篇可以截成四個部分。前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為“文之樞紐”，是論文的關鍵；自《明詩》以下二十篇，即《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為“論文敘筆”，屬于文體論的范圍；自《神思》以下以迄《程器》二十四篇為“割情析采”，屬于創(chuàng)作論的范圍；《序志》一篇為總序。這四部分中，“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的排列次第首先引起了范文瀾先生的懷疑。今傳諸本二十四篇的次序為：《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yǎng)氣》、《附會》、《總術》、《時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問題就出現(xiàn)在《練字》、《養(yǎng)氣》、《物色》、《總術》、《時序》等五篇上。范文瀾以為《練字》當接在《章句》之后，居《麗辭》前。理由是：“《章句篇》以下，《麗辭》、《比興》、《夸飾》、《事類》四篇所論，皆屬于句之事。而四篇之中，《事類》屬于《麗辭》，以《麗辭》所重在于事對也?！犊滹棥穼儆凇侗扰d》，以比之語味加重則成夸飾也?！毒氉制放c上四篇不相聯(lián)接，當直屬于《章句篇》?！墩戮淦吩疲骸e字而成句?！衷疲骸淝逵ⅲ植煌??！氂柡啠栠x，訓擇，用字而出于簡擇精切，則句自清英矣?！笔菫橐?。又，《物色篇》當移接《附會》之下，《總術》之上。理由是：“《文選》賦有物色類。李善注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本篇當移在《附會篇》之下，《總術篇》之上。蓋物色猶言聲色，即《聲律篇》以下諸篇之總名，與《附會篇》相對而統(tǒng)于《總術篇》，今在卷十之首，疑有誤也?！狈段臑懴壬倪@種富有啟迪意義的見解，很快就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劉永濟、郭晉稀、周振甫、王利器等紛紛介入討論，成為《文心雕龍》研究的一大熱點問題。以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為代表的一些論著以為“范氏獻疑是，《序志篇》云：‘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瘡┖妥缘榔淦稳绱耍骸段锷氛辉凇稌r序》《才略》間，惟此篇由何處錯入，則不敢決言之耳?！碑斎?，也有許多學者提出商榷意見?？隙ㄒ埠?，否定也好，這對于我們認識《文心雕龍》的文章學體系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再說《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問題?！端鍟そ浖尽分洝段男牡颀垺吩唬骸傲杭鏂|宮通事舍人劉勰撰?！薄吨饼S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等并同。但《文心雕龍》是否成書于梁代，清代以來的學者已多有懷疑。清人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后》考曰：“《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于《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錄，世祖以睿文纂業(yè)，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并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于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稱為帝，余并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于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guī)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上高宗之廟號，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jù)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受和帝之禪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jù)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圣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狈段臑懸錾衔暮笠詾椤皠⑹洗宋?，考彥和書成于齊和帝之世，其說甚確?！彪S后，又進一步申論此說：“今假設永明五六年，彥和年二十三四歲，始來居定林寺，佐僧佑搜羅典籍，校定經藏。《僧佑傳》又云：‘初，佑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有麚P大教，未必能潛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彥和手也。《釋超辯傳》：‘以齊永明十年終于山寺，沙門僧佑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制文。’永明十年，彥和年未及三十，正居寺定經藏時也。假定彥和自探研釋典以至校定經藏撰成《三藏記》等書，費時十年，至齊明帝建武三四年，諸功已畢，乃感夢而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合?！段男摹敷w大思精，必非倉卒而成，締構草稿，殺青寫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則成書適在和帝之世、沈約貴盛時也?！狈段臑懴壬倪@種精微的推論，贏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劉勰的生卒年問題，也是由范文瀾先生提出問題，并給予切實的解決?！读簳③膫鳌贩Q：“有敕與慧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發(fā)以自誓。敕許之。乃于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據(jù)此，范文瀾先生考證云：“定林寺撰經，在僧佑沒后。蓋佑好搜校卷軸，自第一次校定后，增益必多，故武帝敕與慧震整理之。大抵一二年即畢功，因求出家，未期而卒，事當在武帝普通元、二年間?！标戀┤纭⒛彩澜稹段男牡颀堊⒆g引論》、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前言》、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等著名學者均贊同劉勰卒于普通年間（520—527）說。其中略有歧異，也只是幾年而已。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定劉勰卒于普通三年(522)，因為“僧佑卒于天監(jiān)十七年，劉勰步兵校尉之職遷于十七年而止于十八年，足證劉勰奉敕撰經必在天監(jiān)十八年(519)。斯年既定，則劉勰卒于其后第三年無疑矣?！盷詹锳《劉勰與〈文心雕龍〉》、周紹恒《劉勰卒年新探》則考訂劉勰卒于普通四、五年。周文還補充了新的論據(jù)，即《梁書·劉勰傳》中提到的“慧震”，就是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中的震法師，其卒于大同三年(537)，而其撰經畢功后回荊州的時間最遲不得遲于普通七年九月前。因此，劉勰必卒于普通年間。又據(jù)梁代東宮通事舍人的定員人數(shù)及任職情況考訂，在普通二年劉杳兼任東通事舍人之前，任此職的僅劉勰一人。劉勰之與慧震同受敕撰經可能在劉杳兼東宮通事舍人的普通二年。據(jù)范文瀾注《序志篇》考證，“大抵一二年即畢功”。則啟求出家時間在普通四年（532），故卒于四、五年?？傊?，劉勰卒于普通年間的觀點，已經為學術界廣泛認可。盡管根據(jù)宋人的幾部高僧傳記，同時根據(jù)一些旁證材料，又有學者提出劉勰的卒年在中大通四年或者大同年間（535—546）的幾種說法，但是，多數(shù)學者還是認同范文瀾先生考證。
類似這樣的輯校匯注及專題考訂，在《文心雕龍注》中可謂俯拾皆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文心雕龍注》集此前舊注之大成而又多所拓展。當然，從總體框架上說，范注屬于舊注的類型，但又不同于舊注。作者注意從整體上把握《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具有現(xiàn)代特點。誠如作者所說：“《文心》為論文之書，更貴探求作意。”如《原道第一》注以為“《文心》上篇二十五篇，排比至有倫序”，并列表揭示其內在的理論聯(lián)系。又譬如《序志篇》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本樞紐，亦云極矣?！睋?jù)此，古今學者均以為《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是全書的的總綱，表現(xiàn)了《文心雕龍》的基本思想。但基本思想的根基是什么，卻言人人殊，雖然多數(shù)學認為是指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也并非鐵板一塊。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則明切指出，劉勰所宗為儒學古文經派的主張。這是很有見地的。王元化《劉勰的文學起源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論》就非常認同這種主張。他說：“劉勰撰《文心雕龍》基本上是站在儒學古文派的立場上。”“他把文學當作儒家經典的枝條，企圖遵循家古文派路線去闡明文理，這并不是一句空話?！段男牡颀垺肺捏w論自《明詩篇》至《書記篇》，辨析了二十種文體的源流。劉勰為了論證上述觀點，竟把每種文體的產生都追溯到儒家經典上去，從而在文學史方面制定出一套先驗的理論結構。他還采取了儒學古文派所倡導的‘通訓詁，舉大義’的辦法，去為每種文體‘釋名章義。在論述儒家五經的時候，他從古文派之說，而與篤守一家之法、一師之說的今文學家有所區(qū)別?！墩撜f篇》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余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可以視為古文派對于‘章句小儒’(今文派)的批評。” 由此看出，范注不僅僅集舊注之大成，更在許多方面開創(chuàng)了二十世紀《文心雕龍》研究的新紀元。
范注《文心雕龍》的開創(chuàng)意義就在于他在注釋過程中梳理相關資料，努力探尋劉勰《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批評論、風格論、文體論、文學史論以及重要命題如風骨說、三準說、六觀說等理論價值和深邃內涵。這種探索，實際上已經成為二十世紀《文心雕龍》研究的新的起點。
探尋《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神思篇》是關鍵。黃侃《札記》以為：“自此(指《神思篇》)至《總術》及《物色篇》，析論為文之術，《時序》及《才略》已下三篇，綜論循省前文之方。比于上篇，一則為提挈綱維之言，一則為辨章眾體之論。詮解上篇，惟在探明征證，榷舉規(guī)繩而已，至于下篇以下，選辭簡練而含理閎深，若非反復疏通，廣為引喻，誠恐情義等于常理，長義屈于短詞?！边@段話極簡明地概括了《神思》在《文心雕龍》全書的獨特位置。范文瀾先生本此立論，進一步指出：“上篇剖析文體，為辨章篇制之論；下篇商榷文術，為提挈綱維之言。上篇分區(qū)別囿，恢宏而明約；下篇探幽索隱，精微而暢朗。孫梅《四六叢話》謂彥和此書，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知言哉!”為此，范注將下篇二十篇列成表格，探求作意，究極微旨，避免了舊注釋事忘義之失。王元化《思意言關系兼釋〈文心雕龍〉體例》認為此表“指出其脈絡聯(lián)系，剖析極為分明”，并且明確斷言：“《神思篇》是《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總綱，幾乎統(tǒng)攝了創(chuàng)作以下諸篇的各重要論點。前者埋伏了預示了后者，后者則進一步說明了發(fā)揮了前者?！?/b>
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引論》亦持相同的觀點，認為“劉勰把藝術構思問題視為‘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因而把《神思》列為創(chuàng)作論的第一篇，這確是他‘深得文理’的說明。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是在積累學識，觀察和研究生活的基礎上，從藝術構思開始的，這顯然是劉勰論創(chuàng)作要首先探討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但其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神思篇》在創(chuàng)作原理上確立了劉勰創(chuàng)作論的整個體系，揭示了他的創(chuàng)作論所要研究的全部內容。因此，《神思》就可成為我們研究劉勰整個創(chuàng)作論體系的一把鑰匙?！敝苷窀Α段男牡颀堊⑨屒把浴芬浴犊傂g篇》為創(chuàng)作論的序言，《神思篇》為創(chuàng)作論總論。除《總術》外的十九篇創(chuàng)作論可分為四個部分：
一，是“神用象通，情變所孕?！鄙裰干袼?，情變指情性和通變，情性和體性有關，通變跟定勢有關，這就包括《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意象經營通過《體性》《風骨》來表現(xiàn)，情變孕育通過《通變》《定勢》來完成。
二，“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物貌指物色，心理指情理，物色與情理構成情采，而心以理應有待于熔裁。這就是《情采》《物色》《熔裁》。
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睆穆暵傻叫揶o，包括《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
四，“結慮司契，垂惟制勝?！标憴C《文賦》在將結尾部分提出文思的通塞問題，認為無法解決。劉勰提出《養(yǎng)氣》來使文思常通，這就是制勝。他提出《附會》來“總文理，統(tǒng)首尾，定與奪，合涯際”，是“結慮司契”。這部分指《養(yǎng)氣》和《附會》。
根據(jù)《神思篇》贊語所揭示的線索，可以將創(chuàng)作論的邏輯結構概括成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是指剖情析采的根本，包括《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第二是剖情析采的結合，包括《情采》《物色》《熔裁》；第三是剖情析采的方法，包括《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yǎng)氣》《附會》；第四是創(chuàng)作論的序言，即《總術》。周文認為，劉勰在創(chuàng)作論里有四個問題是有突出見解的。一個是作品反映生活問題，一個是風骨問題，一個是形象問題，一個是聲律問題。這些在《時序》《風骨》《物色》《聲律》等篇中有深刻的闡釋?？傊?，上述作者都是在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和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的基礎上，對于劉勰的創(chuàng)作論及思想體系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文心雕龍》的理論命題很多，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風骨”說。陳耀南《文心風骨群說辨疑》羅列有六十四家之說。如果再加上近幾年的文章，當遠不止這個數(shù)目，而且新說還會不斷出現(xiàn)。但是，通觀眾說，又無不以黃侃和范文瀾師生的觀點作為立論的前提，或肯定、或否定，成為爭論的焦點。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風骨)二者皆假于物以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理，綱維全篇，譬之于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攄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于物，則猶骨也。必知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然后不蹈空虛之弊?！L緣情顯，辭緣骨立?！庇衷疲骸绑w恃骸以立，形恃氣以生；辭之于文，必如骨之于身，不然則不成為辭也，意之于文，必若氣之于形，不然則不成為意也。……言外無骨，結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無風，意氣之駿爽者，即文風也?！狈段臑憽段男牡颀堊ⅰ繁局T黃侃《札記》云：“此篇所云風情氣意，其實一也，而四名之間，又有虛實之分，風虛而氣實，風氣虛而情意實，可于篇中體會得之。辭之與骨，則辭實而骨虛。辭之端直者謂之辭，而肥辭繁雜亦謂之辭，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稱，肥辭不與焉?！标惤B倫《紬繹<文心雕龍·風骨篇>之要旨》認為范文瀾關于“風骨”的見解與黃札完全一致而又有所發(fā)展。牟世金《龍學七十年概觀》以為，“黃侃《札記》論風骨，并非僅此八字。從其中‘言外無骨’，‘意外無風’，可知‘風骨’并不等于‘意言’，而‘意’和‘言’乃是‘風’和‘骨’最大范圍，即在‘意’與‘言’之外，便不存在‘風’和‘骨’。什么樣的‘意言’才可謂之‘風骨’呢?黃侃有多方面的論證，如‘辭精則文骨成，情顯則文風生’便是。所以，他并不是簡單化地把一切‘意’、‘言’都謂之‘風骨’?！边@些看法是符合黃侃本意的。贊同黃侃范文瀾之說的，還有廖蔚卿《劉勰的創(chuàng)作論》、陳友琴《什么是詩的風骨》、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商又今《風骨的意義是什么》、莊適《文心雕龍選注》、張嚴《文心雕龍通識》等，但又有不同的發(fā)展變化。如商文：“劉勰自己的話說得十分清楚，風是指文意而言，骨是指文辭而言。”陳文：“所謂風，和文情文意相同；所謂骨，和文辭相同?！薄把赞o之有骨，像我們身體必須具有骨干一樣；情意之含風，像我們形體必須包括神氣一樣。”陸侃如《文心雕龍術語用法舉例——書〈釋風骨〉后》著重剖析爭議較大的“骨”字，首先強調區(qū)分術語和非術語、本義和引申義的必要性，然后提出黃侃關于“骨”的解釋“仍有參考價值”，認為“骨是文辭方面的最高要求，這個要求是什么呢?正面是‘端直’，是‘精’，反面是‘肥’?！彼谂c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龍譯注引論》中也論道：“‘骨’都指文辭方面，都是對文辭的要求；‘風’都指內容方面，都是對內容的要求。因此，其全部內容，并未超出‘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的范圍，不過更確切點，應該說‘風’是對文意方面的要求，‘骨’是對文辭方面的要求?！蹦彩澜鹩衷凇稄膭③牡睦碚擉w系看風骨論》、《風骨考論》等文中提出近似的主張。他引《征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認為“從情志和言辭兩個方面，對內容和形式提出的要求，并以此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金科玉律，這顯然可以視為劉勰論文的主導思想，也是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要求?！痹賮硖接憚③牡奈捏w論、創(chuàng)作論等，得出劉勰的理論體系“是以文質論為核心”。“風骨論屬于文質論的范疇”，“我們不僅可以說‘風骨’論屬于‘文質’論，也可以說‘風’和‘骨’就是構成‘文質’論的兩個方面，至于何者屬‘文’，何者屬‘質’，就難以否認黃侃的舊說了。如前所述，只要不是孤立地、機械地理解‘風即文意，骨即文辭’八字，而結合全文，以‘風’是對‘情志’方面的要求，‘骨’是對‘文辭’方面的要求，則黃侃的舊說‘雖舊彌新矣’。”周振甫《釋劉勰的“風骨”與“奇正”》認為，“《札記》論釋‘風骨’時，提出‘彥和本意’，是從‘彥和本意’來論‘風骨’的，這個本意，實即牟先生提出的‘文質論’。從文質論著眼才又回到黃侃的舊說了。不過，這樣回到黃侃的舊論，‘雖舊彌新’，這個‘新’與‘舊’已經不完全相等了?！?/b>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等以“三準”說釋“風骨”，認為“風者，運行流蕩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情思者，發(fā)于作者之心，形而為事義。就其所以運事義以成篇章者言之為‘風’。骨者，樹立結構之物，以喻文之事義也。事義者，情思待發(fā)，托之以見者也。就其所以建立篇章而表情思者言之為‘骨’?！?/b>
廖仲安、劉國盈《釋風骨》申劉駁黃、詳盡疏理了“風骨”概念的來龍去脈，認為“從論人、論畫到論人，風和骨的觀念都有它一脈相貫的繼承性?！睆亩罢f明‘風’是情志，‘骨’是事義，兩者都是文學內容的范疇”?！帮L指文章的情志，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義，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骸骨?！北M管上述觀點頗多歧義，但是多與黃侃的《札記》和范文瀾的注釋發(fā)生著密切的關系，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由此我們認識到，學術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繼承了哪些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哪些方面有所拓展和貢獻。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的承前啟后的學術特點以及為現(xiàn)代《文心雕龍》研究奠基基礎的理論意義，從以上蜻蜓點水似的描述中是可以清晰地顯示出來的。由此我們還認識到，在學術研究中，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有意義。盡管范文瀾先生的許多學術見解不一定為所有的人接受，但是卻成為后來研討的起點，或者爭論的焦點。正是基于這樣一些事實，我們稱范注為新時代《文心雕龍》研究的開山鼻祖，相信是可以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的。
今天，我們紀念范文瀾先生，就是要學習他實事求是的嚴謹態(tài)度，學習他勇于探索的科學精神，為新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