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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敘述文體的源流演變呢？就是對每種體裁，說明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的情況。例如《樂府》篇，追溯到歌曲的萌芽，講到傳說中的葛天氏的八首歌、黃帝時的《咸池》、帝嚳(kù）時的《五英》等等，然后論述漢代的樂府和曹操父子、繆襲、傅玄、陸機等人的作品，并指出后代某些樂府詩不一定合樂。又如在《詮賦》篇內(nèi)，他也從《詩經(jīng)》、《楚辭》說起，來說明辭賦的開端，接著講到漢代辭賦的繁榮，下及魏、晉各家的作品。他對文體的分析是和文學史的探索相結合的。

怎樣在每種體裁中挑選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評述呢？如《雜文》篇中主要談到三類創(chuàng)作：一是“發(fā)憤以表志”的作品，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等篇，巧妙地用假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如枚乘《七發(fā)》、傅毅《七激》等篇，以動人的文辭，對讀者有所告誡。三是“辭雖小而明潤”的作品，如揚雄、陸機等人的“連珠”，篇幅短小精悍，說理卻能新穎、明暢。此外，還指出曹植《客問》、桓麟《七說》、杜篤《連珠》等作品的缺點，如“辭高而理疏”、“枝附影從”（模仿前人）、“多貫魚目”（質(zhì)量低劣）等等。在《史傳》篇中，也評論了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等歷史散文，說明它們的成就與局限。當然，由于劉勰文學觀點上有許多不足之處，所以他的挑選有時不很恰當，他的評價有時不免錯誤。舉例來說，陸機的《連珠》就不值得那么推重，而司馬遷也不應貶為“愛奇反經(jīng)（常）”。

怎樣闡述寫作的道理，來說明各種文體的特征呢？例如《詮賦》篇在解釋名稱、敘述源流、評論代表作之后，劉勰表達了這樣的論點：古人所謂“登高能賦”，是說由于看到外界事物，才引起內(nèi)心的情感；所以賦的內(nèi)容應該明顯而雅正，文辭要做到巧妙而華麗；認為“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新而有質(zhì)，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他批評有些人違反立賦的“大體”，只注意微末的小節(jié)，而不注重根本，結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礙了枝干，太多的肥脂損害了骨胳一樣；因而寫出來的賦，對于勸戒諷諫沒有多大用處。又如《論說》篇中，明確了論的目的在于“辨正然否（是非）”，所以提出“義貴圓通，辭忌枝碎”的要求。這些意見，不僅扼要地說明了賦和論的寫作特點，也涉及一般的創(chuàng)作法則。

總體來看，劉勰對文體論的發(fā)展有一定的貢獻。在他以前，如曹丕《典論·論文》的“四科”（即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實為八類）、陸機《文賦》的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就顯得太簡略一些；至于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翰林論》，就現(xiàn)存佚文看，也沒有對各種文體作全面的說明。到齊梁間，由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演進，體裁較前日益多樣化。劉勰在這基礎上，分文體為三十五類，論述就比較完整些。而且，他對每類文體的說明，都是和文學發(fā)展歷史的敘述、作家作品的評論、寫作方法和要求的闡明等等，一一結合著。這就使文體論的內(nèi)容更豐富充實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各種體裁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作了初步的總結。除上述關于賦和論說的意見外，他論騷時講到寫實與幻想相結合，論詩時講到四言要求“雅潤”而五言要求“清麗”，論樂府時講到以辭為主，并體現(xiàn)盛衰興廢，論頌贊時反對“弄文而失質(zhì)”等等。缺點在于他處處以儒家經(jīng)典為唯一的準則，使他的論點中雜有不少封建性糟粕。同時，他把一些與文學關系不大的體裁，如詔、策、章、表之類，都摻雜進來，可見他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有不夠清楚的地方。

二、批評的標準和原理

劉勰的批評論，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關于批評的標準和批評的原理；一是他的批評實踐。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主要表達在《文心雕龍》最后的《才略》、《知音》、《程器》等篇里。同時也散見于其他篇章，與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結合在一起。

關于批評的標準與原理，我們主要分析《知音》篇，也聯(lián)系到《宗經(jīng)》等篇。

上文曾說“征圣、宗經(jīng)”是劉勰論文學的基本觀點。對他的論創(chuàng)作和論批評來說，也是如此?！墩魇ァ菲环矫嬷赋鰟?chuàng)作上“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一方面指出批評文章也一定要用儒家經(jīng)典作標準。要“征圣”，必須通過學習圣人的著作才能實現(xiàn)。學習圣人，就要學習經(jīng)書。這就是創(chuàng)作和批評都必須“征圣、宗經(jīng)”的原因。

劉勰認為，圣人著作的優(yōu)點，主要是“銜華而佩實”（《征圣》），即內(nèi)容充實，形式華美。具體地說，就是《宗經(jīng)》篇提出的“六義”?！傲x”是六種特點。劉勰相信，若學習圣賢著作來寫文章，就可做到下列六點：一是“情深而不詭”（感情真摯而不欺詐）；二是“風清而不雜”（教化意義純正而不雜亂）[2]；三是“事信而不誕”（所寫事物真實而不虛妄）；四是“義直而不回”（意義正當而不歪曲）；五是“體約而不蕪”（風格簡練而不繁雜）；六是“文麗而不淫”（文辭華麗而不過分）。這六點既是劉勰對創(chuàng)作的要求，也是他論文的六個批評標準。

從這六點要求來看，劉勰的批評標準顯然是把內(nèi)容和形式結合起來的。他不僅要求感情真摯，教化意義純正，事物真實可信等，也要求形式的華美，并能準確地表達內(nèi)容，有簡約的文風、華麗而不過分的文采等。

應當看到，他這些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階級利益出發(fā)的。所謂感情真摯，意義純正等都有鮮明的階級性的。正因為這樣，他認為文章受人的德行的決定，德行又通過文章表達出來（“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要求人們不僅在砥礪封建道德品行上向圣人學習，而且在文章寫作上也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楷范。

對于批評原理的一般探討，主要在《知音》篇?！爸簟北緛碇笇σ魳纺苡姓_理解，這里借指對文學的正確評價。

《知音》篇的第一句就是慨嘆文學批評的困難：“知音其難哉！”秦漢以來的文學批評，也確是毛病很多。劉勰舉出三種典型的例子：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偽迷真”。他在批判這些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對文學批評的一些正面主張。

劉勰對文學作品主張文質(zhì)并重而又把內(nèi)容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是首先有了思想感情的沖動，然后用文辭來表達它。文學批評的任務，首先便是探討作品的內(nèi)容。這是劉勰批評論的一個重要觀點。它不僅說明內(nèi)容在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從創(chuàng)作過程和批評過程的關系中，說明了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原理。過去一般批評者所忽視的正在于此。劉勰在《序志》篇對魏晉以來許多文學評論進行了檢閱，發(fā)現(xiàn)其共同缺點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這里所謂“葉”與“瀾”，即指作品的文辭形式；“根”與“源”，即指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這就是說，他們只停留于表面的“文”，而未能深入到“情”。這就不可能把文學批評做好。

因此，他在《知音》篇提出“披文以入情”和“沿波討源”的主張。他說：“將閱文情，先標六觀?！睘榱颂接懽髌返乃枷雰?nèi)容，提出先要考察六個方面：一是“位體”，看作品采用什么體裁[3]；二是“置辭”，看作品的遣辭造句；三是“通變”，看作品對前人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關系；四是“奇正”，看作品的表現(xiàn)手法；五是“事義”，看作品用典的意義；六是“宮商”，看作品的音節(jié)。

這六個方面常被人誤解為是劉勰的全部批評標準。由上述可知，這只是“披文以入情”的步驟或手段。這六個方面大致都屬于“文”，文學批評正是要從“披文”著手，進而探討其所表達的“情”，也就是過去評論家所忽略的“根”與“源”。當然，這中間也要考察這六個方面的運用是否得當，能否很好地為內(nèi)容服務；如體裁是否與內(nèi)容相稱，遣辭用句能否表情達意，等等。

這是劉勰對文學批評的基本主張。此外，他還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批評者對文學批評的特點應有所認識。因為“文情難鑒”，文學作品比較抽象和復雜，不如一般具體的事物容易鑒別；加之批評者的見識不同，偏愛各異，在批評時很容易帶上個人主觀色彩。這些情形，批評者應該了解，并注意避免。

第二，文學批評要盡量地實事求是，“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愛憎”，從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像天平那樣準確，像鏡子那樣清楚。這就必須反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不良風氣。

第三，要加強批評者的自我修養(yǎng)。劉勰指出，過去有的批評者自己學識淺薄，因而“信偽迷真”，被人嗤笑。他認為：“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睕]有彈過很多的樂曲就不會懂音樂，沒有察看過很多的刀劍就不能認識兵器。因此，要能全面正確地評價作品，唯一的方法就是：“務先博觀?！敝挥信u者經(jīng)過廣博的觀察學習，提高了鑒別能力，才有可能正確而全面地評價作品。

以上是《知音》篇中的主要論點。把《宗經(jīng)》與《知音》等篇結合起來看，劉勰的批評標準與原則大略可以有了個輪廓。對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他有一定的貢獻。主要缺點在于他太崇信儒家圣人與儒家經(jīng)典了，他的主張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理論上的階級局限，必然要影響到他的批評實踐的正確性。

三、作家論

對于劉勰的批評實踐，我們就作家論與作品論兩方面分別舉例說明?，F(xiàn)在先根據(jù)《才略》、《程器》等篇來介紹他的作家論。

《才略》篇主要評述歷代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也就是他們的才華與識略在作品上的體現(xiàn)。全篇只有一千多字，卻是“縱述九代之文”，論及大小作家不下百人。讀過此篇，真使人有《時序》篇說的“終古雖遠，曠焉如面”之感。本篇對歷代作家的評論，當然并不全對，值得注意的是他評論作家中所持的態(tài)度和方法：

第一是以簡要的評語，指出不同作家獨具的特點。如說曹植的特點是“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曹丕則“慮詳而力緩”，但其“樂府清越，《典論》辯要”等成就亦不可忽視。又如陸機、陸云兩兄弟，陸機比較“深廣”，又“巧”而“繁”；陸云則比較“朗練”，又“鮮”而“凈”。此外如談建安七子，阮籍、嵇康等人，也能注意其不同特點。由此可見，劉勰是注意到作家作品的復雜性的，大都根據(jù)各個作家的不同特色去找出其獨特的成就，很少作誰高誰低的武斷之論。不過在評論作家的特色時，較多地偏重形式技巧方面。

第二是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如東漢馮衍因獲罪而作《顯志賦》。劉勰便抓住這點，說他不得志于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蚌身上結珠本來是“病”，馮衍的獲罪本來也是件不幸的事，但卻正因蚌有此“病”，衍有此罪，才使之產(chǎn)生出珠，寫成較好的《顯志賦》。又如說“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chén）情發(fā)而理昭，亦遇之于時勢也”。正是西晉末年時局的危亂，劉盧二人都深臨敵境，歷盡千辛萬苦，才使他們悲壯的情懷表現(xiàn)在作品之中，而具有雅壯多風、情發(fā)理昭的特色。這里可以看出，劉勰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多少注意到尋根溯源，把作品的思想傾向和作家的生活遭遇聯(lián)系起來研究。

第三是有一部分作家評論中，貫徹了內(nèi)容與文辭并重的觀點。如司馬相如的作品“理不勝辭”，“文麗用寡”，語言雖美，但缺乏充實有用的內(nèi)容，這是劉勰所批評的。相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內(nèi)容的豐富雖有可取，但缺乏文采，仍為劉勰所不滿。只有“文質(zhì)相稱”的荀況，“華實相扶”的馬融，才是劉勰所稱許的。從這幾家現(xiàn)存作品來看，他所賞識的荀、馬的“質(zhì)”和“實”，主要是指儒家思想，而這正是司馬相如的作品所缺乏的，因而司馬相如的作品被他認為無益于封建教化。

這些意見，都是上文所說的他的批評標準和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

《程器》篇則從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和政治修養(yǎng)上來評論歷代文人，可以說是《才略》的姊妹篇。

劉勰認為，作家從事于文學創(chuàng)作，首先要有現(xiàn)實價值：“摛文必在緯軍國。”寫出文章，最好是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fā)揮一定的作用（就是要為封建政治服務）。否則，只在辭采上“空騁其華”（《議對》），那就如揚雄、司馬相如等人，“有文無質(zhì)，所以終乎下位也”。

那么，寫出的文章，怎樣才能夠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fā)揮作用呢？劉勰認為，作家必須具備高度的封建道德品質(zhì)和政治修養(yǎng)。一個作家要是“雕而不器，貞干誰則”？外表雖然美好，但無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為人表率的。從這一點出發(fā)，他批評了一些作家，贊揚了一些作家。

劉勰深感“可悲”的是文人的“有文無質(zhì)”。他歷數(shù)了兩漢魏晉一些文人的不端行為：司馬相如好色又受賄，揚雄貪酒而不理家計，班固獻媚竇憲以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爪牙而貪污，潘岳陰謀陷害愍懷太子，陸機逢迎賈謐(mì）和郭彰，等等。在劉勰看來，這些歷史上著名的文人的行為既然不符合封建政治道德的標準要求，那就不可能對封建政治教化作出太多的貢獻。而且，劉勰進一步還對歷代許多文武將相卑鄙無恥的行為，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財好色等等，痛加斥責，認為其丑陋之多，是“不可勝數(shù)”的。

對于班固、陸機等人的丑行，劉勰的批判是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身居將相，擔負國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況那些官卑職小的人和窮困的書生呢！將相雖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卻遭到過多的諷刺。這不過是因為“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罷了。這是極不公允的。劉勰這樣的揭露，在門閥森嚴的六朝時期，是有一定意義的。

和上述的批評相對照，劉勰又贊揚了屈原、賈誼等忠貞愛國、文行兼善的優(yōu)秀作家，為文人們樹立了表率。

劉勰要求作家有文有質(zhì)，既有美好的文才，又有美好的品德，這固然有一定的意義。不過他對作家道德品質(zhì)的要求，完全是從封建道德標準出發(fā)的。因此，他的論點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從這種要求出發(fā)來評論作家，就往往不能評價得當。如他所批評的“相如竊妻”（指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等是文人的“瑕累”，就完全是用封建道德觀念來衡量的。又如他所肯定的鄒陽、枚乘、徐幹等的逃避現(xiàn)實，顯然就不正確。這是我們研究其作家論時所必須注意的。

四、作品論

最后，我們介紹劉勰批評實踐的另一方面——作品論。這方面的意見分散在全書中，特別是在文體論部分?，F(xiàn)在舉《辨騷》、《明詩》等篇為例來說明。

《辨騷》篇專論《楚辭》，是劉勰作品論中值得注意的一篇。

漢人對《楚辭》已有過一些評價，有的評價過高，有的評價太低，劉勰都不同意。他認為，漢人評論之不當，是因為他們無論“褒貶”、“抑揚”，都只著眼于表面，常常不合實際；他們視而不察，鑒而不精。所以他主張必須從具體分析《楚辭》本身入手。

漢代班固、王逸等人評《楚辭》，有的認為與儒家經(jīng)典完全符合，有的認為完全不符合。劉勰指出，《楚辭》“同于《風》、《雅》”的有四點：第一是《離騷》中對古代賢君的贊美，這是“典誥之體”。第二是《離騷》中對桀紂等昏君的諷刺，這是“規(guī)諷之旨”。第三是《離騷》、《涉江》等作品中用虬（qiú）龍和云霓來比喻好人和壞人，這是“比興之義”。第四是《哀郢》、《九辯》等作品中關懷祖國，慨嘆楚王的深居宮中，難于接近，這是“忠怨之辭”。他還指出，《楚辭》中“異乎經(jīng)典”的，也有四點：第一，如《離騷》中“托云龍，說迂怪”等，這是“詭異之辭”。第二，如《天問》中說“康回（即共工）傾地，夷羿（即后羿）彃（bì）日”，《招魂》中說有的怪物“一夫九首”，有的“三目虎首”等，這是“譎（jué）怪之談”。第三，如《離騷》中說屈原要效法彭咸以投水自殺等[4]，這是“狷狹（急躁狹隘）之志”。第四，如《招魂》中寫男女雜坐，狂飲作樂等，這是“荒淫之意”。

這樣評論《楚辭》，有不少缺點：首先是盲目推崇儒家經(jīng)典，以合于經(jīng)典者為“正”，不合者為“奇”。其次是把神話傳說看作奇談怪論，不理解其中所蘊藏的積極意義，把運用神話傳說排斥在藝術夸張手法之外，這就削弱了下文“酌奇”與“翫華”的主張，也對于奇?zhèn)ァ⒒孟氲睦斫鈳砣毕?。最后是以愚忠的觀點貶低屈原的投水自殺，也是錯誤的。

但他從作品本身出發(fā)而作了些具體的分析，卻有值得注意之處，如：

第一，他指出了《楚辭》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僅次于《詩經(jīng)》，而為“辭賦之英杰”。其后的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和揚雄等人，都曾深受其影響，因而寫出奇?zhèn)ソk麗的作品。

第二，是總評其藝術成就和特色：“雖取熔經(jīng)意，亦自鑄偉辭?！本褪钦f，屈原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新。他認為，屈原文氣超越古人，而辭藻又橫絕后世，這種驚人的文采和高度的美，是別人“難與并能”的。

第三，在對《楚辭》作總的評價之下，他又分別指出各篇不同的特色。如《離騷》、《九章》明朗華麗而又抒情哀婉，《九歌》、《九辯》辭句美妙而表情動人，《遠游》[5]、《天問》內(nèi)容奇?zhèn)ザ霓o巧妙，等等。

第四，綜合起來，說明《楚辭》在抒情狀物上的獨到成就：在抒寫怨抑的情感或離情別緒上，能使讀者深深感動而為之哀痛；在描繪四時景物上，則可使讀者從字里行間看到山川的狀貌和四季不同景色。

由于《楚辭》具有這些優(yōu)點，歷代作家向它學習的很多。雖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宏偉的思想意義，但更多的人只注意于它華麗的辭采、山川的描繪和香草美人的比喻。在這里，劉勰從學習《楚辭》出發(fā)，提到一個創(chuàng)作上的重要論點：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貞），翫（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qū)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

他認為：如果在寫作時能夠依據(jù)《詩經(jīng)》，掌握《楚辭》，吸取其奇?zhèn)サ臇|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華艷的事物，但又不違背實際；那就可以輕巧地發(fā)揮文辭的作用，窮究文章的情趣了?！白闷妗薄ⅰ奥D華”這兩句名言已經(jīng)接觸到文學創(chuàng)作上寫實和幻想相結合的問題了，這是值得注意的。

《明詩》篇專論歷代詩歌創(chuàng)作，特別是四言詩和五言詩。全篇內(nèi)容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現(xiàn)在只就他評價各個時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優(yōu)劣的意見，扼要地介紹一下。

先看劉勰所肯定的作品，除傳說的古曲外，他主要談到：當夏禹治水成功，政治上了軌道的時候，有人作詩來頌其功德；后來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歌表示怨恨[6]。從這里看出古代詩歌“順美匡惡”的悠久傳統(tǒng)?！段男牡颀垺穼Α对娊?jīng)》的評價雖然很高，但由于受儒家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劉勰對《詩經(jīng)》意義的認識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本篇主要從詩歌發(fā)展的角度來談，指出風、雅、頌和賦、比、興的全面形成，使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新階段。此外，在《征圣》、《通變》、《情采》、《比興》、《夸飾》、《時序》、《物色》、《才略》等許多篇中，對《詩經(jīng)》的各個方面，都有較高的評價。如《情采》篇說到《詩經(jīng)》的諷刺作用，是“為情而造文”的典范；《物色》篇談到《詩經(jīng)》中“寫氣圖貌”的一些例子，是千載難及的典范，等等。所以，劉勰認為漢以后的詩歌，內(nèi)容方面的“匡諫之義”，形式方面的比興之法等等，都是繼承《詩經(jīng)》來的。

《詩經(jīng)》之后，評價較高的是《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他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五言之冠冕”。建安時期（196-220）的詩歌創(chuàng)作，更是空前活躍：詩人們激昂慷慨地抒發(fā)自己的志氣，光明磊落地表現(xiàn)他們的才情。抒情寫景，都有獨到的成就。其后只有應璩（qú）的《百一詩》[7]，還稍有建安時正直的遺風。到晉代以后，雖作家輩出，但其風力都遠不能和建安詩歌相比了。

劉勰在本篇所批判的詩歌，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玄言詩[8]。劉勰說：“正始[9]明道，詩雜仙心，何晏[10]之徒，率多浮淺?！痹姼枥锩嬗踩M一些道家思想，當然會浮淺乏味的。到了東晉，詩歌創(chuàng)作幾乎完全淹沒在玄風里面，作者們大都恥于關懷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這樣的詩歌，就難怪鐘嶸在《詩品》中要批評它們類似《道德論》了。

第二是晉以后的輕內(nèi)容而重形式的文風。劉勰指出：晉代作家雖多，但大都浮淺綺麗，辭藻上比正始時繁雜，內(nèi)容上卻比建安時無力。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以靡麗的筆調(diào)自逞其美。這樣發(fā)展下去，到劉宋初就達于“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極點。作家們既然致其全力于成篇的對偶和一字一句的新奇，其文辭的輕靡，內(nèi)容的空泛，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上述評論來看，其褒貶還未能完全抓住要害，他在肯定和批判作品的具體尺度上，不僅有明顯的局限性，而且也不統(tǒng)一。如稱贊《古詩十九首》偏重于語言藝術技巧；而對其思想內(nèi)容或消極頹廢，或失志傷時，或相思別離，或諷刺權貴，都未加明辨。但評論中也有可取之處，如他所肯定的《詩經(jīng)》中的某些詩和建安詩歌，他所指責的玄言詩和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等，也確是這時期內(nèi)詩歌創(chuàng)作中應該肯定或批判的。

總之，劉勰的作品論和作家論一樣，其中精華與糟粕是同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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