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次偷渡冒死赴日
1980年4月，揚州。春風(fēng)如醉，楊柳如煙。這一天，幾乎全揚州的人都爭著搶一張大明寺的門票，人群從十幾里外排到了寺門口，有些人排了好幾個小時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激動的心情，因為他們即將瞻仰到一尊從日本空運回來的“國寶”，這尊“國寶”，就是1200多年前在日本坐化的鑒真大師的干漆像。
這座干漆像，是鑒真大師圓寂后，日本弟子用干漆夾纻法等身鑄造，一直被尊為日本的“國寶”，而時隔1200多年后，“鑒真大師”終于回到了他的故鄉(xiāng)揚州，回到了他曾經(jīng)修行的揚州大明寺。
大明寺的鐘聲響起，佛音繚繞，大雄寶殿前的銅爐，插滿了香火，在眾生的伏拜下，時光仿佛又倒回了千年。
公元743年，唐玄宗天寶二年，揚州大明寺迎來了兩位日本遣唐使。兩人背負著天皇的使命，要來請一位大唐高僧前往日本弘法。
當時的日本，正處于“奈良時期”，他們從朝鮮半島引進了佛教，而這種轉(zhuǎn)了好幾手的佛教，到了日本就走了樣。日本的和尚不守戒律，吃肉、喝酒、娶妻、殺生，寺院成為了逃避稅收的私人武裝集團，這讓篤信佛教的日本統(tǒng)治階級頭疼不已。一方面，天皇本人是佛教徒，不可能做出像“武帝滅佛”那樣的事情，另一方面，大寺院由各路諸侯控制，如果這些勢力團結(jié)起來，不一定能應(yīng)付過來。
于是，當時的孝謙天皇認為，佛門的事情還是得由佛門來解決，不如去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唐高僧來日本弘法，整頓國內(nèi)佛教的亂象。在日本的諸多遣唐使中，就專門有人在中國尋訪這樣的高僧，終于在揚州的大明寺，他們找到了鑒真。
鑒真，生于公元688年，小時候跟父親到大明寺，被佛法所吸引，決定出家為僧，父親見他態(tài)度堅決，應(yīng)允了。此后，他歲師父游歷了洛陽、長安，遍訪名師高僧學(xué)習(xí)佛法，并且還廣泛涉獵了中醫(yī)、書畫、建筑、文學(xué)等等學(xué)科，25歲那年，他回到大明寺接任主持，已然成為名滿天下的律宗高僧。
以大明寺為中心，鑒真在江南地區(qū)弘法布道30年，55歲那年，兩個日本遣唐使來到了他的跟前，恭恭敬敬地向鑒真行禮之后，提出想要請一位高僧往日本的請求。
鑒真于是問諸弟子，誰愿意去日本弘法？問了三句之后，眾皆默然。當時航海技術(shù)尚不發(fā)達，前往日本只能靠簡陋的帆船，旅途可謂九死一生。鑒真見諸弟子都不作聲，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當場就答應(yīng)了遣唐使，立定了東渡日本的決心。
兩位遣唐使萬沒有想到德高望重的大明寺主持鑒真，竟然幾句話就答應(yīng)了如此艱難之事，感激之情自不必說。
自此，開啟了“鑒真東渡”這件中日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事件，而鑒真也為了到達日本，耗時十年，六次偷渡，導(dǎo)致雙目失明。可以說，從答應(yīng)日本遣唐使的那一刻起，鑒真就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其百折不饒，一心弘法的決心，令人崇敬。
2、
十年東渡，天皇親迎，
給日本帶去中華文明的火種
現(xiàn)在總有人說，大唐是如何的開放，但真相卻是，大唐的開放，是“只許進不許出”。外國人可以到大唐來，但大唐人卻不能到外國去，凡是偷渡出國的人，抓到一律以“叛國”論處。
正因如此，當年玄奘法師要去天竺取經(jīng)，是偷渡出去的，而鑒真也一樣只能選擇偷渡出海。玄奘面對的是萬里西域黃沙，后世小說《西游記》將這一路的艱難演繹成為九九八十一難，玄奘師徒四人歷經(jīng)十余年才到達大雷音寺。而現(xiàn)實是，玄奘西行路上共走了5年，在印度生活了十余年，學(xué)遍了當時各派佛法，舉辦“無遮大會”邀請全印度高僧辯論，無人敢應(yīng)戰(zhàn)，至此學(xué)成歸國。
而鑒真要面對的路程，比玄奘還要艱難，黃沙漫漫終有路，而大海無情卻難行。
鑒真首先需要造船，就在他們將船造好準備出海的前一天，被一位心理狹隘的弟子跑去官府舉報，說那些日本遣唐使其實是海盜，蒙騙了鑒真大師要一起造船出海。于是官府將一行人抓了起來，盡管后來審訊完畢才知道是誣告，但這一次變故耽擱了不少時間，第一次東渡日本失敗。
接下來的十年里，鑒真還進行了五次東渡的嘗試，前四次要么是被人告發(fā)失敗，要么就是成功出了海，卻遭遇了風(fēng)暴，幾乎葬身海底。
關(guān)于鑒真在海上遇到風(fēng)暴后化險為夷的經(jīng)歷，日本人寫了一本書叫《天平之甍》，里面說，船遇到了大風(fēng)暴，眾人皆以為必死，惶恐無狀，只有鑒真端坐船頭，安然誦經(jīng)，不一會，只見天空出現(xiàn)紅云，一條金色大魚在前方開道，是得解脫。
這樣的傳奇筆法，我們無法考證其真實性有多少，但我們能夠了解到的是，在生死關(guān)頭，鑒真表現(xiàn)出來的泰然處之，給惶恐的眾人心理上極大的安慰，使得他們可以冷靜下來，成功逃離死亡。
由于年事已高，操勞過度，鑒真在第五次東渡失敗之后出現(xiàn)了眼疾，因為在外地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導(dǎo)致雙目失明。
753年，距離第一次東渡已過去了十年，鑒真和日本遣唐使，十幾名弟子一起開始了第六次東渡，這一次終于成功，鑒真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完成了十年前所發(fā)誓愿。
鑒真的到來轟動了整個日本，從登陸的薩摩到奈良，一路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歡迎。民眾在道路上鋪滿了鮮花，有人甚至以肉身伏地，只為了大師的雙腳不要沾上泥土。
到了奈良之后，日本的天皇、太上皇、皇后、皇太后全部出來迎接，鑒真被封為“大僧都”，“傳燈大法師”，管理日本所有的僧尼，在日本實行律宗戒律，改變了過去日本僧人不守戒律的傳統(tǒng)。
除了在佛法上的貢獻，鑒真帶給日本的還有“中華文明的火種”，中醫(yī)、書法、建筑、雕塑、制度甚至豆腐都是通過他帶到了日本，他也因此被日本人稱為“文化之祖”。
3、
“大雄無畏，勇猛精進”
鑒真東渡的事跡，本來是青史留名，功勛彪炳，不容褻瀆的。
但是在一些人看來，鑒真這樣無私的幫助日本，是不能理解的。更有的人，因為鑒真把王羲之的一幅臨摹書法，王獻之的三幅真跡帶到了日本，責(zé)備他將中國國寶送人。這樣的說法，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那個時代的特殊背景，更是因為看不懂鑒真的境界和胸懷。
首先在那個時代，書法作品只是個人的收藏品，談不上什么國寶，要說真有國寶，那帶頭毀壞國寶的要屬當時最高統(tǒng)治者們了，據(jù)說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真跡，就是被唐太宗拿去陪葬了，后來他的墓被朱溫的部隊盜搶，這件真跡被不識字的士兵給撕了。
其次，在鑒真這樣的高僧看來，蕓蕓眾生都是需要他去度化的，根本就沒有種族、國別之分。佛祖本是印度人，如果佛祖當年傳法還要看種族國別，那佛教也不會傳到中國，后來的玄奘也就從印度取不走經(jīng)文，當然也就不會有《西游記》這樣的偉大小說產(chǎn)生了。
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今天，不管科技如何發(fā)達，經(jīng)濟如何繁榮，還沒有到不需要宗教的時候，更何況在1200多年前的中國和日本，宗教除了慰藉人心，還能夠給國家的穩(wěn)定，文化的繁榮起到重要的作用。
1200多年后，鑒真當初傳給日本的律宗已經(jīng)式微，日本和尚依然有很多不守戒律，喝酒吃肉娶妻開酒吧什么都來，但鑒真的歷史使命已經(jīng)完成。
日本因為他的到來，因為他帶來的中華文明火種，讓日本從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tài)下，發(fā)展成為繁榮的律令制社會。鑒真東渡日本，是中日文化交流上最重要的事件。
即使到了今天，鑒真帶去的佛法、中醫(yī)、建筑、雕塑、書法都已經(jīng)式微了，可是鑒真東渡的精神和胸懷依然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
用佛教的一句話說，是“大雄無畏，勇猛精進”。心中有信仰方能無畏，胸懷寬廣者才能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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