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后期，各諸侯國的家臣問題日益凸現(xiàn)出來，“張公室”即是春秋史上—個重要現(xiàn)象。下面從家臣“張公室”的背景、實質(zhì)及春秋時人的看法三方面試做論述。
一、“張公室”的背景
春秋時期是—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無論政治、經(jīng)濟、軍事還是思想文化，相對西周而言均在悄悄發(fā)生變化。王室衰微，爭霸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君權(quán)下移，卿大夫崛起，都是其表現(xiàn)。到春秋中后期，此種趨勢尤為顯著，鄭國的七穆、晉國的六卿、魯國的三桓，是其例證。此為春秋時期家臣“張公室”的大背景。
魯國的情勢。家臣問題在宋、衛(wèi)、魯、晉、鄭等國都曾出現(xiàn)過，只是嚴重程度不一。從文獻記載來看，魯國的家臣問題表現(xiàn)最為突出，“張公室”即其中之一。當(dāng)時魯國季氏、叔孫氏、孟氏三家把持政權(quán)，三家同為桓公之后，故稱“三桓”，其中季氏實力又強于二家。三桓秉國政也經(jīng)歷了—個過程，《左傳》文公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魯君從此喪失國政。緊接著東門氏與三桓爭奪朝政，被三桓除去，自此政權(quán)集中于三家。后來經(jīng)歷了“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之后，三桓尤其是季氏的權(quán)力達到了頂點，乘著掌權(quán)之機，不斷進行損公肥私的活動。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不堪季氏欺凌和專政，起兵攻季氏，結(jié)果季氏得盂氏、叔孫氏相助，反把昭公逐出國都。在卿大夫篡權(quán)過程中，其家臣也參與其中。卿大夫的種種行為無疑是為了自身實力的擴張和壯大，與此同時也為自己政權(quán)的旁落埋下了隱患。此種做法為后來家臣奪取卿大夫政權(quán)乃至“執(zhí)國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這或許是卿大夫始料未及的。
1.卿大夫家族內(nèi)部存在種種矛盾。隨著卿大夫勢力的不斷發(fā)展，隱藏在其家族內(nèi)部的不和諧因素逐漸顯露出來。首先是卿大夫與其庶子之間的矛盾。《左傳》定公八年：“季寤、公鈕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其次是家主與家臣之間的矛盾?！凹酒阶恿?，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不論是南蒯還是陽虎，深得前任家主寵信，繼任家主不禮于己，心中難免有失落之感，進而心生怨恨，產(chǎn)生非常舉動。再次是家臣之間也不平靜。《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死后，“陽虎將以瑪瑤倒，仲梁懷弗與”，因此“陽虎欲逐之”。后來費宰子泄迎接季桓子時“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日：‘子行之乎?”’因陽虎和子泄都與仲梁懷有矛盾，使其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對付仲梁懷。以上各種矛盾，為家臣叛主提供了契機和可能性。
2.家臣實力的不斷增長。家臣的利益與卿大夫的利益休戚相關(guān)，可以說是一興俱興，一損俱損。卿大夫?qū)嵙υ鲩L的同時無疑也帶動了家臣實力的增長。主導(dǎo)權(quán)在家主一方，受益者卻是主臣雙方。
二、“張公室”的實質(zhì)
在上述背景下，“張公室”行動開始。以“張公室”為口號也有其原因。西周末春秋初，“諸侯立家，卿置側(cè)室，大夫有貳宗”，在這種形勢下產(chǎn)生了維護當(dāng)時社會秩序的兩個準則：卿大夫必須忠于諸侯；家臣必須忠于卿大夫。作為社會準則，它在一定時期內(nèi)的確實行過，但時移勢易，兩個原則不久就被打破；因為卿大夫的行為成為其家臣的榜樣。卿大夫?qū)嵙Σ粩嘣鲩L同時，其家臣的實力也在悄悄發(fā)展。當(dāng)家臣實力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已不甘心再做卿大夫之臣，進而想升為公臣。季氏家臣南蒯就直言不諱地說：“我以費為公臣”。當(dāng)然他們也深知其行動不僅違反第二個原則，還違背了“家臣不知國”的原則。因此他們打起了“張公室”的旗號，掩飾叛主行為。只是南蒯的行動沒有成功，陽虎卻控制了季桓子，逐除異己，進而掌控了魯國政權(quán)。得，到實權(quán)的陽虎“強使盂懿子往報夫人之幣”，以取悅于晉國。這樣一來不僅控制了季氏而且使孟氏也不得不按照陽虎的意愿行事。控制三桓不是陽虎的最終目的，而只是其中的一個步驟；下一個目標是“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只是他這一目標未來得及實現(xiàn)就失敗了，但他想得到的東西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權(quán)力和地位。
三、春秋時人的不同看法
在“張公室”的掩蓋下，家臣以取得權(quán)力和地位的行動給當(dāng)時社會造成了一定影響。春秋時人對這一行為的看法不盡相同。下面將國君和卿大夫、家臣、孔子及國人等的看法試做分析。
1、國君和卿大夫的看法。季氏家臣南蒯因“張公室”不成而逃往齊國。齊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饼R國大夫韓皙的觀點代表了卿大夫和國君。在他們眼中家臣始終應(yīng)當(dāng)忠心為家主做事，不得有其他任何想法。作為卿大夫來講，他們絕對不愿意看到也絕對不容忍家臣叛主；背叛就意味著卿大夫的權(quán)力和地位受到威脅與挑戰(zhàn)。于是，他們也不得不去平定叛亂，并采取措施制止此類事情的重演。就魯國而言，魯君和三桓的看法不一?！皬埞摇辈⒎悄县崾讋?chuàng)，至遲在魯宜公十八年文獻已有明確記載：“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敝徊贿^這種想法未能付諸實踐。當(dāng)時情形是三桓把持政權(quán)，魯宣公徒有虛名，作為一國之君豈有甘愿受人掣肘，不想重新掌權(quán)之理?魯君可能是想借助家臣之力奪回實權(quán)。
2、家臣的看法。傳統(tǒng)的家臣認為自己應(yīng)守本分，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正如叔孫氏的家臣司馬鼠戾所言：“我，家臣也，不敢知國?！?/p>
3、孔子的態(tài)度?？鬃又鲝垖嵭兄艹亩Y儀制度，因而對于春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執(zhí)國命”的局面相當(dāng)不滿。陽虎曾勸孔子仕，但當(dāng)時陽虎掌握政權(quán)；孔子因此在這期間并未仕于魯國，也是對其不滿的表現(xiàn)。不過，另一方面，當(dāng)“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薄笆菚r不狃雖有不臣之實，而未著變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復(fù)止?！边€有一次，“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腫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睆倪@兩次來看，孔子均想去，卻終未成行。原因在于孔子內(nèi)心相當(dāng)矛盾。他既想借助家臣勢力為其實現(xiàn)“復(fù)禮”的理想；但家臣叛主又不符合當(dāng)時家臣必須服從卿大夫的社會準則，故止。
4、國人的看法。對于南蒯“張公室”的行為，其鄉(xiāng)人曾這樣講：“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楊伯峻在解釋“有人矣哉”時說：“人謂人才，……句言若如此，須大有為之人，而南蒯非其人也?！边@樣看來，南蒯作為家臣而“張公室”并非不可以，只是非南蒯能力所及。言外之意，只要大有為之人就可以君圖而“張公室”。可見時人對“張公室”并不僅僅囿于傳統(tǒng)觀念，已有突破傳統(tǒng)觀念的跡象。魯定公八年，季桓子欲林楚使之脫離陽虎之禍，林楚對曰：“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魯國月艮焉已能說明問題，即陽虎這種舉動為國人所認同。這表明當(dāng)時國人心中即使不主動解決三桓問題，也不反對陽虎的這種做法；或許對“張公室”采取的是—種默認態(tài)度。
可見，上至國君下至國人，不同之人對家臣叛主持有不同態(tài)度，這與他們各自所持立場和所抱目的不同有關(guān)。這種不同觀念存在于春秋時期的現(xiàn)象，實際上恰恰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思想不斷變化的情況。
綜上所述，在公室衰微、卿大夫強大的春秋時期，家臣借機發(fā)展自身實力，利用各種矛盾，以“張公室”為旗幟，以攫取權(quán)力和地位為目的，開始了他們名不符實的“張公室”行動。春秋時人對此的看法可謂見仁見智，真實地再現(xiàn)了春秋社會的政治思想面貌。
注釋：
《左傳》宣公十八年。
惡及視為襄公長妃齊女所生。
襄仲之族號東門氏。
《左傳》襄公十一年。
《左傳》昭公五年。
《左傳》桓公二年。
《左傳》定公六年。
《左傳》昭公十四年。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版。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4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史記·孔子世家》。
《左傳》昭公十二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336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作者系四川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成都)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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