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散文
一.清初散文：唐宋古文傳統(tǒng)→明代受復(fù)古派學(xué)秦漢文和公安、竟陵派抒性靈的沖擊→明末清初倡經(jīng)世致用以振興民族：
（一）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等對散文寫作提出要求，大致上回到求“載道”的唐宋古文傳統(tǒng)上，并對“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擴展。
（二）清初論說文多為學(xué)者作，有學(xué)術(shù)和思想價值，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王夫之《黃書》顧炎武《生員論》《形勢論》等。
（三）明末小品文處于衰落蛻變期，作者如張岱、尤侗、廖燕等，作品內(nèi)容或沿襲晚明小品文風(fēng)，而以滄桑之思代閑情之趣，或趨向嚴肅，如“匕首寸鐵，刺人尤透”（廖燕《選古文小品序》），隨著文網(wǎng)日密逐漸消歇。
二.文學(xué)散文：“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和汪琬—桐城派嚆矢。
（一）侯方域影響最大。
1.《壯悔堂文集》10卷，體裁多樣，內(nèi)容廣泛：
（1）議論而指斥權(quán)貴的如《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等。
（2）抒情而攄寫懷抱的如《與方密之書》《祭吳次尾文》等。
（3）評說而論功罪的如《朋黨論》《王猛論》《太子丹論》等，有八大家遺風(fēng)。
2.承韓、歐，融入小說筆法，流暢恣肆；寫掾吏、伶人、名伎、軍校等下層人物的作品敢于打破文體壁壘，如《贈丁掾序》，《馬伶?zhèn)鳌贰度卧村鋫鳌贰独罴鳌罚肌耙孕≌f為古文辭”，提煉細節(jié)，揣摩說話，刻畫神情，如《李姬傳》選3個典型事件，精擇李對話，切合身份與心境，使人物個性鮮明，堪稱性格化語言，具短篇小說的特點。
（二）魏禧—以觀點卓越、析理透辟見長。
1.論文以有用于世為目的，“關(guān)系天下國家之政”，反對模擬，不“依傍古人作活”。
2.人物傳記表彰抗清殉國和堅守志節(jié)之士，如《許秀才傳》《哭萊陽姜公昆山歸君文》等，既有淋漓盡致的描摹，也有紆徐動蕩的抒情。
3.《大鐵椎傳》。
4.政論散文精義迭現(xiàn)，《蔡京論》《續(xù)朋黨論》等獨出己見，議論風(fēng)生；《答南豐李作謀書》《宗子發(fā)文集序》，表現(xiàn)出善議論的個性和明理致用的文章風(fēng)格。
（三）汪琬—寫人狀物筆墨生動。
1.散文力主純正，對侯《馬伶?zhèn)鳌吠蹰喽ā稖脗鳌返刃≌f寫法不滿，偏保守。
2.本六經(jīng)，敘事有法，尤擅碑傳，如《陳處士墓表》《申甫傳》《書沈通明事》等。
3.《答陳靄公書》《陶淵明像贊并序》《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等清晰簡要，自然流暢，與唐順之、歸有光等文風(fēng)相近。
4.《周忠介公遺事》。
（四）廖燕，字人也，號柴舟。
1.思想新穎，議論大膽，如學(xué)術(shù)文《性論一》《性論二》《格物辨》等抨程朱理學(xué)；史論文《湯武論》《高宗殺岳武穆論》《明太祖論》等推翻陳說。
2.《金圣嘆先生傳》《半幅亭試茗記》。
（五）其他如王猷定、冒襄、姜宸英、邵長蘅、王弘撰、宋起鳳等以歌頌抗清斗爭及其殉難的英雄志士，形成此時重要題材：姜宸英《奇零草序》邵長蘅《閻典史傳》汪琬《江天一傳》全祖望《梅花嶺記》等表現(xiàn)崇高的民族思想。
清中期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一.桐城派?？滴跄觊g由桐城人方苞開創(chuàng)，同鄉(xiāng)劉大櫆、姚鼐等繼承發(fā)展，成為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派別。
（一）先驅(qū)：戴名世，字田有，為桐城派理論的發(fā)軔。主張：
1.為文以“精、氣、神”為主，“言有物”為“立言之道”（《答趙少宰書》）。
2.“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而不可謂之文也。”（《己卯行書小題序》）
（二）奠基者：方苞，字鳳九，號靈皋，晚號望溪。
1.“義法”說。“義法”一詞始見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方苞取來論文，“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合起來說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條理；分開來說：
（1）“義”指文章內(nèi)容，“本經(jīng)術(shù)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謙居書》），以儒家經(jīng)典為宗旨，具服務(wù)于當(dāng)代政治的目的；
（2）“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問題，如布局、章法、文辭等。
（3）義決定法，法體現(xiàn)義。
2.講文章作法，或側(cè)重“虛實詳略之權(quán)度”，或追求“首尾開合，順逆斷續(xù)”之“脈絡(luò)”，或提倡用語“體要”、簡潔，偏重文法；但認為“義”在其中，“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史記評語》）。
3.要求內(nèi)容醇正，文辭“雅潔”。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記其語：“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俳巧語”，使古文用語典雅、古樸、簡約，適應(yīng)清統(tǒng)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給古文建立更嚴格的具有束縛性的規(guī)范。
4.由于與制舉之文相通，利于維護理學(xué)道統(tǒng)，所以受到朝野崇奉和歡迎，“義法”說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論文綱領(lǐng)。
5.創(chuàng)作：選材精當(dāng)，以凝練雅潔見長，開桐城派風(fēng)氣。
（1）讀史札記和雜說，如《漢文帝論》、《轅馬說》等簡潔嚴整，無枝蔓蕪雜之病。
（2）游記如《游雁蕩記》；贈序如《送劉函三序》；碑銘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銘》《田間先生墓表》等，詳略有致，具有法隨義變的特點。
（3）名篇如《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
（三）劉大櫆：上承方苞、下啟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1.對“義法”理論進行拓展，以“義理、書卷、經(jīng)濟”的“行文之實”擴大“言有物”的內(nèi)容，是姚鼐“義理、考據(jù)、詞章”說的先導(dǎo)。
2.認為“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對“行文之道”的“神”“氣”“音節(jié)”等要素給予重視，突破“言有序”的范圍。
（1）“神”、“氣”是作者精神氣質(zhì)在文中的表現(xiàn)。
（2）“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
（3）“氣”是貫穿文章的氣勢韻味。
（4）“神為主，氣輔之”。
3.為使“神”“氣”易于掌握，提出因聲求氣說：由字句求音節(jié)，由音節(jié)求聲氣，音節(jié)是行文關(guān)鍵，誦讀能體會文章的“神”“氣”，為探尋“義法”奧妙揭示出門徑和方法，也使理論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4.創(chuàng)作：抒發(fā)懷才不遇，指摘時弊，以“雄奇恣睢，鏗鏘絢爛”（吳定《劉海峰先生墓志銘》）稱勝；游記文如《游晉祠記》《游大慧寺記》等借景抒情，諷世刺時，近于雄肆奇詭，姚鼐評“有奇氣，實似昌黎”（《海泊三集序》評語）；《書荊軻傳后》、《送姚姬傳南歸序》《息爭》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節(jié)之美。
（四）姚鼐，字姬傳，號惜抱，壯大了古文的聲勢，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
1.主張“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義理、考據(jù)、詞章”合一，儒家道義與文學(xué)結(jié)合，天賦與學(xué)力相濟，“義法”外增加考證，以求三者統(tǒng)一兼長，達到既調(diào)和漢學(xué)、宋學(xué)之爭，又寫出至善極美文章的目的。
2.運用傳統(tǒng)陰陽剛?cè)嵴f，將風(fēng)格歸為“陽剛”“陰柔”2類，提出“統(tǒng)二氣之會而弗偏”，“協(xié)合以為體”，追求剛?cè)嵯酀?，接觸到文學(xué)審美風(fēng)格實質(zhì)問題，對后世影響甚大。
3.把文章藝術(shù)要素提煉為“神、理、氣、味”和“格、律、聲、色”8字。
（1）前四者是內(nèi)在的“文之精”，處在高層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層次雖低但較具體，精寓于粗，相互依存。
（2）從學(xué)習(xí)角度，由“粗”把握“精”，待融貫其“精”后再棄“粗”，擺脫其束縛，細密和完善了劉大櫆因聲求氣說。
4.纂輯《古文辭類纂》，以13類體裁選輯七百馀篇自戰(zhàn)國、秦漢、唐宋八大家到歸有光、桐城派方苞、劉大櫆的古文，以為示范，確立古代散文發(fā)展“正宗”文統(tǒng)，被桐城古文家奉為圭臬。
5.創(chuàng)作：以韻味勝，偏于陰柔，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高，如《登泰山記》《袁隨園君墓志銘序》《游靈巖記》《泰山道里記序》等。
（五）桐城派以“義法”為基礎(chǔ)，發(fā)展成具嚴密體系的古文理論；姚門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四大弟子”。
二.桐城派分支——陽湖派。
（一）代表惲敬、張惠言均為陽湖（今江蘇武進）人。
（二）專志古文，不愿受桐城文論束縛，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辭賦，以博雅放縱取勝，如惲敬《游廬山記》《游廬山后記》，張惠言《書山東河工序》《吏難》等。
三.桐城派馀脈——道光末曾國藩湘鄉(xiāng)派和曾門弟子→“桐城嫡派”嚴復(fù)、林紓。
四.不傍桐城門戶、具明小品文風(fēng)采——袁枚、鄭燮和沈復(fù)等。
（一）袁枚。
1.文章大都感情真摯，富個性；甚至放言無憚，敢于沖決傳統(tǒng)觀念。
2.論說文《郭巨論》《隨園記》《策秀才文五道》等，立意精辟，氣勢逼人而雄辯。
3.記傳如《書魯亮儕》《廚者王小余傳》等，于事中見人，鮮明突出。
4.祭誄文最有抒情色彩，如《祭程元衡文》《韓甥哀詞》等，其《祭妹文》與韓愈《祭十二郎文》歐陽修《瀧岡阡表》同是祭文名作。
（二）鄭燮的家書和題跋淺白如話，如《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靳秋田索畫》。
（三）沈復(fù)：自傳體筆記式散文《浮生六記》，前3卷《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是古代散文中少見的描寫夫妻之情的文章。
（四）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收集南明史料所寫碑銘傳記如《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梅花嶺記》等。
（五）其余如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錢大昕《弈喻》等。
駢文的復(fù)興和汪中
一.駢文復(fù)興。
（一）清初陳維崧、毛際可倡導(dǎo)→中期袁枚、孔廣森、吳、曾燠、李兆洛等肯定。
（二）阮元《文言說》視駢文為正統(tǒng)，將駢散之爭推向高潮；吳的《國朝八家四六文鈔》，曾燠《國朝駢體正宗》，李兆洛《駢體文鈔》宏揚駢文正脈，擴大影響。
（二）陳維崧駢文如《與芝麓先生書》《蒼梧詩序》等，開風(fēng)氣。
（三）至雍正、乾隆之際，胡天游承上啟下，作品如《大夫文種廟銘》《禹陵銘》《遜國名臣贊序》等。
（四）“駢文八家”：由吳選輯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孫星衍、吳錫麟、洪亮吉、曾燠和孔廣森八人的駢文為《國朝八家四六文鈔》而來。
1.袁枚駢文流麗生動，文藻秀逸，有獨抒性靈、自然活脫的特色；
2.邵齊燾崇尚漢魏，用典較少，以文氣流宕，清剛矜練為長。
3.洪亮吉與孫星衍是常州派駢文代表，輕倩清新。但孫才力苦弱，洪則情辭相輝如《游天臺山記》《戒子書》《出關(guān)與畢侍郎箋》等。
（五）與洪亮吉并稱“汪洪”的汪中，駢文成就最高。
1.內(nèi)容取材現(xiàn)實，情感吐自肺腑，藝術(shù)“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風(fēng)格遒麗富艷，淵雅醇茂，且用典屬對精當(dāng)妥帖，被視為清代駢文復(fù)興的代表。代表作《哀鹽船文》。
二.李兆洛
（一）與惲敬、張惠言合稱“陽湖三家”，私淑姚鼐，主張駢散并行。
（二）《駢體文鈔》。
1.選錄戰(zhàn)國至隋代認為屬駢體范圍的文章774篇，分32類。
2.雖選有部分秦漢散文如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報任安書》諸葛亮《出師表》等，也是在溯源意義上取錄，借以證明駢文與古文的親緣關(guān)系，目的“欲合駢散為一，病當(dāng)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兩漢”。（《清史稿》本傳）
3.不免矯枉過正，把有些散文當(dāng)作駢文看，具有揚駢抑散傾向；但對桐城派后學(xué)兼采駢文之長，重視諸子百家文章，產(chǎn)生啟迪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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