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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67540份判決書的分析:公司糾紛案件的類別與難點

節(jié)選自《關于公司糾紛的訴訟研究報告》

作者 /  張志勝  秀中律師事務所創(chuàng)始合伙人

            劉琪     秀中律師事務所律師

來源 / 上海律協



前言


公司作為商事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與公司相關的糾紛,是最常見的商事爭端之一。對公司糾紛訴訟與仲裁進行實務統計和研究,為公司風險控制、公司法務管理、日常經營等提供實踐依據,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本研究報告收集、整理并分析自2001年1月至2017年1月公開渠道能夠查詢的“與公司有關的糾紛”之裁判文書共67540份,分門別類的提出有針對性、實用性的法律建議。


本研究報告僅研究法定案由“公司糾紛”,不涉及公司合同、勞動爭議等相關領域的訴訟與仲裁。



1

公司糾紛總體趨勢概要

按年份統計裁判文書數據顯示,2001年至2008年之間,公司糾紛已公開裁判文書數量遠低于500份/年;2009年至2011年之間,公司糾紛已公開裁判文書數量在每年500份到800份之間;2012年到2013年,已公開裁判文書數量每年大于1000份小于4000份;2014年始,已公開年度裁判文書數量超過10000份;2016年公開年度裁判文書數量超過20000份。

剔除“司法公開”政策推進時間點等要素,得出“公司糾紛案件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不斷提高而逐年增加”這樣的結論是可靠的。其中,2015年的數量比2014年小,恰好與2015年經濟走勢回落相吻合。

按案由分類統計的結果顯示,諸如“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清算責任糾紛”等此前訴訟實踐中比較罕見的案件類型的出現,一方面表明公司及股東參與商事活動的專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表明公司及股東的法律意識及利用法律維權的意識越來越濃。同時,與股東權益最密切關聯的股權轉讓及相關糾紛持續(xù)“高發(fā)”,始終占據全部公司糾紛案件近50%的比例。

從訴訟參加人及相關情形分析可知,律師參與公司糾紛的程度和范圍越來越廣。據不完全統計,92%以上公司糾紛案件一方或雙方聘請了律師代理訴訟。律師參與訴訟更大程度上保證了訴訟的專業(yè)化水平和審判的公正性。

對裁判文書所記載的案情抽樣分析發(fā)現,伴隨資本市場活躍狀態(tài),股權投資、證券市場等商事行為引發(fā)的糾紛不斷涌現,且逐步向高新技術行業(yè)及TMT領域“滲透”。另外,圍繞投資和融資之詐騙行為引發(fā)的公司領域的“刑民交叉”問題越來越多;公司財產與個人(股東)財產混同情形時有發(fā)生,并伴隨著股東將公司財產據為己有引發(fā)的財產返還、公司證照返還等民事案件以及職務侵占等刑事案件;股權轉讓糾紛案件中開始出現并大量存在因隱名股東(股權代持)、公司并購或上市、公司控制權等問題引發(fā)的爭端;“對賭協議”糾紛等“新型”案件出現,引起了法律界和投資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由此而引申出來的有關投資領域資本退出機制討論,成為熱點話題;隨著經濟走勢下滑,破產清算及公司解散相關的糾紛數量有所增加。

再者,因為部分工商代辦機構的工作態(tài)度問題或文件質量問題,引發(fā)的工商登記文件與實體交易文件不一致甚至沖突的糾紛不斷涌現,而法院在考察二者時常常采取兩分法,基本上嚴格區(qū)分其各自的形式和效力。還有一個比較突出且引起廣泛爭論的問題是:在外商投資審批準入時代的外商投資協議(含當時簽署至今有效的合同)中,行政機關的審批程序和投資協議效力及履行問題之間的交互與沖突一時間成為審判機關無法破解的難題。

從裁判結果本身的公正性考察,非法律因素對案件審判結果的干預或“操縱”程度越來越小。


2

公司糾紛分布類別分析

1、根據公司糾紛案由類別統計(如圖一),股權轉讓糾紛占比48%,幾乎占了全部公司糾紛的一半;其次是股東資格確認糾紛,占比14%。

  圖一 

公司作為商事主體存在并運行,除了其經營管理方面引發(fā)的合同糾紛等“涉及公司外部”的案件外,公司內部糾紛主要是因公司股東之間利益沖突而引發(fā),比如股東資格確認糾紛,公司盈余分配糾紛等。而股權轉讓糾紛卻同時牽涉“公司內外”,股東之間轉讓股權時,無需考慮優(yōu)先購買權的問題;股東對外轉讓股權時,需要首先考慮其他股東優(yōu)先購買權,雖審判實踐中已經不再將優(yōu)先購買權作為否定股權轉讓合同效力的因素對待,但是,保護其他股東的優(yōu)先購買權以及保護公司人合性特質的原則始終存在。

從訴訟實務中各方當事人對立情緒比較的角度出發(fā),損害股東利益糾紛、公司解散糾紛、公司決議糾紛、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糾紛等幾類案件中當事人對立情緒最突出;而在股東知情權糾紛中,當事人(原告)往往將該案作為獲取公司財物數據等信息的手段,為之后的訴訟程序或談判程序做準備,系策略性配套手段;公司決議糾紛與公司知情權糾紛具有類似“功能”,提起訴訟的一方往往是希望將裁判機構作出的否定或肯定股東會決議的生效文書作為后續(xù)訴訟的基礎或手段之一。

2、從公司糾紛地域分布統計結果(如圖二)來看,公司糾紛與當地經濟水平及商事活動頻率成正相關趨勢,唯有北京市的數據比較特殊,其4%的占比與其經濟發(fā)展水平在全國的比重不完全匹配,一方面可能是文書公開時數據差異所致,另一方面可能是北京地區(qū)公司糾紛爭議解決多樣化的結果。與各省市GDP總量比重成正相關,浙江、江蘇和廣東排名前三甲,唯有山東6%的比重與其GDP總量比重不完全匹配。值得關注的是,浙江、江蘇、廣東、上海、四川、山東、北京、湖北8省市公司糾紛公開文書數量占全國的61%,而其他20余省市公開文書總數占比僅39%。

  圖二 

當然,就地域統計結果而言,還需要考慮當事人約定的糾紛管轄地問題對裁判文書數量的影響,以及仲裁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相當部分的公司糾紛通過仲裁程序解決,而其他地區(qū)則受仲裁因素的影響較小。

3、從公司糾紛已公開裁判文書所源審判程序統計分析(如圖三),一審程序占比63%,二審程序占比30%,該兩程序共計占比93%,再審程序2%,再審審查及審判監(jiān)督程序4%,其他程序1%。這個統計結果基本上客觀的反映了當事人對于各級法院審判結果提出質疑的頻次比重。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一審程序和二審程序外,實務中,其他審判程序對案件的實質性問題進行審查的并不多見,改判率非常低。

  圖三

4、從審判機關層級方面考察(如圖四),基層人民法院公開文書占比59%,中級人民法院占比33%,高級人民法院占比7%,最高人民法院占比1%。這個比例基本上與實務中各級人民法院處理的案件數量比例吻合。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處理的案件絕大部分屬于再審案件,中級人民法院處理絕大部分系上訴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所審理的案件中改判率極低,高級人民法院的改判率也非常低;相對而言,中級人民法院改判比例稍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文書中,相當比例的文書系裁定準予撤回再審申請,這與當事人的訴訟預期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實踐中對當事人的調解與說服工作直接相關。

 圖四 


3

公司糾紛主要難點分析

1、派生訴訟

公司法規(guī)定的股東訴訟分為直接訴訟和派生訴訟,直接訴訟時股東基于自身利益遭受損害而提起的訴訟;派生訴訟又稱代表訴訟,是股東代表公司對公司遭受損害所提起的訴訟。相比而言,直接訴訟更為容易,派生訴訟因其復雜的前置程序以及并不明確的適用范圍而實操性不強,當事人啟動派生訴訟程序步履維艱,法院審理派生訴訟也倍感棘手。

2、公司僵局之司法解散制度

司法解散是公司法規(guī)定的一項強制解散制度,是指司法機關依據適格主體的請求依法裁決解散公司的程序。公司內部一般矛盾之解決,法院尊重公司自由意志,不強加干預;但公司矛盾激化到無法調和的程度出現公司僵局時,為平衡各方利益,適格主體可請求法院頒發(fā)解散令以終結公司。實務中,依據何種標準判斷及如何判斷公司內部矛盾達到無法自力解決的程度,成為審判實踐中最難解決又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3、揭開公司面紗

公司法修改時確定了以揭開公司面紗為主要內容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旨在特定情況下突破公司賴以存在的“股東有限責任”制度,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實務中,如何把握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適用范圍及程度,如何判斷是否窮盡了其他手段仍不足以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如何防止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已經成為該類訴訟當事人和審判機關共同面對的難點。

4、公司自治與司法介入的沖突

公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運行主體,基于自我發(fā)展權利和組織體系制定制度,擁有自主管理和約束的自治權。法院在對公司事務雖擁有審判權,但是由于公司法對司法與公司自治在范疇與程度上沒有進行明確的規(guī)定,這就導致司法在在介入公司事務審理時,很難準備把控最精確的介入程度。

5、公司糾紛調解難度大

公司訴訟案所涉及到的主體較多,同時涉及的利益糾葛復雜,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由于利益之間的沖突,使得各方之間形成博弈的局面,很難找到利益的平衡點。

6、案件管轄易沖突

公司糾紛中的法律關系通常較復雜,同時可能涉及眾多主體,甚至出現部分案件缺乏明確的財產標的,這就容易引發(fā)多個法院管轄沖突。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當事人濫用管轄權異議,以及被告為了拖延訴訟時間,對管轄權重復提出異議,甚至出現反復性的上訴管轄權異議,這樣就嚴重的影響案件的審理進度,阻礙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甚至浪費司法資源,給糾紛的處理化解造成障礙。

7、訴狀所列案由不規(guī)范

由于公司糾紛的專業(yè)性非常強,普通當事人甚至無法準確選擇適格的案由,甚至,部分律師也出現了用錯公司糾紛案由的情形。實務中,法院審理時會考察案由正確與否,但是,因為錯列案由導致審理方向或思路錯誤的情形時有出現。


4

公司糾紛主要根源分析

1、內部根源

管理者之間因決策權(控制權)問題引發(fā)的糾紛,是最常見的公司糾紛情形。決策權或控制權背后隱藏的是管理者對公司經營模式、發(fā)展方向、利潤分配等問題的決定權,一旦出現分歧,糾紛幾乎不可避免。

股東之間利潤分配問題也可能引發(fā)糾紛。實務中,公司盈余分配問題并不多見,主要問題出現在公司被并購或上市前,股東之間對各自的退出權益及溢價部分的分配問題出現矛盾時容易產生糾紛。

股東知情權問題也會引發(fā)糾紛。現代公司治理框架下,股東并不一定直接參與公司經營和管理,因而對公司狀態(tài)及信息的了解局限明顯。公司規(guī)范的做法是定期召開會議匯報相關情況。但是,實務中,尤其是中小企業(yè),因公司經營者拒絕披露或隱瞞公司經營情況而引發(fā)的知情權糾紛十分常見。

股權比例及相關問題也會引發(fā)糾紛。此類糾紛包括股東資格確認尤其是隱名股東及相關問題,也包括出資不實或抽逃出資后引發(fā)的相關問題,還包括登記比例與實際約定比例不一致而引發(fā)的問題。當然,還包括投融資領域因增資擴股等股權投資行為引發(fā)的股權比例之爭。

2、外部根源

經濟走勢及波動間接影響公司糾紛的高發(fā)與回落。經濟回暖,公司經營業(yè)績良好,將減少因經營危機及財務危機引發(fā)公司糾紛的可能性;相反,經濟滑落此類可能性增加。

公司所處地區(qū)的法治和誠信環(huán)境對公司糾紛具有重要影響。雖然不能推定每一起糾紛都必要存在違約方,但是,實踐中,絕大部分糾紛因違約甚至違法行為而起。良好的法治和誠信環(huán)境利于提倡和培養(yǎng)商事主體主動講誠信、守法制,以減少糾紛的發(fā)生。

公司債權人對公司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提出質疑或訴訟是公司糾紛的直接根源之一。但是,基于股東有限責任制度對股東保護,債權人只有在有限的幾種情況下可以提起此類訴訟。

股東對外轉讓股權引發(fā)的糾紛。這是目前占比最大的公司糾紛根源之一。轉讓股權的過程中,或者因為公司估值或公司價值誤差原因,或者因為協議約定歧義或同等原因,或者因為一方或多方違約或毀約等原因,或者因為相關義務主體履行能力不夠或缺失等原因,產生公司股權糾紛及相關糾紛。

涉及外商投資以及其他限制準入行業(yè)的行政審批程序,是引發(fā)公司糾紛的另一個外部根源。在限制準入行業(yè),投融雙方簽署投資協議時,均無法絕對準確預計相關行政審批或備案完成的時間點,也無法完全避免審批或備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突發(fā)情況;協議履行過程中,因行政機關審批時間延后等因素導致協議無法按期履行,甚至因未通過審批而導致協議無法履行,矛盾隨之而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智合立場

責編/Albert  編輯/Angie  分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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