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代戲曲和散曲研究
我是北大中文系五五級的，從我們這屆開始本科是上五年，所以我是1960年畢業(yè)的。
為什么會從事戲曲研究呢？因為我喜歡戲曲，在北大的時候當過地方戲曲社的社長。最開始的時候，我是被溫小鈺（按：1938～1993，曾任內蒙古大學教授，作家）拉進戲曲社的。溫小鈺當時在話劇社，她是很活躍的。那時候女同學比較少，地方戲曲社有位新聞專業(yè)的同學叫徐芬（音），她問溫小鈺，你們那有合適的人嗎，我們想招一個。溫小鈺說，我們有個同學會唱越劇，就推薦了我。因為我是寧波人，那時候就喜歡戲曲，不算會唱戲，只會哼兩句。她說我會唱，所以就這樣被同學拉進北大地方戲曲社。我最開始的時候是飾演了一個越劇中的紅娘。從此以后，他們開玩笑老叫我小紅娘。拉進去以后，我又稀里糊涂成了地方戲曲社的社長。我也不知道原因。她說我是社里邊不遲到不早退的，可能就是我比較老實。
我當了社長以后，就不再排戲和演戲了，因為沒時間。那時戲曲社有兩個樂隊和兩個演員組，一個黃梅戲，一個越劇。越劇的演出跟黃梅戲的演出完全是兩撥人，興趣都不一樣的。所以我變成四個小組，經(jīng)常是兩臺戲。我沒時間排戲，就在那里打雜，跟他們關系都很好的。到了大學四年級，我堅決要求辭職。我說我該去念念書了，不然的話我畢業(yè)以后都不知道分配到哪了。那個時候學生會文化部、系學生會都來動員我，但我堅決辭職。我說我一有工夫就在劇團，都脫離了班集體，人家對我也有意見。他們也看不到我別的缺點，就因為我不常去班級里，所以說我最大缺點就是脫離群眾。
那個時候55級編文學史，我被分配到編寫戲曲、散曲部分。當時領導人是費振剛（按：1935～，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于民（按：1930～，后任北大哲學系教授）、孫靜（按：1932～，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說實話，那個時候北大比較重視詩歌的，愛好戲曲的人好像不是太多。因為我在曲社，又唱戲，他們在分派編寫文學史任務的時候就說，你不是愛唱戲嗎，那你就是愛好戲曲。所以把我分到寫戲曲、散曲部分。這樣一來，我的專業(yè)好像就定下了。后來參加工作到了文學所，文學所當時也要編文學史。所里覺得我在北大編文學史是負責戲曲、散曲這一部分，就把我分到了這一段。那是要服從分配的，所以我也就順理成章地做這方面的研究了。
從北大畢業(yè)以后，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到了文學所。不過我到古代文學研究室是“文革”以后的事了，“文革”以前都在民間文學研究室①。我那時候到了文學所，一共四個研究生。唐棣華（1918～2000，時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召集我們四個研究生開會。她說你們怎么分專業(yè)？我很傻，我都沒想好。另外幾個人就說我上這兒，我上那兒，最后就剩下民間室。唐棣華說那你就到民間室吧。我一聽，民間室就民間室吧。我也沒挑，那時候想的不是很多。我就這樣去了民間室。
到民間室以后，我覺得跟民間室的那些人關系很好，而且名義上我是賈芝同志（1913～2016，時任文學所研究員，后任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的研究生，但是賈芝同志很忙，他有民研會（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工作，也不太管我。我有什么文章或者計劃，拿給他看看，他也就看看。所以我就自己瞎干，瞎干的結果就是我后來就到了古代文學室。
分到民間室時，我一去正好有個民間文學的全國性會議。那時組秘書是卓如，我們的工作就是作記錄，整理記錄，寫簡報。干了以后，好像賈芝對我還比較滿意。畢業(yè)時，賈芝找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你留下吧，但是我現(xiàn)在不能給你轉正，因為沒有名額。你還是研究生身份，工資少一點，你愿意嗎？我能說不愿意嗎？我說我愿意。實際上我們那時候文學所去了一批研究生，北大四個，復旦四個，最后精簡機構的時候好像都各自又找了什么地方。賈芝同志很好的，他一點沒食言。文學所有名額以后給我轉正了。轉正大概也是在“文革”以前，我是1960年就到了所里，三年困難時期所里是不吸收人的。因為我研究生正好是三年，之后可能還過了一年，估計是1964到1965年，那個時候文學所有名額了，他就給我轉正了。
后來下鄉(xiāng)了，到干校勞動。錢中文、王俊年跟我，我們三個人是木工班的。我們木工組的領導是李師傅，我們是三個徒弟，所以錢中文是大師兄，王俊年是二師兄，我是最小的。我們關系還很好。勞動的時候，我當時是干校唯一的女木工，他們都開我玩笑。為什么把一個女同志分到木工組去推刨子？我覺得那時候有點欺負我，因為我出身不好。幸好我還有點力氣推刨子、鑿眼兒什么的，我還要上房子，因為蓋房子要釘板。王俊年恐高，你別看他脾氣不好，他有恐高癥，他上不去。我當然覺得我是個女的，我在下面遞遞釘子、遞遞木板就行。結果遞釘子、遞木板的是兩個人，錢中文一個人在那上面敲。我說那我上去，我上去了。還好我那時候年輕，膽子也比較大，上去也沒事嘛。我在學校里還走平衡木呢。
文學所從干?；貋硪院螅掖蟾庞幸荒甑臅r間是在軍宣隊。我們民間室跟理論室在一起并了一個組，專門討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錢中文是我木工班的師兄，是個老大哥，他很照顧人的。理論室那時候又在一起討論，他就拉我到理論室工作。因為民間文學它不光是搞文學，還包括民間文學的理論，而且大多是西方的理論。當時民間室像馬昌儀，她是俄語系的，所以她懂點外語什么的。祁連休是搞民間文學的，而且他對民間文學和民間故事特別熱愛。我就有點不是太專心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許會繼續(xù)搞下去。因為“文化大革命”一來，科研業(yè)務也就沒有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開始工作，就有了調動的機會。我回來以后就提出調動申請。我說民間文學我本來也不太熟悉。那時候陸永品可能是古代支部黨支部書記，他是領導，所以要招兵買馬。我跟他愛人我們早就認識，到干校她跟著我們下去的。勞動是分班的，我們在一個班里勞動。因為我跟他愛人比較熟悉，所以有時候到他家去。我跟陸永品關系還可以的，他就動員我說，搞什么民間文學，你是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到我們古代室來吧。
民間室的賈芝同志，他對我是很好的，但是他太忙了，沒帶過我。所以我當時是自己隨便干，一年能寫一篇論文就湊合了。但是，他對我確實很好，我很猶豫。后來我考慮民間、理論還是太空泛，我這個人，實在的東西好像還能努力，這種理論性的東西太抽象了，我感覺到好像沒把握，我自己也有點不喜歡。我喜歡古典，因為北大畢業(yè)的，對古典文學學的比較多一些。陸永品一動員我，我就到了古代室。因為沒有去理論室，覺得對錢中文挺不好意思的。后來錢中文還說我一句，他說你別看見我就老低著頭，到古代室就到古代室吧。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就跟我開一個玩笑，說完我就自在一點了。
我調到古代室去，賈芝同志很不高興，我對他就覺得很不好意思，有點背叛他的感覺。但是我覺得我對民間文學實在是沒有興趣。不過那時候何其芳挺高興，他跟我談了一次話。他就說你參加過北大文學史的編寫，你到古代室很好啊。他那個時候就是特別熱衷于文學史編寫。我在古代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寫文學史。
我在古代室其實沒待多長時間，那時候我在古代室就跟金寧芬、孫一珍在一起。我們三個人關系也還可以，我跟金寧芬更好一點。文學所曾經(jīng)在“文革”以后考進過一批人，金寧芬就是考進所里來的。她來了之后說，我跟你兩個人不沖突，你搞元代，我搞明清。我說沖突也沒關系，各做各的。不過她對明清比較感興趣，所以她到了所里就搞明清的戲曲研究。
我為什么做戲曲研究？前面也講到了，我在北大的時候，北大編文學史，我被分配到寫戲曲、散曲，所以對這個有點了解。我進古代室做散曲研究，是鄧紹基先生分配給我的。文學所寫文學史，他跟么書儀是寫戲曲部分。我本來是對戲曲感興趣的，但是散曲沒人寫，所以他就說你就去搞散曲吧。戲曲部分呢，他分給我一個馬致遠。因為馬致遠我寫過一篇論文，所以他說馬致遠歸你。所以呢，我做這個散曲研究就是工作需要。
后來吳曉鈴先生要搞一個《散曲選》。這個事情他開始是讓欒貴明做的。欒貴明對戲曲不感興趣，他就推薦了我。我跟欒貴明住得很近，又都是北大的。在干校的時候，我跟欒貴明分在一個大隊，跟他比較熟。他就說我?guī)闵蠀窍壬侨ィ艺f很好，拜訪一下老專家嘛。結果他就把我推薦給吳先生做《散曲選》?！渡⑶x》本來是我?guī)椭鷧窍壬愕模驗閰窍壬昙o大了，他說我來選你來注。我說好，你選我注。吳先生做了一半，他歲數(shù)比較大，別的事情也多。最后他說，你也自己選吧，我退出。他的意思是說，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大部分工作都是你干，我不署名，你自己做。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我覺得吳先生他是挺好的人，我后來跟他們家很熟的。人家總說吳先生脾氣不好，但是他從來沒給我發(fā)過脾氣，他很耐心。所以說，我做的研究工作重點還是散曲，后來做《全元曲典故詞典》，起因就是跟著吳先生做《散曲選》。
二 編撰《古本戲曲叢刊》
20世紀80年代初，把我找去編《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跟吳曉鈴先生的關系比較好。我跟吳先生在文學所認識的，本來他們老專家跟我們年輕的人也就是看望一下，沒什么工作聯(lián)系，不怎么熟悉。后來文學所下干校了，在一起勞動才熟悉起來的。
文學所的干校在河南息縣，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息夫人就是那兒的人。干校邊上有老鄉(xiāng)住，靠近我們這兒的是叫小蔣莊（音），小蔣莊的人經(jīng)常來偷我們的莊稼，還挺有意思的。
在干校里，我跟吳先生有同一個愛好，就喜歡狗啊貓的小動物。所以有時候他在食堂，狗也在食堂。我會專門到食堂去摸它，去跟它玩，干校里有的人就叫我“狗阿姨”。吳先生喜歡小動物，家里有好多貓。我后來到他家去，他的貓認識我，聞了聞我以后，撲通就跳上來，在我的膝蓋上睡覺。
干校時候我跟吳先生就比較熟悉。他這個人，沒有什么教授的架子，跟年輕人能打成一片。干活的時候他也光著膀子。那個時候他們是黑幫，也要干活的。像錢鍾書先生他比較文氣，所里那些領導也照顧他，讓他管工具。他管得很仔細，每個工具上都貼上條，因為他不認識什么鐵鍬啊之類的農(nóng)具。他有點懵，所以他都貼上條。我覺得他們那些老先生特別有意思。俞平伯先生歲數(shù)大，他還帶著夫人下來。他夫人沒有工作，是個大家閨秀。當時我們住的房子就在我們干校那個點，自己蓋房子自己住。沒蓋好以前就是住老鄉(xiāng)家，很破舊。所里照顧俞先生，給他在集市上找了一間房，他可以在集市上買菜。他還鬧出笑話，不知道是買什么東西，他問多少錢，人家告訴他是一毛錢一堆兒，結果他只拿了兩個。后來我們也上集，他們就告訴我說，你們所這位老先生，我們說一堆兒，他只拿兩個，一對兒。這個事兒很有意思，很有名的。
干校回來以后，我當時調到古代室，吳先生就讓我?guī)退恪豆疟緫蚯鷧部贰Ｎ冶緛磉€不太愿意去，因為欒貴明說這個工作很麻煩的，他勸我說，最后你的名字就列在“參加工作的還有”的后面。欒貴明很實際的，我跟他是老同學。他就說，你別參加那個工作，你將來就是編撰委員會里的那個“還有”，但是你是要干實際工作的。后來果然是這樣，主編是吳先生，領導的是鄧紹基先生和劉世德先生，我跟么書儀是兩個干活的。么書儀是鄧紹基先生的研究生。本來要欒貴明干這個，欒貴明堅決辭掉。然后他就跟我說了這話，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你就是那個“還有”。
那個時候吳先生搞《古本戲曲叢刊》，他搞了一遍，把整個好幾箱子的書送到出版社去。出版社看了之后有意見，說好像做得不是太仔細。書被退回來，退到鄧先生、劉先生手里，他們也不好去找吳先生。吳先生那時候一個人做，沒有助手。因為他之前的助手是中華書局的周妙中（按：1923～1996，曾任文學所助理研究員，后任中華書局編輯、副編審），周妙中那時已經(jīng)調走了。他跟周妙中先生關系沒搞好，周妙中是很耿直的一個人，脾氣急一點。吳先生年紀比我要長很多，我根本就是小一輩，所以應該聽話的。
原來周妙中有個目錄的底子，吳先生是根據(jù)周妙中的底子打印出了目錄，再修改一下就交稿了。但是實際上，搞版本你非得摸在手里，你才知道它是什么版本。這樣就是吳先生搞得不夠仔細了，出版社就退稿。退回來以后，劉先生、鄧先生他們又不好找吳先生了，就找我。我不太愿意參加，因為欒貴明不是跟我說，你就是“還有”嘛。我不想?yún)⒓?，但是鄧先生跟我說了一句話，你不想?yún)⒓右驳脜⒓?，因為沒有人了。他說了這句話，我還有什么好說的。我就說我一個人，一百多種書，你又規(guī)定了時間，說一個多月最多兩個月完成，我得一本一本看，看不過來，你把你的研究生調來一起做吧。我就說了那么一句，他就把么書儀調過來了，所以么書儀是我點的將。我其實跟么書儀并不熟悉。她到了古代室的時候，我們古代室不經(jīng)常上班，就是大家開會坐在一起。我就知道她是北大的，搞戲曲的。
鄧先生就這樣把《古本戲曲叢刊》交給我們兩個人了。我跟么書儀年紀相差有十歲吧，雖然都是北大的，開始的時候并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后來混在一起了。我覺得北大人的風格都比較自由散漫，她也是不拘小節(jié)的，我也是不拘小節(jié)，所以我們兩個人比較合得來。到后來鄧先生還提醒過她，你要跟呂老師搞好關系。你知道她說什么？她說，我們都已經(jīng)是姐們兒了。
開始的時候在所里給我們分配了一間專門的屋子。小屋子里放了各種參考書。我們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么書儀，她很認真，早上她比我還到的早。然后在所里吃中午飯，在辦公桌瞇一會兒，下午繼續(xù)干。因為這活有時間限制，吳先生又弄了一百多種書，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兩個性格還比較像，不敢偷懶。天天都去，去了一個多月。我記得有一次過五一節(jié)什么的，他們行政辦公室聚餐，我們兩個人沒飯吃，后來我說，咱們自個兒湊上去。我跟她兩個就跟著他們行政室的人走，他們也不好拒絕，最后就吃上飯了。
我和么書儀查版本時一起去了好幾個地方，有上海、杭州，到山東時，沒錢了，她說她認識一個人，去借錢，然后她出去借錢了。中午么書儀在人家家里吃飯，我沒飯吃，我只有一個碗。這碗是曲阜師院的，它是收押金的。那我怎么辦呢？我還要到城里去等她，然后我們要上山東圖書館去。我沒有錢了，我就把那個碗退了，把押金取回了。我們約好在濟南大明湖公園大門口見面，我就在入口那里等她，坐在那兒啃白薯。她一來，她就說，你是不是把我們的碗當?shù)袅恕Ｎ艺f是當?shù)袅?，不然我也到不了這兒，我也吃不了白薯。所以她就哈哈大笑，老是當笑話講。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和六集的目錄主要是周妙中先生擬定的，因為她是具體跑圖書館的。但是吳曉鈴先生藏書多，他有很多戲曲珍本收藏。所以看那個目錄里，很多書都是他自己的，這個他很熟悉。另外首都圖書館他都認識人的，他可能也看了一部分那里的書。但是他老先生哪有時間天天跑，主要還是周先生跑。周先生先擬有一個目錄，我跟么書儀接手了以后，我們也看了一些參考書。她的目錄不全，我們做了補充，也做了修改。還有年代的問題，年代上她排錯的很多。這也難怪，一個人怎么做得來呢。
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斷代問題。有的書是有作者的，有作者的好辦。有的是沒有作者的，我們兩個人就經(jīng)常嘰里咕嚕的在那討論斷代。怎么找呢？當然先要看一些參考書，但最主要的、最有根據(jù)的辦法，就是找那個字。這個字就是劇本里面提到的，就是從劇本里面找內證。所以我跟她要斷代的話，就得把這本書看完了以后，我們才知道它的內容，才知道它的用詞，等等，這樣才能斷代。所以我們主要就是這么做，然后就是仔細地通讀劇本。我跟么書儀兩個人都死心眼兒，不看都不敢定。
一般遇到具體問題先是我們兩個人商量，商量了以后，如果這個問題我們定不下來的話，就找劉世德，他的主意多。但是他主要搞小說，他不知道的，那就找吳曉鈴先生。反正上面有人盯著嘛，我們認真一點努力一點就行了。
交給我們的這一百多種書，每一種我們都過目了，摸過了，但是最后出版時收錄的是八十多種。我們當時看過的版本，每一種我們都做了表格登記，表格最后都給了出版社。這個表格是吳先生給我們的。我估計不是吳先生畫的，是周妙中先生畫的。所以我覺得周先生對《古本戲曲叢刊》很有貢獻。她做了一個初步的工作，就是那個草擬的目錄。雖然她的目錄有很多錯誤，但這是難免的。
我們做完了以后，交給鄧老師、劉老師他們看，他們也沒提意見。版本這個東西，你要沒看過，你也提不出什么意見。然后我們就給吳先生看，吳先生看了以后，他也比較滿意，就這么通過了。但是后來挑刺兒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責編叫作府憲展。他是工農(nóng)兵學員，比較年輕，但是他很用功。我有一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去，他正在那兒編。他突然之間問我一個問題，某某書為什么定它是某某年代？一百多種書，我哪記得住。我就說你把那個書拿出來看前言，你看前言是什么時候寫的，就是什么年代嘛。他說原來你們是有根據(jù)的。我說你廢話，沒根據(jù)我們怎么就定了？主要還是要看前言，然后又看一些參考書裁定。所以他考過我一回，讓我駁回去了，最后他不挑了。后來我跟他說，我說小府，我們倆干事，沒有根據(jù)是不會定的。沒有根據(jù)，我不會說是無名氏?。课也粫旁谇懊婊蛘呦鄳臅r段？我花那么多時間干這個事兒為什么要偷這個懶？后來跟小府關系也不錯。所以說，做《古本戲曲叢刊》我跟么書儀還是比較賣力氣的。
《古本戲曲叢刊》六集的目錄我跟么書儀整理了一下。因為我們當時五集有很多書遺留下來編到六集了。當時想搞六集，但編六集是要有規(guī)劃的，這個規(guī)劃不是文學所的規(guī)劃，是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由國務院李一氓領導的。那個時候他是把這個事情抓在手里了，為什么呢？他說他是鄭振鐸先生的好朋友。他完成五集以后很高興，我們在一起吃飯，他說了一句，我做了這個事，對得起鄭先生了。他說的那句話我印象很深。后來李一氓退休了，這個項目也沒繼續(xù)開展了。因為當時我就到了《文學遺產(chǎn)》，鄧先生也使喚不著我了。么書儀她說，我可以搞，但是我要跟呂薇芬一起搞，我們倆合作好。我不搞了，么書儀就說你不搞，我還搞什么，我也不搞，她就是這樣的。
我和么書儀還合寫過幾篇和《古本戲曲叢刊》有關的文章。我們寫文章就是她寫一段，我寫一段，然后合起來。最后好像是她定稿，她比我仔細，我比較粗心。她是個很仔細的人，而且也很聰明；我就是馬馬虎虎，大大咧咧。比如我們一塊出去查版本，我說你管錢，我管不了錢。所以后來沒錢了，她就負責借錢去了，我就去吃白薯了。
三 在《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
我可能是1984年正式調到《文學遺產(chǎn)》，1985年產(chǎn)生新一屆編委會，主編是徐公持，副主編是盧興基，編輯部主任就是我，一直工作到退休?！段膶W遺產(chǎn)》當時也是剛復刊不久。我跟徐公持的關系一直處得不錯。他這人很聰明，點子挺多的。我就是幫助他做一點具體工作。勞洪在《文學遺產(chǎn)》的時候是季刊，季刊周期太長，三個月才出刊，不利于交流。后來就改成雙月刊。雙月刊還是挺忙的，因為它兩個月要出刊，然后又要組織一些活動。
改成雙月刊之后，周期短了，雜志能量就比較大。首先開展的是宏觀研究的討論活動。我們提倡宏觀文學研究，在杭州開了研討會，反響很大。我跟徐公持兩人的分工是按照時段的，他負責前一段我負責后一段。當時，元明清三個朝代詩文研究比較薄弱，小說研究基礎雄厚，編輯小說稿子的時候也考慮開拓新的視角。戲曲研究在組稿方面要加強力量，我了解到全國范圍內，比如中山大學傳承做得比較好，南京大學的戲曲、揚州大學的散曲做得很好。當時的編輯著重與各中文系、學會聯(lián)系。自1996年起，《文學遺產(chǎn)》刊物與廣東中華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學研究學術基金共同設置“廣東中華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學研究基金《文學遺產(chǎn)》優(yōu)秀論文獎”，簡稱“文學遺產(chǎn)獎”。從1996年至2008年，共評獎八屆。這個獎項的設置對古代文學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當時在《文學遺產(chǎn)》的時候，還有馬麗、李伊白和王瑋等，我們都屬耗子的，那時候就有個說法是“五鼠鬧東京”。我們有時候還說李伊白，你怎么真跟耗子似的，老是吃那些堅果，吃的地上全是殼。我到了《文學遺產(chǎn)》以后，跟李伊白很好。她沒有成家，所以她時間比較多。她是對編輯部非常有感情的一個人，上午下午都盯在那里。像我就上午去，回來吃飯后，下午就不去了。所以很多很細的事情，都是她來做的，我覺得我那時候挺依靠她。李伊白是主要負責戲曲的編輯，因為分段做研究，她負責明清那一段。搞編務的是馬麗，她很能干?；旧线@種編務的事情我都不用操心。她很鉆研，也看點書，我覺得她工作還是很好的。
有時候我們《文學遺產(chǎn)》的人，還加上一些跟我們關系比較好的古代室的人，還有些家屬，就包個車出去玩。徐老師他唱歌很好的，所以我們一出去，一路唱歌很開心的。想起那個時候，我們有一點編輯費，就搞一些集體活動。石昌渝、劉揚忠他們那些屬于文學所當時的少壯派，也是都很活躍的，跟編輯部的關系很好。所以我們有時候組織些活動，就把所里那些年輕人都團結在一起。
《全元曲典故詞典》是退休以后做完出版的。我以前是有些積累的，但是沒有這種集中的時間。因為我那個時候女兒還小，家里有家務事兒，而且我媽媽也住在我那里需要照顧。我先生是在《文學評論》工作，他不太管這些事。所以我變成要搞家務，要搞編務，還要自己抽空寫點文章，我還是挺忙的。其他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散曲，另外做了《張可久集校注》。還有些事情自己推不掉就做一點，比如像給臺灣的出版社編過一個小說整理的叢書。這是因為我臺灣那個朋友，她叫陳芳英。陳芳英跟我實際上只是開會時見了兩次面，但是我們很合得來。后來，在臺灣有出版社找她，問大陸有沒有這樣的人，她就隨口推薦了我。她覺得我還比較隨和，然后她就把我推薦給臺灣的一個出版商，就做了一套小說翻譯叢書，將古典小說翻成白話文。其實我也沒做什么，我就是幫她組織一下而已。
① “文革”前叫研究組。
② 此部分內容參考了2014年《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紀念活動中呂薇芬先生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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