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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但在如何看待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加以解決。1927年11月黨內出現(xiàn)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更加表明正確分析形勢，認識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重要性，盡快召開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刻不容緩。1927年八七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決定：“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議提出黨的六大將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間召集”。1928年1月1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大會召開的時間是3月底，并且將會址暫定于澳門。由于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召開會議，因此，在開會地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1928年1月下旬，赤色職工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自上海給共產國際去信，信中說：“目前面臨的問題很復雜，必須對所有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務問題，解決目前黨內的狀況和克服黨內一切錯誤傾向，迫切需要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他認為，中共六大應不晚于4月份召開。對于開會地點，他建議在蘇聯(lián)境內。對于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shù)，他建議為100人左右。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于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紤]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報告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希望批準中共六大在蘇聯(lián)境內舉行。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瞿秋白、周恩來等赴莫斯科籌備中共六大；李維漢、任弼時等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先后到達上海，在上海集中學習一周后再統(tǒng)一行動，編成若干小組前往莫斯科。他們去莫斯科的路線大體上有兩條：一是從上海乘船前往海參崴，直接進入蘇聯(lián)境內；另一條是從上海到大連或營口，沿中東鐵路到哈爾濱，以哈爾濱為中繼站，經滿洲里或綏芬河出境，再乘火車沿西伯利亞鐵路長途跋涉去莫斯科。由于前往蘇聯(lián)的商船較少，多數(shù)代表走的是由上海到東北再轉陸路這條線，而陸路這條線不僅艱辛而且危險。1928年，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的路線示意圖
鄧穎超曾撰文《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詳細談了周恩來和她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的旅程，很具有代表性。他們于1928年5月初乘日本輪船從上海出發(fā)，經大連、哈爾濱這條路線赴蘇。當輪船剛?？看筮B碼頭，他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他們進行盤問。先問是做什么的，周恩來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他們攜帶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他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又問到哪里去、到東北干什么，回答去吉林，找親戚。這幾個人隨后把周恩來帶到水上警察廳，又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yè)等，周恩來泰然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經過這么一番盤查，日本警察仍沒有完全消除懷疑，在他們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派人跟蹤他們。兩度遇險后，周恩來、鄧穎超終于輾轉來到哈爾濱，與李立三等人會合，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歷時一個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們歷經艱苦與危險，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二級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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