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參加戶外徒步，大巴車上的兩個半小時，閑來無事，手上翻閱一本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安妮特.拉魯教授所著書籍《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目的是想要考察，在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到底是如何發(fā)生的？客觀上，也給于我們這一代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指明了一條道路，解答了許多初為父母的困惑。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鄉(xiāng)下，父親常年在外，缺席我的成長，母親忙于家務，對孩子的養(yǎng)育遵循“散養(yǎng)”，除了學習和一些不得不關注的家庭事務，她很少過問我，某種程度上我的童年是快樂的。而第一次意識到階層與不平等，是在學校組織的一次校園歌手比賽，與我競爭的對手是另外一名來自鎮(zhèn)上街道的女生，父母有正式工作，業(yè)余時間有專業(yè)的音樂老師教導，教音色、氣息控制、真假音間自如變換，當音樂開始，她像一個老將一樣站在舞臺中央，一開口我就知道，我已經(jīng)輸給了她，臺下掌聲雷動，臺上意氣風發(fā)，她最終奪得第一名，收獲鮮花和令人羨慕的目光，我雖然也獲得獎項，但遠未達到自我要求的標準，榮譽反而像一紙責備，窺見不少內心的遺憾。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父母對我這種“散養(yǎng)”教育模式，被稱為自然成長。而鎮(zhèn)上街道的女生父母對她的教育模式被稱為協(xié)作成長。在美國，窮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教育文化本質并無不同，區(qū)別在于教養(yǎng)模式，而決定教養(yǎng)模式的關鍵在于階層，經(jīng)濟地位被看作階層的核心。
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業(yè)余活動、語言模式、以及對教育機構干涉。
窮人、工人階級的孩子業(yè)余活動和親戚朋友以及附近街區(qū)的同伴一起玩，他們通常自己創(chuàng)造游戲，選擇同伴，他們有自己獨立的世界不與成年人產生關聯(lián)。成年人忙于生計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哪有時間應付他們？中產階級的孩子則不同，業(yè)余時間通常被鋼琴課、足球訓練、棒球訓練排滿，工作日則需要上私立學校的課后訓練班，參加學校的話劇以及音樂會，經(jīng)常忙碌到晚上9點鐘回家，是很正常的事。中層階級父母很支持他們的活動，一家人的生活作息完全依照孩子的時間做出安排，平均每年在孩子身上投入4000美元用于課外經(jīng)費，此外，父母還要承擔工作之外接送孩子的重任，他們的生活緊張而秩序，忙碌而疲憊。
語言模式上前者更側重指令式溝通，交流少，孩子很少表達自己的想法，或表達了但成人視而不見，漸漸的孩子會喪失表達欲望，或習慣這樣的溝通方式。后者更側重與孩子交流時采用講道理、擺事實的方式交流，鼓勵孩子表達自己想法，給孩子一些自己的建議，有關于孩子的決策通常會采取商議的方式進行，注重語言能力的開發(fā)與運用。最終結果在家庭關系的形成上，也會不同，前者親子關系會變得激烈而受挑戰(zhàn)，后者則會平和與從容許多。
在對于教育機構的干涉中，前者認為學習是孩子和老師之間的事情，家長無須干涉太多。后者則對教育機構提成自己的看法或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比如提供給學校經(jīng)費贊助一些充實孩子們業(yè)余體驗的活動，以及聯(lián)系身邊的關系解決學校面對某方面資源方面的匱乏。
這三方面的不同，導致在不同環(huán)境下成長的孩子，在人生初級階段已經(jīng)完全不同，前者輕松愉悅，后者忙碌緊張，隨著日積月累的沉淀，緩慢而夯實的不平等在成長間悄無聲息的拉開了距離。
《不平等的童年》通過十年的追蹤，出身中產階級的四個孩子，有三個拿到了常春藤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而工人、窮人家庭的四個孩子，有一人在一個三線大學就讀，其他幾人在高中階段紛紛輟學。而這本書出版十年后，作者再次回訪，中產階級的孩子大部分從事收入較高的工作，而小時候輕松愉悅的工人與貧困家庭小孩，無人受雇于專業(yè)部門。
合上書籍，回想今天，改革開放距今四十年，社會由于發(fā)展的變化，不斷日新月異，從前的美國與今天中國歷史上的時期并無不同，當今天的社會主體變成了中產階級，實現(xiàn)跨越階級的中產家庭提早讓孩子加入競爭序列，從過去環(huán)境一無所知的局促感到洋溢著自信的優(yōu)越感，這本身就是社會的進步，社會的進步不以個人的抵觸或逃避而停頓，也不以個體的感慨和不作為而勾留。
它反而會讓你更加清醒與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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