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名著，它的作者盧梭，是18世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被譽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渡鐣跫s論》是盧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唯一一本正面設計政治制度的理論作品。
社會契約理論
17、18世紀，社會契約理論在歐洲流行。
社會契約理論認為，在政治秩序出現(xiàn)之前，人類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中，這時候人們享有天賦的權利，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權利，這個自由沒有邊界，人們可以只憑自己的意愿做事。但是，人在生活中必然要和同類打交道，人和人之間會有依賴，更會有沖突競爭，當這層矛盾愈演愈烈時，大家為了更好地共同生活下去，就要協(xié)商出一套秩序來，為此他們締結社會契約、自愿組成共同體，建立政府負責管理維持，這樣人類就步入了政治社會。當時最能滿足這一要求的制度，就是絕對的君主專制。
盧梭的修正：在18世紀，歐洲正在經歷一場啟蒙運動，不少激進的理論家，對君主專制不滿，在他們看來，政治應該建立在善意之上，而不是罪惡和恐怖，盧梭就是這一主張的倡導者，在他看來，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了做人最基本的資格，這種事情絕無可能是自愿的，現(xiàn)實中的人們屈服于專制的強大力量，只是一種扭曲的狀態(tài)，人類有改變現(xiàn)有制度，尋求更好制度的空間。為此，他給出了社會契約的另一個版本。
盧梭的版本：自然狀態(tài)下，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開始，他們關注的只是自己的生存問題，他們有同情心、為了應對生存的困境，也會彼此協(xié)作，只是在這一過程中，人逐漸放大了自己的欲望，產生了嫉妒、競爭和財產觀念，盧梭把這些想法叫做自愛，自愛并沒有讓人的善意消逝，但它占據(jù)上風的時候，人們就會侵奪別人的自由，一點一點墮落下去，到最后，在墮落中占據(jù)優(yōu)勢的少數(shù)人，通過欺詐或強制手段，迫使其他人認可一種秩序，放棄自由，為他們服務，淪為被統(tǒng)治的奴隸。這才有了今天的政治局面。這也就是《社會契約論》開篇有一句話。“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提出了一個政治模式，只要一群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從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出發(fā)，一致通過一個契約，然后再讓這個共同體作為權威，把協(xié)商出來的契約寫成法律，最后，在共同體中成立一個政府，讓這個政府負責法律的執(zhí)行，就一切OK了。
首先，這個模式，是平等的。因為這次簽約，所有人必須一致通過，而不是一部分人擬一個條款，讓另一部分人去同意。這就解決了原先建立政治秩序的時候，總有人凌駕在別人頭上的問題。
其次，這次簽約，目標是實現(xiàn)共同利益，所以人們會根據(jù)理性計算，放棄在自然狀態(tài)下無限的自由，道德就此誕生。人們尊重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這樣大家設置好邊界，就能互利互惠。這樣，人們依然享受自由，不過，這個自由變成了受到道德約束的社會自由。
主權者：在盧梭的時代，人們討論政治的時候，喜歡把政治共同體比作一個有意志的人，這個人有自己的意志，也有自己的行動能力，而且行動受到意志的支配。人們組成政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可以類比成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這個人就叫主權者。
那么主權者是什么意思呢，我們剛才提到了18世紀，君主專制非常盛行，在當時主權這個概念，就是指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主權者就是專制君主本人，這是一個絕對的權威，不容置疑，而盧梭則更新了主權者的內涵，在他這里，主權者就是一個人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是這個共同體具有最高的權威，而不是其中的某個人，所以主權是不能轉讓、不能分割，更不能被代表的，在盧梭看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和主權者永遠一致，如果有那么一兩次，那也不過是巧合而已。這樣盧梭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對后世影響非常大的觀念，叫做主權在民。
公意：那么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存在，主權者應該有自己的意志，主權者的意志就是人民共同體的公共意志，也叫做公意。在這里盧梭同樣借用了18世紀一個重要的概念，公共意志，英文是general will，本身是一個宗教的觀念。
這個觀念認為，上帝為救贖人類，用自己的睿智選取了一套規(guī)則，比如一個球從天上掉下來，如果砸到人，球的速度和傷害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不會有所偏私，只有你主動理解了上帝的這個意志，就相當于掌握了事情發(fā)生的原理，就能按部就班獲得救贖。在《社會契約論》之中，盧梭也更換了這個公意的內涵，上帝的公意，讓人得到救贖，政治共同體的公意，則指向公共福祉。
公意與眾意的區(qū)別：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所有人都同意，但是不能成為公意的東西呢。有，比如所有的學生都贊成不懲罰作弊的人，這完全是因為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私心出發(fā)，好讓自己作弊不被懲罰，這種見不得光的想法，就不能算是公意，但它又被全票通過了，盧梭稱這種做法叫眾意，也就是大眾的意見，只是大家意志的集合，沒有超越性。
立法者：政治共同體要選擇一個具有超高智慧、對人民的風俗、意愿和理解力有著深刻洞見的人，來幫助立法，這個人就叫立法者。比如猶太人中的摩西，他是上帝與以色列人溝通的橋梁，上帝通過他把“十誡”選讀給全體猶太人。后來盧梭也扮演過這樣的角色，成了為波蘭制定憲法的立法者。他不是波蘭公民，自然不可能有私心，而且他在《社會契約論》中也表現(xiàn)出了巨大的智慧。
總括：盧梭的預設的，由人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實現(xiàn)了全體成員對全體成員的統(tǒng)治。如果把它看作一個獨立人格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公意；他有自己的目標，公共福祉；他有自己的行動權力，也就是通過主權立法。這樣一來，社會契約就落實為法律，下面要做的就是根據(jù)法律來維持共同體的運作了。
政府：政府行政，是主權者授權的結果。在盧梭之前的理論家那里，社會契約是人和政府之間達成契約，而盧梭恰恰不這么看，在他這里，契約是人民共同約定的，政府只是一個按照人民共同體的意志辦事的機構。在這里我們把人民共同體，也就是之前的主權者，稱為國家，國家和政府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幫助大家理解。
在盧梭看來，政府運作，是三種意志的競爭，公意、政府的意愿，還有組成政府的人的個人意愿。最理性的情況，就是政府的運作符合公意。
盧梭的數(shù)學計算：面對政府事務的時候，如果一個國家有一百人，這個政府有十個人，其中任何一個政府的辦事員，做事的時候，他的出發(fā)點，個人的意志如果是數(shù)字1，那么他從政府的意志出發(fā)可能性就只有十分之一，從公意的角度出發(fā)就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兩個極端：意志的強弱直接決定了辦事的力量和效率。如果大家非常強調政府的效率，那么就只有不斷忽視公意。最終政府就會傾向于辦事員越來越少，可能只剩下一個人來打理一切，這就是獨裁了。如果從符合公意考慮，則政府的人數(shù)應該越來越多、多到把全國的人都納入，那么這樣就毫無效率和力量可言了。
三種政府制度：在這樣一個標尺之上，如果把公意的實現(xiàn)作為一端，把效率和力量作為另一端，人類政府就存在三種樣態(tài)，他們分別是直接民主制、貴族制和只有一個人的政府，也就是君主制。
選舉貴族制最優(yōu)：
這三種制度中，貴族制，尤其是選舉誕生的貴族制，最優(yōu)。因為它平衡了公意和效率的考量，而且從政的人都是智者、精英，還不會出現(xiàn)貴族繼承制和君主制帶來的名不副實。
人類政治永遠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結構，他提出的社會契約原則雖然是永固的，但政府運作的環(huán)境太過復雜，它們侵蝕國家，破壞人民共同體是無法避免的，任何好的政府都只能權宜之計。
防止政府侵蝕：
第一，就是人民共同體定時集會，時刻警惕政府反噬行為，在政府之外，制定各種非政府制度強化公意的實施，為此他花了大篇幅，介紹了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在當時羅馬公民就定期集會，后來還制定了保民官，保護全體人民的利益。
第二，盧梭覺得有必要把他建議的這套保護自由的體制，神圣化。也就是模仿當時的天主教，建立一個公民宗教，只保留天主教中的一些原則，比如上帝存在、死后靈魂不滅，同時還加入了國家公民的精神要求，比如信奉法律、熱心公眾利益，待人理性、誠懇等等。而且盧梭在這里還公開批評了法國宗教專制的現(xiàn)實。為了避免當時法國的情況，政教不得合一，天主教這樣的宗教，不得凌駕到所有人頭上，不能成為公意的競爭者，人們只要尊重社會契約，就應該允許他們信仰自己的宗教。
傳播：
域外出版與多重身份：在盧梭的時代，歐洲國家普遍都有檢查制度，執(zhí)行這項制度的國家，法國可能是最嚴厲的。舊制度下的法國，書報檢查設有專門的官員，書籍出版，首先要征得政府的同意，書籍的內容也要全面檢查。許多思想家為了避禍，往往匿名發(fā)表作品。與其他人不同，盧梭成名后，發(fā)表作品都會署名，而且名字的位置越來越顯眼。當然，對于可能遭到的迫害，盧梭有一套應對策略，他持有日內瓦公民身份、在法國寫作、他的作品則拿去荷蘭出版，只要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他都可以狡兔三窟，他都能及時剎住車。
1762年，《社會契約論》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盧梭就對書商千叮萬囑，希望《社會契約論》通過合法途徑出口到法國，不要給自己惹麻煩，結果這本書被扣在海關，沒能進入法國。后來，這本書被人偷偷帶回巴黎，在小圈子里傳閱，但這也沒給盧梭帶來什么麻煩。
查禁與追捕：1762年，經過盧森堡元帥夫人的幫助，盧梭的另一本著作《愛彌兒》在荷蘭和法國同步出版，在出版之前，他仔細審閱了法國出版商的合同，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批準，是齊全的。但《愛彌兒》出版后沒過十來天，政府態(tài)度突變，巴黎高等法院把《愛彌兒》列為禁書，并且要逮捕盧梭。為什么呢？因為盧梭在書中公開批評了天主教，這種批評，在《社會契約論》里談公民宗教的時候，也出現(xiàn)過。
文化界的改造普及：大革命前的法國巴黎，聚集了一批一流的思想家，成了思想文學的朝圣之地，每年，都有數(shù)萬青年慕名而來，希望加入他們的圈子，復制他們的成功。但人的才智畢竟有高下之分，大多數(shù)漂在巴黎的年輕人，沒有良好的教育積累，也沒有盧梭那樣的睿智，可以脫穎而出。他們對啟蒙思想十分崇敬，但難免一知半解。
第一流進不去，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這幫青年只好編一些宣傳小冊子、幫書商搞點策劃方案，甚至組團來寫定制書。他們的作品，會借用一流思想家的觀念，表現(xiàn)自己的見識不凡，而書商也覺得禁書最好賣，“臨摹”出來市場很大。雙方可以說是一拍即合。這樣的事情，連盧梭自己都遇到過，他的一本書就被人剽竊，當然剽竊的辦法相當拙劣，就是幾句里邊抽一句，自己再發(fā)揮一下，最后換掉書名作者，這樣的書居然也堂而皇之出版了出來。
其實，高深的啟蒙思想，難解的哲學觀念，恰恰是通過類似的方式，才普及到大眾中去的：許多讀者把自己能讀懂的部分，用貼近一般人理解的辦法講出來，《2440年》就是一次成功的嘗試。
18世紀末法國暢銷的科幻小說：《2440年》
《2440年》是十八世紀的一本科幻小說：場景設定在當時的巴黎，一個英國人把法國的陰暗面掀了個底朝天，我們的主人公作為法國人，被刺痛了，爭執(zhí)了起來，但現(xiàn)實擺在那里，無法辯駁。結果第二天，他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來到了2440年的巴黎：在25世紀，法律由公眾制定，授權政府負責行政。人們理性、誠懇，社會上沒有極端的貧富差距，也沒有非法隨意的逮捕；牧師和僧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廣場上偉人的雕像，供大家回味公民的價值觀念。
不難看出，《2440年》的情節(jié)，就是《社會契約論》思想的應用，傳遞給了當時的法國讀者。更有趣的是，這本書的作者是盧梭的忠實粉絲，在寫這本書時，他還加入了一個情節(jié)，在25世紀的圖書館中，盧梭的書收藏最多，而盧梭的死敵伏爾泰，因為寫的東西大都太過膚淺，所以都被拿出去燒了。
法國域外出版商的走私生意：
有學者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在當時瑞士的納沙泰爾，有一個出版公司，叫納沙泰爾出版公司，這個公司在當時，以銷售禁書知名。他們有個說法，你想看的法語書籍，法國不一定找得到，但我們這里一定會有。當時他們通過零售批發(fā)商，向法國讀者提供違禁圖書的訂單，訂單返回后，再通過中間商把圖書走私回法國。納沙泰爾的生意覆蓋到整個法國，甚至引領了當時法國的閱讀風尚。
納沙泰爾公司的這種訂單被保存到今天，在一份訂單上，一共有28000多本訂書，其中《2440年》這本書被訂購1300多次，排名第一，占到將近5%的采購量。而且《2440年》這本書，還出現(xiàn)在法國海關罰沒的書單上、也出現(xiàn)在法國警方突擊檢查書店的沒收單上。
這本書從1770年面世之后，前后共有25版，而且還被翻譯成其他語言，行銷歐洲其他國家。在大革命前，讓更多的人通過這樣的方式熟悉了盧梭的思想，雖然他們未必能像《社會契約論》中寫的那么清晰深刻，而且讀者也未必會把書中的理論歸到盧梭本人。
大革命期間的閱讀：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此時盧梭已經去世11年了。此時的人們已經有了直接閱讀《社會契約論》的機會。激進的革命領袖，像馬拉、羅伯斯庇爾他們，都會援引盧梭的政治觀點，來推動現(xiàn)實政治的發(fā)展。
1794年，法國國民公會為了表彰盧梭的思想貢獻，將他的骨灰移入了先賢祠中。后來，在通往現(xiàn)代化的革命道路上，凡是以法國革命為參照，來號召人民爭取權利的政治家，都會仔細研讀盧梭，宣傳他的思想。這也就是250年后，盧梭《社會契約論》依舊值得反復閱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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