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玉新
1949年9月，由國立音樂院、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音工團、華北大學文藝學院音樂系、國立北平藝術?？茖W校音樂系、上海、香港中華音樂院等幾所音樂教育機構在天津重新合并組建，12月18日，政務院正式命名這所學校為中央音樂學院。如今位于河東區(qū)十一經路的天津音樂學院第四教學樓——音樂廳，當初是日本占領天津時建立的一所中學，名為“天津大和日本國民學?！?，新中國成立后成為華北職工干部學校，也是當年中央音樂學院的第一處教學樓。
1950年，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馬思聰出任天津音樂學院首任院長。馬思聰1912年5月7日生于廣東省海豐縣，11歲隨大哥馬思齊去法國巴黎并開始學小提琴。 在天津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期間，馬思聰先生住在馬場道的一幢小洋樓里，他繼續(xù)創(chuàng)作，在天津寫出了《第二回旋曲》和《鼓舞》《杯舞》《巾舞》《山歌·跳元宵·春天舞曲》《山林之歌人》《新疆狂想曲》《淮河大合唱》等作品。
1958年，中央音樂學院遷至北京，坐落在北京西城區(qū)復興門原清醇王府舊址。在中央音樂學院的支持下，天津市于1958年成立了河北音樂學院。今晚的發(fā)現城市，我們就來講一講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的那八年，院長馬思聰先生的天津往事。
小提琴家向澤沛曾在天津跟隨馬思聰先生學習小提琴，他在一篇回憶長文中講道：
我的父親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商學院經濟系畢業(yè)，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到新中國成立，南開大學經濟系聘他為系主任，他把全家從香港接到了天津。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父親帶了一把小琴。1950年我5歲，開始學小提琴，起先年紀很大的馬道永學，后來換了白俄老師古達迪耶夫，他在舊租界里教琴為生，每次都是父親帶著我去。
當時我家和馬思聰先生家非常近，就隔著一個結核病院，大概幾十米的一段圍墻，但并不認識。1952年，古達迪耶夫要走了，他特別喜歡我，說一定要給我介紹一個好老師。他在“中蘇友好協(xié)會”跟馬先生認識，并且一起合奏過，但也不是很熟。
古達迪耶夫帶著我去見馬先生，聽我拉琴之后，他倆各說各話聊了半天，知道馬先生決定收我了，我們挺高興地走了。所以從1952年起，我開始跟馬先生學琴。那時候他剛40歲，我7歲。過了幾年，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個禮拜坐一趟火車到北京上課。
我跟古達迪耶夫學到Kreutzer（克萊采爾）的練習曲，但是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礎。比如《克萊采爾》第二課和第七課，一個分弓、一個大弓，他讓我天天練、天天練，前后3年不斷強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較好的。馬先生特別注重音樂，不像現在許多人“技、藝分離”，只是學技術，完全是肌肉練習，非常枯燥，也非常無趣。拉琴畢竟不是體操，不能只把響兒弄出來，你要表達生命里的什么東西，這才是目的。
我是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第一屆的學生，那時候附小在天津，并不是專業(yè)附小，文化課還要到普通小學上。我是比較聽話的那種小孩，雖然也挨過打，但在練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個鐘頭琴，再去上學，下午兩三點鐘回家，那時候沒有那么多的作業(yè)，玩一會兒又開始拉。除去吃飯，一直到晚上9點都在練琴，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因為我從小跟馬先生學琴，從7歲一直到21歲，持琴、運弓都很像他，就跟一個模子里扣出來的一樣。我是馬先生弟子中跟他學琴時間最長的一個，馬先生對我也基本滿意，有時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說話，把臉一沉——本來他的臉就長，那樣就更可怕了，對我簡直就是大禍臨頭，絕對回去得玩兒了命地好好拉。
馬先生說，一個孩子在音樂方面有沒有才能，主要就兩點：一是他對聲音是不是敏感，對聲音敏感，能夠捕捉到不同的聲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聲音。二是這個孩子有沒有想象力。音樂沒有具象的東西，比如你說“蒼白”，那是沒辦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這個聲音很蒼白，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Fiorillo（費奧里羅）第二十八課的時候，我11歲，馬先生啟發(fā)我說：“你把它想象成一條小溪。起先……接著……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灘”，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有這個想象力，他在教琴的時候，就把這種想象力傳授給學生。
馬先生平時話特別少，課上也一樣，但他會做示范，這一點他做得特別好。音樂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帶”出來，就像小孩學說話一樣。我那時候特別服馬先生，他上課從來不用看譜。我跟他學了十幾年，所有我拉的東西，從練習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譜架后面都能拿起琴來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
馬先生從始至終都沒收過我學費。有一次父親提起這事兒，他說：“國家給我的就夠了?！彼且患壗淌?，每個月工資大概300塊，當時來說的確不少，而且據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楊寶智等等這些學生，他都沒要學費。
馬思聰11歲留學法國，學小提琴，回來后沒幾年又去，專門學作曲。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實，和聲漂亮極了，那種精致、考究，雖然脫胎西洋，但又非常有中國味道，無人出其右。
馬先生除了開會，很少摻和外面那些事兒，他的生活非常靜，心里也非常的靜。馬先生平時話很少，很內秀，不會海闊天空聊天，但他喜歡琢磨，比如繪畫，馬先生自己不畫，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掛著很多，其中就有齊白石送他的。有時候他給我上課，忽然就指著墻上的畫，讓我去體會中國文化中的那種內涵和修養(yǎng)。馬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一個非常儒雅的、中國知識分子，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簡單，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種跟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似的娓娓道來。
那時候我家有七把好琴，都是50年代初馬思聰帶著我父親在天津挑的。過去天津舊租界有很多白俄、猶太人，離開時候留下一些好琴，幾百塊錢、或者一兩千就能買把相當不錯的，放到今天大概得賣到一二十萬。父親還常帶我去劇院，梅蘭芳，小白玉霜，還有河南的常香玉，這些我都聽過現場。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兩場我都聽了。
1952年考入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師從著名作曲家馬思聰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家楊寶智教授這樣回憶：
當年因為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央音樂學院開學延遲到11月初，院址設在天津河東區(qū)的十一經路。院長馬思聰看見我們幾個從廣州去的小孩很高興，說，找一天請我們去他家吃飯。
他家住在馬場道，政府給他配有司機、勤務員和廚師。過了些日子，接到通知，我們就到他家里去了。跟我一起去的有林耀基、卲元信、陳靜齋等幾個人，我們問馬先生，和周總理一起吃過飯沒有？他說“多了”。和毛主席呢？“也吃過?！蹦菚r候我們以為是就這樣三五個人一桌吃，覺得很不得了，現在才知道是國宴一類的文藝界的宴會。飯后他一一問我們年齡，然后跟我說：“17歲年齡還小，讀作曲系把時間都浪費在做和聲習題、計算有沒有平行五度犯不犯規(guī)上面，很可惜!那些東西沒用的，你不如跟我學小提琴，提琴拉好了，同時注意大師們是怎么寫的，就自然會作曲了?！?/p>
這下子真是正中下我的懷了，求之不得，我馬上說：“好！”然后到學校辦轉系手續(xù)，好像他打過招呼，從作曲系轉到管弦系，分琴房練琴，都很順利。馬院長每周來給我們上兩次課，琴房是小足球場后的一排平房，每當他遠遠經過球場向琴房走來時，林耀基就用廣東話小聲喊道：“老馬來了！老馬來了！”我們又是緊張，又是興奮。有時候我們還在上別的課程，他先到了，就在里面練琴等我們。
馬先生很少發(fā)脾氣，他上課話語較少，示范較多，很和氣。我只見過一次因為抽查林耀基C大調三個八度音階，結果發(fā)現他根本沒有練，連指法都搞不清楚，他發(fā)怒憋得臉越來越紅，但也沒有罵人，只是說：“下次再拉給我聽！不要在上課時練琴！”
進音樂學院之前，我在學小提琴的過程中從未練習過音階。小孩子不喜歡拉音階是世界性的通病。但他說：“所有樂曲的困難片段，絕大部分是由音階和琶音的片段構成的，剩下的就是大跳以及一些和弦。所以練好音階和琶音等于解決了左手技術困難的一大半，何況還可以通過音階和琶音練右手功夫。”
我只好硬著頭皮練音階。他說我的弓子比較“浮”，不斷告訴我要放松，要利用手臂的重量增加弓子對弦的力度；要學點巴赫，先當練習曲練右手功夫，長大了再講究藝術。這些對于我來說，當時都是覺得很新鮮的概念。
也許是1952年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拜訪，那時不懂事，不會事先詢問可否來訪，正好他正在伏案創(chuàng)作。他在“治理淮河”時收集了不少皖北及大別山的民歌，1953年以這些民歌為主題或副題，創(chuàng)作了不少樂曲。那天他給了我一本袖珍小總譜，說：“這個曲子很好，你沒聽過吧？”叫我到隔壁那個放著電唱機的房間，看著總譜聽海菲茲拉的西貝柳斯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用電唱機，第一次見袖珍總譜，第一次看著樂隊總譜聽唱片，也是第一次聽這首極品，畢生難忘。
在50年代初期，在中央音樂學院經常可以看到老師們演出：獨奏、獨唱、重奏、重唱等等，包括作曲系老師的作品試演。有時候演完之后馬院長會即席發(fā)表點評。馬院長自己的小提琴獨奏節(jié)目的演出自然看過不少次。
1954年，中央音樂學院要成立附小，當時的教務主任繆天瑞找我，說在你檔案上看到你媽媽叫劉慧嫻，是不是那個在三四十年代出了一本《兒童節(jié)奏樂譜》的劉慧嫻，我說是，現在在華南師范學院當音樂老師。后來就把她調來籌備附小，成立以后當附小主任。馬思聰先生又安排我父親楊景循到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當副主任兼唱片室主任。
1957年畢業(yè)考試，我拉馬思聰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第二、三樂章，這在中央音樂學院院史上至今為止恐怕是空前絕后的了，沒有人敢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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