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艷秋
1935年，我已經(jīng)25歲了，對于一個女演員來說，這樣的年齡正是一個充滿希望大有可為的時候。但是，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場橫禍飛來了。我因拒絕了一個軍閥的逼婚，北平警察局派了個巡官和巡警來“下條子”，禁止我在北京唱戲。戲院老板慌了，問我在北京得罪了什么人?快去疏通疏通。我明知是誰在搗鬼，氣得了不得，就問那些巡官為什么不準我唱戲?那些家伙開口就罵：“你們這些臭戲子!犯了什么事自己還不知道嗎?”我不服，一直問到他們的警察局。他們找不出理由，就憑空栽誣陷害，說我到偽區(qū)冀東去唱過戲，所以不準在北京登臺。其實我根本沒到冀東去過。他們末尾說，如果我可以答應某軍閥的要求的話，那也可以取消原令，鬼臉終于露出來。
我和母親都氣得了不得。我不肯低頭，母親也說：“不唱就不唱，在家里閑著好了。看他們還能把咱們娘兒倆餓死!”為了爭這一口氣，我輟演了。家里遂漸虧空起來，沒錢就拿東西當當，日子就這樣撐下去。
1937年，盧溝橋炮聲一響，日本帝國主義來了，那個軍閥也跑了，美麗的北京城淪亡在日寇的鐵蹄下，我和好多同業(yè)一樣，很長時期躲在家里，不敢出來，更不用說唱戲了。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要把他們統(tǒng)治的北京裝點得歌舞升平，就用武力威脅藝人們登臺演出。終于有一天，日本人找到我的門上來了。我推說身體不好，拒絕了。過了幾天，他們又來威脅說，如果拒絕“善意勸告”，將遇到極大的不利。母親害怕了，勸我暫時應付一下。我也是軟弱的性子，就這樣，我勉強同意了，在吉祥戲院登臺，誰知我竟遭到更大的毒手。
1937年3月14日《全民報》
演出的第三天晚上，有個大漢奸繆斌和他的秘書長在包廂里訂了連座，但那晚，那個秘書長來了，繆斌沒有來。戲演到一半的時候，猛然一聲槍響，這個漢奸官兒就倒在座位上。登時一陣大亂，刺客早已無影無蹤了，繆斌的爪牙就把罪名加到戲院老板和幾個主要演員身上。說這場“企圖暗殺繆會長”的事件是和我們通氣的，當夜，把我們?nèi)孔降搅巳毡緫棻牎?/span>
在舞臺上，我是走進過《竇娥冤》的牢門的，現(xiàn)在，在生活面前，我走進了真正鐵打的、冰冷的牢門。
我被關(guān)進一個陰冷、潮濕的地窖(北京叫“地窖子”)里。這里是日本憲兵隊的女牢。日本憲兵隊地點在北京東珠市口。這間女牢只有很小的一截露在地面上。在這截墻上開了一個尺把長的鐵窗，可以看見外面日本憲兵的穿著大皮靴的腳走來走去。女牢大約有10平方公尺面積，最多的時候要住上四五個人。房里放一個四方的木桶，有個蓋，算是個馬桶。在門口走來走去的牢頭禁子，都是男的，這里沒有女看守。
繆斌
現(xiàn)在我就坐在這間房里，等候“過堂”，
鐵門“砰”的一聲開了，一個粗厲的聲音：“新艷秋，出來過堂!”我出來了，走過幾處房院+給帶到百本憲兵隊長的面前。
日本憲兵隊長的臉是猙獰的，而站在他旁邊那個中國翻譯尤其可怕。這個翻譯也和日本人一樣，穿著軍服、大皮靴，問起話來狠聲狼氣，因此，在這個地方我第一個念頭就是：“中國人對中國人為什么這樣狠呢?”
審問開始了，起初問了一下劇場出事時的情況，接著就問我：“你認識什么人?”
“我平素很少出門，認識的人也很少。”我說。
“你們唱戲的，什么人都能認識1”憲兵隊長輕蔑地哼了一聲，又：“你認識馮治安?”
我說：“我認識馮治安，他不準我唱戲，下條子停止我演出?！苯又野褟那暗氖抡f給他聽。但是他接著問：“你和馮治安現(xiàn)在還有聯(lián)系!”
這可是根本沒有的事，我當然說：“從來沒有?！?/span>
“不說實話，打!”接著“啪、啪”幾下耳光，重重地打在我的臉上。20幾歲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這樣的侮辱。由丁氣憤難忍，身體已支持不住，當場暈了過去。于是，他們把我拉回了女牢。這時，我在牢里急，我母親在牢外急。她奔走找人，花了好多錢到處運動，連日本鬼子的翻譯都運動到了。最后，經(jīng)人介紹，找到了袁世凱時代的陸軍上將、九門提督江朝宗。江朝宗這時已經(jīng)是垂幕之年了，住在北京，人稱“江老將軍”，他答應為我設法。后來由他出面，把我保了出來?？墒堑诙煳矣直粦棻犠搅巳?。
車子載著昏昏沉沉的我，又進了東珠市口憲兵隊，還是那個隊長，還是那個拿著一根棍子、狗仗人勢的翻譯，還是那一套問話……我心里想：不好了，連江朝宗也不買帳，又有誰要下我的毒手了。正審問著，忽然進來一個人，叫隊長去聽電話，隊長出去了，一會兒回來，他不再審下去，卻命令道：“把新艷秋送走!”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車子又裝著昏頭昏腦的我，出了憲兵隊，轉(zhuǎn)了幾個彎，在東49條一所大房子面前停下了。兩個日本兵把我送進了幾層大院，最后，來到一間很華麗的房門外，叫我“跪著!”
川島芳子
跪了好久，一個日本兵出來，惡狠狠地對我說：“進去，'金司令’叫你?！蔽颐銖娬酒饋?，跟他走進去。這一望，可嚇壞了。屋里站著一個人，男不男、女不女，看樣子40多歲了。滿臉脂粉，涂著口紅的嘴象血盆一樣。剪著短頭發(fā)，穿日本軍裝、大皮靴，腰掛手槍。旁邊一個人在喊：“還不快跟金司令行禮!”
這就是金壁輝——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她強逼我做她的侍女，不然全家性命難保。
從此，我又喪失了自由，成了川島芳子的奴仆，過著高級囚犯一樣的生活。川島芳子的住宅戒備森嚴，白天我只能在那個院內(nèi)活動，她養(yǎng)的那些大狼狗就在院外，逃回去是做不到的。
我就這樣象籠中鳥一樣地囚下去，幾個月過去了。母親為這一次大禍，已經(jīng)病得快死了。家里沒有收入，可以說是吃盡當光，母親托人輾轉(zhuǎn)帶信給我，我苦苦地向川島哀求，她還是不準我回去看母親。一直到1939年的春天，上海更新舞臺打聽到我的地方，花了重禮來向川島芳子說情，邀我前往演出。她答應了，原來是包銀得全部歸她所有。
可我總算暫時脫離了魔窟，回到家，匆匆地安慰了母親，就趕到了上海。同去的還有老生貫盛習、小生俞振飛、武生梁慧超。
上海，當我重來的時候，這個“孤島”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租界里雖然還沒有被日本占領，但那些烏煙瘴氣的情形真叫人頭痛。地痞、流氓、惡霸每天看白戲的不知道要有多少。他們沒票硬闖進來不算，還要戲院場主出來招呼接待，第一天演出就出了大亂子。這時，我還沒有上場，臺上是梁慧超在演《冀州城》，鑼鼓正在喧天，忽然槍聲大作(這是我第二次在劇院里聽到槍聲了)。原來不知誰在臺下開槍打一個流氓頭子，發(fā)展到流氓之間火拚，最后一大群流氓鬧到外面去了。更新舞臺的老板在一旁對我們打拱作揖，無論如何請我們把這場戲唱完，維持局而。我勉強對付下來這場演出，回來哭了一場。受了驚嚇，結(jié)果是病倒了，這一場大病害下來，花了不少錢，休養(yǎng)了一個時期，為了還債和生活，這才又再度演出。
新艷秋、俞振飛《紅拂傳》
這次，和我合作的除梁慧超和老生李世霖之外，小生是俞振飛先生。
本來我還打算在上海多唱一個時期，但母親在北京，病情越來越嚴重，連連打電報催我回去。我也心亂如麻，無心再唱，就急忙收拾北返。才到北京，川島芳子連家門都沒讓我回，一下子又把我抓回到東四九條她的住所，我痛哭著向川島芳子苦苦哀求，請她讓我再見那垂危的母親一面。好容易她答應了，等我三步兩步趕回家門，母親已經(jīng)快要咽氣了。在灑不完的眼淚和哭泣聲中，她抓著我這苦命的女兒的手，象是有千言萬語似的，可是說不出更多的話來，就這樣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氣。
我懷著深切的悲痛，仍然被川島芳子的爪子緊緊地抓住，前后快有一年。直到1940年初，有一天，川島芳子告訴我：她要“回國”了。我心里想：“謝天謝地，魔鬼可走了?！彼x開北京之后，我到了我自己那個破碎了的家。自此以后，國破家亡，我在種種惡勢力的逼迫下，不得不含著眼淚，離開了我心愛的舞臺。那時我才30歲，正是在思想上、藝術(shù)上走向成熟的年齡。我經(jīng)常想：難道多年的心血就這樣付之東流了嗎?
“舞臺生涯50年——新艷秋”節(jié)選
標題為編者所加
《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
《江蘇文史資料集萃 · 文化卷》
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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