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亙地黃河出，開天此一門?！?/p>
吳昌碩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畫藝術(shù)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中國畫藝術(shù)自吳昌碩始，一掃前人的死氣陰沉、萎靡風氣，并摧垮了清代“四王”仿古式的所謂正統(tǒng)畫風，轉(zhuǎn)而形成了剛猛而磅礴藝術(shù)的新天地。不僅如此，吳昌碩也是個集大成者, 詩、書、畫、印等無所不能。按理說，他應列屬上上品第一人。然而，他的作品，雖以“金石”入畫，加之他的“金石”書法的用筆融入畫中，爽朗而氣慨，霸氣十足，但“氣”揚而“韻”抑，沒有齊白石來得自然、得體、含蓄、靈妙、輕快，文人畫意味相對說來有過之，因而缺乏了些生活的真情，也就是李澤厚先生也在《紀念齊白石》一文中所說的“生機勃勃的民間氣勢”。說得更貼切些，缺少了些生活的真情意趣和人間的煙火氣息。由于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并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線條功力異常深厚，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僅僅是“使人略感枯索而不及齊之豐潤活潑”罷了。因此，我在《中國畫品評》（現(xiàn)代卷）中，本想把吳昌碩品列在上上品，隨齊白石之后，并稱之為“金石書畫”。但由于吳昌碩的成就的出現(xiàn)，基本上在清末，后來僅僅是一種延續(xù)，所以就沒有把他歸屬到“現(xiàn)代卷”中，而是作為“古代卷”中最后一位畫家來研究，想必會妥當一些。
吳昌碩是“海派”繪畫的重要人物。陳傳席先生把“海派”分為前、中、后三部分：“前海派”的領袖人物是趙之謙；“中海派”的領袖人物是任熊、任伯年等人；把吳昌碩定為“后海派”的領袖人物。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海派”的畫風究竟是什么，不是那么輕易就能說得清道的明的。因為“海派”它有別于其他畫派。她是一個新興的畫派。她的地域狹小，一開始就畫家云集，是一個大雜院式的畫家群，沒有深厚的文化模式和歷史傳承，尤其沒有相對固定的，或者說相對現(xiàn)存的文化藝術(shù)定勢作背景。所以，“海派”的特點：范疇較廣，紛亂雜章，是“揚州畫派”頹廢后，上海開埠蜂擁而至的結(jié)果。關(guān)于這一點，我將在拙著《現(xiàn)代畫派品評》中詳細論述。這里先不贅述。
有人說：“吳昌碩的大寫意花鳥畫是繼徐渭、八大、石濤、“揚州八怪”之后，繪畫史上的又一高峰。在現(xiàn)代畫壇，堪與比肩者，僅齊白石、潘天壽數(shù)人而已?！保ń獕厶铩冬F(xiàn)代畫家批判》）這并不確切。其實大寫意花鳥畫徐渭、八大確實是一高峰，而石濤、“揚州八怪”并不是一高峰。石濤山水畫是一高峰，大寫意花鳥畫不能算作一高峰；“揚州八怪”的大寫意花鳥畫就更不能說是一高峰了。“揚州八怪”的寫意花鳥畫，成就并不是我們認為的那么高，影響也不大，僅限在一地，偏安一隅，有些作品實際上相當?shù)土拥?，甚至是不堪入目。他們的繪畫，稱其量有些標新立異、與眾不同（指當時）罷了，根本不能算作是一高峰?！艾F(xiàn)代畫壇與比肩者”大寫意花鳥畫僅齊白石一人，別無他人。潘天壽的大寫意花鳥畫與齊白石、吳昌碩不是一個檔次，更無法與其“比肩”。另外，吳昌碩的繪畫也不是“士氣與庶民氣的混合物”，更不是“雅中求俗”。吳昌碩的大寫意花鳥畫，士氣是有，但不濃；庶民氣是一點兒也沒有，過火的霸氣到是十足有余，尤其是書法和后期的作品則更濃。說他“雅中求俗，”就更風牛馬不相及了。他的作品，雅不足而俗全無。也就是說，吳昌碩繪畫的最大特點也是優(yōu)點，那就是——“金石氣”。但“金石氣”融入繪畫中還沒有齊白石來得自然、得體、輕松。吳昌碩大膽使用西洋紅也是一創(chuàng)舉，齊白石西洋紅的妙用乃得益于他，但齊運用得更自如，并且恰如其分，大大過于吳。潘天壽仿效著也常用西洋紅，也用得很不錯，但與吳昌碩和齊白石相比，有距離，不在同一層面。吳的西洋紅用得有些過之，畫面就顯得焦、燥、急、猛甚至火。如果沒有齊白石作對比，那吳昌碩的中國畫就無懈可擊了。換句話說，在西洋紅的運用上，吳昌碩過之，潘天壽不及，唯齊白石恰到好處。過與不及本是同一層面，“過過猶不及”。但在這一層面上來講，潘天壽的不及則略顯遜色些，而吳昌碩則更勝一籌得多?？梢赃@樣說，二十世紀的大寫意花鳥畫，僅齊白石、吳昌碩二人，是一個高峰，其他人皆“一攬眾山小”。
吳昌碩，是同治時期秀才，亦任過知縣（但一月即去）。吳氏先后問業(yè)于俞樾（一八二一－一九零六 ）、楊峴（一八一九－一八九六）研訓詁辭章、詩、書、篆刻，并曾在蘇州潘祖蔭、吳云（一八一一－一八八三）、吳大澄（一八三五－一九零二）處獲見古代彝器及名人書畫。雖自稱“三十學詩，五十學畫”，其習畫當在三十余歲與任伯年論交之時而為。一九一三杭州西冷社正式成立，就被推為社長，其畫名益揚。有《缶盧集》《缶盧詩存》《缶盧印存》及書畫集等多種刊行于世。吳氏詩、書、畫、篆刻皆精。書長篆 、脫胎于石鼓，雄渾恣肆。篆刻則上取鼎彝，下挹秦漢，鈍刀硬入，蒼勁茂。畫則擅花卉、蔬果，亦時兼山水等，取法徐渭、原濟諸家，亦受趙之謙、任伯年之影響。尤以金石、書法入畫，如盤虬屈鐵。其畫筆墨老辣，色彩濃郁，氣魄醇厚，一振晚清萎靡干柘之風，開現(xiàn)代寫意畫風之新景象。吳昌碩生活的時代，正時一個大動亂、大變革的時代。他誕生前四年，即一八四○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一支四千人的英帝國主義的軍艦，遠渡重洋，用大炮轟開了有四萬萬人口的東方古老大國的大門，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風起云涌英勇頑強的反帝斗爭。同時由于帝國主義經(jīng)濟勢力的節(jié)節(jié)侵入，我國的社會經(jīng)濟基礎也起了變化。從封建社會逐步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ǖ纳鐣遣T七歲那年（1850年），爆發(fā)了我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農(nóng)民起義——太平天國農(nóng)民運動，并卷遍全國，也波及他的故鄉(xiāng)。后來，經(jīng)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清朝政府一再遭到慘敗。緊接著到來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賠款，形成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險局勢。
辛亥革命，表面上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又形成了南北軍閥封建割據(jù)、長期混戰(zhàn)的局面。一時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直到吳昌碩逝世前數(shù)年，“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如火如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拉開了序幕。
由于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急劇變革，作為經(jīng)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我國文化科學、文學藝術(shù)，也緊跟著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如文字訓詁、金石考據(jù)等學術(shù)研究的發(fā)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shù)也曾產(chǎn)生不小的影響?？赡苡捎谏鲜鲈颍瑓遣T作品中的雄渾恣肆，如盤虬屈鐵，焦、燥、急、猛、火，是一種發(fā)泄，一種長久郁積的傾瀉，可能也是這種心境的自然流露。因此，如果沒有這段心酸的社會背景，或許吳昌碩的繪畫作品，就不會有此過度的傾吐了。
除此之外，吳昌碩的童心也大大遜于齊白石，因而其作品粗濁之氣太重，缺乏清靜之氣，更沒有潤朗之氣。因此，吳昌碩的金石味表現(xiàn)的比較強勁，甚至有些過度牽強的表現(xiàn)。而齊白石的則不同，自然而優(yōu)哉游哉，以至于巧奪天工。
在刻印方面，他可以說是從鄧頑伯從書法入手，精研篆刻，剛健婀娜，戛戛獨造，出入秦漢，自成一家，與完伯、讓之鼎足而三。書法方面，由于包慎伯、康長素等人的竭力鼓吹，“碑學”大盛。幾乎取“帖學”原有地位而代之。書法家們眼界既廣，作品也就有了新的創(chuàng)造。如鄧頑伯以篆隸筆法寫真書，于姿媚之中別饒古厚之趣；伊墨卿以篆書筆法寫隸，頗有清剛之氣。繪畫方面，則著重神韻氣魄、強調(diào)“意到筆不到”的“寫意畫”，幾乎壓倒了力求工細、纖毫畢肖的“工筆畫”。畫家們開始重視明清之交才氣橫溢異味軍突起的青藤（徐渭）、雪個（朱耷）、清湘（石濤）的傳統(tǒng)；特別是“揚州八怪”，在學習和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更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形成獨特的“逆主流”風格。
至于詩文方面，在當時也出現(xiàn)了知名的詩人施愚山、鄭板橋、趙甌北等，都或多或少寫下了一些比較有價值的詩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抒發(fā)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時，袁子才反對桐城派復古主義的傾向，提出直抒性靈、表現(xiàn)個性的主張，在當時也曾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吳昌碩就是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個受過濃厚的封建思想熏染的知識分子，他對當時人民的革命斗爭缺乏正確的見地，但卻不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沖擊。他出身于中間階層，目擊上層統(tǒng)治階級生活的窮奢極侈，與他們對廣大人民的厭殊求，心中感到非常不滿，同時又由于個人找不到出路，也無能為力，就更感到苦悶和彷徨，迫切要求發(fā)泄自己胸中積壓著的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氣。在懷才不遇的情況下，他便集中自己畢生精力從事藝術(shù)，希望能在這一方面有所表現(xiàn)于當世，立足于時代。
吳昌碩，出生于浙江孝豐縣的鄣吳村一個讀書人家。鄣吳村是一個山巒環(huán)抱、竹木蔥蘢、山色青秀，草石清幽的小山村。在這樣的山村中度過童年時代的他，幼時的求知欲便十分旺盛，并好學不輟，鍥而不舍。起初他跟父親念書，后到鄰村的一個私塾就學。每天都要翻山越嶺，來回十多里的山路，且不管風雨從不間斷。他嗜刻印，磨石湊刀，反復不已；父親見他樂于此道，便加以引道，遂得門徑，便愈發(fā)樂此不疲。
十七歲那年，太平軍從安徽直指浙西，清軍尾隨而來，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所不為。人民不堪清兵蹂躪，四處逃亡，流離顛沛，輾轉(zhuǎn)于荒山野谷之中。此時，吳昌碩的弟妹先后死于饑饉。后來他又與家人失散，獨自一人到處流浪，替人家做短工、打雜過日子，并時常以野生植物和樹皮草根充饑。他在湖北、安徽等省流亡達五年之久。歷盡千辛萬苦，到二十一歲那年才回到家鄉(xiāng)，與老父相依為命，躬耕度日。
吳昌碩于耕作之余酷愛讀書。但家里藏書不多，為了滿足日益增強的求知欲望，他常千方百計去找更多的書來讀。有時為了借一部書，往往來回行數(shù)十里路，也不以為苦，不知疲倦。他借到書后，廢寢忘食，常常讀了又讀，并摘錄了大量的筆記，有時甚至把整部整卷的書抄錄下來，以便反復研讀。不僅如此，遇到疑難，必請教師友，絕不含糊而過。正由于書籍這樣難得，使他對之尤為珍愛。直到晚年，他看到一些殘編斷簡，必設法加以收集和補訂，并慎重地保存下來。這個習慣，正是在早年的艱苦條件下養(yǎng)成的。
也就是說，他早年就極愛鉆研與篆刻、書法及有關(guān)的文字訓詁之學。對于當時一般人視為做官“敲文磚”的八股文，卻不感興趣。二十二歲那年，在縣里學官的迫促下，他勉強去應了一次考試，中了個秀才以后，就絕意場屋，不再赴考，一直以游幕和鬻藝為生。到了五十三歲那年，他一度被舉為江蘇安東（今漣水縣）縣令，因性情耿直，不慣于逢迎長官、鞭撻百姓，到任僅一個月，便毅然辭去。從此他就厭棄官場生涯，專心致志地從事文學藝術(shù)上的深造。
二十九歲那年，他離開家鄉(xiāng)，到人文薈萃的杭州、蘇州、上海等地尋師訪友，刻苦學藝。起初他從俞曲園學辭章和文字訓詁之學，為時約兩年。這為他后來的深造，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在蘇州，他結(jié)識了當時知名的書法家楊藐翁，向他請教書法和辭章。藐翁工八分書，尤善寫擘窠大寫，于漢碑能遺貌取神，著筆欲飛，而古茂之氣溢于紙墨。吳昌碩敬佩他的為人和治學，曾誠意備函要求列于門下。藐翁復信婉謝，表示愿以換帖弟兄相稱。書中有“師生尊而不親，弟兄則尤親矣。一言為定，自首如新”等語，措辭極為懇摯。盡管藐翁這樣堅決地謙辭，吳昌碩仍然以師尊之禮相待，在所作詩篇中有“藐翁吾先師”之名，并自稱“寓庸齋內(nèi)老門生”，足見其尊師重道的熱忱。
由于他待人以誠，求知若渴，各地藝術(shù)界知名人士都很樂意與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張子祥、胡公壽、蒲作英等人與他交誼尤篤，相互切磋，幾無虛目。同時他又從知名收藏家鄭盦、吳平齋、吳愙齋等人處看到不少歷代彝器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臨摹欣賞，摘錄考據(jù)，經(jīng)年累月，孜孜不倦，既擴大了視野，又開拓了胸襟。學術(shù)修養(yǎng)提高了，藝事自然也隨之大進。
吳昌碩早年學習刻印，初師浙派，后又融合浙皖兩派之長，參以鄧（頑伯）、吳（讓之）、趙（撝叔）諸家，而歸其本于秦漢，并發(fā)揚秦漢人“膽敢獨造”的精神，深得純樸渾厚之趣；既能融會前人之法度，又能善于變化，絕不為清規(guī)戒律所囿。正如他自己所說：“鋌險醫(yī)全局，涂岐戒猛驅(qū)”。
書法，他最重臨摹《石鼓》文字，畢生精力盡瘁。他寫《石鼓》常參以草書筆法，不硁硁于形似，而凝煉遒勁，氣度恢宏，每每能而自出新意。所作隸、行、草，也多以篆籀筆法出之，別具一種古茂流利的風格。偶作正楷，挺拔嚴毅，自始至終一筆不茍，尤見功力。
在師友們的熱心指引和鼓勵下，吳昌碩對作畫有了信心。根據(jù)他平日細心觀察、體驗積累起來的生活經(jīng)驗，再加上廣泛欣賞與刻苦學習，他所作的畫不斷地出現(xiàn)嶄新的面貌。
吳昌碩作畫雖著重創(chuàng)新，但也不反對模仿，不過他認為取法要高。他對青藤、雪個、清湘、石田、白陽諸大家極為推崇，每見他們的手跡，必悉心臨摹，吸收其精華，哺吮其營養(yǎng)。他又能熔合晚清各家長處于一爐，然后遺貌取神，加以創(chuàng)造革新，以極度簡練概括的筆墨來表現(xiàn)深邃的意境，抒發(fā)豐富的思想感情。他所作的畫，常常筆恣墨縱，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內(nèi)蘊渾厚，虛實相生，能縱能收，疏可走馬，密不容風，“大處著眼，小心收拾”，出神入勝。
當然，吳昌碩也善作詩文，并苦吟數(shù)十年，未嘗間斷。所作詩篇以傲兀奇崛古樸雋永見長。一般地說，他用典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絕句純用白描手法，活潑自然，接近口語，具有明麗俊逸的特點，風格上與民歌很相近。所作題畫詩寄托深遠，頗有浪漫主義氣息；評論前人書畫，有諸多獨到見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諷刺意味，并揭露了當時黑暗社會某些不平現(xiàn)象。但他的散文作品，寫得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證和題畫小品之類。寫得都很樸質(zhì)淳厚，平易近人。題畫小品中，尤多精心之作。發(fā)抒生活實感，鞭撻丑惡現(xiàn)象，頗能以少勝多。讀時依稀與作者一燈相對，娓娓而談，意味尤為深長。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夏，篆刻家葉品三、丁輔之、吳石潛、王福庵等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樓，探討治印藝術(shù)，發(fā)起創(chuàng)立一個研究金石篆刻的學術(shù)團體，定名為“西泠印社”，邀請吳昌碩參與其事。一九一三年重陽節(jié)印社正式成立，各地金石學者紛紛參加，公推他為社長。當時他為印社撰聯(lián)云：“印詎無源？讀書坐風雨晦明，數(shù)布衣曾開浙派；社何敢長？識字僅鼎彝瓴甓，一耕夫來自田間?！边@正是他一貫的沖淡謙虛襟懷風范的具體表現(xiàn)。
吳昌碩畢生從事藝術(shù)研究和創(chuàng)作，專心致志，數(shù)十年如一日。晚年，他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等方面，雖都有很高深的造詣，但他不僅絕不驕矜，反而比先前更加謙虛。他時常說：“我學畫太遲，根柢不深，天資也不高，僅僅做到多看、多畫而已。”他自謙地把所作的畫比作“健藥”，又說：“學畫未精書更劣，似雪苔紙拼涂鴉?！保ā队嘁赦植輹橐煌ぁ罚┲钡狡甙耸畾q的高年，還以讀書、刻印、寫字、繪畫和吟詩作為日課，樂之不疲。誠如他自己在一首題畫詩中所描述：“東涂西抹鬢成絲，深夜挑燈讀《楚辭》；風葉雨花隨意寫，申江潮滿月明時?！?/p>
古人常用“鐵硯磨穿”這句話來形容一個人為學的勤奮，這當然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但吳昌碩晚年卻確實曾經(jīng)把友人趙石農(nóng)所贈一個虞山（江蘇常熟）砂石制成的硯池，磨穿一個小孔。吳昌碩自小養(yǎng)成了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反對奢糜，凡衣、食、住各方面都十分簡單，對物力非常珍惜。在上海時，他住在北山西路吉慶里吃住，是一幢極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因此，有許多友人認為這樣的房屋與他當時的“身份”太不相稱，不止一次地慫恿他另覓新居，遷往滬西一帶的“高等住宅區(qū)”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園洋房，以娛晚景。事實上，在當時要這樣做，他確實也不太難。可是，他莞爾一笑說道：“我有這樣的樓房住，已經(jīng)心滿意足了。想當初，我剛到上海的時候，跟張子祥一道租一間小房住，連陽光也很少照到。里面擺了兩張床和一張畫桌，就塞得滿滿地，兩個人沒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狹窄呢?！?/p>
值得稱道的是，吳昌碩非常珍視青年人習藝的積極性，在仔細觀賞過他們帶來的作品之后，必先肯定它的優(yōu)點，再三予以鼓勵，然后再婉轉(zhuǎn)地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評意見，并指點其今后努力的方向。當代卓有成就的國畫家潘天壽，早年即曾受過吳昌碩的鼓勵和指導?？傊?，只要有一定的天才和毅力的人，他就加以啟迪，不辭勞瘁。他的及門弟子很多，其中造詣尤為突出的在早期應推陳師曾，晚期要數(shù)王個簃。
此外，與他納交在友生之間者還有齊白石、梅蘭芳、王一亭等。齊白石曾作詩道：“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zhuǎn)輪來?！睂遣T的名字與徐渭、朱耷并列，其敬慕之忱溢于言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吳昌碩突患中風，在滬寓謝世，享年八十四歲。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遷葬于浙江余杭縣塘棲附近超山報慈寺西側(cè)山麓，墓地坐落于宋梅亭畔。墓門石柱上刻有沈淇泉（衛(wèi)）所撰聯(lián)語：“其人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兩京碑碣。此地傍玉潛故宅，環(huán)抱有幾重山色，十里梅花?！?/p>
吳昌碩是近代著名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為“后海派”中的代表。在近現(xiàn)代中國書畫史上，吳昌碩的光芒無疑是耀眼的。他的藝術(shù)影響到他以后的二、三代人，并波及海派、浙派，直至今日。眾多現(xiàn)代繪畫大家或出自他的門下，或受他的藝術(shù)影響，。如近代海派諸家、北京畫派的陳師曾、齊白石等。
吳昌碩的藝術(shù)貴在創(chuàng)造，重在新遠。他以書入畫，尤其是以金石入畫，在藝術(shù)上別辟蹊徑，不僅使中國藝術(shù)大師獲益不淺，而且也波及到東洋日本，并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
他在中國畫領域，承繼的多，開辟的少；實驗的多，完成的多，系統(tǒng)建設的也不少，是純“文人畫”一系，并將“文人畫”融入了“金石精神”的內(nèi)容推向一定的高度。吳昌碩思想上是保守的，文化上是傳統(tǒng)的，學術(shù)上是超越的，感情上執(zhí)著的。乃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此學此科之集大成者，且開一代“金石書畫”畫風之先河。
本文摘自《當代中國畫十論》徐文景著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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