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難以逾越的兩座大山，這兩位文豪代表著俄羅斯文學的寬度與深度，托爾斯泰的長篇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瓦西里·格羅斯曼的長篇巨著《生活與命運》則被認為是“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圍繞一個家族在時代變遷中的故事，作者以托爾斯泰式的宏大視角和寫實筆法，講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的經歷，并通過家族成員各自的遭際串起上百位出場人物與一系列交叉延伸的歷史事件。
《生活與命運》是一部生不逢時的作品，但所幸今天我們還可以讀到它，格羅斯曼在作品中注入深刻的思考，直到今天都具有全人類的意義。今天分享看理想音頻節(jié)目《審美的烏托邦：俄國文學100講》中的一節(jié)，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翻譯家劉文飛為我們講解《生活與命運》在俄國文學史中的地位以及對當代讀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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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命運》：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
01.
一部有關人類苦難的藝術史詩
俄國人善于用史詩性的長篇巨著來記錄和再現(xiàn)民族的重大歷史事件，1812年抗擊拿破侖的衛(wèi)國戰(zhàn)爭，在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中得到再現(xiàn)，十月革命后的國內戰(zhàn)爭在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中獲得描寫，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不久，人們就開始等待一部描寫這場戰(zhàn)爭的史詩作品。但是直到這場戰(zhàn)爭結束30多年后，人們才等來這樣一部作品，這就是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
《生活與命運》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解凍時期開始寫作的，1960年10月寫成，格羅斯曼把小說投給《旗》雜志，由于小說涉及一些敏感問題，小說不僅沒能發(fā)表，內務部的秘密警察還上門抄走了格羅斯曼的底稿，但不知出于什么考慮，有關部門一直沒有逮捕作家本人。1964年，作家去世，最終也沒有看到自己這部小說的面世。在蘇聯(lián)境內，這部小說直到蘇聯(lián)解體前夕的1988年才被發(fā)表出來。
《生活與命運》描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作者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及其親朋好友的生活為描寫對象，再現(xiàn)了極端環(huán)境中人的“生活”和“命運”。亞歷山德拉·沙波什尼科娃革命前畢業(yè)于高等女子學院，在丈夫死后做過女教師、化學工程師，她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大女兒柳德米拉的第一任丈夫阿巴爾丘克死于蘇聯(lián)勞改營，他們的兒子托里亞1942年死于戰(zhàn)場，第二任丈夫維克多·施特魯姆是一位猶太裔物理學家，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院士，他一直在從事與原子彈相關的研究，他似乎面臨著這樣一個選擇，是繼續(xù)從事斯大林看重的研究以暫保性命，還是放棄助紂為虐而讓自己在肉體上被消滅？
施特魯姆在德國的親戚朋友被關進納粹集中營，他的母親則死于納粹在占領區(qū)對猶太人實施的大屠殺；二女兒瑪露霞死于戰(zhàn)時，她的女兒維拉在戰(zhàn)地醫(yī)院工作，后來結識負傷的飛行員維克多，兩人結婚；小女兒葉尼婭愛上坦克部隊軍官諾維科夫，可被關進盧比揚卡監(jiān)獄的丈夫克雷莫夫卻讓她牽腸掛肚，她的兒子米佳和兒媳在大恐怖時期被捕，他們的兒子謝廖沙一直跟外婆生活，后來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會戰(zhàn)。
除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外，作者還設置了另一組人物，也就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軍醫(yī)索菲亞·列文頓和司機謝苗諾夫，他們在戰(zhàn)時被關進德國集中營。謝苗諾夫途中被憐憫他的德國人釋放，為烏克蘭婦人所救；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獄中堅貞不屈，最后遇害；索菲亞因是猶太人而被送入死亡集中營。通過這兩組人物，作者不僅再現(xiàn)了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全景，同時也用文學的手法把20世紀許多殘酷史實一一記錄在案，比如蘇聯(lián)的集體化運動、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1937—1938年間的大清洗、德國的死亡集中營等等，從而使《生活與命運》成為一部記錄20世紀俄羅斯民族苦難、乃至整個人類苦難的藝術史詩。
02.
生活與命運，戰(zhàn)爭與和平
《生活與命運》在1980年代出版后，迅速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而人們關于這部作品的一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語，大約就是：“一部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彼环Q為“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主要可能有這樣一些理由：
首先，《生活與命運》這個書名在句法上就和《戰(zhàn)爭與和平》構成了某種呼應，甚至是互文關系，這兩個書名同樣由兩個名詞組成一個并列結構，具有極強的歸納和概括意義。如果說“戰(zhàn)爭”與“和平”是國家、民族等集體所面對的兩種常態(tài)，人類社會就是在這兩種狀態(tài)的交替中延續(xù)下來的，那么，“生活”和“命運”就是個人存在的兩個主要范疇。
《生活與命運》這部小說的第一個中譯本，是我的大學老師力岡先生翻譯的，他當時把題目譯成《風雨人生》，后來在把這部譯作介紹給新的出版者的時候，我建議把書名改為《生活與命運》，我想我的老師是不會反對我的這個改動的。
其次，這兩部小說都是其作者長期寫作體驗的厚積薄發(fā)。據(jù)說，格羅斯曼在寫作《生活與命運》之前曾經反復閱讀《戰(zhàn)爭與和平》，仔細揣摩托爾斯泰那部杰作的情節(jié)結構和謀篇布局。其實，與托爾斯泰的史詩一樣，《生活與命運》也是對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描寫，也是關于這兩種生活狀態(tài)的思考。與托爾斯泰一樣，格羅斯曼在寫作這部巨著前也有過各種有意或無意的創(chuàng)作準備，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之前寫作的自傳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分別從貴族生活積累和戰(zhàn)爭體驗這兩個方面為托爾斯泰寫作《戰(zhàn)爭與和平》做了厚實的鋪墊。同樣，格羅斯曼在1930年代創(chuàng)作一部三卷本長篇小說《斯捷潘·科爾楚金》，寫的是和平年代的生活，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又以隨軍記者的身份親歷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寫下大量戰(zhàn)爭題材的報道、特寫和小說，這就為他最終在《生活與命運》中將這兩類寫作體驗合為一體創(chuàng)造了條件。
第三，這兩部小說都是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史詩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由四部構成，譯成中文約120萬字；《生活與命運》也有三部，譯成中文80萬字。兩部史詩都人物眾多，線索復雜，從戰(zhàn)場到家庭來回穿梭。值得注意的是，《戰(zhàn)爭與和平》寫了四大家族，《生活與命運》雖然僅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為主要描寫對象，卻也是以他們家的四個小家庭及其相互關系為敘事線索的。兩位作家筆下的形象有虛構的普通人，也有真實的歷史人物，托爾斯泰寫到了拿破侖、庫圖佐夫、亞歷山大等，格羅斯曼也描寫了斯大林、希特勒、日丹諾夫等，但他們著重塑造的人物卻都是那種始終處于高度精神和道德探索中的人，葉尼婭·沙波什尼科娃就像是娜塔莎·羅斯托娃，而施特魯姆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等也重走了彼埃爾和安德列的心路歷程。
兩部小說都有廣闊的時空構架，《戰(zhàn)爭與和平》從莫斯科和彼得堡寫到奧地利和法國，時間跨度達15年之久（1805—1820）；《生活與命運》雖然集中描寫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可作者通過主人公們的前史和回憶，將敘述的時空拓展開來，寫到了十月革命、集體化運動、1937年肅反等，敘事時間甚至超出《戰(zhàn)爭與和平》，敘事空間則同樣在國內國外（德國）、城市和鄉(xiāng)間往復穿梭。兩部小說都是俄國某一特定歷史階段民族生活的文學全景圖。
最后，兩部小說同樣是壯闊的敘事、強烈的抒情和深邃的思索這三者的有機結合，將“和平”時期的“生活”和“戰(zhàn)爭”時期的“命運”勾連在一起的，是其作者關于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罪與罰、個人與歷史等永恒問題的深刻思考。《生活與命運》的核心命題，是專制制度下人的自由的問題，專制和戰(zhàn)爭這兩個極端環(huán)境的相互疊加，使小說中的人物遭遇到命運的殘忍擺布。
然而，在面臨厄運的時候如何保持住人的生活，這才是作家思索的重點。作者在小說中寫道：“一個生命的靈魂保持其獨立性，便是自由。宇宙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的基礎，但是，只有當一個人作為一個在時間的長河中永遠無人可以摹仿的世界而存在時，人生才是幸福，才是自由，才是最高的目的。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感到自由和善良的幸福，才能在別人身上找到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東西。”由此，個人選擇的問題便被擺到了每個人的面前。
落入集中營的托爾斯泰主義者伊康尼科夫在犧牲自己和參與屠殺，哪怕是間接地、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地參與屠殺之間做出抉擇，他寧愿被處死也不愿去參加修建毒氣室；索菲亞的醫(yī)生身份本可以使她暫時躲開死神，只要她在納粹軍官點名時上前一步，可她卻毅然決然地與其他猶太人一同走進毒氣室……諸如此類的選擇并不僅僅只出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極權社會和納粹的集中營，在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在體制不同的各個國家，人們都有可能面臨如此的艱難抉擇，即個人自由與環(huán)境脅迫的對立，而這又幾乎是有史以來一切文學杰作所訴諸的重要主題之一。
天快亮時下了一場雪，直到中午也沒有化。俄羅斯人感到又歡喜又悲傷。這是俄羅斯在思念他們，將母親的頭巾扔在他們的蒼白而痛楚的腳下，染白了棚屋頂，遠遠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鄉(xiāng)的房屋，呈現(xiàn)出一派鄉(xiāng)村氣象。
柳德米拉清晨在伏爾加河上的輪船上醒來，她看到：
黎明漸漸近了。夜霧在伏爾加河上飄蕩，似乎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沉沒在霧中。忽然躍出一輪紅日，好像又迸發(fā)出希望。藍天倒映在水中，陰郁的秋水呼吸起來，太陽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躍?！蟮厥沁|闊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無邊無際的，其實既能看到森林的頭，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無窮無盡的。像大地一樣遼闊、一樣長久的，是痛苦。
在這種寧靜中，會想起去年的樹葉，想起過去的一場又一場風雨，筑起又拋棄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螞蟻辛辛苦苦的勞動，想起狐貍的狡詐和鷹的強橫，想起世間萬物的互相殘殺，想起產生于同一心中又跟著這顆心死去的善與惡，想起曾經使兔子的心和樹干都發(fā)抖的暴風雨和雷電。在幽暗的涼蔭里，在雪下，沉睡著逝去的生命——因為愛情而聚會時的歡樂，四月里鳥兒的悄聲低語，初見覺得奇怪、后來逐漸習慣了的鄰居，都已成為過去。強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遠離開這座房子的人訣別。但是在寒冷的樹林中比陽光明麗的平原上春意更濃。在這寧靜的樹林里的悲傷，也比寧靜的秋日里的悲傷更沉重。在這無言的靜默中，可以聽到哀悼死者的號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歡……
所有這些抒情的段落寫得好，譯得也好，善于再現(xiàn)悲劇抒情風格的翻譯家力岡先生的功力和風格，在《生活與命運》的譯文中都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生活與命運》是生不逢時的，它在作者的祖國被打入冷宮數(shù)十年；但格羅斯曼無疑是生逢其時的，因為他把自己的生活和思考幻化成了不朽的藝術作品，史詩般地記錄、再現(xiàn)了20世紀特定歷史階段俄羅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命運。《生活與命運》一書在西方掀起的熱潮如今已經有所衰退，因為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對于格羅斯曼及其《生活與命運》等作品的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讀，現(xiàn)在已經不太能吊得起大眾的閱讀胃口了。
細讀《生活與命運》，我們不難感覺到，格羅斯曼的想象和思考都具有超越時空的全人類意義，在當下的世界，格羅斯曼在《生活與命運》中所思考的問題無疑仍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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