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學勤論文字的產生
現(xiàn)代學者認為：漢字是從遠古的先民使用的刻畫符號演變而來，從八千年的河南賈湖遺址的刻畫符號,到七千年的安徽雙墩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到六千年的半坡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到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再到四千年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統(tǒng)統(tǒng)都是原始文字，這些原始文字怎么變成商朝甲骨文的，誰也說不清，也說不明白。為什么？原因就在于這個漢字起源理論不是他們發(fā)明的，是他們的老師說的，實際上他們的老師也說不清楚，本身就是一筆糊涂賬?，F(xiàn)代學者還有一個說法，漢字起源于圖畫，漢字是從圖畫里演變出來的，同樣，他們也說不清漢字究竟是怎樣從圖畫里分解出來的，需要什么樣的條件，都無人能解釋清楚?，F(xiàn)代學者已經進入了一個誤區(qū)，按他們的說法，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fā)展演變，才成熟的，才成為一個完整的漢字系統(tǒng)的。
李學勤先生在【中國古代文明十講】說：
“其次，看文字的產生。
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認為，文明“始于標音字母的發(fā)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這一看法，并說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由于文字的發(fā)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⑾。由此可見，文字是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漢字。關于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黃帝的年代約當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font>
【馬評：李先生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實際上，倉頡造字，不是傳說，是實實在在在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的事情。長期以來，我們的專家學者視倉頡造字為神話傳說，不可信，從未將倉頡造字當成是用文字記載的信史。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中發(fā)表了【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一文后，學界更沒有人會相信圣人能夠造字的，幾乎都認為漢字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才有全國各遺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被當做原始文字研究。一研究就是四十年，有什么成果嗎？馬氏認為：研究刻畫符號，當做研究先民的文化可以，也無可非議，當文字研究，就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南轅北轍了?？坍嫹柵c文字不搭界，研究來研究去，不會有什么結果。為什么？因為學界搞錯了，漢字不是勞動人民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這其中，也包括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是不會相信倉頡造字的，至今他還認為倉頡造字是一個傳說，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按說，四十年的考古材料已經很說明問題了，田野考古所挖出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都是單獨存在的，不可能有文字的功能，一個古文字專家連這一點都不能辨別，可見已經固執(zhí)到了何等地步，在李學勤先生看來，漢字就是勞動人民所造，考古材料已經證明，考古只挖出了刻畫符號。在這里，筆者反問一句，考古材料又需要什么加以證明，考古本身就有局限性，考古材料的真實性也要具體問題具體研究，再加上考古人員的認識水平和角度不同，得出公正客觀地結論是很不容易的，就拿刻畫符號來說，憑什么說它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遺或簡單文字，有何根據，刻畫符號是怎樣演變成文字的，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什么條件，通過什么方法，有了質的飛躍，這些尚未搞清，就先下結論，先戴帽子，后找證據，這工作不僅違反程序，也太粗糙、也太急躁，太草率了吧?！?/font>
很多人以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漢字，這是不正確的。甲骨文只不過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個數(shù)已經超過4000，而且從字的結構看，傳統(tǒng)的所謂“六書”已經具備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種相當發(fā)展的文字系統(tǒng)，漢字的演變在它以前肯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馬評：李先生肯定了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漢字，在此之前，古文字界一直把甲骨文當做中國最早的文字，武丁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李先生把二里頭的刻畫符號當做“可能是文字”，他拿不是文字的東西，當文字，實際上，仍將武丁的甲骨文當成了最早的文字。二里頭遺址的24個刻劃符號是陶工用來記事記數(shù)的記號，與文字不搭界。】
近年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這種刻劃符號發(fā)現(xiàn)已久。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的考古發(fā)掘，就獲得一些有刻劃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不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陜西西安半坡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報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
有刻劃符號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屬于半坡類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陜西西安、長安、臨潼、郃陽、銅川、寶雞和甘肅秦安等不少地點發(fā)現(xiàn)。在這一地區(qū)早于半坡類型【41】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xiàn)有刻劃符號。半坡類型的陶器符號大多刻于器物燒成以前，器種絕大多數(shù)是陶缽。符號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帶緣上。符號有的簡單，有的則相當復雜，接近文字，比如臨潼姜寨的一個符號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不少種文化，也都有類似的陶器符號，有的還是用毛筆一類工具繪寫的。例如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的馬廠類型彩陶壺，下腹部外面常有繪寫的符號，據統(tǒng)計有50多種。龍山時代的文化、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符號。河南登封王城崗兩處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異常復雜的符號，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有毛筆硃書的一個“字”和其他兩個符號⒀。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崗期陶器上面的符號，有的已很明顯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總的說來，從仰韶文化以來，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
【馬評：李先生認為:近年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偟恼f來，從仰韶文化以來，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作為一個領導和學科帶頭人，有明顯的引導作用，領導指向哪里，專家學者就奔向哪里。領導有局限，也有弊端。領導的局限是不宜親自搞學術，極容易將學術與政治掛鉤，或將學術綁在政治的戰(zhàn)車上，讓學術跟著政治到處跑，政治易變，學術也變，那就不是學術了。郭沫若先生的勞動人民造字理論，就是在階級斗爭的風口浪尖上，提出的一個政治口號，一個讓當時任何人都不敢質疑的口號，今天還在有著巨大的勢力及影響。領導的弊端是明顯的，他沒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更多的問題，他只是站在高坡上，揮揮手，指指方向，把把關，更多更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需要他的學生和下級來搞。有一句話說得明白：往往細節(jié)決定成敗。郭沫若搞了一輩子古文字，不知道文字的定義是什么，李學勤先生也一樣，也不知道文字的標準，其實李學勤心里明白，文字的標準是給別人用的，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翻翻李學勤的著作，講過文字的形音義特征，請問陶片片上的刻畫符號有音嗎？他清楚無音，但他還要肯定那就是原始文字。他堅持說，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換句話說，甲骨文是由刻畫符號演變而來，這是明顯的誤導，陶器符號不會演變成甲骨文，甲骨文與刻畫符號沒有任何關系。到春秋戰(zhàn)國時，陶片上的刻畫符號依然存在，就是一個明證。李學勤先生認為陶片上“刻有異常復雜的符號，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有毛筆硃書的一個“字”和其他兩個符號⒀?！瘪R氏認為：再復雜的符號，也不能稱為文字，至于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上的“文”字，是用筆寫的文字，而非刻劃，與其它刻劃符號不是一回事，應視為與刻劃符號不是一個范疇。說的直白一些，陶寺扁壺上的“文”字，是屬于倉頡造字的系統(tǒng)文字之內，與勞動人民造字無關。】
文字起源與陶器符號有關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實例。據有的外國學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繪寫、浮雕或刻劃的符號⒁。這個年代，和中國的陶器符號是差不多的。
這一類符號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賈湖進行的發(fā)掘⒂，從相當于裴李崗文化的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一版完整的龜腹甲和另外兩個龜甲殘片，上面都刻有符號，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戶”字。還有一件柄形石飾，也有刻劃。墓葬的年代，據碳素【42】測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這項發(fā)現(xiàn)的意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面談到的各種符號，性質如何，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還有一種陶器符號，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可能是原始文字，這就是大漢口文化的陶器符號。
大漢口文化分布在山東、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間，其后身是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符號屬于大漢口文化晚期，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是1959年山東寧陽堡頭（即大漢口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壺，上面有毛筆繪寫的硃色符號。后來在山東莒縣、諸城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號一處或兩處，有的還涂填紅色。這些符號的位置和結構很像商代青銅器銘文。1977年，唐蘭曾把他所見到的幾種符號釋為“▲”、“斤”、“戌”、“炅”等字。到現(xiàn)在為止，這種符號已出現(xiàn)9種⒃。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漢口文化毗連的良褚文化也有類似的符號。良渚文化在江蘇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漢口文化中晚期相當。良渚文化個別陶器有成串的刻劃符號，同時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號。有符號的玉器有璧、瓊、環(huán)、臂圈等，符號的刻劃位置獨特，不同器上花紋混淆。有的符號為了突出，還特別施加框線或填有細線。良渚文化玉器符號已發(fā)現(xiàn)11種，其中5種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相同或近似。這些符號試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夠釋讀⒄。
【馬評：方向錯了，方法也錯了.李學勤拿不是文字的東西，與甲骨文比對，能有什么結果，生拉硬拽，風馬牛不相及，太讓人感到意外。其實也在情理之中，考古就挖出了刻畫符號，就這么認定了，可悲可嘆。】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兩種頗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關系。1987年在江蘇新沂花廳發(fā)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說明兩【43】種文化的人民存在著交往。兩者符號的相通，很可能標志著這些符號是原始文字。
【馬評：原始文字一詞，是郭沫若的杜撰，根本就不存在。馬氏建議：取消這一詞的用法，以免給古文字研究添亂。古人講，文字分文與字，也可互稱。許慎說：文為獨體，字為合體，段玉裁也說：可合稱文字。文字從產生起，就是成熟文字，不存在原始階段。現(xiàn)代學者用原始文字的帽子，扣在不是文字的刻畫符號頭上，說明他們對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缺乏認識，一無所知，還固執(zhí)己見，對于歷史上傳下來的【倉頡書】、【夏禹書】、【禹王碑書】，一律視為偽書。究竟偽在哪？誰做的偽？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依據。我發(fā)現(xiàn)古文字界在對夏以前的文字，在認識上存在很多問題，在漢字起源的問題上，主觀臆測大于客觀存在，個人意志凌駕事實之上，這樣做學問，有失公允，客觀，公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將民間的刻有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的器物，皆視為贗品，這說明他們的眼力不夠，還表明一部分人的道德缺失與心術不正。馬氏今年已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求真務實是愚夫追求的目標，別無它途。讀遍天下書，惟漢字為倉頡所造，倉頡本鳥跡為字外，其他皆無稽之談，郭沫若、李學勤的漢字起源的觀點和理論，背離傳統(tǒng)學說，離經叛道，站不住腳，用不了多長時間，這些東西就會消失殆盡，傾巢之下無完卵?！?/strong>
第四講 文字起源研究與古代文明
文字是人類在歷史上最重要的發(fā)明之一。有了文字，人們的信息才能夠遠傳，人們的思想才得以積累。因此，文字的出現(xiàn)被公認為社會進入文明的基本的、必要的標志。
文字的起源，是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在古代世界，各個分別興起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其文字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通過怎樣的過程創(chuàng)始的，都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馬評：李先生在這里強調：其文字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通過怎樣的過程創(chuàng)始的，都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他將文字產生的時間，地點，創(chuàng)始過程都談到了，唯獨不談和回避文字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為什么？他有難言之隱，他有他的看法，他不便直說，他不說，別人也不便猜測?！?/font>
中國的古文字也是這樣。大家熟知的甲骨文、金文，是后世漢字的前身，其時代的上限是盤庚遷殷以后的商代后期，只有個別例子更早一些。不過看商代后期文字，不同的字數(shù)已有四千多個，并且具備了六書的結構，不難知道在其以前文字已經有過很長的發(fā)展歷程。
【馬評：甲骨文之前，還有一千六七百年的歷史，到黃帝時代倉頡造字始，倉頡造鳥跡書，堯帝作龜書，高陽氏做蝌蚪書，大禹作鐘鼎書，務光作倒薤書，文獻上記載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font>
事實上，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業(yè)已發(fā)現(xiàn)了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大量線索，不僅有商代前期、相當于夏代的，還有屬于更早的種種考古文化的。在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龜甲等物品上面的刻畫符號，竟早到公元前6000多年。這是世界上已知與文字可能有關的符號中最早的，比被指為兩河流域蘇美爾文字濫觴的粘土算籌（counters）符號還早得多。無字的這種算籌雖然始于公元前7000多年，但有符號的只能上溯到公元前3350年左右。
古埃及文字的萌芽，也是在類似的時候。我在《比較考古學隨筆》中曾引述埃及學者的新論點，即古埃及文字來自公元前第四千紀先王國時期的陶器符號。這樣看來，中國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號，確有可能與文字起源相關。其中一部分只是符號，另一部分則應視為原始文字（prewriting）。
人類怎樣開始使用符號，符號又是如何演變成為文字，極有研究價值?，F(xiàn)在有了一門學科叫符號學，不過看其性質，恐怕不會解決這方面的疑難。真正解決問題，除了依靠考古學以外，應該還要與認知科學相結合。
【馬評：李先生認為文字是由符號演變成的，這也許真是他的觀點，也許是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影響?，F(xiàn)在學界都認為，漢字是刻劃符號演變而來，甲骨文也是由刻劃符號演變來的。馬氏質疑：李先生說不清刻劃符號是怎樣演變成文字的，刻劃符號演變成文字，需要什么條件，質變點又在何處？李先生解決不了這個難題，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學與認知科學。其實考古學與認知科學，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為什么？因為漢字不是由刻劃符號演變來的，不是古代陶工造的，漢字是倉頡造的，離開倉頡造字，一切說法都是無稽之談?！?/font>
當前關于中國文字起源討論的一個焦點，是符號與原始文字（以及文字）的判定和區(qū)別。這一方面的爭論，無疑還將繼續(xù)下去，然而無論如何，像吳縣澄湖等地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多個符號、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陶片上的成行陶文，說與文字無關是不合適的。最近發(fā)表的襄汾陶寺陶扁壺上的毛筆朱書文字，是字也很難否定。
【馬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font>
這樣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文字起源問題上，目前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應當作為中國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分支。這對于整個人類文字發(fā)明的探索，也將有特殊的貢獻。
有一個觀點，我在不同場合說過多次，這里還想重復一下，就是不能認為在中國境內的古文字，只有像商周文字那樣的漢字的前身。在四川及其附近發(fā)現(xiàn)的巴蜀文字，便不是漢字。至于史前文化的符號與原始文字，與漢字及漢字前身有無關系，更需要證明。前幾年我提出，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有一種云片形或者火焰形的符號，肯定與漢字的起源沒有直接聯(lián)系。由此推論，我們利用對商周文字解讀的知識技巧，去考釋更早的符號或文字，只能是探索性的試驗?？浯筮@種試驗，難免陷于錯誤。
?。ㄔd《中國書法》2001年第2期）
2、漢字——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
參加這次會議以前，我從來沒有想到漢字的問題包括這么多內容。我雖然不能夠聽到每位先生的演講，但是我認真看了文章，漢字的研究內涵這么廣泛，使我感到自己的知識非常狹窄。我只想說一句話，也是我最近幾年經常想到的：對于漢字，包括它的本質和它的歷史，我們知道的實際上很少，很不充分。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是搞古文字的，特別是秦以前的文字，這就使我特別感覺到，我們對漢字歷史，特別是它的發(fā)展過程知道的很少，對于它的本質知道的肯定不多。
【馬評：這是真實情況，學界對夏朝以前的文字，確實知道的很少，不學當然不清楚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時代的局限和思維模式造成的，懷疑倉頡造字，否定倉頡造字，想解釋清楚漢字起源是不可能的事情?！?/font>
我想談三點。
第一點：我們對于漢字歷史很多段落，實際還不了解，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想從歷史上對于漢字，特別是古代文字的研究上，就可以看清楚。研究文字的鼻祖是許慎。許慎以后對于文字的研究，不管看法怎么樣，包括對《說文》提出很多非議的文字學者，其思想體系和方向，都是以《說文》為基礎?！墩f文》對文字的認識當然代表了許慎那個時期最高的學術水平，可是我們仍然要指出，《說文》里的文字知識主要是秦漢的。盡管里面有籀文、古文，可是實際不超過戰(zhàn)國。雖然當時說山川時出鼎彝，但畢竟很有限。即使到了北宋以后，金石之學非常發(fā)達了，看到了不少商周時代的文字，但是從整個知識水平來看，仍然以《說文》為基礎。所以，《說文》之學應該說是籠罩了整個的文字學，一直到清代。因此在當時對文字發(fā)展的知識，對于整個中國文字的歷史認識主要是后一段，從秦代以后，如果多一點兒也是很有限的。什么時候在這個問題上發(fā)生轉機呢？今天講最合適，在整整一百年以前，發(fā)現(xiàn)了殷墟甲骨文。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那么重要，那么有震動性，因此大家思想上出現(xiàn)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甲骨文不能完全用《說文》的知識來籠罩，來包括，量這么大，時代這么古，給大家?guī)碛^念上的根本轉變，認識到應該突破《說文》的范疇。從甲骨文發(fā)現(xiàn)以來，王懿榮、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等一系列的學者，思想上逐漸從《說文》系統(tǒng)里超脫出來，把文字發(fā)展的認識向前追溯了很大一個段落，這是一個很大的發(fā)展。
甲骨文研究，或稱甲骨學，從王懿榮算起，到今天已過一百年了。1999年在煙臺參加甲骨文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的紀念會，王懿榮是福山人，所以在煙臺舉行。接著在安陽也舉行國際性的甲骨文一百周年紀念會。經過一百年的研究，知道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很多人，還有教學課本，常說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這話肯定不對。因為任何一種文字系統(tǒng)，都是由簡到繁的一個發(fā)展過程。任何一種古代文明的文字不能一下子就達到甲骨文這樣的水平。甲骨文的單字可以確定超過四千個字，過去說五千大概多了一點，四千個字是沒有問題的。同時可以保證，甲骨文的字絕對不是當時存在的所有的字，因為只是一種占卜的工具，不可能使用到所有的字，所以當時的文字肯定要超過五千甚至六千。有五六千個單字的一個文字系統(tǒng)，絕對不可能是一個原始的文字系統(tǒng)，我想這是大家可以明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推知甲骨文以前一定還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是我們沒有充分認識，或者基本上不認識的。我們對于漢字的起源、它的本質上的若干問題，知道的確實很少，所以饒宗頤先生有一句話，他說談文字最好不要談第一義。第一義就是這字本義是什么?！墩f文》就最喜歡講本義是什么，可是常常不對，今天我們看到了商代的文字，很多人也喜歡說這個第一義是什么，這比《說文》要好多了，可是有時候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我們知道的確實很少。
【馬評：直到目前為止，兩千年以來，連最有成就的古文字專家都未達到許慎的水平和高度，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和做學問的好。】
根據近些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我們這個國家境內，存在著的文字，絕對不能認為只有一個系統(tǒng)。古代近東那么一塊地方有那么多種語言、文字，中國這樣大的地域，怎么能認為只有一種文字系統(tǒng)？這個文字系統(tǒng)就是我們漢字系統(tǒng)，甲骨文是，金文也是。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qū)，還可能有其他的文字系統(tǒng)，我不知在座的有沒有四川人？巴蜀文字就是。巴蜀文字今天沒有解讀，但它用在銘文中，用在印章上，而且有和漢字相對照的情況，怎么能說它不是文字呢？所以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的一些東西，比方說剛才有先生提到山東鄒平丁公的陶文，還有在大汶口、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陶器上發(fā)現(xiàn)的那些個符號，看起來就很像是文字，有的是八個一串，九個一串，還不是文字嗎？不過，現(xiàn)在用甲骨文、金文的知識去解讀，我個人認為僅僅是一種實驗，因為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試試看，可是不一定對，因為它完全可能是一種我們從來不了解的一種語言文字。
【馬評：華夏的文明只有一個，東方最古最早的文字只有漢字。漢字是倉頡造的，倉頡本鳥跡為字?！?/font>
對于已經知道的古代漢字，我們懂得的也是很少，可以看一看我們研究的現(xiàn)狀。關于文字起源的問題，實際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學者提到，近年最早涉及這一問題的有郭沫若、李孝定先生。李孝定先生1969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仰韶文化的一種刻劃符號是文字起源，這一點在海內外沒有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支持。較多的學者認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符號可能是字，可是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中國漢字的起源問題能不能解決是不一定的，大家知道古代埃及文字解讀和研究的歷史是很長的，可是埃及文字系統(tǒng)的起源今天并不完全清楚。有的學者提出，埃及文字從公元前第四千紀尼羅河的中上游的一些陶文起源，舉了很多例子，看起來很像，可是是不是文字也不能確定。
【馬評：胸無成竹，腳下自然無根。將二里頭遺址的刻劃符號說成“可能是文字”，就是底氣不足，研究不夠，出力不夠，時間用的不夠，先天不足。好多著名的學者已經走到歧路上去了，很正常，只要登山，就會出現(xiàn)意外，就會有犧牲，后來者最初總是沿著先驅開辟的道路前進，繞過暗礁，躲過冰縫，開辟一條新路繼續(xù)探索，向倒下的前輩致敬?！?/font>
商代的甲骨文有四千多個字，大家能夠公認的已經讀出的，我個人認為不超過1500，這包括一些不需要怎么解讀，比如一、二、三、四、五等在內。所以說甲骨文字我們不認識的還很多，這里面不只是一些人名、地名，而且包括一些最常用的字。20世紀70年代我寫過一本小冊子，還有給一個朋友的書寫的序，曾舉了一個字，就是“酉”字加三撇，這個字很多人認為是“酒”，今天我大膽地說一句，這肯定不對，因為凡是“酒”字沒有這么寫的，可見最常用的一些字還是講不明白。西周和春秋的文字，我們在釋讀方面成績最好，道理很簡單，有文獻便于對照，特別是金文，每每可與《詩》、《書》、《周易》對照，一對照就認識了、有把握了，可是我們釋讀的也不是理想的那么多，仍然有若干問題解決不了。戰(zhàn)國文字釋讀的也還有限。應該說，戰(zhàn)國文字的研究真正發(fā)展從50年代才開始，到現(xiàn)在，時間很短，釋讀出了很多字。戰(zhàn)國文字研究的—個特點，就是釋讀了哪個字，大家都會大吃一驚。可見我們對戰(zhàn)國文字的知識本來非常有限，可以說大部分不對，所以發(fā)展特別顯著?！墩f文·敘》中說六國文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所以當時的文字確實難讀。
最近給了我們一個最大的考驗，就是在湖北荊門郭店—號墓出土了大批戰(zhàn)國竹簡，1998年5月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簡》一書，這里有《老子》和一些儒家的書，有的有今本，一對照就知道很多字我們根本不認識，有些知道答案還是莫名其妙。大家最喜歡討論的一個從“羽”從“能”的字，不知道文字學家猜了多少次，看竹簡才知道同于一二三四的“一”字，為什么是“一”字，到現(xiàn)在也沒有肯定的解釋。還有一批同時期竹簡，有一千多支，主要的部分已經從香港買回來了，藏在上海博物館，正陸續(xù)出版。這一批簡大量的是儒家的書，大家慢慢讀吧。我們面臨的考驗過于嚴峻，恐怕我們都要不及格。
我覺得20世紀古代漢字的研究，除了釋字以外，最主要是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資料的匯集，這一點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材料太多了，甲骨超過了10萬片，金文也是上萬件，戰(zhàn)國的秦漢的文字材料更是不計其數(shù)，哪里都可能有。這么多的材料逐漸把它匯集起來，應該說是20世紀古文字學界做出的重大的成果，為下一世紀、下一時代的學者做了很好的準備。第二點就是古文字的研究能夠以考古學為基礎。我們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分期，判明它的時代，不判明時代就不能研究。20世紀中國考古學迅速發(fā)展，用考古學的方法逐漸地把不同時期的文字的特點揭示出來。分期十分重要，甲骨文有甲骨文的分期研究，青銅器有青銅器的分期研究，戰(zhàn)國文字也有其分期研究。這些問題逐漸清楚了，我們對于古代文字的演變歷史也就清楚了。可是這些工作雖然是重要，也僅僅是為深入研究做了一個基礎。沒有基礎不行，可是它不是研究本身。在這樣的基礎之上，21世紀最重要的工作我想就是研究。沒有開拓性的意識和觀念，就不可能有學科的新發(fā)展。
我相信在21世紀一定有這樣兩點：第一點是一定會有更多更新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工作提供新的鑰匙；第二點是一定會有新的創(chuàng)見，對漢字的研究起重大的促進作用。
?。ㄔd《漢字的應用與傳播》，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
【馬評：一個搞戰(zhàn)國文字的人，要弄清漢字起源，是很困難的事情，主要是時間不夠用。因為在他面前還有金文，籀文，甲骨文，象牙文，黿背甲文，黃帝玉版文，還有許多未見的各種各樣載體上的未知文字，我們每人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做學問，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們不知道的學問要比我們知道的學問多得多，我們對夏朝以前至黃帝之間的歷史，文字，文化，文明，了解的十分有限，更多的知識，還需要我們重新學習，活到老，學到老。我很欣賞李先生的在文章結尾所表現(xiàn)的態(tài)度和事實求是的精神，不知道沒關系，學一學，補一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只要不信口雌黃就好。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它們已經存在了五千年，四千年，既有傳世的文字，又有出土文字，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當然也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和爭鳴，我知道，學界很不喜歡辯論和爭鳴，很不喜歡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學界才有今天這個局面，我是半路出家，無師無派，我既然要搞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的研究工作，我就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不帶個人偏見，不帶任何利益色彩，還原真相，揭開歷史本來面目，對后代子孫負責。既然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是客觀存在的，為什么還要特地加上和注明我發(fā)現(xiàn)了夏代文字，我發(fā)現(xiàn)了黃帝文字的字樣，其原因是為了文責自負，對讀者負責；還因為學界主流認為這些都是贗品，都是假貨，他們認為經過田野考古發(fā)掘的那些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半坡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才是真實可靠地文物，是科學的嚴謹?shù)闹螌W方法，他們認為漢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產生的。馬氏認為，這與歷史真相大相徑庭，這才是出現(xiàn)漢字起源馬氏學說的真正原因，不被時代泛起的沉渣和巨大的學術泡沫淹沒，就是為了沖破各種人為的屏障，藩籬，跨越一條條鴻溝，天塹，還原歷史，恢復中華五千年文明
史的本來面目，僅此而已。】
評李學勤論文字的產生
現(xiàn)代學者認為：漢字是從遠古的先民使用的刻畫符號演變而來，從八千年的河南賈湖遺址的刻畫符號,到七千年的安徽雙墩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到六千年的半坡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到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再到四千年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統(tǒng)統(tǒng)都是原始文字，這些原始文字怎么變成商朝甲骨文的，誰也說不清，也說不明白。為什么？原因就在于這個漢字起源理論不是他們發(fā)明的，是他們的老師說的，實際上他們的老師也說不清楚，本身就是一筆糊涂賬。現(xiàn)代學者還有一個說法，漢字起源于圖畫，漢字是從圖畫里演變出來的，同樣，他們也說不清漢字究竟是怎樣從圖畫里分解出來的，需要什么樣的條件，都無人能解釋清楚?，F(xiàn)代學者已經進入了一個誤區(qū)，按他們的說法，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fā)展演變，才成熟的，才成為一個完整的漢字系統(tǒng)的。
李學勤先生在【中國古代文明十講】說：
“其次，看文字的產生。
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認為，文明“始于標音字母的發(fā)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這一看法，并說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由于文字的發(fā)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⑾。由此可見，文字是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漢字。關于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黃帝的年代約當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font>
【馬評：李先生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實際上，倉頡造字，不是傳說，是實實在在在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的事情。長期以來，我們的專家學者視倉頡造字為神話傳說，不可信，從未將倉頡造字當成是用文字記載的信史。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中發(fā)表了【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一文后，學界更沒有人會相信圣人能夠造字的，幾乎都認為漢字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才有全國各遺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被當做原始文字研究。一研究就是四十年，有什么成果嗎？馬氏認為：研究刻畫符號，當做研究先民的文化可以，也無可非議，當文字研究，就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南轅北轍了?？坍嫹柵c文字不搭界，研究來研究去，不會有什么結果。為什么？因為學界搞錯了，漢字不是勞動人民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這其中，也包括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是不會相信倉頡造字的，至今他還認為倉頡造字是一個傳說，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按說，四十年的考古材料已經很說明問題了，田野考古所挖出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都是單獨存在的，不可能有文字的功能，一個古文字專家連這一點都不能辨別，可見已經固執(zhí)到了何等地步，在李學勤先生看來，漢字就是勞動人民所造，考古材料已經證明，考古只挖出了刻畫符號。在這里，筆者反問一句，考古材料又需要什么加以證明，考古本身就有局限性，考古材料的真實性也要具體問題具體研究，再加上考古人員的認識水平和角度不同，得出公正客觀地結論是很不容易的，就拿刻畫符號來說，憑什么說它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遺或簡單文字，有何根據，刻畫符號是怎樣演變成文字的，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什么條件，通過什么方法，有了質的飛躍，這些尚未搞清，就先下結論，先戴帽子，后找證據，這工作不僅違反程序，也太粗糙、也太急躁，太草率了吧?！?/font>
很多人以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漢字，這是不正確的。甲骨文只不過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個數(shù)已經超過4000，而且從字的結構看，傳統(tǒng)的所謂“六書”已經具備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種相當發(fā)展的文字系統(tǒng)，漢字的演變在它以前肯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馬評：李先生肯定了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漢字，在此之前，古文字界一直把甲骨文當做中國最早的文字，武丁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李先生把二里頭的刻畫符號當做“可能是文字”，他拿不是文字的東西，當文字，實際上，仍將武丁的甲骨文當成了最早的文字。二里頭遺址的24個刻劃符號是陶工用來記事記數(shù)的記號，與文字不搭界。】
近年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這種刻劃符號發(fā)現(xiàn)已久。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的考古發(fā)掘，就獲得一些有刻劃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不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陜西西安半坡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報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
有刻劃符號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屬于半坡類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陜西西安、長安、臨潼、郃陽、銅川、寶雞和甘肅秦安等不少地點發(fā)現(xiàn)。在這一地區(qū)早于半坡類型【41】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xiàn)有刻劃符號。半坡類型的陶器符號大多刻于器物燒成以前，器種絕大多數(shù)是陶缽。符號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帶緣上。符號有的簡單，有的則相當復雜，接近文字，比如臨潼姜寨的一個符號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不少種文化，也都有類似的陶器符號，有的還是用毛筆一類工具繪寫的。例如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的馬廠類型彩陶壺，下腹部外面常有繪寫的符號，據統(tǒng)計有50多種。龍山時代的文化、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符號。河南登封王城崗兩處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異常復雜的符號，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有毛筆硃書的一個“字”和其他兩個符號⒀。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崗期陶器上面的符號，有的已很明顯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總的說來，從仰韶文化以來，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
【馬評：李先生認為:近年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偟恼f來，從仰韶文化以來，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作為一個領導和學科帶頭人，有明顯的引導作用，領導指向哪里，專家學者就奔向哪里。領導有局限，也有弊端。領導的局限是不宜親自搞學術，極容易將學術與政治掛鉤，或將學術綁在政治的戰(zhàn)車上，讓學術跟著政治到處跑，政治易變，學術也變，那就不是學術了。郭沫若先生的勞動人民造字理論，就是在階級斗爭的風口浪尖上，提出的一個政治口號，一個讓當時任何人都不敢質疑的口號，今天還在有著巨大的勢力及影響。領導的弊端是明顯的，他沒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更多的問題，他只是站在高坡上，揮揮手，指指方向，把把關，更多更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需要他的學生和下級來搞。有一句話說得明白：往往細節(jié)決定成敗。郭沫若搞了一輩子古文字，不知道文字的定義是什么，李學勤先生也一樣，也不知道文字的標準，其實李學勤心里明白，文字的標準是給別人用的，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翻翻李學勤的著作，講過文字的形音義特征，請問陶片片上的刻畫符號有音嗎？他清楚無音，但他還要肯定那就是原始文字。他堅持說，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換句話說，甲骨文是由刻畫符號演變而來，這是明顯的誤導，陶器符號不會演變成甲骨文，甲骨文與刻畫符號沒有任何關系。到春秋戰(zhàn)國時，陶片上的刻畫符號依然存在，就是一個明證。李學勤先生認為陶片上“刻有異常復雜的符號，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有毛筆硃書的一個“字”和其他兩個符號⒀。”馬氏認為：再復雜的符號，也不能稱為文字，至于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上的“文”字，是用筆寫的文字，而非刻劃，與其它刻劃符號不是一回事，應視為與刻劃符號不是一個范疇。說的直白一些，陶寺扁壺上的“文”字，是屬于倉頡造字的系統(tǒng)文字之內，與勞動人民造字無關?！?/font>
文字起源與陶器符號有關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實例。據有的外國學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繪寫、浮雕或刻劃的符號⒁。這個年代，和中國的陶器符號是差不多的。
這一類符號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賈湖進行的發(fā)掘⒂，從相當于裴李崗文化的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一版完整的龜腹甲和另外兩個龜甲殘片，上面都刻有符號，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戶”字。還有一件柄形石飾，也有刻劃。墓葬的年代，據碳素【42】測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這項發(fā)現(xiàn)的意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面談到的各種符號，性質如何，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還有一種陶器符號，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可能是原始文字，這就是大漢口文化的陶器符號。
大漢口文化分布在山東、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間，其后身是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符號屬于大漢口文化晚期，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是1959年山東寧陽堡頭（即大漢口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壺，上面有毛筆繪寫的硃色符號。后來在山東莒縣、諸城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號一處或兩處，有的還涂填紅色。這些符號的位置和結構很像商代青銅器銘文。1977年，唐蘭曾把他所見到的幾種符號釋為“▲”、“斤”、“戌”、“炅”等字。到現(xiàn)在為止，這種符號已出現(xiàn)9種⒃。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漢口文化毗連的良褚文化也有類似的符號。良渚文化在江蘇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漢口文化中晚期相當。良渚文化個別陶器有成串的刻劃符號，同時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號。有符號的玉器有璧、瓊、環(huán)、臂圈等，符號的刻劃位置獨特，不同器上花紋混淆。有的符號為了突出，還特別施加框線或填有細線。良渚文化玉器符號已發(fā)現(xiàn)11種，其中5種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相同或近似。這些符號試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夠釋讀⒄。
【馬評：方向錯了，方法也錯了.李學勤拿不是文字的東西，與甲骨文比對，能有什么結果，生拉硬拽，風馬牛不相及，太讓人感到意外。其實也在情理之中，考古就挖出了刻畫符號，就這么認定了，可悲可嘆?！?/font>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兩種頗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關系。1987年在江蘇新沂花廳發(fā)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說明兩【43】種文化的人民存在著交往。兩者符號的相通，很可能標志著這些符號是原始文字。
【馬評：原始文字一詞，是郭沫若的杜撰，根本就不存在。馬氏建議：取消這一詞的用法，以免給古文字研究添亂。古人講，文字分文與字，也可互稱。許慎說：文為獨體，字為合體，段玉裁也說：可合稱文字。文字從產生起，就是成熟文字，不存在原始階段。現(xiàn)代學者用原始文字的帽子，扣在不是文字的刻畫符號頭上，說明他們對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缺乏認識，一無所知，還固執(zhí)己見，對于歷史上傳下來的【倉頡書】、【夏禹書】、【禹王碑書】，一律視為偽書。究竟偽在哪？誰做的偽？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依據。我發(fā)現(xiàn)古文字界在對夏以前的文字，在認識上存在很多問題，在漢字起源的問題上，主觀臆測大于客觀存在，個人意志凌駕事實之上，這樣做學問，有失公允，客觀，公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將民間的刻有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的器物，皆視為贗品，這說明他們的眼力不夠，還表明一部分人的道德缺失與心術不正。馬氏今年已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求真務實是愚夫追求的目標，別無它途。讀遍天下書，惟漢字為倉頡所造，倉頡本鳥跡為字外，其他皆無稽之談，郭沫若、李學勤的漢字起源的觀點和理論，背離傳統(tǒng)學說，離經叛道，站不住腳，用不了多長時間，這些東西就會消失殆盡，傾巢之下無完卵?！?/strong>
第四講 文字起源研究與古代文明
文字是人類在歷史上最重要的發(fā)明之一。有了文字，人們的信息才能夠遠傳，人們的思想才得以積累。因此，文字的出現(xiàn)被公認為社會進入文明的基本的、必要的標志。
文字的起源，是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在古代世界，各個分別興起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其文字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通過怎樣的過程創(chuàng)始的，都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馬評：李先生在這里強調：其文字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通過怎樣的過程創(chuàng)始的，都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他將文字產生的時間，地點，創(chuàng)始過程都談到了，唯獨不談和回避文字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為什么？他有難言之隱，他有他的看法，他不便直說，他不說，別人也不便猜測?！?/font>
中國的古文字也是這樣。大家熟知的甲骨文、金文，是后世漢字的前身，其時代的上限是盤庚遷殷以后的商代后期，只有個別例子更早一些。不過看商代后期文字，不同的字數(shù)已有四千多個，并且具備了六書的結構，不難知道在其以前文字已經有過很長的發(fā)展歷程。
【馬評：甲骨文之前，還有一千六七百年的歷史，到黃帝時代倉頡造字始，倉頡造鳥跡書，堯帝作龜書，高陽氏做蝌蚪書，大禹作鐘鼎書，務光作倒薤書，文獻上記載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font>
事實上，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業(yè)已發(fā)現(xiàn)了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大量線索，不僅有商代前期、相當于夏代的，還有屬于更早的種種考古文化的。在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龜甲等物品上面的刻畫符號，竟早到公元前6000多年。這是世界上已知與文字可能有關的符號中最早的，比被指為兩河流域蘇美爾文字濫觴的粘土算籌（counters）符號還早得多。無字的這種算籌雖然始于公元前7000多年，但有符號的只能上溯到公元前3350年左右。
古埃及文字的萌芽，也是在類似的時候。我在《比較考古學隨筆》中曾引述埃及學者的新論點，即古埃及文字來自公元前第四千紀先王國時期的陶器符號。這樣看來，中國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號，確有可能與文字起源相關。其中一部分只是符號，另一部分則應視為原始文字（prewriting）。
人類怎樣開始使用符號，符號又是如何演變成為文字，極有研究價值?，F(xiàn)在有了一門學科叫符號學，不過看其性質，恐怕不會解決這方面的疑難。真正解決問題，除了依靠考古學以外，應該還要與認知科學相結合。
【馬評：李先生認為文字是由符號演變成的，這也許真是他的觀點，也許是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影響?，F(xiàn)在學界都認為，漢字是刻劃符號演變而來，甲骨文也是由刻劃符號演變來的。馬氏質疑：李先生說不清刻劃符號是怎樣演變成文字的，刻劃符號演變成文字，需要什么條件，質變點又在何處？李先生解決不了這個難題，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學與認知科學。其實考古學與認知科學，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為什么？因為漢字不是由刻劃符號演變來的，不是古代陶工造的，漢字是倉頡造的，離開倉頡造字，一切說法都是無稽之談?！?/font>
當前關于中國文字起源討論的一個焦點，是符號與原始文字（以及文字）的判定和區(qū)別。這一方面的爭論，無疑還將繼續(xù)下去，然而無論如何，像吳縣澄湖等地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多個符號、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陶片上的成行陶文，說與文字無關是不合適的。最近發(fā)表的襄汾陶寺陶扁壺上的毛筆朱書文字，是字也很難否定。
【馬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font>
這樣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文字起源問題上，目前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應當作為中國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分支。這對于整個人類文字發(fā)明的探索，也將有特殊的貢獻。
有一個觀點，我在不同場合說過多次，這里還想重復一下，就是不能認為在中國境內的古文字，只有像商周文字那樣的漢字的前身。在四川及其附近發(fā)現(xiàn)的巴蜀文字，便不是漢字。至于史前文化的符號與原始文字，與漢字及漢字前身有無關系，更需要證明。前幾年我提出，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有一種云片形或者火焰形的符號，肯定與漢字的起源沒有直接聯(lián)系。由此推論，我們利用對商周文字解讀的知識技巧，去考釋更早的符號或文字，只能是探索性的試驗?？浯筮@種試驗，難免陷于錯誤。
?。ㄔd《中國書法》2001年第2期）
2、漢字——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
參加這次會議以前，我從來沒有想到漢字的問題包括這么多內容。我雖然不能夠聽到每位先生的演講，但是我認真看了文章，漢字的研究內涵這么廣泛，使我感到自己的知識非常狹窄。我只想說一句話，也是我最近幾年經常想到的：對于漢字，包括它的本質和它的歷史，我們知道的實際上很少，很不充分。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是搞古文字的，特別是秦以前的文字，這就使我特別感覺到，我們對漢字歷史，特別是它的發(fā)展過程知道的很少，對于它的本質知道的肯定不多。
【馬評：這是真實情況，學界對夏朝以前的文字，確實知道的很少，不學當然不清楚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時代的局限和思維模式造成的，懷疑倉頡造字，否定倉頡造字，想解釋清楚漢字起源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談三點。
第一點：我們對于漢字歷史很多段落，實際還不了解，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想從歷史上對于漢字，特別是古代文字的研究上，就可以看清楚。研究文字的鼻祖是許慎。許慎以后對于文字的研究，不管看法怎么樣，包括對《說文》提出很多非議的文字學者，其思想體系和方向，都是以《說文》為基礎?！墩f文》對文字的認識當然代表了許慎那個時期最高的學術水平，可是我們仍然要指出，《說文》里的文字知識主要是秦漢的。盡管里面有籀文、古文，可是實際不超過戰(zhàn)國。雖然當時說山川時出鼎彝，但畢竟很有限。即使到了北宋以后，金石之學非常發(fā)達了，看到了不少商周時代的文字，但是從整個知識水平來看，仍然以《說文》為基礎。所以，《說文》之學應該說是籠罩了整個的文字學，一直到清代。因此在當時對文字發(fā)展的知識，對于整個中國文字的歷史認識主要是后一段，從秦代以后，如果多一點兒也是很有限的。什么時候在這個問題上發(fā)生轉機呢？今天講最合適，在整整一百年以前，發(fā)現(xiàn)了殷墟甲骨文。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那么重要，那么有震動性，因此大家思想上出現(xiàn)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甲骨文不能完全用《說文》的知識來籠罩，來包括，量這么大，時代這么古，給大家?guī)碛^念上的根本轉變，認識到應該突破《說文》的范疇。從甲骨文發(fā)現(xiàn)以來，王懿榮、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等一系列的學者，思想上逐漸從《說文》系統(tǒng)里超脫出來，把文字發(fā)展的認識向前追溯了很大一個段落，這是一個很大的發(fā)展。
甲骨文研究，或稱甲骨學，從王懿榮算起，到今天已過一百年了。1999年在煙臺參加甲骨文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的紀念會，王懿榮是福山人，所以在煙臺舉行。接著在安陽也舉行國際性的甲骨文一百周年紀念會。經過一百年的研究，知道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很多人，還有教學課本，常說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這話肯定不對。因為任何一種文字系統(tǒng)，都是由簡到繁的一個發(fā)展過程。任何一種古代文明的文字不能一下子就達到甲骨文這樣的水平。甲骨文的單字可以確定超過四千個字，過去說五千大概多了一點，四千個字是沒有問題的。同時可以保證，甲骨文的字絕對不是當時存在的所有的字，因為只是一種占卜的工具，不可能使用到所有的字，所以當時的文字肯定要超過五千甚至六千。有五六千個單字的一個文字系統(tǒng)，絕對不可能是一個原始的文字系統(tǒng)，我想這是大家可以明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推知甲骨文以前一定還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是我們沒有充分認識，或者基本上不認識的。我們對于漢字的起源、它的本質上的若干問題，知道的確實很少，所以饒宗頤先生有一句話，他說談文字最好不要談第一義。第一義就是這字本義是什么?！墩f文》就最喜歡講本義是什么，可是常常不對，今天我們看到了商代的文字，很多人也喜歡說這個第一義是什么，這比《說文》要好多了，可是有時候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我們知道的確實很少。
【馬評：直到目前為止，兩千年以來，連最有成就的古文字專家都未達到許慎的水平和高度，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和做學問的好?！?/font>
根據近些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我們這個國家境內，存在著的文字，絕對不能認為只有一個系統(tǒng)。古代近東那么一塊地方有那么多種語言、文字，中國這樣大的地域，怎么能認為只有一種文字系統(tǒng)？這個文字系統(tǒng)就是我們漢字系統(tǒng)，甲骨文是，金文也是。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qū)，還可能有其他的文字系統(tǒng)，我不知在座的有沒有四川人？巴蜀文字就是。巴蜀文字今天沒有解讀，但它用在銘文中，用在印章上，而且有和漢字相對照的情況，怎么能說它不是文字呢？所以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的一些東西，比方說剛才有先生提到山東鄒平丁公的陶文，還有在大汶口、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陶器上發(fā)現(xiàn)的那些個符號，看起來就很像是文字，有的是八個一串，九個一串，還不是文字嗎？不過，現(xiàn)在用甲骨文、金文的知識去解讀，我個人認為僅僅是一種實驗，因為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試試看，可是不一定對，因為它完全可能是一種我們從來不了解的一種語言文字。
【馬評：華夏的文明只有一個，東方最古最早的文字只有漢字。漢字是倉頡造的，倉頡本鳥跡為字。】
對于已經知道的古代漢字，我們懂得的也是很少，可以看一看我們研究的現(xiàn)狀。關于文字起源的問題，實際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學者提到，近年最早涉及這一問題的有郭沫若、李孝定先生。李孝定先生1969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仰韶文化的一種刻劃符號是文字起源，這一點在海內外沒有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支持。較多的學者認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符號可能是字，可是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中國漢字的起源問題能不能解決是不一定的，大家知道古代埃及文字解讀和研究的歷史是很長的，可是埃及文字系統(tǒng)的起源今天并不完全清楚。有的學者提出，埃及文字從公元前第四千紀尼羅河的中上游的一些陶文起源，舉了很多例子，看起來很像，可是是不是文字也不能確定。
【馬評：胸無成竹，腳下自然無根。將二里頭遺址的刻劃符號說成“可能是文字”，就是底氣不足，研究不夠，出力不夠，時間用的不夠，先天不足。好多著名的學者已經走到歧路上去了，很正常，只要登山，就會出現(xiàn)意外，就會有犧牲，后來者最初總是沿著先驅開辟的道路前進，繞過暗礁，躲過冰縫，開辟一條新路繼續(xù)探索，向倒下的前輩致敬?！?/font>
商代的甲骨文有四千多個字，大家能夠公認的已經讀出的，我個人認為不超過1500，這包括一些不需要怎么解讀，比如一、二、三、四、五等在內。所以說甲骨文字我們不認識的還很多，這里面不只是一些人名、地名，而且包括一些最常用的字。20世紀70年代我寫過一本小冊子，還有給一個朋友的書寫的序，曾舉了一個字，就是“酉”字加三撇，這個字很多人認為是“酒”，今天我大膽地說一句，這肯定不對，因為凡是“酒”字沒有這么寫的，可見最常用的一些字還是講不明白。西周和春秋的文字，我們在釋讀方面成績最好，道理很簡單，有文獻便于對照，特別是金文，每每可與《詩》、《書》、《周易》對照，一對照就認識了、有把握了，可是我們釋讀的也不是理想的那么多，仍然有若干問題解決不了。戰(zhàn)國文字釋讀的也還有限。應該說，戰(zhàn)國文字的研究真正發(fā)展從50年代才開始，到現(xiàn)在，時間很短，釋讀出了很多字。戰(zhàn)國文字研究的—個特點，就是釋讀了哪個字，大家都會大吃一驚?？梢娢覀儗?zhàn)國文字的知識本來非常有限，可以說大部分不對，所以發(fā)展特別顯著?！墩f文·敘》中說六國文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所以當時的文字確實難讀。
最近給了我們一個最大的考驗，就是在湖北荊門郭店—號墓出土了大批戰(zhàn)國竹簡，1998年5月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簡》一書，這里有《老子》和一些儒家的書，有的有今本，一對照就知道很多字我們根本不認識，有些知道答案還是莫名其妙。大家最喜歡討論的一個從“羽”從“能”的字，不知道文字學家猜了多少次，看竹簡才知道同于一二三四的“一”字，為什么是“一”字，到現(xiàn)在也沒有肯定的解釋。還有一批同時期竹簡，有一千多支，主要的部分已經從香港買回來了，藏在上海博物館，正陸續(xù)出版。這一批簡大量的是儒家的書，大家慢慢讀吧。我們面臨的考驗過于嚴峻，恐怕我們都要不及格。
我覺得20世紀古代漢字的研究，除了釋字以外，最主要是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資料的匯集，這一點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材料太多了，甲骨超過了10萬片，金文也是上萬件，戰(zhàn)國的秦漢的文字材料更是不計其數(shù)，哪里都可能有。這么多的材料逐漸把它匯集起來，應該說是20世紀古文字學界做出的重大的成果，為下一世紀、下一時代的學者做了很好的準備。第二點就是古文字的研究能夠以考古學為基礎。我們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分期，判明它的時代，不判明時代就不能研究。20世紀中國考古學迅速發(fā)展，用考古學的方法逐漸地把不同時期的文字的特點揭示出來。分期十分重要，甲骨文有甲骨文的分期研究，青銅器有青銅器的分期研究，戰(zhàn)國文字也有其分期研究。這些問題逐漸清楚了，我們對于古代文字的演變歷史也就清楚了。可是這些工作雖然是重要，也僅僅是為深入研究做了一個基礎。沒有基礎不行，可是它不是研究本身。在這樣的基礎之上，21世紀最重要的工作我想就是研究。沒有開拓性的意識和觀念，就不可能有學科的新發(fā)展。
我相信在21世紀一定有這樣兩點：第一點是一定會有更多更新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工作提供新的鑰匙；第二點是一定會有新的創(chuàng)見，對漢字的研究起重大的促進作用。
?。ㄔd《漢字的應用與傳播》，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
【馬評：一個搞戰(zhàn)國文字的人，要弄清漢字起源，是很困難的事情，主要是時間不夠用。因為在他面前還有金文，籀文，甲骨文，象牙文，黿背甲文，黃帝玉版文，還有許多未見的各種各樣載體上的未知文字，我們每人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做學問，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們不知道的學問要比我們知道的學問多得多，我們對夏朝以前至黃帝之間的歷史，文字，文化，文明，了解的十分有限，更多的知識，還需要我們重新學習，活到老，學到老。我很欣賞李先生的在文章結尾所表現(xiàn)的態(tài)度和事實求是的精神，不知道沒關系，學一學，補一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只要不信口雌黃就好。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它們已經存在了五千年，四千年，既有傳世的文字，又有出土文字，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當然也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和爭鳴，我知道，學界很不喜歡辯論和爭鳴，很不喜歡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學界才有今天這個局面，我是半路出家，無師無派，我既然要搞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的研究工作，我就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不帶個人偏見，不帶任何利益色彩，還原真相，揭開歷史本來面目，對后代子孫負責。既然夏代文字，唐虞文字，黃帝文字是客觀存在的，為什么還要特地加上和注明我發(fā)現(xiàn)了夏代文字，我發(fā)現(xiàn)了黃帝文字的字樣，其原因是為了文責自負，對讀者負責；還因為學界主流認為這些都是贗品，都是假貨，他們認為經過田野考古發(fā)掘的那些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半坡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才是真實可靠地文物，是科學的嚴謹?shù)闹螌W方法，他們認為漢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產生的。馬氏認為，這與歷史真相大相徑庭，這才是出現(xiàn)漢字起源馬氏學說的真正原因，不被時代泛起的沉渣和巨大的學術泡沫淹沒，就是為了沖破各種人為的屏障，藩籬，跨越一條條鴻溝，天塹，還原歷史，恢復中華五千年文明
史的本來面目，僅此而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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