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尼姑的話題，乃是“慶元黨禁”的遺留問題，“偽學逆黨”案已在宋理宗時平反昭雪，朱熹與尼姑的關(guān)系，卻總有疑團未釋，這個話題也就延綿不絕。
事情的緣起，在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對朱熹的彈劾。沈繼祖為朱熹列舉的罪狀共有十條，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按理說，冤案既已昭雪，此事也當煙消云散。但朱熹本人曾上表認罪，他說的“深省昨非，細尋今是”之“昨非”中，就有“納其尼女”一款。既然他自己都認了，別人還有什么話說？！
或是因為“群奸囂張，在劫難逃，多言無益”，在當時的高壓之下，朱熹說的是違心話，他還自認“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呢！但這樣一來，就構(gòu)成了一個二難推理：要么，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與他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欲”大相徑庭；要么，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與他弘揚的儒家節(jié)操相距甚遠，無論是確有其事，還是純屬違心，朱熹都是言行不一，稱其“偽君子”似不為過。
如此推斷評論朱熹，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個預設(shè)的前提：把朱熹當作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把朱子學當作句句是真理的圣經(jīng)，這與“子見南子”使人喋喋不休頗有相通之處。假如我們把朱熹當做一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把朱子理學當做也有差錯，也有偏見，也有誤區(qū)的一門學問，那么，事情恐怕就沒有那么嚴重復雜。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當是朱熹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之事，那年他五十二歲。查朱子年譜，朱熹于四十七歲喪妻，四十八歲時葬妻于建陽縣唐后林谷。一個五十二歲的人，在妻子亡故五年之后續(xù)弦，何過之有？！不要說那個時候有權(quán)有勢的妻妾成群——制造“偽學逆黨”案的主謀韓侂胄，就有“愛妾”四人，“準愛妾”即“其次有名位者”十人——就是現(xiàn)在，“續(xù)弦”也是相當平常之事。既然已為“寵妾”，而且“每之官則與之偕行”，便當是明媒正娶，并非偷雞摸狗，至于所“納”之“妾”是否尼姑無關(guān)緊要，尼姑也可還俗，武則天還當過尼姑呢！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竊以為也事出有因。早在慶元元年的前夕，朱熹進言寧宗而被罷去“侍講”之時，“慶元黨禁”就已開始了的。到了慶元二年，宰相趙汝愚被當做“逆黨”之首“竄永州”，途中蹊蹺“暴卒”，朱熹為之不平上書彈劾韓侂胄而再次被詔“落職，罷祠”，由此引發(fā)對“偽學”的大規(guī)模圍攻，劉德秀、何澹、胡纮、沈繼祖等人“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甚至“乞斬熹以絕偽學”。這種圍攻，一波厲于一波。在這種高壓態(tài)勢之下，朱熹曾經(jīng)違心認罪，雖不偉岸壯烈，卻也情由可原。何況，身處逆境的朱熹能為趙汝愚挺身而出，此后又孜孜不倦地“講學不休”直至淡定離世，已屬相當不易。
朱熹《孟子集注》中有一句話叫“遏人欲而存天理”，不是“存天理，滅人欲”。此二者之間，差距很大，至少“遏人欲”與“滅人欲”大有區(qū)別，“滅人欲”有“禁欲主義”之嫌，“遏人欲”，卻有利于防止“縱欲主義”?！叭擞毙枰糁疲ɑ蛟弧肮?jié)制”），順理成章。何況，所謂“遏人欲而存天理”，首先是對于君主的要求?！吨熳诱Z類》中倒有“存天理，滅人欲”這句話，出自后人編撰的《朱子語類》。理宗之后，朱熹及其朱子理學大行其道，“存天理，滅人欲”被無限放大，更多地變成權(quán)勢者對于民眾的道德教化，并有“以理殺人”之弊。這一筆賬，一直都掛在朱熹身上。道德教化的調(diào)門太高，別人不會言聽計從，卻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陷于尷尬。道德化身被捧得太高，又極易造成人之人格分裂與逆反心理，使其陷于絕境。
朱熹與尼姑的話題，或可由此得到解釋。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