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聚焦 | ELF背景下的語用能力：思想新探及重構（冉永平教授供稿）
英語通用語（ELF）交際建構了語言使用的新語境，促成了新的語用特征和不同于英語作為外語（EFL）傳統(tǒng)范式下的語用制約和語用能力表征，英語通用語語境下的語用能力新內涵由此形成。通用語語境下的英語交際呈現(xiàn)出有別于英語本族語使用的異化現(xiàn)象與特征（Seidlhofer 2011）。下面從語用學關注的交際環(huán)境、交際主體和交際特征等方面探討英語通用語語境下的語用能力問題。作為通用語的英語與其使用者的母語及文化并存，共同構成交際中雙語及多文化的復合性語境資源，因此交際中不存在一種語言支配另一種語言的現(xiàn)象，即在通用語背景下語言的歸屬性（ownership）和支配性（dominance）問題已被弱化。不同母語背景、不同文化基礎和通用語英語之間的制約關系在多元并存的新環(huán)境下體現(xiàn)出新的語用特征。英語交際中的語言選擇不再是單向順同英語文化的過程，文化也不再是固定的相同概念（Cogo & Dewey 2012），而是變異、流動的變量（Baker 2011），交際者會依據交際目的和特定語境進行文化的雙向或多向互動，將自身文化、交際對象的文化和英語通用語的文化融匯在一起，創(chuàng)建文化的“第三空間”（Kecskes 2013）。這是國際通用語交際中出現(xiàn)的文化語境新概念。交際主體的變化必定帶來語用范式的改變，英語通用語語境下的使用者或交際主體成為語用問題研究的核心要素（Crystal 1997）。在英語通用語背景下，非本族語者成為英語交際的主體。也就是說，英語逐漸成為他者語言，這是英語使用的一種新常態(tài)。越來越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一些偏離英語本族語的語用規(guī)約或變體不再被視為一種“錯誤”（error）（Alptekin 2013）或語用失誤，而是交際主體為適應交際目的或交際語境所作出的一種語言選擇。Cook（2002）倡導重新定位英語使用者，比如主張摒棄“有缺陷學習者”（deficient learners）的群體劃分，因為類似分類反映的是英語作為外語語境下的傳統(tǒng)認識。針對英語通用語及其語用特征，學者們相繼使用了不同術語，如“有效交際者”（effective communicators）（Bjorkman 2014）、“內行使用者”（expert users）（House 2005）、“熟練使用者”（skilled users）（Jenkins 2011）、“雙語英語說話人”（bilingual English speakers）（Seidlhofer 2001）、“雙語者”（bilinguals）（Kecskes 2014）等，這些術語體現(xiàn)了英語使用者的身份轉變。由于依附于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英語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際容易缺乏充足的共同背景或共知前提，從而出現(xiàn)不同于母語交際的語用特征。受制于交際目的，英語通用語使用者會利用多語及多元文化的復合性資源，選擇恰當?shù)恼Z用策略，相互協(xié)同，共建希望傳遞的交際信息，因此英語通用語交際會呈現(xiàn)動態(tài)性、變異性、復合性等語用特征（Cogo & Dewey 2012）。多語言、多文化并存和共同背景缺乏自然會給英語通用語交際帶來一定障礙，因此受制于現(xiàn)實語境和交際意圖，交際主體需要共同構建臨時性的語境信息，使其成為交際主體之間的共知背景，促進交際的順利進行。這說明，英語通用語交際并不一定會因多語言、多文化背景與差異導致失敗，相反交際雙方或多方會共同努力，合作推動交際完成。英語通用語會引起交際語境和交際過程的變化，多元交叉文化背景下的英語交際能力及其相關語用特征、不同于英語作為外語的語用表現(xiàn)已經成為語用學研究的新方向。然而，傳統(tǒng)外語教學、外語學習、語言測試等領域的研究與實踐仍然遵循英語本族語單語模式下的語用規(guī)約、語用范式等，并將其作為語用能力的參照與衡量標準。由此，英語通用語和英語作為外語兩種類型語境下的語言能力、語用能力等思想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的方面。在英語通用語語境下，交際者之間的互動體現(xiàn)為多語言、多文化等多元語境因素之間的互動，而不是交際者的母語文化或母語語用規(guī)約向英語的單語模式靠攏；交際者之間的兩種或多種語言會相互作用，產生動態(tài)的雙向語用推導（bidirectional pragmatic influence），而不是單向的語用遷移；同時，本族語者的語用能力是一種內化（internalized）和社會化（socialized）能力，是自然語境下的能力發(fā)展與表現(xiàn)，隱含潛意識、自動化、本能的發(fā)展過程（Kecskes 2014）。然而，在傳統(tǒng)英語使用范式中，語用能力研究主要關注單語環(huán)境下的語用能力移植，即把目標語環(huán)境下的語用能力作為學習者的最終目標，而忽略語言社會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和語用社會化（pragmatic socialization）（Kecskes 2014）。因此，在英語本族語的互動交際中會出現(xiàn)語用優(yōu)先的交際特征，即語言的可接受性、適切性及認知凸顯性會優(yōu)先于語言形式的正確性（冉永平 2013：673）。英語作為外語教學與學習中的語用能力主要是指在課堂教學、課外學習等非自然語言環(huán)境下獲得和提高的一種能力，是非自然語境下的能力發(fā)展與表現(xiàn)，是一種可借助自我調控、有意識地選擇性獲取知識的技能（Kecskes 2014：1）。把目標語環(huán)境下的語用能力簡單移植到英語作為外語學習環(huán)境并當成一種學習目標，會導致交際過程中出現(xiàn)語法優(yōu)先的怪象，受制于社會語言因素的本族語語用目標也就難以實現(xiàn)。盡管如此，這一無法實現(xiàn)的目標卻仍成為傳統(tǒng)外語學習的理想化終點。當學習者的本土文化與目標語文化相互碰撞時，很有可能出現(xiàn)本土文化完全順同于目標語文化的局面（Byram 1997）。這樣的目標語語用能力觀存在問題。為此，Kramsch（1986）提出了互動交際能力，強調文化的雙向互動，而不是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無條件的單向靠攏。但是，互動交際能力仍然以目標語模式作為能力目標，以目標語文化為主，學習者自身的文化仍處于邊緣地位，甚至被忽略（Alptekin 2002：62）。這一狀況持續(xù)至今而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語境中，若仍堅持讓學習者把自身文化及相關交際范式置于一旁，強調完全融入目標語的單語語境，并堅持單向文化的跨越（Schumann 1978），有悖于英語國際通用語視角下的語用特征，也不符合英語作為外語的交際模式及語用能力表現(xiàn)。語際語語用研究的社會文化轉向關注二語學習者的身份變化（Cook 2002）、語用能力評估的適切性（Jenkins 2006b）等方面，表明了語用能力研究處于不斷發(fā)展之中。不過，正如Jenkins（2006a：139）所批評的那樣，“大多數(shù)外語教學研究者探究的核心問題仍舊是尋求各種利于達到或接近本族語語言能力的途徑”?；仡檸资陙磲槍ν庹Z學習者的英語教材、英語學習輔導資料等，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根深蒂固的英語本族語模式的桎梏以及以英語本族語標準為中心的語言使用范式。同時，一些涉及英語教學的改革通常多注重形式，卻沒能真正延展語用能力的內涵，更不用說突顯多元文化并存的英語使用能力和語用范式。這就要求英語教學、英語能力測試等除了遵循英語本族語的使用標準之外，還應考慮英語交際者在多語言、多文化復合性語境下的能力表現(xiàn)，重新理解和構建國際通用語視角下的英語語言能力觀及語用能力思想。語用能力研究關注的焦點從跨文化語用能力、語際語語用能力逐漸轉向交叉文化語用能力，尤其是多元化的語用能力表現(xiàn)與維度。英語通用語語境是一種交叉文化語境，類似語境下的英語交際不同于本族語語境下的英語交際，交際者之間大多缺少共知的語言文化背景，語用規(guī)約也不再是傳統(tǒng)模式下預制的語境因素，因此交際者需要進行互動的信息共建，具備共建信息的策略能力（Seidlhofer 2009；Cogo & Dewey 2012；Bjorkman 2014）以及處理交際中不確定信息的語境化能力（House 2013；Kecskes 2013）。英語成為“他者”語言的趨勢促使我們在關注語言信息傳遞的同時，也需要關照人際和諧、交叉文化調解等非語言維度的語境變量，并具有根據彼此文化差異和特定語境進行調適的動態(tài)語用能力（Pennycook 2010；Baker 2011）及人際關系的管理能力（Spencer-Oatey 2008；Seidlhofer 2009）。由此可見，語用能力不僅是語言信息的處理能力，還涉及社會文化語境、交際主體之間的關系等語言之外的能力維度，具有動態(tài)的雙向性和多維性。英語國際通用語的語境特征及所引發(fā)的語言語用和社交語用等變化給英語使用的交際過程及其能力表現(xiàn)產生了新的影響，出現(xiàn)了不同于英語本族語等單向語境下的語言語用及社交語用范式，這不僅挑戰(zhàn)了英語本族語所主導的語用能力標準，也對英語作為外語的語境特征及語用能力思想提出了新問題。為此，基于通用英語的語境變化與特點，我們亟需重新思考英語語用能力的參照標準，重構新語境下的語用能力思想。在英語國際通用語的語境下，我們是否應繼續(xù)參照英語本族語者的能力表現(xiàn)，并以此衡量ELF交際者的語言語用能力和社交語用能力呢？長期以來，英語外語教學與學習強調依附于英語本族語者的語言語用和社交語用范式及其社會規(guī)約。然而，這種單向的能力參照存在嚴重的理論缺陷，很容易將語言與特定的語碼形式等同起來，把語言使用的社會規(guī)約與固定規(guī)則等同起來（Baker 2015：138）。因此，英語語用能力不能僅局限于教材編著者、培訓者等所勾勒的本族語者規(guī)約（Leung 2005），正如Larsen-Freeman（2011：49）所言，“語言本身是在交際互動過程中自下而上涌現(xiàn)的、復雜的順應性系統(tǒng)，而不是由一套語法規(guī)則組成的、自上而下的固化系統(tǒng)”，這表明語用能力不是一種靜態(tài)的規(guī)約性能力。為此，英語使用的全球化趨勢有必要讓我們面對真實的語用環(huán)境，尤其是ELF語境下語言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交叉性（Kecskes 2013），以及ELF交際主體的他者化等，重新思考和重構語用能力的參照標準及其能力內涵。英語交際主體的他者化趨勢及多元語境下的語用能力表現(xiàn)已經說明，ELF交際成功的關鍵不在于遵循本族語的語言語用及社交語用規(guī)約，而在于交際者之間如何依照特定的多元文化語境，順應性地進行適切的策略選擇，也就是說，語用能力具有臨場性和建構性，包括交際者之間的人際關系管理、身份建構等，而不僅是語言語用信息的有效傳遞與理解等能力問題。為此，不少學者（如House 2003；Bjorkman 2011；Jenkins 2011）反復指出，遵循英語本族語的單向語用能力標注已不足以闡釋有效的ELF交際，更為可行的參照模式應該是“成功的ELF使用者”?在多元語境下的交際能力表現(xiàn)，因為在類似語境下交際關注的重點往往不是語言產出如何接近英語本族語者的使用范式或語用標準，而在于能否依據交叉語言文化的臨場語境，采用適切的語用策略，包括人際關系管理策略等，成功實現(xiàn)交際目的。語用能力觀的重新思考不僅應關注ELF語境下有效的策略選擇及其能力表現(xiàn)所隱含的語言語用微觀視角，還需考量ELF語境下人際關系管理、身份建構及其能力表現(xiàn)所體現(xiàn)的社交語用宏觀視角，以及重新審視語言、文化與交際的關系等?；谕ㄓ糜⒄Z的多元語境和交際主體他者化的趨勢，以及有別于單向語境下的語用能力表現(xiàn)，我們認為ELF語用能力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語言信息共建能力、人際關系管理能力和交叉文化的多元語用意識。如前所述，在缺乏共知信息的前提下，ELF交際過程會出現(xiàn)更多的曲折性，交際者之間就需要相互協(xié)同，實現(xiàn)信息的互明與共建，包括人際關系的管理。由此，信息共建能力和人際關系管理能力是構成ELF語用能力的兩大要素。此外，文化的多元性作為ELF語境的重要部分，促使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協(xié)調，因而交叉文化語用意識是構成ELF語用能力的另一要素。傳統(tǒng)的外語教學過于強調英語本族語文化的參照性和主導性，導致語用能力標準的目標語取向及語用能力表現(xiàn)的單向順同，忽略了英語學習者或交際者的本土性語用標準，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順應與動態(tài)調節(jié)；同時，靜態(tài)的文化語用思想簡化了文化、語言與交際之間的復雜順應關系，無法詮釋ELF交際所體現(xiàn)的多元語言文化的交叉性和動態(tài)性，導致文化與交際的關系被視為脫離語境限制的普適性規(guī)約（Baker 2015）。為此，ELF語用能力的重構需要重新解讀二者之間的關系，重視交叉文化語用信息及其語用能力表現(xiàn)，這正是區(qū)分傳統(tǒng)跨文化語用觀（cross-cultural pragmatics）與交叉文化語用觀（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的核心變量（Kecskes 2013）。前者強調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對交際的影響，或對比單向交際語境中的語用表現(xiàn)；而后者從不同語言文化相互融合的角度看待ELF交際，關注ELF語境下交際者如何建構共知信息、實現(xiàn)合作與協(xié)同。傳統(tǒng)的跨文化語用意識被視為某種語言文化知識的恰當運用，或以該知識為前提的語言運用能力，而ELF語境下的交叉文化意識跳出了文化、語言等之間的線性依附關系，重視基于多元語境因素之間的互融與協(xié)同及臨時構建關系（Baker 2015）。據此，英語教學與學習的重心應該放在“培養(yǎng)學習者和學習交際的過程”（Seidlhofer 2011: 198）。此外，構成ELF語用能力的三大要素之間并非彼此獨立，而是密切關聯(lián)的。由于ELF交際者之間缺少預先存在的、足夠的共有背景，故交叉文化之間交際的關鍵在于動態(tài)協(xié)商和調整（Baker 2011: 203）?！皡f(xié)商”的內容不單指語言形式和意義，還包括社會身份、文化參照和文化行為等非語言層面的社交語用信息。這進一步說明ELF語境下的語用能力不是一種靜態(tài)的知識或技能，而是動態(tài)的信息建構、關系管理及文化互融的多重能力。相比之下，傳統(tǒng)的語用能力觀強調語音、詞匯、句法等語言形式使用的正確性與恰當性，而忽略多元語境下交際過程所體現(xiàn)的人際關系管理能力、交叉文化意識等新型的語用能力要素，這些正是英語國際通用語語境下交際成功的重要推力。同時，ELF語用能力從單向的語言維度轉向對社交語用（如人際管理、身份建構等）、多元文化交叉融合等超語言維度的重視，也順應了當代語用學對語言使用和交際過程研究所強調的多視角整合。正如社會語言學家Bucholtz & Hall（2008：403-404）指出，我們“應該對社會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相關的分支科學領域進行整合，從多維視角討論多元復雜的語言文化現(xiàn)象，……闡述全球化語境中交際涉及的身份認同、主體性、微觀（語言個體使用者）和宏觀（社會結構與過程）等層面的語言文化問題”。所以，針對英語國際通用語交際的語境變化及語用能力變化，我們亟需突破僅從語言本體及其依附的本土文化等單向角度去認識與界定ELF語用能力的藩籬，重構ELF多元語境下的新語用能力模式。內容全文請見：
冉永平，楊青。英語國際通用語背景下的語用能力思想新探[J]。外語界，2015，05：10-17。
冉永平，楊青。英語國際通用語背景下的語用能力及其重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6，02：287-29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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