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8歲，在北京賣麻辣燙近10年，掙下400萬家產，現(xiàn)在才知道做錯了
“小強，小強，你看看你的女兒，她才兩歲，你不管誰管？”我抱著小孫女，磕磕絆絆地追在兒子身后，希望他回頭看看孩子。“別追這個畜生，我就當沒這個兒子?！崩习榱嗥鹨粋€小板凳，朝兒子扔過去，板凳打在墻上，摔得四分五裂。我們倆同村，20多歲就結婚了，婚后第三年，生了兒子小強。在家鄉(xiāng)，我們先是種地，后來又承包別人的地，起早貪黑地干，可地里的糧食，不管收成好壞，也只夠勉強糊口。村里很多同齡人，有的北上有的南下，都去大城市打工了。過年的時候，村里最熱鬧。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來了，有的騎著大摩托，還有的開著自己的車，都出手闊綽，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熱熱鬧鬧地過年。老李也心動了，留我一個人帶孩子在家種地，他也出去打工了。最初兩三年，他每次回來，也就帶回幾千塊錢，跟種地差不多。我就不想讓他出去了，掙不著錢，還兩地分居，家里的重活也沒個人幫忙，出去圖個啥呀。老李一咬牙，把兒子小強送到他父母家，讓爺爺奶奶照顧，然后，他帶著我一起，坐火車去北京打工。他住在保溫板搭建的臨時房里，狹窄得轉不過身，冬天冷夏天熱，一個月房租還要好幾百。老李說，帶我出來，就不打工了。他早就盤算好，要自己做老板。他用帶出來的幾千塊錢，置辦了一個三輪車，又買了全套的鍋具，做起路邊麻辣燙生意。早晨我們一起去集貿市場買菜，回到出租屋，就洗、切、穿串兒，忙乎一上午，下午又開始做配料，打麻醬、炸辣椒油，都準備好之后，他就騎車帶著我，去一個小區(qū)路口支起攤子做生意。那個小區(qū)周邊，有一個很大的中學，還住著很多打工的年輕人，我們的生意總是很好。我們每天都在露天下出攤，除了雨雪天沒辦法做生意，才能歇歇，我們再累都舍不得休息。那一年過年，我們買了很多禮物帶回老家，也過了一個喜氣洋洋的春節(jié)。以后每年，我和老李都是過完正月十五，就匆匆忙忙地離鄉(xiāng)返京，生怕誤了生意。幾年下來，我們在村里蓋起了三層小樓，看著那嶄新的傲然挺立的樓房，感覺再苦再累都值得。過年那二十多天，我們才過得有個人樣，有兒子要教育，有老人要贍養(yǎng)。在北京，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tài)，我又生了一個女兒，小女兒一直跟著我們，在北京城中村上打工子弟小學。錢掙得多起來，我曾經想做個餐館或者早點攤，可老李說，這些固定餐飲，需要租房子，一年下來，都是給房東打工，不如自己做麻辣燙攤主，辛苦是辛苦，甚至有時候被城管抓，但不用交稅，沒有攤位費，即使損失了車和炊具，也值不了多少錢。他說，北京房子買不起，但老家的房子便宜，以后兒子結婚，女兒陪嫁都需要的，買了總沒壞處。村里的房子和縣城的房產，都蹭蹭往上漲，近十年下來，我們的積累，盤算一下，也價值四五百萬了。爺爺奶奶年紀大了，屢次打電話說兒子不服管教，逃學上網、抽煙喝酒，跟一群縣城的混混稱兄道弟，上完初中后，就叫囂再也不上學了。我們在外面吃苦受累，就是為了孩子不吃苦，在錢上，我們從不虧待兒子，他要多少就給多少。不在兒子身邊，所謂父愛母愛，我們都給不了，只有錢，我們還富裕點兒。年齡越來越大，生意越來越難做。我和老李，帶著女兒回到老家，一家四口，終于團聚了。回鄉(xiāng)后，我們沒有了經濟壓力，只耕種自家的那幾畝地為生。小強成年后，就不斷地給我們惹禍。兒子說是在縣城工作，其實我并不知道他以什么為生。他回家一次，就是找我們要錢，找我要一兩千，找老李要三五千，這個孩子，除了要錢，跟我們再無交流。
看著普通的農村孩子，生生活出了“富二代”闊公子的范兒，我和老李，頭發(fā)都愁白了。他找了個小女朋友，姑娘懷孕了，女方家長張口要30萬彩禮，還要一套婚房才結婚。我們二話不說，同意了條件，只希望小強能和人家好好過日子。孫女一歲的時候，兒媳婦扔下哇哇哭的孩子和整天喝酒、四處閑逛的丈夫，跟鄰村的男人跑了。直到討債的人追到村里的老房子，我們才知道，這個混賬兒子，已經把縣城的房子輸光了，還欠人家50萬。這幾年幾次三番地為小強“擦屁股”，老李已經壓不住怒火了。聽討債的人又來要錢，他氣得要和兒子斷絕父子關系。“再怎么說，你也是他爹。”我勸他，“咱還是替兒子把錢還了吧，不然他們還會來鬧的?！?/section>“錢錢錢，還還還，都怪你，我看你替他還到什么時候。”老李朝我大吼。我們畢竟是小強的父母，養(yǎng)了這個不肖的兒子，我真是后悔，在他該受教育的時候，沒有好好管他。我也很委屈，為了兒女有更好的生活，我們辛苦賺錢，有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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