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明朝自南京遷都北京后，從成祖開始，歷代皇帝駕崩后絕大多數都葬于昌平天壽山麓，因總共有十三座帝陵，故有“十三陵”之稱。之所以選址天壽山，是因為這里山勢延綿，“龍脈”旺盛，簡直是天造地設的風水寶地。出于風水學和遵從祖制的考慮，定都北京的十四位明朝皇帝中，有十三位死后葬于此處。那么問題來了，那唯一的“特例”是誰？他因何“另類”地沒有葬在天壽山？
得此“殊榮”的主角雖非明英宗，但一切還要從明英宗失敗的“御駕親征”講起。
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權臣也先率重兵大舉內侵，大同前線告急，英宗在大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決意“御駕親征”。臨行前，英宗立年僅2歲的皇子朱見深為皇太子，由異母弟朱祁鈺負責留守。一切安排停當后，英宗遂率精銳20余萬“親征”，從軍者包括朝中幾乎所有的王公重臣，場面聲勢極大。
此次出征，由于準備倉促、組織不當，大軍出發(fā)不久便自相驚亂，還沒到大同時便出現(xiàn)缺糧現(xiàn)象。到達大同后，王振獲悉前線慘敗的消息后大恐，又勸說英宗撤出大同返京。最初，王振想從紫荊關退兵，以便途經老家蔚縣，借此在家鄉(xiāng)父老面前風光顯擺一番。但中途又擔心行軍可能會毀壞蔚縣的田園莊稼，于是再改道東行向宣府行進，以致耽誤行程，被瓦剌軍追擊。英宗一行從宣府南撤，結果在懷來土木堡遭遇瓦剌軍包圍。
土木堡沒有水源，加之軍中缺糧，20余萬明軍陷入饑渴狀態(tài)中，還沒開戰(zhàn)心理防線便已崩潰。此次遭遇戰(zhàn)，明軍死傷者占總數的80%多，幾乎全軍覆沒。“王牌軍”三大營主力被消滅殆盡，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而文武重臣死傷者亦有數十人，罪魁禍首王振則被護衛(wèi)將軍樊忠錘殺。更要命的是，英宗本人被瓦剌俘虜，作為對方進犯京師的“擋箭牌”。
消息傳到北京，城中立時炸開了鍋，留守的王公大臣如喪考妣，惶惶然不可終日。幸好兵部侍郎于謙頭腦清醒，在奏請皇太后立留守朱祁鈺為監(jiān)國的同時，極力反對遷都，力主堅守京師，并詔令各地“勤王”。在于謙的辛苦經營下，明軍艱難地擊退瓦剌包圍軍，使得京師化險為夷。北京保衛(wèi)戰(zhàn)勝利后，也先賊心不死，把英宗當做割地求財的“籌碼”，不斷地對明朝進行勒索，期冀獲得戰(zhàn)場上不能得到的勝利。
于謙等人為打消也先的妄念，率大臣擁立監(jiān)國朱祁鈺為皇帝，是為景帝，對英宗的安危的聽之任之。也先計劃落空，手里的“王牌”變成了累贅，于是派人南下求和，愿意釋放英宗回朝?？墒且蚕仍敢夥湃耍暗蹍s不愿接收，但礙于天下輿論洶洶，只好派楊善等人前往瓦剌探望英宗，但絕口不提迎回之事。結果楊善等人到了瓦剌后，自作主張改為迎駕，再次利用輿論的力量迫使景帝就范，無奈只能允許兄長回國。
自古皇權之下無親情。景帝既然已經登上皇位，那么對他來講，讓英宗死在瓦剌、爛在漠北才最符合心意。但如今楊善自作主張給他帶回一個“燙手山芋”，景帝又急又氣的心態(tài)可想而知，他既不可能讓英宗復位，又不能背負弒兄的罵名，思慮再三，將英宗尊為太上皇，并軟禁在南宮，派人嚴加看管。不僅如此，他還廢黜英宗之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期冀讓皇位在自己這一支傳承下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朱見濟只當了一年太子，便于1453年夭折，年僅5歲。景帝哀慟過度，4年后也病倒在床，眼瞅著有進氣沒出氣，離大限不遠。此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輒、太常卿許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及大太監(jiān)曹吉祥等人見江山后繼無人，于是便發(fā)動“奪門之變”，擁立英宗復位。英宗復位后半個月后，才想起兄弟景帝還沒死，于是便廢黜他為郕王。又過了近一個月，景帝終于咽氣。
景帝雖死，但曾飽受囚禁之辱的英宗仍不解氣，下詔指斥朱祁鈺“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穢德彰聞，神人共憤”。不僅廢除他的帝號，而且還賜惡謚為“戾”，按親王禮儀葬于西郊金山，而非祖陵萬壽山。景帝朱祁鈺因此成為明朝遷都北京之后，唯一一個沒有被葬入帝王陵寢的皇帝。
景帝的葬所即今景泰陵，位于今北京市海淀區(qū)玉泉山北麓軍科院干休所院內，原名郕王墓。等到景帝之侄、英宗之子朱見深（即明憲宗）即位后，才又恢復叔父的帝號，并將郕王墓改擴建為皇陵。到了嘉靖年間，又改建陵碑，并易綠瓦為黃瓦，使之符合帝陵規(guī)制。革文運動中，景泰陵遭到破壞，陵冢被平毀，陵碑被推倒，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1979年后才又重新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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