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爆發(fā)對于唐代政治體系是一個不小的轉折點，州僚佐體制隨著節(jié)度使制度的產(chǎn)生，唐晚期政治體系混亂，加之唐朝出現(xiàn)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造就州僚佐體制變遷，州僚佐體制的構成發(fā)生明顯變動。

（二）唐中期州僚佐體制變遷

任何一個政策經(jīng)過長時間的發(fā)展都會變得不復當初。州僚佐也不例外，在唐朝前期，為了更好地掌控各地州縣，允許各地自行增加僚佐官員，以至于各地州縣僚佐官員遠超過朝廷限額，造成人員冗余龐雜。

到了唐朝中期，朝廷多次插手干預州縣僚佐官員設置，要求削減冗余官員，減輕中央財政負擔，緩和社會矛盾。

此外，唐朝初期推行均田法和庸調法，百姓對于田地的爭議較少，州府處理關于田畝的案件也少，這也就是為什么州僚佐體系中僅有一個掌管刑法的司法參軍。以唐朝中期為分界線，州僚佐官員職能向著司法體系傾斜。

唐中期之后，土地兼并的肆意妄為造成國家無田可授，均田制無法運轉，只能走向滅亡。兩稅法的誕生，徹底給均田制畫上了休止符，取代了庸調法。

制度的轉變伴隨著百姓對于新制度的不解，由此產(chǎn)生大量爭議。因此，州僚佐體制的司法職能得到了擴展。

（三）唐晚期州僚佐體制變遷

唐朝州僚佐體制在唐晚期受到的改變最大。如果說均田制的瓦解在唐朝中期還不是特別明顯的話，那么到了唐晚期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土地兼并造成的后遺癥一直在持續(xù)增加，流民、逃戶多有出現(xiàn)，這也造成了唐朝征兵制度改制，由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地方權力增大，為之后的藩鎮(zhèn)割據(jù)埋下伏筆。

除了內憂以外，外患也是推動唐朝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自唐高宗末年開始，唐朝整體對外軍事形勢發(fā)生轉變，由攻轉守，這也成為了唐晚期主流的軍事戰(zhàn)略模式。

也因此促進了唐朝節(jié)度使制度的產(chǎn)生，節(jié)度使的設立，代替了原刺史的責任，對于州縣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唐朝中晚期，州府官員制度由州長官刺史制度向知州制度轉變，州僚佐體制也隨之改變。

去除原有的上佐官，別駕、長史、司馬不再有具體實權，多作為安置宗室、貶官的編外職務。與之相反的，錄事參軍的職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為州僚佐體制中的主導者。

此外，自從安史之亂爆發(fā)之后，唐玄宗為了加大對于叛軍的打擊力度，允許節(jié)度使等地方主職征辟屬官。

這些促成了唐晚期政治體系混亂，藩鎮(zhèn)領域內出現(xiàn)使院、州院兩個僚佐同時出現(xiàn)的情況。在中央權力下放的同時，能夠由中央直接管控的州僚佐官員急速減少，喪失了中央對于地方的掌控。

03 五代州僚佐體制變遷

五代時期的政權多是由節(jié)度使演變而來。安史之亂以后，唐朝形成了以藩鎮(zhèn)為主的政治格局，各地藩王擁有土地、百姓、兵權、財富，儼然成為了一個小國。

僚佐制度在這一時期變得零散、私有化。各個藩鎮(zhèn)擁有自己的僚佐，不受中央管轄。

這個時期的僚佐更像是幕僚，只服務于自己的藩王。在五代十國時期，征辟幕僚、屬官是非常常見的事情。后晉、后漢、后周的政權的建立就離不開文官僚佐的征召。

在五代州僚佐體制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六曹變兩曹，五代州僚佐機構的專職部門僅保留了戶曹、法曹。二是增加賦稅職能，五代后唐宣布執(zhí)行夏秋兩稅。此時的州僚佐最高職權依舊在錄事參軍手中，因此，錄事參軍的職能得到進一步擴張。

三是藩鎮(zhèn)幕府僚佐的演變，唐晚期中央政府就對藩鎮(zhèn)幕僚征辟做出限制，五代后梁規(guī)定幕職官員只能朝廷進行廢授。

這一限制到了后唐，被徹底納入朝廷管轄范圍之內。到了后周時期，藩鎮(zhèn)幕府的高級幕職官，正式成為州僚佐體系中的一部分。

04 宋朝州僚佐體制變遷

（一）北宋初期州僚佐體制變遷

北宋政權建立，參考唐、五代對于州僚佐制度的安排，宋太祖建立了新的州僚佐體系。新的州僚佐體系，主要參考五代藩鎮(zhèn)幕府僚佐的構成。

其中通判為北宋首創(chuàng)，類似于上佐之職，同時擁有監(jiān)察上官的責任，能夠有效防止前朝上佐官員冗余的情況出現(xiàn)。

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屬于藩鎮(zhèn)幕職官，司戶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原屬“六曹”。

北宋州僚佐體系的改革主要體現(xiàn)在司法體制的加強，軍事職能的削弱。早唐朝實行兩稅法時，州僚佐制度的司法職能就得到了加強，但是因為土地兼并造成的混亂局面，并不能很好地體現(xiàn)州僚佐制度的司法職能擴張。

司法職能的擴張在北宋時期就非常明顯，北宋承襲五代政策，建立專門的司法機構馬步院，歸入州僚佐體系中受司理參軍管轄。

此外，北宋為了保證司法機關的公平公正性，將審理、刑判進行分職處理，司理參軍負責審理，司法參軍負責刑判。

上文說過，唐晚期因為藩鎮(zhèn)林立，中央政權失去對地方的管控力度，造成使院、州院并存的局面。

這一局勢在北宋政權建立之后，蕩然無存。北宋政權將賦予地方的兵權，全面收回，促使院失去軍事職能，繼而削減地方政府對于軍權的把控力度，穩(wěn)定中央政權。

（二）北宋后期及南宋時期州僚佐體制變遷

北宋后期及南宋時期的州僚佐變更次數(shù)較多，變化次數(shù)較多。大觀二年宋徽宗下詔對州僚佐體系進行改制，將司錄參軍、推官、司理參軍、司戶參軍、司法參軍另立名目，重組參軍。

這樣的改制不止一次，在此之后，宋徽宗依次在政和二年（1112）九月，政和三年對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六曹參軍進行改制。

這三次的改制將北宋初立時，從唐朝、五代承繼而來的州僚佐制度，進行整合歸納，形成一套全新的州僚佐制度。

但是也因為職能的細化，造成州僚佐官員人數(shù)大幅度增加，形成官員冗余的局面。這次的改制僅維持到北宋末年，到了南宋時期又改了回去。至此，南宋對于州僚佐體系再無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