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的中華文化連綿不絕，從黃帝、堯、舜、禹、湯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直到孔子集大成者。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每隔數(shù)百年就有開創(chuàng)性的文化名人出世，在前人的基礎人，開拓創(chuàng)新，不斷把中國文化發(fā)展到新的高度。
三教合一圖
翻看史書，筆者想起了這五位對中華文化的塑造起到關鍵性的人物，他們的影響直到現(xiàn)在。周公被儒家稱為元圣，制禮作樂?？鬃邮怯惺芬詠砦幕募蟪烧撸袊幕谶@里達到了新的高度。老子開創(chuàng)了道家思想，六祖惠能開啟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王陽明吸收了佛道思想，“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學合流，把中國人生哲學推向最高峰。
一、周公和孔子
筆者之所以把周公和孔子放在一起說，是因為儒家和周禮的傳承息息相關，一脈相承?？鬃邮侵芄枷?，周文王智慧的繼承者和執(zhí)行者。周公被后世尊為“元圣”，儒學先驅，儒學奠基人。其言論見于《尚書》諸篇，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論語》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span>
周公姓姬名旦（出生約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胞弟，是西周初期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武王崩后，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當國。周公在戰(zhàn)爭過程中團結內(nèi)部、各個殲敵、軍事攻勢與政治爭取并舉的謀略，及先弱后強的作戰(zhàn)指導，均豐富和發(fā)展了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攝政期間大行封建，推行井田，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主張“明德慎罰”，在鞏固和發(fā)展周王朝的統(tǒng)治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來源。儒家思想學說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禮”，也源于周公。自東漢以來，人們常以“周、孔”并稱。唐韓愈則把周公列入儒家道統(tǒng)的關鍵人物之一。
周禮由周公手中成為體系化，完善起來。周公制定了周禮，而孔子一生都為周朝禮崩樂壞而痛心，為周禮的復興而奔走。因為，孔子看到了社會很需要周禮的那一套，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人們和諧生活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西周初期，尤其在周禮盛行的時代，可以說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自動自覺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才有后來百家爭鳴這回事情。可以說是有了充分的文化沉淀，還有豐富的物質基礎，不然天下扯皮的人就不會有那么多了。
實踐證明，孔子以仁義禮為核心的思想，最終被傳諸后世，奠定了華夏千余年興盛的人文基石。而禮制昌盛被孔子認為是構建社會契約精神的重要的基礎。
孔子，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tǒng)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xiàn)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xiàn)了禮制精神，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任何時代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鬃拥倪@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二、老子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fā)展具有深刻影響，其思想核心是樸素的辯證法。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講究物極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
老子的思想主張是“無為”，《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道”為客觀自然規(guī)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義?！独献印窌邪ù罅繕闼剞q證法觀點，如以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兩面，并能由對立而轉化，是為“反者道之動”，“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以為世間事物均為“有”與“無”之統(tǒng)一，“有、無相生”，而“無”為基礎，“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他關于民眾的格言有：“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chuàng)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中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六祖惠能
天地造化，天人敬仰，惠能之所以成祖作佛，成為絕代宗師，除了天地造化之外，既有其特定的歷史偶然性，也有其應具的必然性，從禪宗初祖達摩祖師東渡來華，到六祖，佛教在中國已流傳500余年，禪宗也有200多年了。從印度流傳來的佛教，在中華大地逐漸傳播開來，并且逐步與中國本土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發(fā)揚光大，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六祖惠能可以說是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六祖是一個創(chuàng)新者和實干家，把佛教立足于現(xiàn)實社會，服務于現(xiàn)實社會，提出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覺悟)，恰如求兔角”，并提倡僧人“農(nóng)禪并重”的修行方式。這種主張佛法落實到人世間的思想對中國佛教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開創(chuàng)了佛教中國化的嶄新道路，是一個劃時代的革新，意義重大。
正因為六祖惠能對佛教的革新思想，進一步促進了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諸如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融合和發(fā)展。六祖在說法利他，度人覺悟的時候，特別重視中華傳統(tǒng)美德，正如《六祖壇經(jīng)》所言 “恩則孝養(yǎng)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則眾惡無喧，苦口的是良藥，忠言必是逆耳，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nèi)非賢”。
四、王陽明
王陽明心學，上承先秦儒家思想，又受禪宗智慧的啟發(fā)。什么叫“至善”，至善就是此心存乎天理之極，不是事情做得圓滿才叫至善，做事的破綻多了。程朱理學大行天下，中國當時知識分子的考試都以朱熹的《四書》解釋為標準，明朝到清朝程朱理學就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但中國的病癥照樣存在，所以要從根子上，破心中之賊。
佛法是不二法門，這就是王陽明一直堅持知和行不是兩邊，是同一件事，本體是一個，從兩個方面來看。說知必須說行，說行必須說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不能單獨解釋。知行一體，知是行的開始，真正的知就是心向往之，行了就是把知真的實踐了，終于與心向往之的狀態(tài)融為一體了，叫知之成。
王陽明也不斷說明天理是我們心中本有的良知，是不學而得，哪里是關于外部世界的認識，外部世界的認識不可能是先天具備。但只要來到這個世界上就生活在情感中，生命情感就是良知，不需要教。天下許多人告父母，不是頭腦中不知道孝，是孝親之心被遮蔽。抓住心，心外無理，龍場悟道就是悟到這個命題。不要跟著朱熹的方法學做圣賢，因為朱熹說“即物窮理”。曾經(jīng)王陽明跟著這個路子，身體弄得一身病。
龍場悟道，就是突然明白“心即理”。離開心別講理，不要講那個所謂的天理。禪宗的“即心即佛”，按陽明的說法就是“即心即理”。這就是《壇經(jīng)》與《傳習錄》的關系。禪宗不能等同于陽明心學，原因是目標不一樣。
禪宗是佛教宗派，修禪宗根本目標是達到涅槃的境界，了生死。儒家根本目標是天下關懷，承擔對家族乃至民族的文化的責任。儒家把佛家的思想、精髓和思維方式吸收進來，沒有禪宗，儒家不會達到陸王心學的高度，所以我們講陽明心學與禪宗的關系要分兩個方面，一是前后關聯(lián)，二是目標不同。
陽明說 “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這就是差別來了，王陽明批評了佛家因目標執(zhí)著而放棄了活在世界上本應承擔的責任，但不能用在六祖頭上，因為惠能主張在家修行。
佛家的思想通過禪宗達到很高境界，“擔水砍柴無非妙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儒家加了一句，還得告訴你“事君事父亦是妙道”，承擔對天下、家族的責任也是妙道。這里有一個向上的反轉，從禪宗反轉到新儒家，宋明新儒學。我們終于明白了。
作為中國儒道佛，你只是為了了脫生死的目標而去修佛也可以，因為我們做不到陽明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們必須知道陽明的境界。當然，學佛也需要認真修行，也很苦很累。我們選擇讀讀道德經(jīng)和莊子，向往灑脫的人生自由，這個境界也不容易達到。當然你選擇信仰上帝可以，中國人真能信仰上帝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家破人亡，第二是跟祖國，跟民族完全隔開，你才發(fā)現(xiàn)了自己孤獨的靈魂終于可以跪在十字架下。
“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學合流，把中國人生哲學推向最高峰，仍然以儒家為根本，但宋明的學問叫新儒家。“新”體現(xiàn)在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還體現(xiàn)在目標也是新的，就是要樹立獨立的人格，破心中之賊，解決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癥狀。
五、圣人留給我們的生活道理
王陽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或說，圣人離我們很遠，不關我們事。但是，幸福是我們每一個人畢生的追求，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功利心的力量之強，就連圣人的徒眾都無法抗拒，更何況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旦沾上功利，就會離道萬里，難有幸福。
那么，作為普通人，我們又能怎樣做？這要分兩步走：首先去名就實，其次活在當下。功利包括名和利，非要選擇，寧愿拋棄虛名，注重實利。這還不夠，實利里面，又包含用功和結果兩方面，應該立足于用功，活在當下，而不要關注結果。在用功的過程中，如果真能做到心無旁騖，也就離道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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