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覺悟”是日本古典武士的道德原則，是武士道形成的第一階段。武士對于死的獨特認識不僅影響了后期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內(nèi)涵，而且至今還影響著日本作為加害者對于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反省意識――有“恥”的感受、無“罪”的覺悟。本文試就日本武士剖腹(切腹)自殺的動機、武士道“死的覺悟”與日本宗教和文化的影響、武士道生命觀與罪惡認識展開解析。
一、日本武士剖腹自殺的動機
日本武士和武士道給人最深刻的印象莫過于武士“視死如歸”的自殺沖動及其選擇剖腹的死法。“大約在十五世紀之末，允許一個武士切腹自盡，免得他受著正法的羞辱，這樣的軍界風俗，早已是風行一時了。”也有人認為，自從1192年鐮倉幕府開創(chuàng)以來，剖腹就成為武士自殺的惟一方式，“日本武士的'切腹’行為起源于治承元年(西元1172年)”。日本《太平記》一書所統(tǒng)計的2640名自殺而死的武士中，以“剖腹”方式自殺的就有2159人。
日本武士選擇剖腹自殺的思想根源在于其另類的生死觀――“死的覺悟”，其首要動機是對榮譽的追求。在榮辱感強烈的武士看來，不同身份的人當有不同的死法，戰(zhàn)死或剖腹才符合武士身份，“平常床簀死”是有損名譽的。選擇剖腹這種特殊的自殺方式就是要證明其寧死不屈，就是要顯示其忠誠、英勇。因此，日本武士非常重視自殺和他殺的區(qū)別?！霸诩ち业膽?zhàn)斗中，如果采取一般的，如自刎或其他方式，則很難判斷是自殺還是他殺。如果被誤認為是他殺，或被對方假報為他殺，那么自己所崇尚的自殺就失去了價值，自己要顯示的忠勇也得不到承認。為此，要留下確鑿的自殺證據(jù)，就必須采取非同一般的自殺方法，那就是剖腹。因為在戰(zhàn)斗中，敵人不會故意只割其腹部，使之不立即死亡?！?/p>
為了顯示“英雄氣概”，日本武士甚至把剖腹當作一件非常莊重的事情來做，致使剖腹逐漸被規(guī)范化、程式化和禮儀化。比如按照“十字形剖腹法”的要求自殺，然后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召喚、生命的終結(jié)；如果不能正確、鎮(zhèn)定地完成剖腹，會被認為是可恥的。剖腹還被分為許多種類：根據(jù)剖腹時采取的姿勢而有“立腹”、“坐腹”和“跪腹”之分；根據(jù)剖腹的原因與目的，有“引咎剖腹”、“犧牲剖腹”和“諫死剖腹”、“殉死剖腹”之別，等等。
第二個動機是顯示其身份和特權(quán)。中國自春秋以來，皇親和重臣因議親、議貴被處死時，可以不上刑場而在家中選擇自殺和自殺的方式，也有皇帝賜劍、綾的方式來暗示屬臣自殺，這種“賜死”的自殺可以維護死者的名譽和尊嚴。日本的“賜死”制度大概始于受中國唐朝影響較大的奈良時代，作為貴族的特權(quán)，“皇族和五品以上的人還具有享受'賜死’的權(quán)利”，被賜死的未必要求剖腹，“但是武士們卻十分羨慕這種可以保持名譽的體面死法”?！暗搅私瓚魰r代，除非特殊狀況，犯了罪的武士亦以切腹自殺作為刑罰的一種?！倍?，剖腹還逐漸成為日本武士的“特權(quán)”。明治維新以后，《新律綱領》(1870年)曾規(guī)定可以對士族實行自裁的剖腹刑，后因《改定律例》(1873年)的實施才被廢止，但剖腹在日本舊軍人中仍然被長期推崇。
第三個動機可能是模仿中國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士的行為?！肚f子?外物》載，西周王室大夫萇弘“遭僭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僭，遂割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載，聶政刺殺韓相俠累之后，“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稏|周列國志》所載春秋衛(wèi)國大夫弘演剖腹葬主殘體之事，感人肺腑。日本也有這樣的一個武士，他為了拯救主人的一件珍貴的藝術品(雪村所作的達摩像)，沖進烈焰熊熊的宮殿，當他找到這件作品時，所有的出路都被烈火切斷了。這時他想到的只有這幅畫像，就毫不猶豫地抽出長劍剖開自己的身體，用撕開的衣袖包住畫像塞人傷口。后來，人們在他那趴著的被燒得半焦的尸體中找到了那件免于火災的寶物。
第四個動機則是因窮困而“心中”。這里的“心中”不是指“殉情”，而是日本武士除剖腹之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特殊行為――殉葬。殉葬風俗在世界各地都存在過，殉葬者一般都是被強迫的，但日本武士的殉葬大多是心甘情愿的，是以自殺來盡忠誠、盡職責、盡本分的行為，“這種對于主人的本分，正像對于祖先的本分一樣，不以死亡而停止”。對于薪酬不高的武士來說，殉葬而死可以得到榮譽和物質(zhì)兩方面的褒獎，但這不僅使新主人失去了很多有才能的武士，也增加了新主人的財政負擔。將軍們也逐漸意識到其弊之所在，德川家康臨死前留下遺囑：“此類事實，均須嚴禁，無論直接之侍臣，侍臣之侍臣，以及最低級諸侍臣，一應在內(nèi)。違者即非忠信之士。財產(chǎn)人官，子孫聽其貧乏，以為犯法者戒?！毖乘乐L盡管在德川家康臨死后一時被取消了，可是不久又復興了。到1664年，幕府將軍只好下令嚴懲殉死者的家屬。即便如此，將軍縱然有殺雞之警，武士中仍然有不懼之猴，有一個叫右衛(wèi)門兵衛(wèi)的，就以剖腹為主人奧平忠政殉死。最后將軍也只好妥協(xié)，要求武士們以出家或歸隱來代替剖腹。到了近、現(xiàn)代，仍然有以武士自居的人走上這條死路，最為轟動的就是1912年7月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靜子為明治天皇殉葬一事。
二、武士道“死的覺悟”與日本宗教、文化的影響
(一)日本神道哲學是典型的“死的哲學”
據(jù)《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所載，宇宙是由高天原、葦原中國和根國(或黃泉國)組成的。高天原是以天照大神為中心的眾神的世界，葦原中國是人間世界，普通人死了就要離開它去根國，不能去高天原，只有天皇例外，因他是“現(xiàn)人神”。普通人雖不是“現(xiàn)入神”，但死后就“都已成神了，這是神道教的根本觀念”，“日本人的思想上，死人和活人是一樣的真實的”。⑤日本人崇拜的神道之根國作為死者的世界，它雖然有些黑暗、污濁，甚至有些令人生厭，卻沒有佛教中的受報應者的地獄那樣令人恐懼，在不能繼續(xù)留在葦原中國的情況下，他們是比較樂意去根國的。而且他們認為，人死后去根國還可以與故人相會，如同現(xiàn)世一樣。也就是說，武士們會通過“心中”而追隨主君去根國繼續(xù)為他服務。
(二)武士道“死的覺悟”與禪宗傳入日本也是分不開的
早在禪宗流傳到日本之前，真言宗等各種佛教宗派就已經(jīng)在日本廣為傳播，并分別擁有固定的信仰階層。新興的武士階層也需要有自己獨特的宗教，禪宗以及“參禪”風習連同宋學一起流傳到日本，首先是在武士之間流行?！岸U宗是一種意志的宗教，因此，和哲學相比，禪在道德方面也許更能激勵武士的精神。禪在哲學上是反對理性而注重直覺的，認為直覺才是到達真理彼岸的捷徑。這一切，都使得禪對武士階層產(chǎn)生了巨大的魅力。武士階層的精神比較單純，絕少沉迷于哲學上的苦想，這種根本上的稟性決定了他們必然要去尋求禪的精神。這或許就是禪同武士之間發(fā)生密切關系的主要原因之一?！?/p>
修禪培養(yǎng)了日本武士的氣質(zhì)，讓武士對于死有了如下的認識和體驗：(1)“生死一如”的生死觀。佛教的核心是“無”，這種“無”的“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學上的雙重意義：道德上要讓武士在一旦決定進路之后，就勇往直前，決不后退；哲學上使武士們明曉生死并無差別”。武士這 種“無差別”的“生死一如”的感覺就是禪之體驗，體驗到無生無死，生即死、死即生，從而“否定了執(zhí)迷根源的自我”，“進入一種無我境界，完全斷絕了生死的羈絆”，“見性成佛”，四大皆空。(2)生死“無?！薄２粩嗟貐⒍U、格物的武士覺悟出死的“灑脫”，使生活在地震、火山、臺風頻繁發(fā)生環(huán)境中的他們更視“無?！敝罏槌＠?。日本最杰出的劍士之一V原卜傳的名句：“武士所學無他法，唯不懼死是天機”，就概括了武士對武士道和死的感悟，名句中的“天機”就是“無?！?。所以，《武道人門》一書的開頭就要求武士們“常思人生無常，武士之命無常。則汝即能以日日為己之末日，奉獻身心于日日以盡汝之本分。勿思長命”；(3)“寂滅”之死與“超脫”之死。參禪使武士講究修行并能接受苦行僧式的生活。佛教思想認為生命本來是苦的，而“寂滅”就是對各種苦的超脫。作為武士道的修養(yǎng)讀物《葉隱》的第一條就說：“武士道就是超脫生死?！辩爞}、室町時代的武士提倡臨戰(zhàn)時應“忘我”、“忘親”、“忘家”，這正符合他們的主君超脫一切的要求。禪就是日本武士們獲得的敢死精神的“支持”力量，此所謂“置于死地而后生”。武士也常常在戰(zhàn)斗中銘記忘卻生死的精神而背水一戰(zhàn)，許多將軍都深諳此道，“所謂武士道，即決意一死。當汝處歧路之時，應速擇死路，別無緣由”。
(三)武士之剖腹與日本人對腹的誤解有關
自殺不過是尋死而已，而以剖腹方式自殺不但殘酷、痛苦且難求速死，日本武士們選擇剖腹這種自殺方式，這恐怕與日本人對腹的誤解有關?！霸谵r(nóng)耕文化的初始階段，女性的腹部具有'豐穰的大地’一樣的神秘色彩，她既是男性所不具有的、作為女性特權(quán)而存在的繁衍生靈的腹部，同時對于丈夫來說又是極其關心和傾注一切情念的所在。親手毀壞具有如此之高貴價值的腹部，無疑是對丈夫(抑或男人)的最殘酷的報復?！彪S著日本社會由母系進入父系，其崇拜對象也由女性之腹而變?yōu)槲涫孔约褐?，這也是武士對自己腹部的自信和迷信。
(四)暴力崇拜使剖腹藝術化
日本武士都是暴力的崇拜者，這種暴力崇拜如果得到欣賞和放縱，那么它不是用于進攻和屠殺，就是用于剖腹和自殘。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認為：“(日本武士)進攻的本能受到壓抑后會轉(zhuǎn)向自我，這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公理現(xiàn)象。日本沒有伸張自我的英雄，卻有許多自我虐待的好漢；主人公越受苦似乎就越勇敢。男子氣概在日本往往是藝術化的自我虐待?！?/p>
剖腹在武士看來是一種藝術化表演。武士出身的日本茶道藝術家千利休和以武士自居的藝術家三島由紀夫都以剖腹而終，因此我們不能將剖腹簡單地歸于暴力崇拜和自虐，而要從日本人的美學角度去研究這一行為。日本人似乎有著一種“美”的覺悟，且對它有著近乎般的追求，這與他們欣賞悲劇的藝術氣質(zhì)及道德審美價值有關。伊恩?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說：“我們感到日本人判斷英雄不是以倫理標準，而是以審美標準。壞人無論怎樣行兇，只要他的行為有某種風度，只要象日本人說的'格好’――很帥，就配當一名英雄”。因此，某個武士只要剖腹了，他的一切錯誤都可以被諒解；如果他是冷靜地按照禮儀完成剖腹，他仍然被當作英雄來崇拜。
(五)武士之死與櫻花情結(jié)
武士們毫不猶豫地選擇死，選擇痛苦而又殘酷的剖腹，這恐怕還要歸于日本人對于美和激情的感受性，主要體現(xiàn)在“櫻花情結(jié)”上。日本人之所以最愛櫻花，櫻花之所以成為武士之花成為武士生命的象征，是因為櫻花乃一種花期非常短暫的花。武士愛其盛開時的鮮艷，更愛其飄零時的安詳，因為櫻花從開放到凋謝的整個過程就像武士出生入死的一生一樣，或犧牲消失，或退隱無爭，那種歸隱、奉獻之美更激發(fā)了武士的犧牲豪情。武士們選擇剖腹就是追求這種“犧牲之美”，他們認為生命不在于長久，而在于是否閃光?，F(xiàn)在，櫻花已經(jīng)由“武士之花”而成為日本的“國花”，從中也可看到武士道對于日本人的影響。
三、武士道的生命觀與罪惡認識
日本武士不怕死并有隨時犧牲的“自覺”，而對待他人(包括敵人)的生死問題奉行的是什么樣的“道”、有什么樣的“覺悟”呢?從古代日本武士到近、現(xiàn)代的日本軍人，他們都視他人的生命如草芥，視屠殺為超度，毫無罪惡的感覺和認識。
日本武士這樣做的理由是：一切皆可以殺，是“天殺”、自然之殺。他們借口《陰符經(jīng)》有“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宣，三才既安”之說，《老子》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之論，把毀滅和殺人說成是“替天行道”、促進“新陳代謝”，說成是“建立武功”，因此“一將功成”縱枯萬骨而毫無愧疚之心，否則，只能被視為“婦人之仁”。二戰(zhàn)期間日本法西斯將侵略鼓吹為推行“皇道”、“王道樂土”等，其理論根據(jù)就在于此，這種無人道的觀點竟然假借道教的“天道”、佛教之“超度”概念來藐視生命。
日本武士信仰佛教而無視佛教“仁慈”的主張。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認為，“仁――惻隱之心”是武士道的重要內(nèi)容，實際上，佛教之“仁慈”、孔子之“仁愛”只能是武士道的理想原則卻不是武士的普遍準則。對于一般日本武士來說，此“道”可道，而非“常道”；其刀多為“殺人刀”，而非所謂的“活人刀”。歷史證明，日本的“武道”不能除惡救人，只能是侵略的“屠刀”。
日本民間有“窮鳥人懷時，獵夫亦不殺”的格言，“對于弱者、劣者、敗者的仁，被贊賞為特別適合于武士的德行。”按照禪宗“仁”的要求，武士“死的覺悟”還表現(xiàn)在：“對一切有靈性之物閃避和寬恕，而這正是來源自禪宗中對世界萬物的'慈悲’之心”。③這與日本人萬物有靈的神道觀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武士社會中，現(xiàn)實和理想是沖突的，他們的行為無法以他們的道德來評價。在源平爭霸時須磨浦激戰(zhàn)(1184年)中，武士熊谷直實一邊殺人，一邊大叫“一念彌陀佛，即滅無量罪”，這樣的仁慈不值得作為武士道來夸耀，那是把“武士的最殘酷的武功，用溫柔、憐憫和仁愛來加以美化”。實際上，日本“戰(zhàn)國時期”(1467―1591年)的武士、明治昭和時代的軍人普遍恃強凌弱，奉行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武士之仁愛與武士之死一樣不可理解。在這種觀念和文化的影響下，便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有武士身份的人，或自稱武士者可能有時不忍殺一只小鳥，不忍傷害一草一木，但在他時卻可能殺成千上萬的無辜。尤其是在戰(zhàn)國時期的日本，對于一般具有武士身份的人來說，武道總是以殺人和博取功名為目的，殺人越多，功勞更大，獎賜愈豐。從明治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軍人屠殺的亞洲人民數(shù)不勝數(shù)，而他們在家里未嘗不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父親，可見武道被日本“武士”們曲解了。這是武士的一種奇怪心態(tài)，如果聯(lián)想武士的名譽追求就不難理解了，有統(tǒng)治天下野心的人，往往以某種“仁慈和惻隱之心”來掩蓋嗜殺的本性。
日本武士眼里只有作為神道偶像的天皇和主君，不可能有對大眾的仁與愛。日本武士理想的“人道”和“仁道”是禪宗之“慈悲”和儒教之“仁”的結(jié)合，但武士的“覺悟”僅達于“犧牲”，故而只能遙望佛、儒之“仁慈”。武士雖參禪卻不能領會其精神，雖好儒卻一知半解，只能篡改其精神而適應本土之宗教――神道，他們的“覺悟”只是勇于實踐、敢于冒險，卻缺乏理智、缺少理性。
(郝祥滿，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日本文化研究所，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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