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主要用樽盛酒。漢詩中常提到樽，如“堂上置樽酒”（《相逢行》）、“清白各異樽”（隴西行》）等等。漢代酒樽之實物存世者尚夥，漢畫象石所見飲宴場面，盛酒的器物也多用樽。王振鐸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作出了漢畫象石中酒樽的集成圖，【2】更使讀者得以一目了然。樽作為主要的盛酒器的情況，一直繼續(xù)到唐代前期，所以唐人詩中也不乏如“相見有樽酒，不用惜花飛”；“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需要說明的是，唐詩中提到樽，一般并非泛泛地擬古之語，洛陽16工區(qū)76號唐墓所出螺鈿鏡及日本正倉院所藏唐金銀平文琴上所表現的飲酒場面中，都能看到盛酒的樽（圖一），這些樽都是當時的實用之物。在上述螺鈿鏡上的圖紋中和酒樽一同使用的還有飾以圓渦紋的玻璃杯，這類杯子縱然不是從西方輸入的，至少也可以認為是西方玻璃器的仿制品，【3】在當時，要算是非常新穎珍異的用具了；因之，和它配套的樽，當然也不會是已經退出現實生活的古董。中唐以后，雖然盛酒器出現了新的品種，但晚唐孫位《高逸圖》中的人物還在用樽，足證用樽盛酒之習俗在中唐以后尚相沿而未盡替。
圖一：洛陽出土唐螺鈿鏡上用樽勺、胡瓶和玻璃杯飲酒的人物
本文起語中提到近代意義上的壺類，這是指接近近代茶壺、酒壺式樣的、大腹、裝管狀流的有把手（或提梁）的容器。唐以前，自殷周時代沿襲下來的壺的傳統(tǒng)形制卻并非如此，兩者最主要的區(qū)別是傳統(tǒng)的壺沒有把手和管狀流。因此漢詩中如“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辛延年《羽林郎）；晉詩中如“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陶潛《游斜川》）；唐代前期詩如“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李白《月下獨酌》）等句所說的壺，都應和近代意義上的壺不同。不過唐代盛酒的容器除酒樽之外還有一種胡瓶，上述螺細鏡和金銀平文琴的圖紋中在酒樽之旁都擺著胡瓶。這類胡瓶的造型應源于薩珊，【4】而它卻是有把手的；如再裝上管狀流，那就和后來的注子以至于近代的壺差不多了。有人主張酒壺即來自胡瓶。明·劉元卿《賢奕編》：“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缾。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缾。史炤《通鑒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缾蓋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醻者亦日胡缾。然壺字正當作胡耳?！眲⒃渲f雖不盡符合實際情況，而且后來酒注的出現，從形制上說，也不能認為是自胡瓶演變而來；但就習俗而言，盛酒器之所以由樽向酒注過渡，胡瓶可能在當中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真正裝有管狀流的酒注出現于中唐時，宋·李濟翁《資暇錄》說：“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日偏提。【5】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币蛑谥刑埔院?，有些注子是用來盛酒的，應定名為酒注。但是，《資暇錄》中還提到茗瓶即茶瓶。那么，茶瓶和酒注是怎樣的關系呢？是先有茶瓶還是先有酒注呢？這是本文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則有必要先簡單地回顧一下我國飲茶方法的演變過程。
我國飲茶法的演變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西漢至六朝的粥茶法；第二階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第三階段是元代后期以來的散茶法。在粥茶階段中，煮茶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時還把茶和蔥、姜、棗、桔皮、茱萸、薄荷等物煮在一起，也就是唐·皮日休《茶經·序》所說：“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蔬而啜者無異也”；明·陸樹聲《茶寮記》所說：“晉宋以降，吳人采葉煮之，日茗粥”之渾烹的茶粥。唐以后，此種較原始的飲法漸為世所不取，飲茶法進而變得十分講究。這時貴用茶荀（茶籽下種后萌發(fā)的幼芽）、茶芽（茶枝上的芽），春間采下，蒸炙搗揉，和以香料，壓成茶餅。飲時，則須將茶餅碾末。但碾末以后的處理方法在唐代又有兩種。一種以陸羽《茶經》為代表，他是將茶末下在茶釜內的滾水中。另一種以蘇廙《十六湯品》為代表，他是將茶末撮入茶盞，然后用裝著開水的有咀（管狀流）的茶瓶向盞中注水；一面注水，一面用茶筅在盞中環(huán)回擊拂；其操作過程叫“點茶”。在第二階段的初期以后，此法比陸羽之法更為流行。唐詩中，有時還看到描寫在釜中下茶末的句子，如“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李德裕《憶茗芽）；“銚煎黃蕊色，椀轉麹塵花”（元稹《一至七言詩》）。而在宋詩和元代前期詩中，一般卻都描寫在碗中點茶的情況了，如“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蘇軾《試院煎茶）；“黃金小碾飛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耶律楚材《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之七》）等句。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中并明確地說：“《茶經》以魚目、涌泉、連珠為烹水之節(jié)。然近世?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笨梢娫谒未嘤谩妒鶞贰分ā１彼沃衅谝院?，末茶法進人極盛時期，所謂“采擇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造其極”（大觀茶論》）。這時丁謂、蔡襄等大官僚在福建制造的茶餅叫龍團、鳳團，一枚值黃金二兩；另一種叫作“北苑試新”的茶餅，一枚竟值四十萬錢，豪奢已極。但因自唐以后，“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6】民間雖然不用價格如此昂貴的龍、鳳團，卻也摻上米粉或薯蕷粉壓茶餅，所以烹點的方法也大致相同，茶瓶的使用也愈加普遍。
茶瓶又叫湯瓶，因為它里面盛的是開水。而在盞中下末之后，注湯點茶過程的完善與否，對茶之色味關系很大。《十六湯品》說：“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末同調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注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薪論者，共五品?！逼渲刑貏e提到使用茶瓶時應注意之點：“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亸，惟恐其深，缾咀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边@和宋徽宗《大觀茶論》中論茶瓶的一段話很接近。那里說，茶瓶“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給。注湯害利，獨缾之口咀而已。咀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咀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jié)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fā)速，有節(jié)不滴瀝則茶面不破?！睆钠鋽⑹鲋胁浑y看出茶瓶在點茶過程中的重要性。宋徽宗認為茶瓶宜用金銀制作，自是皇家貴胄口氣?！妒鶞贰穭t以為“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庇终f：“無油（釉）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胯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腳駿登高?！睂嵨镏兴?，茶瓶也大多是瓷的，金、銀、陶制的都很少。目前能夠直接確認的唐代茶瓶是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7】其底部墨書“老導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贝似鞲共繄A鼓，盤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綠色釉，基本上符合《十六湯品》中對茶瓶的要求。與此相類似的容器，即一般稱為水注者，就西安地區(qū)而論，約在武則天時已經出現。【8】就長沙銅官窯發(fā)掘中所見，這里的一種短頸，器身較直，口部略呈喇叭形，肩上裝多棱短流的注子，其出現的時間可能還要早些?！?】而斟酒用酒注則是中唐以后的事，所以上述早期注子大都系茶瓶。這也就回答了是先有茶瓶還是先有酒注的問題，看來是在茶瓶行使了相當長的時期之后才開始用酒注的。并由于用注固然方便，但用樽勺亦不礙宴飲；這和點茶之必須用茶瓶不同，所以一直到金元時，還可以看到在酒宴上用樽勺。
從形制方面說，早期的茶瓶較矮，流也很短。晚唐時，茶瓶下身變瘦，造型已較前為修長。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成書的《茶具圖贊》中畫出的“湯提點”，是一只長身長流、口部峻削的茶瓶。傳世宋畫《茗園賭市圖》【10】中畫出了一群賣茶的男女小販，擔子上貼著“上等紅茶”的標記，他們所用的茶瓶之流更細長，注湯時當愈加緊湊有力。不過這并不是說晚期茶瓶就沒有短流的了，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所出與黃釉茶托配套的黃釉茶瓶的流就很短，【11】其造型與山東費縣出土金代茶具雕磚上的茶瓶【12】非常接近。足證短流茶瓶與長流茶瓶曾長期并存（圖二）。
圖二：茶瓶
1.“老尋家茶社瓶”；2.浙江寧波與托盞同出的唐越窯茶瓶；3.《茶具圖贊》中之“湯提點”；4. 山東費縣出土金“茶具雕磚”中之茶瓶
茶瓶的式樣能初步辨認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茶碗的式樣了。出土唐碗大別之可分兩類，一類是高足的，習慣上稱之為高足杯。第二類是圈足、璧狀足或圓餅狀實足的各種直壁、弧壁或折壁之碗。這兩類杯、碗在古文獻中又都稱之為盞。在唐盞上尚未發(fā)現可供判斷其為茶具的銘文。但1957年在西安出土了七枚銀胎鎏金的茶托子，鑄造的時間是唐大中十四年（860年），刻銘中自名為“渾金涂茶拓子”，【13】則此物為承茶盞之托盤（亦可稱茶托、托子、盞托；如果說托盞，那就是指帶托盤的茶盞而言）固無疑義。而這種茶托所承之盞應是上述第二類者，因知唐代之茶盞當屬這一類型。
關于茶托的起源，唐·李匡乂《資暇集》中有一說，謂：“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huán)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huán)代蠟。進于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于賓親。人人稱便，用于代。是后傳者更環(huán)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蹦纤巍こ檀蟛凇堆莘甭丁分型耆邮芰死羁飦V的說法，并進一步斷定：“臺盞亦始于盞托。托始于唐，前世無有也。”按李、程兩說均有可商。關于臺盞的問題，下文還要詳細討論；只就盞托而言，它的出現也要早得多。崔寧相蜀在建中時（780-783年），而西安大歷元年（766年）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盞托，其淵源更可追溯到唐以前。
在漢代，一般是把耳杯直接放在食案上，但也有少數例子在杯、后之下承以小盤。然而這些小盤內沒有嵌納杯足的托圈，不能把飲器穩(wěn)定在盤子上，與盞托的功用尚不相同（圖三）。真正的盞托出現于晉代。但考古發(fā)掘中最早報導的長沙雨花亭晉墓所出者與武昌何家大灣齊墓所出者，【14】大概都是燈或燈臺，而并非盞托。試把它們和江西新千金雞嶺晉墓所出瓷燈【15】相較自明。不過長沙晉墓中確實出過盞托，沙子塘2號墓出土的一例是目前已知之最早的。【16】以后在南朝墓中發(fā)現的盞托就更多了，它們有的與盞成套出土，其形制與唐代的托盞相同，因而可以肯定是茶具。并且在南北朝時代，托盞多出于南朝墓，北朝墓中少見。這種現象當與此時南方飲茶而北方喝酪漿的風俗有關?！堵尻栙に{記》卷三記有自江南北上的王肅、蕭正德等人都好飲茶，而元魏貴族則嘲之為“酪奴”、“水厄”的故事；實物出土情況正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
圖三：漢代帶托盤的飲器
1.湖南長沙西漢墓出土帶托盤石卮；2.山東曲阜東安漢里東漢畫象石；3.山東金鄉(xiāng)“朱鮪石室”東漢畫象石
到了宋代，茶托幾乎已經成為茶盞之固定的附件。這時茶托的托圈增高，有的托子本身就仿佛是盤子上加了一只小碗（圖四）。出土的實物除瓷、銀制品外，又有漆制的，《茶具圖贊》中稱茶托為“漆雕秘閣”，則當時的茶托應以漆制者為最適用。這是因為茶末用沸湯沖點，茶盞很燙，且無把手，故用托以便執(zhí)取，而漆制品的隔熱性能較金屬和陶瓷為優(yōu)的緣故。只不過漆托不易保存，所以在出土物中反而比瓷托及金屬托少些。但在繪畫中仍多把茶托畫成漆制的，如河南白沙2號宋墓墓室東南壁所畫送茶者，端著朱紅漆茶托，上置白瓷盞。【17】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后室東壁壁畫中，在桌上擺著黑漆茶托，上面也放著白色瓷盞?！?8】由于茶托的功用和造型都很特殊，所以與它配套的器物大抵皆為茶具。如山西大同元·馮道真墓墓室東壁南端繪出一用茶托端茶的道童，他背后的方桌上就擺著鼎形風爐、湯銚、茶筅、三個茶盞、三個茶托、兩盤果品及一個帶蓋罐，上斜貼一紙條，墨書二字：“茶末”（圖五）。其實即令罐上不寫明盛的是茶，只要看到茶托，馀物也大體上可以從《茶經·四之器》、《茶具圖贊》或《考槃馀事》、《遵生八牋》等書所列舉的茶具中查對出來。
圖四：茶托與茶盞
圖五：山西大同元馮道真墓墓室東壁南端所繪道童進茶圖
前面說過，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一直用樽盛酒。酒不象茶末那樣，下盞后必須用瓶注湯；所以對飲酒說來，酒注不是絕不可少的用具。并且早期之單件的茶瓶和酒注不容易分得開。長沙唐銅官窯出土的若干注子上有“陳家美春酒”、“酒溫香濃”、“泛花泛蟻”等題字，【19】當是酒注，但其造型與“老尋家茶社瓶”卻基本一致。所以只能從組合關系中去尋求其特點。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酒注上所題“酒溫”一語。在蒸餾酒開始流行的元代以前，我國飲酒多預先加溫，如《北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鐺溫酒；李白《襄陽歌》“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句中之鐺，也應是溫酒器。但溫酒與烹茶不同，酒常用熱水間接加溫，在明·唐寅《陶轂贈詞圖》中還可見到將酒壺浸入爐上之水銚內加溫的情形。所以斟到盞中的酒并不太燙，無須象喝茶那樣，要端著托子舉盞。然而這并不是說沒有承酒盞之器。福建閩侯社武初唐墓出土的青瓷高足盞就帶有器座。【20】這類盞早在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遺址中已出土過，研究者認為是由伊朗東北部的呼羅珊一帶輸入的，其中有一件腹部飾有童子收獲葡萄題材的浮雕花紋，當與其原制作地點盛行的酒神節(jié)風俗有關，【21】因此這種盞系供飲酒之用。杜武高足盞既然與大同高足盞類型相同，所以也應是酒器。而且杜武盞的器座與《倭漢三才圖會》卷三十一中畫出的“酒臺子”相同，應即《東宮舊事》所說的“漆酒臺”之類；更可證明這是一套酒具。中、晚唐以后，高足盞漸少見，【22】五代顧閎中筆《韓熙載夜宴圖》中飲酒的人用的盞則和陜西耀縣發(fā)現的唐“宣徽酒坊”圈足刻花銀盞【23】的形制相近；其承盞之器座也和上述杜武酒臺不同，而象是在盤子當中凸起一小圓臺，酒盞放在此圓臺上。這套器皿應即《演繁露》中所稱之“臺盞”。臺盞是酒具的專名，《遼史·禮志》記“冬至朝賀儀”中親王“搢笏，執(zhí)臺盞進酒”；“皇后生辰儀”中大臣“執(zhí)臺盞進酒，皇帝、皇后受盞”。而且，臺盞之為飲酒器還可以從和它配套的酒注多帶注碗一事得到證明。注碗是溫酒之具，《營造法式》卷十二“照壁版寶床上名件”條中，就把和帶注碗之注子配套使用的杯叫酒杯。此外，這套器物之為酒器還可以從繪畫中所見陳設此器的桌上或桌下，常出現小口長身的“長瓶”（也叫“京瓶”，即明以后所謂“梅瓶”）一事得到旁證?！?4】長瓶是貯酒用的，安徽六安九墩塘宋墓出土的長瓶上有“內酒”二字；【25】白沙1號宋墓壁畫中一人持長瓶，榜書“晝上崔大郎酒”；【26】內蒙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土城子出土元代黑釉長瓶，肩部有銘文“葡萄酒瓶”?！?7】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曾引用有關文獻，詳細地討論過這個問題，證明長瓶確用于貯酒?！?8】因此，當時是將貯在長瓶內的酒先傾入酒注，藉注碗內的熱水加溫，然后斟在臺盞中飲用。所謂臺盞，即與酒臺子配套之盞。有關唐宋時代這套酒器的實物和形象資料見圖六。早期的酒臺較低，如《韓熙載夜宴圖》中所見者；又浙江鄞縣窯也出土過五代或宋初的低酒臺?！?9】遼寧北票水泉1號遼代早期墓出土的一件酒臺更低，承酒盞之圓臺甚至低于盤子的口沿；【30】不過這種造型可能受到另一類飲酒器——盤盞的影響。一般說來，遼宋后期的酒臺都比較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忻縣所出銅酒臺【31】及高麗時代的銀酒臺【32】均用高足盞相配，反映出它們和杜武初唐臺盞之一脈相承的關系。而明代李偉墓出土的臺盞，【33】則是在唐宋式酒具式微之后，在用執(zhí)壺、盅、盤飲酒的階段中，保留下來的前代舊制之馀波。
圖六：酒注、注碗、酒盞與酒臺
宋代的飲酒器在臺盞之外還有一種盤盞。四川廣元古墓灣宋石板墓內的浮雕中，和帶注碗的酒注配套的酒盞放在淺盤里?！?4】這種淺盤和上述酒臺的形制顯然不同。宋·曾慥《高齋漫錄》：“歐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盞十副，注子二把?！贝艘詼\盤承盞之酒器當即所謂盤盞?！?5】盤盞和臺盞一樣，也在圖像中和長瓶共存，并有以高足盞和淺盤組成盤盞之實例。如鄭州南關外宋墓墓室西壁用磚雕出一桌二椅，桌上有帶注碗的酒注、盤盞、小柜，桌下有長瓶【36】。遼寧朝陽前窗戶村遼墓出土之盤盞，則用淺盤承海棠口高足盞，【37】它和上述忻縣臺盞中之銅高足盞的形制基本相同。至于用一般圈足盞與淺盤組成之盤盞，其實物在湖北麻城北宋墓出土過（圖七），【38】遼、宋、金、元繪畫中亦較常見。如北京齋堂遼天慶元年（1111年）墓出土木棺上所繪進酒之男子手捧盤盞；【39】宋·陳居中筆《文姬歸漢圖》中所繪者與之略同。又山西長治李村溝金墓墓室南壁東、西兩龕內分別畫出茶具與酒具?！?0】茶具中有鼎形風爐、茶瓶、茶托、茶盞、合子、插于罐中的拂子和一個紙囊（《茶經》說，其中貯已炙之茶）；酒具中則有長瓶、玉壺春式瓶、樽勺和盤盞。而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畫更有意思，此墓西北壁畫女侍進茶，托盞和茶瓶都畫得很清楚。東北壁畫男侍進酒，這里出現了由長瓶演變而成的橄欖瓶、玉壺春式瓶、樽勺、盤盞和下酒的菜肴（圖八）。【41】可見進茶和進酒是這時墓室壁畫中常見的題材。而成套的茶器和酒器各成體系，互不混淆。只是單個的盞除高足盞可認為用于飲酒外，一般圈足盞尚不易確定其歸屬。比如景德鎮(zhèn)湖田窯址出土的北宋前期圈足盞，有的在盞心印“茶”字，有的卻印“酒”字，【42】可見茶具和酒具這時尚未從圈足盞中分化出各自專用的器形來。
圖七：宋遼酒具中所見之盤盞
圖八
到了元代后期，隨著飲散茶和飲蒸餾酒之風的興起，茶、酒具都發(fā)生了變化，茶托和注碗逐漸隱沒不見了。散茶是將茶芽或茶葉采下日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壺或碗中沏著喝，一般不羼香料，也不壓餅、碾末。此法自元代后期開始流行，到明代就完全排斥了末茶法。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且明文規(guī)定禁止碾揉高級茶餅?！?3】這樣一來，連普通茶餅也隨之逐漸消失。于是原先盛開水的茶瓶遂一變而為沏茶的茶壺。它雖是自茶瓶演?而來，但不僅用法不同，而且所加的開水也有別；點茶因為要求沫餑均勻，云腳不散，以便斗試，故三沸以上，便認為“水老不可食也”（《茶經》）。而在茶壺中徹茶，“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明·陳繼儒《太平清話》），所以要用“五沸”之水，才能使“旗（初展之嫩葉）槍（針狀之嫩芽）舒暢，清翠鮮明”（明·田藝蘅《煮泉小品》）。不僅如此，這時由于在壺中徹茶，所以認為“若瓶大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明·顧元慶《茶譜》）；所謂“大小之制，惟所裁給”的說法不再提了，而強調“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明·馮可賓《岕茶牋》）。又認為“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明·文震亨《長物志》）。明代制茶壺的名手龔春、時大彬等人就是根據這些標準，制出了一種紫泥小砂壺，它正是散茶階段的產物。而近代茶壺之名稱，也是到這時才定下來的。雖然如此，但這一名稱之被社會普遍接受還需要有一個過程，所以起初它曾被叫作茶罐，不僅口語中用，詩文中亦用之，如“青箬舊封題谷雨，紫砂新罐買宜興”（明·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句中之紫砂罐，指的就是紫砂茶壺。而當茶壺這一名稱傳播開之后，茶瓶之名遂漸不為人所知。明·曹昭《格古要論》說：“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壺”，這話的前一半固然不錯，但湯瓶和茶壺、酒注和酒壺間實有緊密的承襲關系；他的說法容易使人認為它們各自的形制完全不同，而沒有把名稱雖變化、但形制在改易中又有其連貫性的一面說清楚，就有可能引起誤會了。
散茶法階段由于茶葉本身的焙制方式改變了，飲法和茶具也與前大不相同，所以這時對前代茶書中的若干提法也顯得有些隔膜。如宋·蔡襄《茶錄》說“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斗試以水痕先退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其青白盞斗試自不用”。《大觀茶論》也說：“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燠發(fā)茶采色也”。明代人不了解宋代末茶的特點，僅就散茶立論，所以反相詰難說：“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明·謝肇制《五雜組》？）“茶色貴白，然白亦不難，泉清、瓶潔、葉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郁，徒為日食耳”（明·熊明遇《羅岕茶記》）！又說：“宣廟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取建盞，其色紺黑，似不宜用”（明·屠隆《考槃馀事》）。對于散茶說來，這些議論不無道理，然而用以說宋代末茶之茶色、用器，則全無是處。酒器的變化雖不象茶器這么大，但失去了酒臺和注碗，和宋代比起來也面目全非了。
因此，元代后期以降，繪畫中如再出現前一階段的茶具和酒具，每或安排得不盡妥當。如山西洪洞廣勝寺水神廟北壁東部壁畫《尚食圖》中進茶的女官，前一人捧托盞，后一人卻端著帶注碗的酒注?！?4】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園圖》中表現的是酒筵，但喝酒的人卻手執(zhí)托盞。【45】時易事異，而畫人不察，就不免張冠李戴了。
【1】王振鐸《張衡候風地動儀的復原研究》，《文物》1963年4期；又《再論漢代酒樽》，《文物》1963年11期；又《論漢代飲食器中的卮和魁》，《文物》1964年4期。
【2】《文物》1963年4期，頁2-3。
【3】參看相馬隆《夜光杯雜考》，載《流沙してたゐ海西古文化論考》，1977年，東京。
【4】原田淑人《正倉院御物を通して觀たゐ東西文化の交涉》，載《東亞古文化研究》，東京，1940。B. Gyllensvārd，T' ang gold and silver. BMFEA， No. 29， 1957。夏鼐《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2期。
【5】偏提與酒注的區(qū)別在于“去柄安系”。其狀可于五代阮郜《閬苑女仙圖》中見之。宋·林逋《送李山人》有句云：“身上祇衣粗直裰，馬前長帶古偏提”；則北宋時偏提似已不甚流行。
【6】《舊唐書·李玨傳》。
【7】《文物》1972年3期，頁36，將出土“老尋家茶社瓶”之墓誤記為元和三年（808年），應正。
【8】參看李知宴《西安地區(qū)隋唐墓葬出土陶瓷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但接近水注形的器物，在隋代已有個別實例出現，當是由天雞壺演變而成，其用途尚難確知。
【9】【19】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唐代長沙銅官窯址調查》，《考古學報》1980年1期。
【10】《（圖說）中國の歷史》卷五，《宋王朝と新文化》頁110，插圖139。
【11】【18】河北省文管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5年8期。
【12】《山東文物選集（普查部分）》圖239。
【13】馬得志《唐代長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茶托子》，《考古》1959年12期。
【14】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fā)掘報告》圖四，7，《考古學報》1959年3期；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地區(qū)四座南朝紀年墓》圖一〇、3，《考古》1965年4期。
【15】江西省文管會《江西新干金雞嶺津墓南朝墓》，圖版七、6，《考古》1966年2期。
【16】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葬》圖版七、10，《考古》1965年5期。
【17】《白沙宋墓》圖版37。
【20】黃漢杰《福建閩侯荊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記》圖版八、13，《考古》1959年4期。
【21】大同北魏遺址出土的高足杯，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圖版150-152。參看孫培良《略談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幾件銀器和銅器》，《文物》1977年9期。
【22】高足杯中唐后漸少，然至南宋又復出，元、明時也有燒造的，但已多非日用器皿。
【23】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一批唐代銀器》圖版六、1，《文物》1966年l期。
【24】如白沙1號宋墓前室西壁磚砌夫婦對坐開芳宴之桌下即有長瓶，見《白沙宋墓》圖版二二；河南鞏縣稍柴宋墓墓室東壁之夫婦對坐開芳宴圖情況亦相似，見《考古》1965年8期，頁428。
【25】王步藝、殷滌非《安徽六安城外宋殘墓清理記略》，《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6期。
【26】同注【17】所揭書，頁20。
【27】《內蒙出土文物選集》圖176-177。
【28】同注【17】所揭書，頁31-32。又黑田源次在《遼金陶磁》（載《世界陶磁全集》卷十）中提出長瓶系制奶酒的用具之說。按此說非是。因為內陸不流行飲奶酒，但也習用長瓶；而且長瓶的口很小，不便清洗，不適合作為發(fā)酵奶酒之器。
【29】李輝柄《調查浙江鄞縣窯址的收獲》，《文物》1973年5期。
【30】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7年12期。
【31】馮文海《山西沂縣北宋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5期。
【32】《朝鮮的文化遺物》圖版62。
【33】張先得等《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偉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1979年4期。
【34】《天成鐵路筑路工程中在四川發(fā)現的文物》，《文物參考資料》1日53年9期.
【35】《新唐書·五行志》云：“俗謂杯盤為子母，又名盤為臺。”按此說僅在唐代流行一時。臺盞、盤盞形制顯著有別，不能援此說以混同之。
【3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南關外北宋磚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5期。
【37】靳楓毅《遼寧朝陽前窗戶村遼墓》圖一一、一二、三一，《文物》1980年12期。
【38】王善才、陳恒樹《湖北麻城北宋石室墓清理簡報》圖版五、3，《考古》1965年1期。
【39】北京市文物局、門頭溝區(qū)文化辦公室發(fā)掘小組《北京市齋堂遼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0年7期。
【40】王秀生《山西長治李村溝壁畫墓清理》，《考古》1965年7期。
【41】山西省文管會、山西省考古所《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3期。
【42】劉新園、白餛《景德鎮(zhèn)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年11期。
【43】《明會典》洪武二十四年“詔有司聽茶戶采進建寧茶，仍禁碾揉為大小龍團”。
【44】柴澤俊、朱希元《廣勝寺水神廟壁畫初探》，《文物》1981年5期。
【45】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園圖》，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見《世界文明史》卷九，《絢爛的中國文化》頁193。
來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2年，轉引自考工言己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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