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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語言學史之謎

——基于知識庫重建歷史的21世紀使命

李葆嘉 劉慧 邱雪玫 孫曉霞等 著

潘文國先生序：以樸學精神治西學

先說一件趣事，今年春我應邀到英國威爾士大學漢學院講學。5月20日，學院同仁開車帶我去附近著名景點——威爾士守護神圣大衛(wèi)大教堂游覽。該教堂有1500年歷史（可追溯到圣大衛(wèi)于6世紀修建建的修道院，12世紀后擴建為大教堂），我隨手拍了些照片，第二天“曬”到微信朋友圈。不料當天晚上，遠在國內的李葆嘉先生就在朋友圈點贊，并說其中的一張照片 “為諾曼貴族和威爾士公主混血的布雷肯主教坎布倫西斯（拉丁語Giraldus Cambrensis, 威爾士語Gerallt Gymro, 英語Gerald of Wales, 1146－1223），在《威爾士記事》（1194）中比較威爾士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為語言歷史比較之先驅?！边@令我大吃一驚?；貒蠓_我們去年剛出版的《中西對比語言學：歷史和哲學思考》，其中還提到：“早在文藝復興萌芽的時期，史學家兼大主祭威爾斯的杰拉德（Giraldus Cambrensis, 1146－1223）……就嘗試給當時的歐洲語言分類?！?①但真的到了威爾士，卻忘得一干二凈。而葆嘉反應之敏銳神速，令我震驚不已?？梢娝麑κ妨现?，這些早已深深印在頭腦里。

其實葆嘉近年來在研究西方語言學史，我早有所知，2018年邀請他到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全國研討會上作主旨報告。他的治學經歷與我相似，都起始于傳統(tǒng)小學，特別是音韻學，繼而從漢語史拓展至理論語言學與語言學史，因此頗有一些共同語言。從英國回來不久，葆嘉便發(fā)來了領銜撰寫的一部新作《揭開語言學史之謎》（排印本），希望我為之作序。展讀之下眼界大開，所涉及研究比我所知還要寬廣，而且見解新穎深刻。其中一些觀點，如“打破瓊斯神話”“布雷阿爾之謎”“索緒爾神話的終結”等，都是道學人未所道。這些觀點的問世，必將震驚國內外語言學界，甚至引發(fā)重建西方語言學史乃至全球語言學史的新高潮。之所以說“全球”語言學史，因為葆嘉的這部新著僅針對西方語言學史的一些案例，并未涉及中國。而中國學者以前研究中國語言學史，難免在西方語言學史的理論和方法框架下進行。研究西方語言學史的理論和方法變了，對中國語言學史也必然會有新的視角和結論。因此葆嘉及其弟子的這部書將產生的影響，可能全方位涵蓋語言學理論和語言學史等領域。

這部書的主旨是“重建西方500年語言學術思想史”，著重討論“西方比較語言學史論”“西方語義學史論”“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史論”“結構主義語義學之謎”幾方面，推翻了許多當代語言學界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和“定論”。毅然撕開了以往“神話”的層層面紗，并揭示了“造神”的過程和緣由。詳細內容在此不加細說。我更感興趣，同時感到更值得推介的是——葆嘉何以會走上這樣一條治學之路，以及該書中的基本方法。我想，這比其結論更為重要、更具啟示性。人們治學的對象可能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可能隨時而變，而唯有研究思路和基本方法可惠及學林。

葆嘉的治學方法，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樸學精神治西學”。這句話的含義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tǒng)學術精髓的發(fā)揚。人們已習慣于以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幾無可取，中國傳統(tǒng)學術實屬古董，其實蘊藏許多珍寶，譬如清代樸學精神就值得汲取，而且可用于當代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是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轉變，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百年以來，我們的學術研究唯西方馬首是瞻，理論、方法、結論都跳不出西方人的理路。甚至對中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也是帶著西方的眼鏡看，在西方理論和框架內進行。我們很少想到，可以換一個眼光看西方，從中國人的角度審視西方提出的各種理論。前些年，我在對比語言學溯源和索緒爾的“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問題上都作過一些探索②，但沒想到，葆嘉比我走得更遠，史料更豐富，涉及面也更廣，結論也更驚人。

以樸學精神治西學，首先要知道“樸學”精神為何。對現(xiàn)在很多人，特別是從事當代和國外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樸學”已是很陌生的術語了。作為清代學術主流，樸學始自顧炎武（1613-1682），以“戴段、二王” ③為代表，在乾嘉時期達到巔峰，為中國學術史留下濃重的一筆。其馀緒直到民國時期的章太炎（1869－1936）和黃侃（1886－1935），連同他們培養(yǎng)的學生，世稱“章黃學派”。樸學研究以語言文字為中心，重視考據(jù)辨?zhèn)?、名物訓詁、學理發(fā)明，從而形成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葆嘉追隨徐復先生（1912－2006）20余年，耳提面命，點?！稄V韻》（收入徐復主編《傳世藏書·語言文字》），又囑理《隋唐音研究》（徐復故友葛毅卿遺著），而葆嘉自詡“章黃學派第四代傳人”，可見與這一傳統(tǒng)淵源之深。在他走上學術道路之始，研習文字音韻訓詁，撰《清代學者上古聲紐研究史論》，自是乾嘉樸學的當然之義。他后來走向理論語言學和西方語言學史研究，看起來與樸學已完全無關，但多年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能不留下深深的烙印。因而他研究西方語言學史，就體現(xiàn)出與其他許多人，特別是與出身于外語專業(yè)的研究者很不相同的路子。僅就這部新著而言，我以為就采用了顯然來自于樸學的研究方法。

一、考源

傳統(tǒng)樸學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④，萬事愛探其究竟。對信奉樸學的人來說，考源可說是起手功夫和自然操作。打個比方來說，現(xiàn)在國內搞外國語言學的人習慣搞橫向移植，見到一種新奇理論或一本名家名著，迫不及待地介紹引進，唯恐落于人后。卻很少有人，對這一理論的形成過程、師承傳授作深入探究。而樸學精神最感興趣的就是縱向探源，從不就事論事，一定會想方設法考證出某一理論的師承關系或來龍去脈。該書的各大部分都體現(xiàn)了這一旨趣或治學之道。

二、正名

孔子（前551－前479）教導“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來說，“循名責實”是基本手段，對每一概念必從其初義著手，然后觀其演變。而漢字的性質，為其探求造字本義、造詞本義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和方便。漢代《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四大名著奠定了傳統(tǒng)小學的基礎，而清儒發(fā)展出“以形索義”“因聲求義”等諸種手段，將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研究推向高峰。

受西方傳統(tǒng)“表音文字”“文字符號任意性”等成見的影響，人們總認為西方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很少有人想到對西方文字也可進行“說文解字”式的剖析。而葆嘉采用傳統(tǒng)樸學方法，偏要對西文也進行類似研究，進行了大膽而成功的嘗試。譬如本書前言對“西方”和“東方”諸詞義的溯源，總論中對philology、grammar、linguistics等術語的考證等，都顯示了中國傳統(tǒng)小學方法的功力。這對于我們從事西方學術研究具有很大啟迪。

三、博采

傳統(tǒng)治學強調博覽群書，厚積薄發(fā)。顏之推（531－約597）在《顏氏家訓·勉學》）中寫道：“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边@一條對今天治國學者而言已經很不容易，很多人已不習慣于“泡圖書館”，更不用說“鉆故紙堆”“坐冷板凳”。許多人甚至連紙質書都懶得翻，而滿足于從網(wǎng)絡中摘錄只言片語來堆砌文章。

由于外文資料不易得，要做到這一條對于治外國學問者來說就更難。據(jù)說當今世界上的學術資源，英文類的就占了80%。圍繞一個課題，要找盡英文資源已屬不易，更何況非英文的外文資源！作為外語學者，我對此有深切感受，即使泡在國外圖書館中，所能熟練利用的也僅僅是英文資料而已，對其他語種資料至多只能利用二手。而從這部新著的相關考辨中可見，僅憑二手英文資料）很可能不足，未觸及甚至掩蓋了許多重要史實（要盡量查找原著）。作為出身于漢語專業(yè)的學者，葆嘉師生卻不辭勞累，在多種語言的外文資料搜求上甚至超過了若干外語學者，除了英、法、德、俄諸語文獻之外，還涉及荷蘭語、凱爾特語等多種文獻。這實在令我等汗顏，尤其值得治西學者重視。

四、會通

古人治學，既強調博學，更強調會通。南宋鄭樵（1104－1162）《通志·總序》（1161）曰：“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后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會是橫向，通是縱向，會通是匯聚各方知識解決某個問題。本書總論中關于語言學、語文學等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通過旁征博引，稽古察今，最后得出結論：“西方只有一個語言學”。盡管這最后的結論有點意外，但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卻是毫無疑義的。而論述西方語義學的誕生和發(fā)展過程，更是展示了許多國家、許多領域、許多學科、許多專家的共同努力，尤顯豐富多彩。

五、祛妄

清人的樸學其實兼具漢學和宋學之長，既有漢學注重文字訓詁的特點，又有宋學大膽推翻陳說的質疑精神，由此造就了有清一代學術遠超前代的成果。在西學的研究中，我們也需要有這種質疑和批判精神，不墨守成說，不迷信權威，這樣才能有所超越。葆嘉師生的這部書就是挑戰(zhàn)權威、推翻成說之作，精彩之處比比皆是。這里我特別要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對羅賓斯（R. H. Robins, 1921－2000）的批評。羅賓斯的《簡明語言學史》是為數(shù)不多的引進中國的西方語言學史著作之一，在國內有重要影響。但葆嘉在比較其幾個版本后，直截了當?shù)嘏u“'史料’的欠缺僅為表象，實際上欠缺的是'史德’”。在學術研究中，這是罕見的道德審判，足以顯示學術批判精神的鋒芒。另一個例子是對西方學術民族主義的批判，同樣也十分毅然決然：“對更早前輩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視而不見，或故意貶低”，一些英國、法國、德國學者都是如此，這才導致語言學研究史上形成各種謎團和“神話”。這對于我們重新認識西方語言學史確實是一帖清醒劑。

傳統(tǒng)治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當然不止以上這些，但這些無疑相當有用并可施之于今。葆嘉師生以之為手段，對西方語言學史研究進行犀利的解剖，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這正是對傳統(tǒng)樸學精神的繼承與發(fā)揚。多年以來，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已習慣仰西人鼻息，不敢思考，也懶于思考。實際上，從該書所揭示的問題來看，我們對西人的研究其實也相當無知，對許多奉若神明的“理論”和“學說”流于一知半解。在強調文化自信、重新認識中國和世界的今天，葆嘉師生的這部新著是一股強大的助力，相信會對整個學術界有所觸動。

如果說讀此書后還有什么期望的話，那就是希望能夠讀到從更廣泛角度理清世界語言學史問題的著作。具體地說，我希望把中國放進去，研究真正的“世界”語言學史。我知道葆嘉曾寫過非常精彩且很有影響的中國語言學史專著，但同樣，講“中”的時候就很少甚至沒有考慮“西”。從普通語言學角度看，人類語言只有一個，因而全面的人類語言研究史也應只有一個。我希望看到中外語言學史研究的真正對比和融會貫通，特別在理論和方法上，許多本來就應該是相通的。但是傲慢、偏見和無知將它們割裂開來。當然，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有一個重大障礙，那就是翻譯造成的術語問題。我們習慣了西方的術語，總覺得“學術”研究離開了西方的那些術語就不行。其實，如果能穿透表面的迷霧，中西的語言研究未必不能對話。多年以前，傅勇林曾經撰文指出，風靡國內語言學界的“銜接”（cohesion）和“連貫”（coherence），一般都認為是韓禮德（M. A. K. Halliday,1925－2018）的創(chuàng)造，其實就是清代學者劉熙載（1813－1881）《藝概》（1873）中提到的“文脈”“意脈”。⑤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對術語最早可溯源到南梁劉勰（465－520）《文心雕龍》（502）的“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那就更是1500多年前的事了。⑥溝通中西不同研究傳統(tǒng)的用語，會對許多問題會有新的認識，可以期待——語言學史的對比研究，乃至人類語言學史的整體研究一定會有新的突破。

是為序。

2019年8月30日于滬上

前言：重建西方500年語言學史

每門學術都是歷史的產物，梳理學術史有助于銘記前人研究，提高理論自覺，明確研究方向，推進學術發(fā)展。反之，學術史中的一系列誤說，則無疑于堙沒前人研究，消解理論自覺，模糊研究方向，阻礙學術發(fā)展。

一、“西方”與“東方”

西方學者對語言學史的研究肇始于19世紀的德國（Eichhorn1807，Benfey1869）。林柷敔編譯的《語言學史》（1943），不僅是中國的第一部西方語言學史，而且也是國際上的第一部世界語言學史。

在漢語中，指稱外國（非國別的）“語言學/語言學史”，通常有兩種限定詞，一是“西方”，一是“歐美”。前者如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1995）、姚小平《西方語言學史》（2011），后者如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1990）。不過，或有專家提出“西方”這一術語邏輯上不夠嚴謹，包括印度嗎？包括澳大利亞嗎？由此，需要做些說明。

中國人基于中原（中土、東土），所用“西方”一詞具有歷史動態(tài)性。先秦時期，“西方”最早指周人故地。《詩經·邶風·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國語卷十·晉語四·齊姜勸重耳勿懷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韋昭注：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

自漢代以來，“西域”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廣大區(qū)域，而后世的廣義西域，還包括亞洲的中西部地區(qū)。漢魏以降，佛教西來，唐僧取經，“西方”或“西天”（“西方天竺”的簡稱）遂成中國人對印度的代稱。五代北宋，已有“西洋”之稱。至于明代，“西洋”意指文萊以西的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明清之際，傳教士帶來西方知識，用“泰西”指稱歐洲。晚清民國，則用“西洋”“西方”特指歐美，所謂“西餐、西服、西醫(yī)、西樂”皆為此義。反觀地中海（大地中央之海），腓尼基人、希臘人稱愛琴海之東的亞細亞為東方，后又延伸到兩河流域（古巴比倫）、尼羅河流域（古埃及），再延伸到波斯、阿拉伯（16世紀之后，歐洲出現(xiàn)“東方學”學科），直至南亞，而再向東則“遠東”。

其實，不僅我們的專家會對“西方”這一術語是否嚴謹提出質疑，就是歐洲的一些東方學家對“東方”可能也不甚了了。英國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在《關于亞洲歷史、民事、自然、古跡、技藝、科學和文獻調研學會成立的演講》（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784）中說：

…if it be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hat a short name or epithet be given to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in the world, that of Asiatick appears both classical and proper, whether we consider the place or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referable to Oriental, which is in truth a word merely relative, and, though commonly used in Europe, conveys no very distinct idea. （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 1807, Vol. III: 5）

如果出于必要或方便，我們的學會應賦予一個簡潔的名字或稱號，以便讓國際學術界識別，Asiatick（亞洲）這一詞顯得即典雅又適宜，無論我們考慮機構的地點，還是學會的目標，其含義更傾向于Orienta（東方），但是該術語實際上僅與“西方”相對，盡管在歐洲普遍使用，表達的卻并非清晰的概念。

一方面，希臘語的“亞細亞”（Asia）和“歐羅巴”（Europe）這兩個詞皆來自古老的閃米特語（阿卡德－亞述語、腓尼基語）。Asia（愛琴海東岸）可追溯到阿卡德語的(w)as?(m)（外出→升起）、腓尼基語的asa（→東方），“亞洲”的原義即“日出處，東方”；Europe（愛琴海西岸）可能源自阿卡德語的erêbu(m)（進入→沉落）、腓尼基語的ereb（→西方），“歐洲”的原義則“日落處，西方”。換而言之，盡管瓊斯選用了Asiatick（亞洲）這個詞，但是其語源仍是Asia（東方），只不過是個“非印歐語的古老外源詞”。

反之，瓊斯所認為概念不清的Orienta，則可能是古印歐語的本源詞。英語的Orient（東方）來自拉丁語的Oriens（< orior，上升，東方），希臘語為Anatole（即Anatolia “安納托利亞”）。與Orient相對的英語單詞Occident（西方），同樣來自拉丁語的Occidens（< occido，沉落，西方）。

其實，Orienta / Orient / Oriental蘊含著古老文化的豐富內涵。

1. Orient（n.）【天象】（1）[古]（從地平線下）升起的；（2）[古]天空的東部（→東方世界）。

2. Orient（n.）【地區(qū)】（1）東方（→東方國家→亞洲→19世紀后尤指遠東）；（2）Orient（adj.）東方的。

3. Oriental（n.）【人種】（1）東方人（→亞洲人）；（2）東方猶太人；（3）2. 東方化的人；（4）（adj.）東方人的（→東方國家的→東方文化的）。

4. Orient（n.）【珠寶】（1）東方珍珠（→優(yōu)質珍珠）；（2）珍珠的光澤；（3）（adj.）（珍珠或寶石）有光澤的（→優(yōu)質的）；（4）Oriental（adj.）剛玉的（→東方寶石的）。

5. Orient（v.）【宗教】（1）朝東，向東；（2）把腳朝東下葬（可能因其祖先來自東方）；（3）使建筑（后世尤指教堂）正面朝東建設；（4）以羅盤等定方位；（5）以之為方向，轉向某特定方向；（6）使適應（環(huán)境等→調整）。

Orient應與遠古時期的太陽神崇拜有關。太陽從東方升起，因此遠古的神壇、墓葬、寺廟，包括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寺廟等，都是以東面為主入口。這種傳統(tǒng)為基督教的教堂建制所沿襲。古人相信，只有面朝日出才能保證方位正確，而方向正確才能適應環(huán)境。

由此可見，歐洲人自稱為“西方”（稱亞洲為“東方”），與中國人明清用“泰西”“西洋”“西方”指歐洲（→歐美），都是自處立場，東西相對，由近及遠。換而言之，在現(xiàn)代漢語中，“西方語言學史”和“歐美語言學史”基本等值。

之所以如此絮絮叨叨，是因為當代漢語的“西方”一詞進一步泛化，已成“泛西方”（指歐洲全境、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或者指歐美、西亞、中亞、印度）。其實，無論“西方語言學史”，還是“歐美語言學史”，皆是限指或定指，不可能囊括該區(qū)域之內的所有國家或語種的語言學研究。從邏輯上講，地區(qū)概念向來難以全稱，都是“以偏概全”，或為“以整體代局部”的借代或約指。這似乎是自然語言的缺陷，其實是自然語言的必然和奧妙，植根于人類認知和語言表達的本性。歸根結底，詞語的理解受制于上下文或語境，那些提出“西方”這一術語不夠嚴謹?shù)膶＜?，可能已經把這一基本會話原則拋在一邊，而落入了似乎嚴謹，然而僵化的邏輯主義圈套。

二、西方近現(xiàn)代語言學史的三張圖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西方語言學界一直引以為的驕傲。然而，通行的幾本西方語言學史著作，對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不僅未做系統(tǒng)梳理，而且盲區(qū)一片，誤說叢生。就羅賓斯（Robert Henry Robins, 1921－2000）的《語言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1967）而言，明顯缺失有，史料把握不夠嚴謹，史實方面錯誤太多，分支學科殘缺不全，不可列為可信賴的參考書（參見Koerner 1978: 5；姚小平1995；李葆嘉、邱雪玫2013）。實際上，何止歷史比較語言學史，就是現(xiàn)代語義學史（萊斯格1825年創(chuàng)立語義學）、現(xiàn)代語言學史（博杜恩1870年創(chuàng)立現(xiàn)代語言學），至今也未梳理清楚。迄今出版的語言學史專書，這些方面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墨守成規(guī)，尚未及時吸收新知，訂訛補缺。由此，李葆嘉（2010）提出“重建西方500年（16世紀－20世紀）語言學史”。

2013年10月，在“第五屆當代語言學國際圓桌會議”（The 5th CASS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Linguistics，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當代語言學》編輯部與南京師范大學語言科技研究所聯(lián)辦）上，李葆嘉作了《近現(xiàn)代歐美語言學史的三張圖——走出羅賓斯的個體創(chuàng)始模式》的專題演講。這三張圖是：

第一張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和發(fā)展（16~19世紀）

第二張圖：西方語義學的形成和發(fā)展（19~20世紀）

第三張圖：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的形成和發(fā)展（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

此外，還有一張附圖：

第四張圖：西洋漢語文法學研究（17~19世紀）線索圖

該圖也就是“西洋漢語文法學的溯源沿流”（李葆嘉《中國轉型語法學：基于歐美模板與漢語類型的沉思》第一章第二節(jié)，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的圖示。

作為自選項目，“重建西方語言學史”的啟動和相繼參與者如下：

1. 重建現(xiàn)代語言學史，可追溯到1998年（李葆嘉《論索緒爾靜態(tài)語言學的三個直接來源》），相繼參與者：邱雪玫、劉慧、孫曉霞、葉蓓蕾等。

2. 重建西方語義學史，2002年啟動（李葆嘉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面向信息工程的語義語法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面向信息處理的現(xiàn)代漢語元語言系統(tǒng)研究”），相繼參與者：劉慧（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一手文獻的西方語義學史論”）、殷紅伶、祁曼婷、孫曉霞、司聯(lián)合、李炯英、張文雯、朱煒、胡裕、陳靜琰、陳秀利等。

3. 重建西方比較語言學史，2008年啟動（李葆嘉《親緣比較語言學：超級語系建構中的華夏漢語位置》），相繼參與者：王曉斌、邱雪玫、李艷（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項目“歷史語言學理論：從同源論到親緣度” ）、劉慧、張高遠、司聯(lián)合、袁周敏、孫曉霞、殷紅伶、劉林、孫道功、顏明等。

三、比較語言學史：發(fā)現(xiàn)荷蘭學派，終結“瓊斯神話”

早期學者（Benfey 1869）局限于19世紀上半葉德國學者的語言比較工作，在自吹自擂的同時甚至詆毀荷蘭先賢。20世紀初的西方語言學史研究（Thomsen 1902，Pedersen 1924），對語言歷史比較學術史未加以系統(tǒng)梳理。至于20世紀6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學史研究，未查閱一手文獻，時有以訛傳訛。凡此種種，以至于16－18世紀語言歷史比較的巨大成就長期隱而不彰。

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學者（Bonfante 1953;  Metcalf 1953, 1966, 1969, 1974, 2013; Droixhe 1978, 1987, 2000, 2007; Fellman 1974; Muller 1984, 1986; Driem 2001, 2005; Campbell 2002, 2006; Campbell & Poser 2008; Hal 2010;  Eskhult 2014）就早期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史，相繼開始了艱難探索和專題研究，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然定位不盡合適（比如，稱之為“前比較”，這是一個貶義術語，使人想起“前科學”），時常受19世紀德國學派掣肘，而對17世紀荷蘭學派的巨大貢獻認識不足，并且尚未全面系統(tǒng)梳理，以至于迄今尚無完整的“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史”專著（盡管在一些語言學著作中設立了專門章節(jié)）。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語言學界通常轉述的仍是以往西方學者的所謂“定論”，不僅鮮見中國學者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史領域的專題（專人、專著、某學派、某階段）研究，而且西方學者的一些新成果也未見參考或譯介。換而言之，中國學界通常轉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學者的“局限式研究”（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歷史比較成果），而對一些新成果遲遲未能消化吸收。

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學術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獻（尤其一手文獻）。在紙質文本時代常難以知曉，即使知曉也不易獲得，由此必然導致存在若干誤區(qū)和盲點，甚至扭曲學術史。就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chuàng)立和印歐語系的發(fā)現(xiàn)而言，囿于當時知識，先后受“德國民族主義”“英美民族主義”的驅動，誤解尤為嚴重?？厕r（Cannon 1958, 1990）、霍凱特（Hokett 1965 [1964]）、羅賓斯（Robins 1967, 1987）等尚未清醒認識到，只有查閱了威廉·瓊斯（《三周年演講》，1786）之前語言歷史比較的主要論著，在對其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大體了解的基礎上，才能給瓊斯演講中的“相似－同源講辭”以合適的定位。

有鑒于此，我們以所謂“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人”威廉·瓊斯的《三周年演講》（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delivered 2d of February, 1786）為參照點，梳理瓊斯之前（18世紀末之前）歐洲學者關于語言歷史比較的總體面貌。首先對以往研究逐一梳理和剖析，重在指出所失。其次，基于一手文獻鉤稽和參考二手文獻，重點闡述以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van Boxhorn, 1612-1653）為代表的荷蘭學派，揭示其創(chuàng)立歷史比較語言學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過程及其價值。然后，基于瓊斯11次演講（1784-1794）的相關內容，指出“瓊斯神話”（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與真實的比較語言學術史不相符合。

本專題研究的主要結論是：

1. 最早提出印歐語系假說（斯基泰假說，包括梵語）和歷史比較方法的是荷蘭伯克斯洪（Boxhorn 1647, 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歷史音變定律的是荷蘭凱特（Kate 1723）。早期研究烏拉爾語言的是德國繆恩斯特（Münnster 1544）、瑞典－芬蘭維克雄紐斯（Wexionius 1650）、瑞典斯提恩希爾姆（Stiernhielm 1671）、德－瑞典謝費爾（Scheffer 1673）、德國艾克哈特（Eckhart 1711）。最早調研阿爾泰語的是荷蘭威特森（Witsen 1692），首先對阿爾泰語分組的是瑞典斯塔倫貝格（Strahlenberg 1730）。最早研究含－閃語言關系的有法國波斯特爾（Postel 1538）、法國基沙爾德（Guichard 1606）、德國拉維斯（Ravis 1648）、瑞士霍廷格（Hottinger 1659, 1661）、德國魯?shù)婪?/span>（Ludolf 1702），提出阿拉米語組的是德國萊布尼茨（Leibniz 1710），最早建立“東方語言”譜系樹模式和類比研究法的是荷蘭斯庫爾滕（Schultens 1738）。最早論證馬達加斯加、東印度群島和科科斯群島諸語同源的是荷蘭雷蘭德（Reeland 1708）。開啟非洲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法國普羅亞特（Proyart 1776）；開啟南美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意大利杰里伊（Gilij 1782）；開啟北美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美國愛德華茲（Edwards 1787）。

2. 《三周年演講》（1786）是一位東方學家關于亞洲人種和民族的演講，語言只是瓊斯研究民族和文化的工具之一。其中第10節(jié)（英語的一個長句，141個單詞）提及 “相似－同源”（其他演講中也有語言關系的相關論述），瓊斯既未標榜此為首創(chuàng)，也未做過任何歷史比較工作，其講辭依托的是此前的語言比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過文獻核查可見：凡瓊斯演講中說法大體對的（如印歐語系、芬蘭－烏戈爾語系等），即前人已有豐富研究的；凡瓊斯演講中說法大體錯的（如藏語和漢語的關系、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語言的關系等），即前人未曾充分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對錯與否，瓊斯的這些說法一定參考了前人論著，盡管未列參考文獻；（2）瓊斯對語言比較并無具體實踐，只是基于所見資料加上一些主觀理解；（3）瓊斯在語言歷史比較理論方法上無任何原創(chuàng)性建樹。

3. 采取鳥瞰式俯視，語言歷史比較萌芽于英國學者坎布倫西斯（Cambrensis 1194）、西班牙學者羅德里庫斯（Rodericus 1243）、意大利學者但丁（Dantis 1305）、荷蘭學者阿格里科拉（Agricola 1479）。經過早期探索，從捷克學者杰勒紐斯（Gelenius 1537）進入第二階段詞語和諧說；再進入第三階段成熟期（語系假說、方法論和音變定律）。在這一階段，荷蘭萊頓，精英云集，涌現(xiàn)出以伯克斯洪為代表的荷蘭學派，成為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是伯克斯洪創(chuàng)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是凱特發(fā)現(xiàn)了日耳曼歷史音變定律。至于19世紀的語言歷史比較可視為第四階段，是在荷蘭學派傳統(tǒng)基礎上推向鼎盛的。德國學派以及丹麥學者拉斯克（他們了解荷蘭學派的理論方法）主要在研究規(guī)模上的拓展化和過程上的精細化，就核心理論方法而言，并無原創(chuàng)性建樹。

4. 語言歷史比較的崛起在于日耳曼（凱爾特）等民族意識的覺醒及尋根意識。在發(fā)現(xiàn)塔西陀（Tacitus, 55－120）和帕特爾庫魯斯（Paterculus, 約前19－后31）的論著后，當日耳曼人第一次讀到其偉大領袖阿爾米紐斯（Arminius, 前18－后21）的事跡時，才知道條頓人并非擊敗強大羅馬軍隊的唯一民族。他們對自己的祖先越發(fā)敬重，更加熱愛其本族語，他們要知道其祖先來自哪里。于是根據(jù)語言證據(jù)，參照歷史傳說和考古，推定其祖先來自黑海的斯基泰故鄉(xiāng)。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方法的成熟，并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樣，基于大航海時代的語言大發(fā)現(xiàn)，更非18世紀后期語言詞匯集的編撰或梵語的發(fā)現(xiàn)，而是基于歐洲學術發(fā)展的內在趨勢，即文藝復興前后的人文主義興起，對古老歐洲民族文化的新發(fā)現(xiàn)。

5. 由于瓊斯將語言關系置于《圣經》框架內，而符合當時一些學者的信念（第一印象效應），19世紀中期的三位英國學者（Müller 1851; Anonymity 1866; Farrar 1869）為反對德國學者壟斷歷史比較而鼓吹瓊斯的成就（光環(huán)效應），再加上德國語言學史家對荷蘭學者的詆毀（丑化效應），20世紀的一些學者則將其奉為定論并反復夸大（定勢效應），從而掩蓋了荷蘭學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比較語言學發(fā)展的真實進程（從眾效應）。

然而，學術史就是學術史！凡模糊不清的務必徹底澄清，凡是非顛倒的務必正本清源。關鍵就在于，研究學術史要克服發(fā)自某種主觀信念（盲從陳說，排斥新論），堅持基于客觀事實（依據(jù)新發(fā)現(xiàn)資料修正陳說）。  

四、西方語義學史：尋找萊斯格，定位布雷阿爾

西歐學者關于意義的研究肇始古希臘，但作為一門學科，語義學（Semasiologie“語意學”→ Sémantique /Semantics“語義學”）卻建立于1825年的德國哈雷大學（Reisig 1839 [1825]），此后取得了一系列豐富成果。20世紀30年代以來，語義研究被形式主義所排斥，語義學史長期不在歐美語言學史家的視野之內。

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語言學研究的轉向，語義研究得到關注；80年代，語義學史的探索開始出現(xiàn)。迄今為止，我們檢索到的歐美語義學史專著僅有兩部半。1982年，加拿大學者戈登（W. T. Gordon）出版的歐美第一本《語義學史》（A History of Semantics），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以語義學家為單元，未建構研究框架；2. 以德法英美為對象，缺少俄羅斯；3. 早期研究不足，創(chuàng)立重要理論的一些語義學家未見。1992年，英國學者聶利奇（B. Nerlich）出版的《歐洲語義學理論1830-1930》（Semantic Theories in Europe 1830-1930）是一部豐富化的語義學史。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采用國別描述框架，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描述有待深化；2. 以德法英（將與英國傳統(tǒng)學理無關的美國納入）為對象，同樣缺少俄羅斯；3. 研究下限定為1930，現(xiàn)代語義學不在其范圍內。2010年，比利時學者吉拉茲（D. Geeraerts）出版了《詞匯語義學理論》（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作者強調該書不是一本詞匯語義學史，但我們以為，仍可視為“半部語義學史”。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把詞匯語義學分為五大階段描述，綱目分明，但是有些概括不妥；2. 同樣疏于俄羅斯；3. 其中一些論述存在可商或缺漏之處。“兩部半”的共同明顯缺失是：未著力揭示重大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學術背景，缺少俄羅斯語義學史內容。由此可見，需要一部相對完整（時間上1825-1960；空間上補充美俄傳統(tǒng)）、主線清晰的歐美語義學史（傳統(tǒng)語義學 現(xiàn)代語義學）專著。

面對材料搜集難、主線尋繹難、背景揭示難、學者定位難，本專題研究依托學術團隊協(xié)助，多方搜集一手文獻（前期基礎工作完成《歐美語義學經典論著譯注》），盡可能參考二手資料及網(wǎng)絡資源，通過重點論著剖析，著力揭示其主要創(chuàng)造及學術背景。傳統(tǒng)語義學（1825－1920）的研究主線為：德國古典語意學的開創(chuàng)與發(fā)展（重點是萊斯格師生三代傳承）——法國心智語義學的創(chuàng)建（重點是布雷阿爾）——英國語境語義學的特色（19世紀上半葉的斯馬特，20世紀30年代的加德納、馬林諾夫斯基）——美國語義學史（19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德法語義學的兩次傳入）——俄羅斯語義學史（19世紀末的巴克洛夫斯基，20世紀中期的斯米爾尼茨基和、維諾格拉多夫等）?，F(xiàn)代語義學（1930－1960）的研究重點是：德國心智語義場理論（1920-1930）——美國語義解析方法（1930－1960）、法德語義解析方法（1960）——英國關系語義理論（1960）。最后厘清歐美傳統(tǒng)語義學傳入中國的四條路徑（1930－1940）。

該研究力圖做到三個結合：1. 史實和史論相結合；2. 一手文獻與二手資料相結合；3. 紙質文本和網(wǎng)絡資源相結合。具體方法主要有：1. 原始資料法：對德法英美俄原始文獻加以翻譯、研讀和評注。2. 溯源沿流法：提煉歐美語義學的形成和發(fā)展線索，包括研究取向（或流派）和承傳關系。3. 案例分析法：對關鍵論著及其背景加以剖析，糾正前人描述的失誤與疏漏。意在通過展示原著、研究述評和讀者閱讀的學術對話，深入了解歐美語義學史的價值。

與以往研究相比，主要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1. 首次闡明了萊斯格（C. K. Reisig, 1792－1829）創(chuàng)建語意學的學術背景與直接淵源；2. 彰顯了布雷阿爾（M. J. A. Bréal, 1832－1915）《語義學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 1897）的價值；3. 首次提煉了洛克（J. Locke，1632－1704）關于“詞語意義”的觀點；4. 厘清了英國“意義語境論”的形成和發(fā)展軌跡；5. 首次探索了美國語義學史，重點是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 1790－1861）和蘭曼（C. R. Lanman, 1850－1941）的研究；6. 首次探索了俄羅斯語義學史，重點是巴克洛夫斯基（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32）的歷史語意學研究；7. 首次揭示和闡明了語義場理論、語義解析方法和關系語義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背景；8. 追溯了歐美語義學傳入中國的路徑。

該研究具有相互聯(lián)系的兩大特色。一是基于一手文獻翻譯，就文評注，避免以往只有研究者的主觀述評，而不見原著的泛泛而論。重點展示其原著的19世紀語義學家，包括創(chuàng)立語意學的德國萊斯格（1825）、再造心智語義學的法國布雷阿爾（1883, 1897）、美國第一位語義學家吉布斯（1847），以及俄羅斯歷史語意學研究第一人巴克洛夫斯基（1895）等。二是基于學者生平及學術背景，知人論學。如：通過學術背景探索，揭開19世紀初的德國哈雷大學為何成為創(chuàng)立“語意學”的搖籃；并通過研讀萊斯格專著，揭開其直接學術來源，從而解開聶利奇（1992）的疑問。通過對創(chuàng)立語義場理論的學者生平背景及學術背景考察，揭出格式塔心理學與心智語義場，都是一次大戰(zhàn)德國戰(zhàn)敗后尋求“民族復興”的文化行為在心理學和語言學領域的反映（其學者都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黨員）。

縱觀歐美語義學史，語義學研究的旨趣可從理論上概括為三種取向：歷史取向（包括邏輯、哲學取向）突顯的是積淀下來的語言知識，心理取向（包括認知、理解取向）突顯的是不斷變化的語言認識，語境取向（包括社會、行為取向）突顯的是交際意圖的語言行為。

研究顯示，19世紀的歐洲語言學存在兩條發(fā)展主線：一是歷史語音比較，一是歷史語義演變。語義學的誕生與古典學、闡釋學氛圍有關，與語源學、修辭學與詞典編纂緊密聯(lián)系，其成長得益于哲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符號學和人類學等，而其成熟標記是交際語義學和理解語義學的形成。所謂當代語言學的若干新理論——形式（布雷阿爾1866）、功能（布雷阿爾1866）、心理（斯坦塔爾1855）、社會（梅耶1893、1921）、語境/情境（斯馬特1831，斯托特1891，馬林洛夫斯基1920）、話語行為（馬林洛夫斯基1920）、隱喻（萊斯格1825，布雷阿爾1897）、語法化（布雷阿爾1883、1897，琉曼1927）、原型（核型）理論或語意域（斯托特1891，加德納1932）、主觀性（布雷阿爾1897）……皆塵封在這些往昔的語義學論著之中。

五、現(xiàn)代語言學史：比對博杜恩，終結“索緒爾神話”

現(xiàn)代語言學史重建首先圍繞所謂“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從宏觀（史的梳理）與微觀（論的比對）兩方面展開梳理，以“還原索緒爾”。

研讀使我們生疑，懷疑把我們引向思考。從研讀《普通語言學教程》，對符號任意性原則提出質疑和批判（1985），到《語言文字應用》主編于根元先生約稿，李葆嘉的《論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失誤和復歸》（1994）引發(fā)90年代語言觀大討論。繼而探究索緒爾理論的來源（1998），提出“四個索緒爾”：《教程》索緒爾、學術索緒爾、手稿索緒爾、心理索緒爾。
    

2010年以來認識到，10多年前提出的“四個索緒爾”屬于“逐層考察模式”，從《教程》到“新發(fā)現(xiàn)手稿”，再從學術來源到精神分析，即采取的是由表及里、論文知人的層層剝筍方式。僅有這類研究是不夠的，由此引進“群體考察模式”（李葆嘉、邱雪玫2013）。群體考察模式的預設是，某種重大理論或學術思潮的形成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多個學者一代又一代相繼探索的結果。具體而言，基于群體模式全景考察“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通過對洪堡特的人文語言學思想、德國民族心理學和法國社會心理學、青年語法學派的心理語言觀、輝特尼的語言符號約定論、博杜恩的心理－社會語言學，以及對結構主義三大流派各自來源的溯源沿流，走出把索緒爾奉為“開創(chuàng)者”的個體創(chuàng)始模式。

逐層考察與群體考察，無疑是學術史研究中的兩種相反相成的模式。套用“《教程》索緒爾”中的術語，前者相當于“靜態(tài)語言學”，而后者相當于“動態(tài)語言學”。顯而易見，群體考察模式可以幫助我們揭開語言學史上的若干不惑之謎。

前兩個階段的研究，雖然思路明確，但還是傾向于泛泛而論，有待于一手資料的微觀比對。一方面，早在索緒爾開設普通語言學課程（1907－1911）之前幾十年，波－俄語言學家博杜恩（1871[1870], 1876，1877）已經提出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一系列核心觀點，并且在索緒爾開設普通語言學課程之前的30年（1877），博杜恩已在喀山大學正式講授普通語言學課程。另一方面，《教程》并非索緒爾手稿，沒有參考文獻；而作為上課講義，即使留下手稿，也并非就有參考文獻，也不一定就將他人觀點一一注明，因為索緒爾從未把講義視為其著作。由此要斷定“《教程》索緒爾”的核心概念是否主要來自（包括雷同、闡發(fā)、修改等互文現(xiàn)象）博杜恩理論，唯一的途徑就是對二者的相應論述加以比對。2011年以后，隨著屠友祥力作《索緒爾手稿初檢》（2011）、于秀英譯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手稿》（2011）、楊衍春譯博杜恩《普通語言學論文選集》（2012）的出版，文本比對的條件逐步具備。

《教程》索緒爾和博杜恩理論的比對，主要從（1）語言學的研究對象；（2）語言和言語的區(qū)分；（3）語言系統(tǒng)和要素價值（聯(lián)想理論）；（4）語言的靜態(tài)與動態(tài)；（5）語音理論等方面條分縷析，進行逐一比對。比對結果顯示，《教程》的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論處處留下了博杜恩理論的印記。證實了謝爾巴（Л. В. Щерба, 1880－1944）1923年的感覺——“索緒爾（教程）與我們所熟悉的原理在許多地方如此相同” （戚雨村1997：55），博杜恩才是創(chuàng)建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其內涵大于索緒爾的靜態(tài)語言學，包括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對比語言學、民族語言學，以及病理語言學、胚胎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的樞紐人物。

由此進一步證實了李葆嘉（1989，2000，2013）的推定：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上，《教程》并沒有重大的原創(chuàng)性建樹（但包含了個人的取舍），而《教程》的旨趣，正如索緒爾（1909）本人所言，“對語言提出這樣或那樣的見解并不稀奇，關鍵在于把各種觀點整合成一個系統(tǒng)?！?（R. Godel, 1957: 29-30；轉引自胡明揚1999：79）——前一句已經表明采用了別人的觀點，后一句說明了自己的目標所在。所謂“把各種觀點整合成一個系統(tǒng)”，也就是，語言的語言學PK言語的語言學，前者勝出；內部語言學PK外部語言學，前者勝出；靜態(tài)語言學PK動態(tài)語言學，前者勝出；語言形式PK語言實體，前者勝出。經過四場PK，索緒爾的所謂“現(xiàn)代語言學”，也就是“以語言符號形式為對象的、內部的、靜態(tài)的語言學”。此種“層層分叉、二項對立、僅取其一”，未免顯露出學理上的偏頗和心理上的偏執(zhí)。

梅耶的學生，法國功能語言學家馬爾丁內（A. Martinet，1908－1999）早年推崇索緒爾理論，其《普通語言學原理》（1960）曾被毛羅（T. de Mauro）認為代表了索緒爾的觀點。但是在《語言功能觀》（1962）和《功能句法研究》（1975）中，馬爾丁內徹底修正了《教程》中的“二項對立、僅取其一”的偏執(zhí)，一針見血地揭出靜態(tài)語言學的要害：“科學研究的首先要求，就是不能因為方法上的苛求而犧牲研究對象的完整性”。（周紹珩譯1979：182）由于《教程》的影響，要克服人們的思維定勢步履維艱，馬爾丁內如此慨嘆：“功能語言學獲得的任何進展，不論在過去還是將來的一段時期內，都是頂著潮流而動的”。（周紹珩譯1979：184）

也正是此種“二項對立、僅取其一”（偏執(zhí)心理），符號任意性的“神秘主義”（臆想心理），還有《教程》講授提綱的“隨寫隨毀”（強迫心理），引發(fā)了我們最初的好奇心。并且由此追根求源，一步一步還原了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形成過程。

六、學術史的正義之劍

縱觀以往的西方語言學史研究，其根本問題在于——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民族主義傾向，其另一面也就是對更早前輩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視而不見，或故意貶低。長期以來，我們也一直以為語言學史中的種種謎團，主要由于研究者資料欠缺，但是后來發(fā)覺——并非完全如此。

第一條：法勒泡制“比較語文學伽利略”的動機

1869年3月，英國牧師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在其演講《言語的家族》（Families of Speech :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March, 1869）中追授“瓊斯是比較語文學的伽利略”。當代學者勒烏（Nigel Love）寫道：

Comparative Philology grew directly out of and was nurtured by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 and its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those of various (sometimes competing) forms of nationalism. …The point is that in the climate in which Comparative Philology was born and thrived, …it was regarded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honour to be foremost in establishing Aryan linguistic credentials. That was why Sir William Jones was posthumously elected a founder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As F.W. Farrar put it in his lectures to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in 1869, Jones was the 'Galileo' of the subject – a subject otherwise (unfortunately) monopolized mainly by Germans. Farrar expressed the pious hop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English Comparativists 'may save England from the discredit of failing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splendid torch— race which she, most undoubtedly, had the honour to begin.’ （Love 2006: 57）

比較語文學直接植根于當時的政治意識及其特定要求，尤其是從各種（不時會競爭）形式的民族主義中發(fā)展而來?！瓎栴}就是，在比較語文學誕生和興盛的氛圍中，……建構雅利安語的可信證書，被視為民族尊嚴的頭等大事。這就是為何威廉·瓊斯爵士身后被追授為比較語文學創(chuàng)始人的原因。正如法勒1869年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講中那樣，把瓊斯抬高到這一學科的“伽利略”——否則（很遺憾）該學科主要由德國學者壟斷。法勒表達了虔誠而不切實際的希望，即英國的新一代比較語文學家“能夠把英國從失敗的恥辱和輝煌火炬接力賽的落后中拯救出來，而她無疑有過光榮的開端”。

法勒不滿德國學者的壟斷 → 寄希望于英國的新一代 → 宣稱威廉·瓊斯是“光榮的開端”。

然而，學術史就是學術史！法勒的希望必然落空，19世紀的英國，竟然沒有一個知名的比較語文家。遺憾的是，這種泡制神話的心態(tài)，卻被英美語言學家視為理所當然！

第二條：葉斯柏森揭示法英兩國爭奪殖民印度時期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

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在《語言的性質、發(fā)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 33-34）中認為，法國的格爾杜（Gaston-Laurent C?urdoux, 1691－1779）與英國的瓊斯都是“梵語學術研究的先行者”，然而卻把這兩位的各自推崇視為法英兩國在殖民印度時期對文化（梵語）研究領先權上的爭奪。這一看法，大有深意！

瓊斯在《兩周年演講》（The Second Anniversary Discourse, 1785）中有一段話：

All these objects of inquiry must appear to you, Gentlemen, in so strong a light, that bare intimations of them will be sufficient; nor is it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emulation as an incentive to an ardent pursuit of them: yet I cannot forbear expressing a wish, that the activity of the French in the same pursuits may not be superior to ours.（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1807, Vol.III: 20）

先生們，這些調查目標一定讓諸位感到極大啟示，稍加提示即已足夠。我們不必以競爭為動力，頑強地追求這些目標——然而，我無法克制自己表達一種愿望，那就是不要讓法國人在相同領域的探究活動超過我們。

瓊斯的表態(tài)力求委婉，但是無法克制要表達的愿望。

第三條：本費鼓吹德意志精神天空中的最燦爛明星

1869年，德國梵文學家本費（Theodor Benfey, 1809－1881）在《19世紀初以來的德國語言學和東方語文學的歷史，以及對早期的回溯》（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 mit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früheren Zeiten）中自吹自擂：

Sie hat sich sast in allen Zweigen der Wissenschaft geltend gemacht, vorzugsweise aber in derjenigen, deren neuere Geschichte wir kier zu behandeln haben. Auch die Wendung, durch weiche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m ersten Biertheil unsres Jahrhunderts so m?chtig umgestaltet ward, beruht zu einem nicht geringen Theil auf den vorhergegangenen Arbeiten deutschen Geistes und ward einzig durch deutsche M?nner ausgeführt. Der tiefsinnige und geistvolle Bionir der neuen Wissenschaft, Fr. d. Schlegel, die grossen Sch?pfer derselben: Franz Bopp, der geniale Gründer der vergleichenden Methode, Jakob Grimm, der nicht minder geniale Begründer der historischen, der tiese Denker Wilhelm von Humboldt, welcher den Bersuch machte, die neuen Methoden mit der philosophschen Betrachtung des sprachlichen Lebens zu vereinigen, August Friedrich Pott, der umfassendste Sprachenkenner, dessen philosophisch und historisch gebildeter Geist sast kein Proble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berührt und unbefruchtet gelassen hat, jie geh?ren zu den gl?nzendsten Gestirnen des deutschen Geistes himmels. Auch die übrige zahlreiche Genossenschaft ausgezeichneter M?nner, welche zur Entwicklung dieser Wissenschaft beigertragen haben, sind fast ausnahmslos S?hne unsres Vaterlandes.（Einleitung, 1869: 15）

幾乎所有科學分支都表明，我們所經歷的現(xiàn)代史時期取得更好的發(fā)展。在我們本世紀初葉，語言學術發(fā)生了如此強烈的變革，而有關德國學術的相當大部分前期工作，都是由德國人單獨完成的。這門意義深遠和充滿活力的新學科，史勒格爾與以下學者同樣是偉大的開創(chuàng)者——葆樸是比較法的輝煌創(chuàng)造者，格里姆毫不遜色，是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歷史語法的創(chuàng)立者，偉大的思想家洪堡特通過對語言生命的哲學思考，試圖將這些新方法融會貫通，而波特則是最具全面理解力的語言學家，其富有哲學和歷史教養(yǎng)的才智，幾乎不可能對語言科學的問題不產生影響和效果，他們都屬于德意志精神天空中最燦爛的明星。為這一科學發(fā)展作出貢獻的許多杰出人物團隊，幾乎一無例外地都是我們祖國的兒子。

該書的出版（1869）正處于德意志民族主義高漲時期。三年前（1866），普魯士的針擊槍在康尼格拉澤戰(zhàn)役中打敗了奧地利，而兩年后（1871），普魯士在普法戰(zhàn)爭勝利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在此，本費顯露的并非僅是德意志的“傲慢與偏見”，而是張揚的學術上的“普魯士針擊槍”，以至于無視17－18世紀的荷蘭學派。然而，如果與之相比，在語言歷史比較的天空中，“德意志精神的最燦爛明星”頓時黯然失色。

19世紀德國學派主要承襲的就是荷蘭學派的理論方法。針對本費的“傲慢與無知”，我們不得不一針見血——史勒格爾、葆樸、格里姆，還有丹麥的拉斯克都熟悉荷蘭學派的論著，在理論和方法上，“德意志的兒子”沒有任何新的原創(chuàng)性建樹，主要在研究對象（主要是梵語）和研究精度上（比較的細化）有新的進展。

第四條：羅賓斯把澄清其誤導留給讀者

羅賓斯《語言學簡史》（1967）中涉及歷史比較語言學史的部分，資料缺漏、引文未核、論述不當。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的幾次修訂中，對于50~80年代以來其他語言學史家所探索的新資料、新觀點，卻委婉地表示“并不完全接受”——實際上是拒絕。

《語言學簡史》第三版序言（1989）中說：

盡量把重點放在近十多年來同語言學傳統(tǒng)觀念的主要分歧上。我并不完全接受這些新觀點，但是我希望本書能促使讀者進一步學習有關文獻，為他們提供學習的途徑，讓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許譯本1997:4）

羅賓斯寧愿固步自封，而把澄清其書中的誤導留給讀者。

羅賓斯在第四版序言（1996）中說：

對本書作者來說，第四版也就是最后一版了。這一版，除了糾正一些訛誤，并根據(jù)最新的發(fā)展更新參考文獻和注釋以外，在篇幅上也作了一些調整。（許譯本1997:6）

讀者會看到第四版中補充了一些新的參考文獻，但是正文的論述仍然是舊的。

當我們一旦明白了這些玄機，自然就會推出——“史料”的欠缺僅為表象，實際上欠缺的是“史德”……

輕率立論易，而對之反駁則難上加難。這是由于人們通常先入為主，一旦誤說謬論成為通行常識（尤其是寫進教科書），思維定勢就會頑強地抗拒新的切實定論，乃至于引申一系列新的臆想。由此，在學術史研究中，對某一學者的學術評價務必力求公允，要避免有意無意地掩蓋其他學者的貢獻。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尤其要慎用“之父/開創(chuàng)者/奠基人/鼻祖/哥白尼/伽利略”之類的夸飾之辭。當然，我們無法糾正西方一些學人愛找“爸爸”的心理需求。

作為一門開放型學科，學術史的回溯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就意味著，糾正前人之失，彌補前人之疏，拓展研究視野，才為后來者治學術史之正道。

面對謎團，不可不解。澄清臆斷和妄言，不得不亮出學術史的正義之劍！

東亭 李葆嘉 謹識

201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