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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墓志銘是非常獨(dú)特的一種文體。這個獨(dú)特性有兩個方面的體現(xiàn)。一，它主要是向后世廣大讀者介紹墓中死者的生平事跡，而不是以當(dāng)代讀者為主要閱讀對象，但是在撰寫完成后，必須首先獲得死者親屬或者僚屬友朋的認(rèn)可，即必須首先得到當(dāng)代極少數(shù)讀者的同意；二，它雖然像其它文體一樣，產(chǎn)生于紙上，但最終以刻于石上、藏于墓中，直至出土重新問世為歸宿，紙本固然可以像其它文體一樣流傳于世，石本在經(jīng)過歲月的允許出土以后，也可以流傳于世。這樣，為某一死者撰寫的墓志銘，理論上就會有兩個版本——紙本和石本。有的墓志銘，只見紙本，有的則只見石本；而有的墓志銘，紙本、石本，并行于世。比較同一墓志的兩種版本，會發(fā)現(xiàn)有時二者一致（姑且不論文字寫法的不同或措辭用語的小異），有時二者不一致，且差距較大。墓志銘如何從紙上到石上？到石上后，發(fā)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是怎樣產(chǎn)生的？有無價值？考察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深入認(rèn)識這種文體，無疑是有益的。

墓志銘是志、銘兩種文體的合稱。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志銘》：“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則后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若蔡中郎（名邕）集所載朱公叔（名穆）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cè)，遂有墓志，后人因之。蓋于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志銘，其用意深遠(yuǎn)，而于古意無害也。迨乎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后，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題，則有曰墓志銘，有志有銘者是也；曰墓志銘并序，有志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志銘，而或有志無銘，或有銘無志者，則別體也。曰墓志，則有志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有（按：疑衍，或“而”之誤）無志。然亦有單云志，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志者；有題云志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志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quán)厝者，曰權(quán)厝志，曰志某殯；后葬而再志者，曰續(xù)志，曰后志……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志。葬于他所而后遷者，曰遷祔志?？逃谏w者，曰蓋石文……凡二十題?；蛴兄緹o志，或有銘無銘，皆志銘之別題也。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為節(jié)段者，有虛作志文而銘內(nèi)始敘事，其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為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strong>故墓志銘有多種形式，與神道碑、壙銘、碑銘等等，并無實質(zhì)性區(qū)別。本文所論，統(tǒng)稱之為墓志銘；亦以題中冠以“墓志銘”者為主要文例，少數(shù)情況容或有例外。

紙上墓志銘：一個不完整的文本

紙上墓志銘，指的是保存在文人別集，以及詩文總集中的墓志銘。紙上墓志銘實際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文本，留有一些未定項和許多空白項；它的完成，必須先以紙本形態(tài)進(jìn)入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經(jīng)過消費(fèi)者也就是死者家屬的閱讀、改動、認(rèn)可和確定，再藉眾人之手，才能上石，成為石上墓志銘。石上墓志銘，是一篇墓志銘的終結(jié)態(tài)；即使仍然留空，即使形式上再不完備，也是完成態(tài)了。

（一）紙上墓志銘的來歷：多數(shù)讀者都會把紙上墓志銘的撰寫者當(dāng)作墓志銘的唯一作者，其實，從來源看，紙上墓志銘的撰寫者并不是墓志銘的唯一作者。墓志銘撰寫之前，多數(shù)都有死者的行狀，包括紙本的行狀和口述行狀兩種；撰寫者只是墓志銘的筆錄者和加工者，它實際有合作者，有的還不限一名。

清人秦瀛《論行述體例》云：“名公卿大夫之歿，作行狀以述生平事跡，上之史館，謂之公狀。類由他人所撰。狀首先列所狀者之曾祖、祖、考名諱，其例已古。今人于父母之歿，人不論顯晦，位不論高卑，其子孫率自具其先人行事，以乞銘于人。又以子孫不得自稱祖父名諱于文后，托他人之名系之，曰某人填諱。此例不知始自何人，而今文章家明于義法者，亦用之?！彪m然有些絕對化，但所言人沒之后，先具行狀，再乞人撰寫墓志銘，則大體如此。就名公卿而言，撰寫行狀的目的，首先是上呈國家史館，由史館根據(jù)其生平、行事等，擬定其謚號，上達(dá)朝廷，或封蔭后人，或賞加哀榮，等等；其次，則是乞人撰寫墓志銘、神道碑一類文字。其中，又因為時代或者志主身份的不同等而異。如南朝與北朝不同，“南朝由朝廷出面營葬的王公貴族，其墓志的撰寫一般也就是由秘書省諸著作或相關(guān)人員來承擔(dān)，這些人所依據(jù)的資料，只能是秘書省原有的檔案(名臣傳、功臣傳之類) ，所以在名號、稱謂、生平等等方面，是符合有關(guān)規(guī)定的，這與北朝墓志很不一樣?！北背笃冢皵⑹鲋局魃降闹疚呐c銘辭部分雖然一般是委托文士來完成的，但其基礎(chǔ)應(yīng)來自于由喪家所提供的志主之'行狀’”，而“盡管并非墓志制作的行為主體，北魏后期的朝廷仍然以特有的方式參與了墓志的生產(chǎn)過程。從而使得墓志這種本以死者個人為書寫對象、以喪家為制作主體、以后世為默認(rèn)讀者的壙內(nèi)之物，一定程度上帶上了具備當(dāng)代公共性與政治性的社會生產(chǎn)'裝置’色彩。喪家也借由這一過程對自身在北魏后期社會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中的位置感進(jìn)行確認(rèn)與強(qiáng)化”，如死者的贈官、謚號等。就一般人而言，無大功名顯赫事跡可大書特書，無份于封謚蔭，具行狀只是為了乞得墓志銘，以存其人寄哀思。故墓志銘多數(shù)都會交代某人奉狀或者某人乞銘之事。但奉狀、乞銘者，并不限于死者子孫，凡是死者親屬若子若孫，若門生故吏，若兄弟甚至長輩、妻妾，等等，不一而足。今僅以韓愈所撰墓志銘為例以說明之。韓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銘》：“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曰……”這里出現(xiàn)的行狀，由死者之子派遣使者送達(dá)韓愈，以乞銘?！短瞥⒋蠓蛸浰緞讍T外郎孔君墓志銘》：“君始娶弘農(nóng)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于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jìn)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行狀由死者妻弟韋楚材撰寫，而請銘者為其同母兄、弟。《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將葬，公之母兄太學(xué)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苯淮堛懻叨囱孕袪钭珜懻?，則死者行狀由其母兄、夫人、子女中一人或多人口述?！短乒式饔^察使韋公墓志銘》：“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于后，固不朽矣。’寘來請銘”。死者事跡，當(dāng)由其子口述或筆錄。有的墓志銘，則由死者生前托付某人撰寫，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志銘》：“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彼勒呱巴懈叮瑒t對死者事跡生平了解必熟，這種墓志銘，其創(chuàng)作權(quán)似乎應(yīng)該完全歸于撰寫者，但也不能排除另有筆錄行狀或口述行狀的可能。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有的墓志銘，主要內(nèi)容就由口述行狀或筆錄行狀構(gòu)成。韓愈《襄陽盧丞墓志銘》開篇云：“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于職方員外郎韓愈，曰”，下文即由“曰”字撮錄盧行簡的話構(gòu)成：“吾先世”如何，“吾父”如何，“吾母”如何，父母歿事：“先君沒而十三年夫人終”，子嗣情況：“生子三人”，某、某、某各自職官，“女子”出嫁何人，將于何時葬父母于何所，與一般墓志銘內(nèi)容無異，僅敘述者換為其子而已。之后，撰寫者韓愈的直接話語僅為50字左右：“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xué)，獨(dú)行簡以其力馀學(xué)，能名一世；舍而從事于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弊詈笫倾懳?，僅19字：“弘農(nóng)諱懷仁，沂諱璈，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泵鞔鷼w有光《撫州府學(xué)訓(xùn)導(dǎo)唐君墓志銘》云：“（李）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采次其語?！泵鞔_交代自己撰銘“頗”采摘行狀。其《太學(xué)生周君墓志銘》云：“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后者至矣?！蹦怪俱懙膬?nèi)容顯然來自家狀?！独钗┥颇怪俱憽吩疲骸袄铄约尉付拍暝氯眨崞涓咐罹?。先期為狀，來請銘。曰：……狀如是?！彪m然敘述語氣換為自己，但顯然內(nèi)容還是來自其子所撰行狀?！斗侥笍埲嫒四怪俱憽罚骸班l(xiāng)進(jìn)士方范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云……”，以下700字左右的內(nèi)容，都來自行狀，然后是“狀如是”，其馀約200字（含銘文）是其自撰。《陸孺人墓志銘》：“履冰（孺人婿）述孺人狀甚備，予為采次其辭，而為銘曰”，亦交代墓志銘來自行狀。

（二）紙上墓志銘的留空：像其他金石文字一樣，墓志銘也留空。留空，一種是直接留下空格，一種是以“某”、“某某”代替。

葉昌熾《語石》卷

清葉昌熾《語石》卷九論碑志，專有“空格待填”一則云：“六朝唐人造象、墓志，有空格待填之例。如武定六年《偃師縣石象碑》，文首題邑主之下敬造之上，文中'故佛弟子，邑主’之下，皆空八格?！吨兄萁鹗酚浽唬捍朔菤埲?，當(dāng)時待填姓氏耳。又兗州府武平三年一百人《造靈塔記》，'今邑義主’下，亦空三格，此造象空格之例也。《隋太仆卿元公志君》諱　字　智，其夫人《姬氏墓志》，'夫人姓姬，諱 ’下字下，空一格，'姬’下空兩格。兩志'葬于大興縣　　鄉(xiāng)　　里’，地名皆空二格。唐儀鳳二年《淮南公杜君墓志》，'君諱’下空一格，即接'字’，'字’字下又空十二格。光宅元年《宋夫人王氏墓志》，'夫人諱某字某’，諱字下皆空一格。大中元年《馮光清墓志》：曾門皇諱某字某，祖門皇諱某字某，諱字下亦空格，留名字待補(bǔ)。貞元十六年《清河郡張氏夫人墓志》，'貞元十六年葬于’之下，空格留地名待補(bǔ)。又《張頡墓志》，'貞元十　年　月　日，奉靈櫬祔于’，年月日下，'祔于’下，皆空格，留卜葬之時地待補(bǔ)。此墓志空格之例也。”此論雖針對石上墓志銘，但石上墓志銘顯然來自紙上，有紙上留空，石上填寫者；未見紙上填空而石上不填者。

之所以留空，一個原因是死者子嗣等不便直呼其名、其先世名，故在行狀中留空。此即所謂“填諱”。而填諱者往往另有其人，當(dāng)然，也可能是死者親友托名他人。其次，墓志銘的撰寫者，可能也不知道死者先世名諱，故紙上墓志銘仍然留空。再者，撰寫者不能詳知死者后代等具體情形，更不能預(yù)知死者將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葬于何所，故這些內(nèi)容也要留空。

（三）紙上墓志銘相關(guān)信息的缺失：墓志銘是實用性很強(qiáng)的文體，其最終歸宿是上石安于墓穴，但是，紙上墓志的完成，只是全部流程的一半：志主家屬要過目討論甚或修改，定文后再請人填諱，請人書寫、書丹上石、篆蓋，這樣才真正畢工。而這些信息，在紙上墓志中全無。故相應(yīng)地，紙上墓志相比石上墓志，缺失不少信息。

唐李翱《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志銘》，周紹良藏拓本題作《唐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志銘并序》，署“外孫歐陽溪書”，不獨(dú)題名完備，增加“并序”，且有書寫人姓名。唐顏惟貞《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志銘》，石本題作《唐故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志銘》，下署“中大夫行薛王友顏惟貞撰”，撰者顏惟貞之署銜，可補(bǔ)《全唐文》小傳之缺。宋李覯《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志銘并序》，石本題下署“同郡李覯撰，蔡通書，陳備篆蓋”，文后署“黃奕鐫”，比紙本增加書寫者、篆蓋者、鐫字者信息。蔡襄《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署時為“嘉祐七年四月”，而石本題作《宋故朝奉郎通判潤州軍州兼管內(nèi)堤堰橋道勸農(nóng)事上騎都尉借緋劉君墓碣文》，末署“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四月十九日，樞密直學(xué)士、尚書禮部郎中莆陽蔡襄撰并書，陶翼?？獭保?/strong>不惟撰寫時間不同，而且，撰者署銜，及刻字者信息皆為紙本所無。清梅曾亮集中《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志銘》，國家圖書館藏石本拓片題為《皇清誥授奉直大夫直隸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志銘》，下署“上元梅曾亮譔，道州何紹基書并篆蓋”，碑文后署“崔寶慶刻字”。《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志銘》，石本《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毛公墓志銘》，下署“上元梅曾亮撰文，長白倭仁書丹，漢陽葉志詵篆蓋”。凡此不勝枚舉，可謂紙本墓志之“缺”。

蔡襄《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

墓志銘的撰寫，作者不一，有的墓志，志文作者與銘文作者不是一人，這樣，從紙本看，分別載于志文作者和銘文作者兩處的文字，就都不完整，只有上石后才形成一篇完整的墓志。唐盧藏用《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結(jié)尾云：“刊石紀(jì)頌，詞如清風(fēng)?！比鄙巽懳?。而張說集中存有《故太子少傅蘇公碑銘》，銘文為三十二句四字韻文。唐崔湜撰《故吏部侍郎元公碑》，有文無銘；張說集則有《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銘》，有銘無文。張均撰《王府長史陰府君碑》，有文無銘；張說撰《王府長史陰府君碑銘》，有銘無文。這在古代亦屬常見之事。前引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志銘》論云：“云志銘，而或有志無銘，或有銘無志者，則別體也。曰墓志，則有志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有無志。然亦有單云志，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志者；有題云志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志者，皆別體也?！逼鋵嵤且环N誤解，有志無銘、有銘無志，以及“單云志，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志者；有題云志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志者”等等，皆是正體，非別體，只是志、銘分屬異處，未得璧合。此可謂紙本墓志之“失”。

從紙上到石上：墓志銘的完成

就一篇墓志銘而言，其基本生命周期是一樣的：從行狀到紙上，從紙上到石上。石上墓志銘隨死者一起埋入地下，待若干年后重返人世。因為石上墓志銘不能很快進(jìn)入閱讀程序，故其價值的實現(xiàn)，主要依靠紙上墓志銘。紙上墓志銘的客觀載體形態(tài)已經(jīng)相當(dāng)完備，但由于未經(jīng)消費(fèi)，故不是最終形態(tài)。紙上墓志銘是如何進(jìn)入石上的？它進(jìn)入石上，發(fā)生哪些變化？對此問題，我們可從以下幾點(diǎn)考察。

（一）填諱的完成：填諱，本謂子孫為祖先撰寫行狀碑志等文字，請人代寫其祖先名號。填諱，也稱題諱。清錢大昕《題諱填諱》云：“《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侄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即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郞田橡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徐浩碑》一般認(rèn)為是現(xiàn)知最早明確出現(xiàn)“題諱”字樣者。

古人對是否要填諱，填諱的合法性，填諱的意義，已經(jīng)產(chǎn)生異議，且尚無定讞。一種意見認(rèn)為行狀、墓志銘中為先人避諱合于禮的規(guī)定，不避諱是對死者及其先世的不尊重。一種意見認(rèn)為“臨文不諱”古已有之，墓志銘中留諱待填，不是古法，而是一種陋習(xí)，不可??；墓志銘的價值本即在于為死者及其先人后代揚(yáng)名后世，空其名不書，與初衷相悖。一種意見認(rèn)為，墓志銘的諱，可填可不填。今各略具文例以論。

認(rèn)為必須避諱者，如清秦瀛載：“先考?xì){，余竊用其例，于先代世系、名號，并詳述之，而從先考之所稱?；蛘卟⊙桑唬何募殷w例，當(dāng)以韓、歐為法，兗公之表瀧岡也，以皇考稱崇公，而于祖考則稱皇祖考，于曾祖則稱皇曾祖考，皆兗公之自為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刃’皆不書名諱。今人于行述內(nèi)，既直書考之名諱，而于考之曾祖、祖、考名諱，則又從考之所稱，而直書之，不亦悖于禮乎！震川歸氏撰《先妣行略》，于妣之祖稱外曾祖，于妣之父稱外王父，此于妣之祖父且然。蓋韓、歐遺法也?！鼻劐槐芗抑M，遭到別人的嚴(yán)詞申斥，于此可見一斑。

清盧文弨《群書拾補(bǔ)》

認(rèn)為不必避諱，應(yīng)該直接寫出諱字不留空。此論又分幾種情況。清盧文弨《群書拾補(bǔ)·怪神第九》：“今人作父、祖行狀，空其名，請他人填諱，出于近世，非古也?；蛩煊胁惶钫?。本欲揚(yáng)名，而反深沒其名，即并世人尚有不盡知者，況后世乎？此甚不可也。然劭屢斥祖父名，亦所未安?！敝赋鲂袪钪惐緸閾P(yáng)名，避諱不出現(xiàn)名字，反而會深沒其名，但屢斥死者名也不可取。清葉奕苞云：“漢人碑文，云某君之孫、之子，不著祖父諱。隋唐以后，率書之，如陳子昂、顏魯公、白樂天序先世名并不加諱字。竊笑今之人，事事不及古，而狀祖父行略，必屬戚友填諱。偶得宋人《黃裳墓志》，乃其孫中美所撰，末云：'壻進(jìn)士吳容填諱’，在光宗嘉定之三年，此風(fēng)固已久矣。”認(rèn)為填諱乃隋唐以后陋俗，非古不足法。又曰：“東方朔《七諫》恐犯忌而干諱，故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山川等，使之易于為諱?！抖Y》有'卒哭乃諱’之文，以見生者之不必諱也。故生曰名，死曰諱。顏氏云：'名終則諱之?！T巡為常山相，見無極、白石兩碑，與此碑同為光和四年立，而稱巡曰'諱’，何耶？今人狀述先世事跡，至不敢填諱，而用達(dá)官顯者填之。其文愈密，其情愈偽。要自此碑開其端耳。然漢碑中之生稱諱者不一，或當(dāng)時習(xí)俗然也。”以為子孫述先世事跡不敢填諱，不是出于真情，對當(dāng)時填諱之風(fēng)甚為不滿。

認(rèn)為填亦可，不填亦可。袁枚《隨園隨筆》卷二十一有“不可亦可類”條云：“填諱非禮，而周益公行之。今人作祖、父行狀，末書某人填諱，未知起自何時。大抵六朝諱親名過甚，后人遂因而附會之；且必求一顯貴之人，為之列官稱爵而填之，非禮也。按《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而卒哭。虞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諱也?！短垂吩唬鹤淇?，宰夫執(zhí)木鐸以命曰：舍故而諱新。亦卒哭乃諱之義。今人立行狀時，未葬未卒哭，又何諱之填！《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dá)庶人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短垂吩疲恒?，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旌識之。名可書于旌，獨(dú)不可書于行述乎？今婦人狀，亦書填諱。婦人有氏而無諱，又何諱之填乎！況子貢、子思稱仲尼，子路稱孔邱，樂正子稱孟軻，屈平稱皇考伯庸，《春秋》稱臧孫紇，《論語》稱杞不足征，不在其位；《詩》稱亶父、公劉，'克昌厥后’、'駿發(fā)爾私’。曹志為植之子，而上表稱干植無私；杜甫父名閑，詩中不諱閑；《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生遷；李翱《皇祖實錄》曰：公諱楚金；《顏氏家廟碑》曰：公諱惟貞，字叔堅；陳子昂作父墓志曰：公諱元敬。皆自填諱也。以上諸說，汪蛟門先生言之甚詳。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贈曾祖詩》，末書'通真郞田橡填諱’，則填諱之非，由來久矣?！?/span>

但留諱不書，畢竟是多數(shù)墓志銘的做法。而由紙本進(jìn)入石本，諱字則有不少填寫上了。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石本作“夫人諱須蜜多，本姓陸”，?？庇浽疲骸霸?夫人字須蜜多’”，亦誤。宋李覯《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志銘并序》：“公諱某，字某。”石本作“公諱肅，字仲容。”此類甚多，不具。

還有一種情況是：紙上已經(jīng)填諱，卻填錯了，或者名、字有缺。韓愈集中《太原府參軍苗君墓志銘》：“君諱蕃，字陳師。而石本作：“君諱蕃，字師陳?！睗h代有陳蕃，可知苗氏取字來歷。盡管馬其昶說“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也大體可以說得通，但究竟石本的“師陳”，要優(yōu)于紙本的“陳師”。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志》云：“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石本作：“唐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蹈規(guī)，字履恒”。不但名不同，而且增加了字。清代梅曾亮集中《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志銘》：“公諱樹棠，字芾村。”石本作：“公諱樹棠，字蔭南，號芾村?！备恼譃樘?，增補(bǔ)其字。

（二）志主家世的完善：唐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殿中侍御史李君虛中，字常榮。其十一世祖沖”，馬其昶校注曰：“舊注云：據(jù)《元和姓纂》，虛中乃沖八世孫?！迸f注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十一世與八世之間的較大差異。而石本作：“其七世祖沖。”無論七世祖還是八世祖，都要比紙本的十一世善。史學(xué)家岑仲勉先生指出：“計世之法有二焉，一連本身，一不連本身。唐代用后法者多?！眲t石本“七世”顯然善于十一世，“十一”恐為“七”之形近而誤。韓愈文又云：“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笔咀鳎骸叭⑸袝筘┭︾呙谩！北緛恚埍?、石本所言角度不同，可以兩存；但墓志石末有云：“妻兄盧禮源書文”，盧姓與薛氏已不同族姓，所謂妻兄，當(dāng)為后妻之兄；后妻之兄書文時改文，乃是為了提高志主李君知名度，蓋李虛中原配薛氏之父雖為陳留太守，不及薛邕官職（尚書左丞）高。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志》：“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huán)……藏簡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丗大父也”，石本作：“祖曰太子左贊善大夫環(huán)……祖曰太常寺太樂丞鯢。唐興，中書侍郎平章仁師，議刑不孥，其五丗大父也”，右贊善大夫被改為左贊善大夫；某官，具體改為太常寺太樂丞；崔仁師的官職也變了；二世改為五世，是合理的，從唐初至中唐，崔仁師不可能僅為崔簡二世祖。左贊善大夫，在崔邕所撰《唐故鄂州員外司戶薛君墓志銘》中，得到驗證：“大父太子左贊善大夫環(huán)?！碧篇?dú)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曾祖道立，嘗典陜、濟(jì)、陳三州刺史”，而石本作“曾祖道立，嘗典隰、齊、陳三州，封高平郡王”，三州刺史即有二州不同。唐顏惟貞《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志銘》：“父溫恭，修文館學(xué)士、渝州司功參軍事。”石本作“修文館學(xué)生”，從下文“譽(yù)光黌序，位屈巴賓”看，當(dāng)以“學(xué)生”為是。宋王珪《賈黯墓志銘》：“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國家圖書館藏墓志拓片作：“自君之曾祖始徙于穰下”，穰下雖屬于鄧州，但下文云：“今為穰下人”，則石本善。宋曾鞏《壽安縣君錢氏墓志銘》：“曾祖考宣德軍節(jié)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瑤?！笔驹婷鳌爸R”，“高祖”后有“考”字，與前文一致。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志銘》：“先世自順治時移黃陂，籍于商城”，石本作：“先世自黃陂移籍商城”，亦與紙本不同，相對完善。

（三）志主事跡的增補(bǔ)修正：石本交代的墓志事跡，可以增補(bǔ)紙本之不足。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夫人……吳郡人也?！笔咀鳎骸皡强侨艘??！眳强ぃ?；吳縣，縣。后者比前者具體。唐李翱《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志銘》：“八月癸酉”，石本作：“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錄養(yǎng)馬”，石本作：“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僦人與司錄養(yǎng)馬”；“前司隸皆然”，石本作“前司錄皆然”，考上文“及為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錄養(yǎng)馬’”，故當(dāng)為“司錄”。宋王珪《賈黯墓志銘》：“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領(lǐng)文書，澤始去發(fā)喪。若是豈為孝乎？”敘述志主事跡，而“若是豈為孝乎”一句與前文不屬。考石本則作：“益州推官桑澤……既服除，且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若是豈為孝乎？’”不只益州刺史之姓改為桑，“若是豈為孝乎”前，有“君言”等十六字，事件清晰。清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志銘》敘述馮德峋事跡，其中，“補(bǔ)河間府泊頭通判，領(lǐng)四縣堤工”，石本作“民以賊黨四匿，驚恐鄉(xiāng)煽。君每夜巡曙歸，民得安寢。滹沱、官渡為行旅患，榜于舟'過車錢若干’，違者杖。得溺人而奪其金者，罪舟子如律。任三年，旅人大安。二十三年，建礟臺天津，事創(chuàng)行，無諳者，乃令權(quán)天津同知，董其役。尋補(bǔ)河間府泊頭通判，領(lǐng)四縣堤工”，補(bǔ)充了治上的具體事跡；“道光二年，河決東光”，石本作“道光三年，河溢東光”；“總督那文毅公設(shè)局捕盜，君主之”，石本作：“總督那文毅公患多盜，于按察司署設(shè)局捕盜，君主其局”；“尋躡四出，盜不加少，人務(wù)見功”，石本作“四出尋躡，逮捕紛紜，而盜不加少，今一切以多獲盜讞盜為優(yōu)，人務(wù)見功”；“后權(quán)宣化府，興吉士類”，石本下有“丁母憂，服闕，以原官用直隸。訟多旗租，執(zhí)詞繳繞。君履畝定議，獄不再興。及它獄至省者，多君所讞定。十八年，權(quán)知宣化。治民余功，興吉士類”54字；“是科取一人王生”，石本作“郡久無舉鄉(xiāng)試者，至是舉一人王生”；“屢折疑獄”，石本有“民情大歡，群上請借君補(bǔ)是缺。君馳騎諭止。上官為緩君去者數(shù)月”26字；“二十六年三月卒”，石本時間具體到“三月一日”；“君久習(xí)民事”，石本作：“君性孝友樂易，少習(xí)制藝，應(yīng)鄉(xiāng)試，得而復(fù)失。工書。好古圖籍。于錢帛不計較于人。大吏以君之習(xí)于民也，盤錯之事，歸勞于君。官工軍興，竭蹶支應(yīng)，不以自難。而非道求進(jìn)，則恬然不屑”；“官直隸四十年”，石本作“仕直隸后幾四十年”；“通判州縣任，凡十六七”，石本作“通判州縣任，凡十六七年”，意思大不相同。這篇墓志銘，石本記載的志主事跡，遠(yuǎn)比紙本豐富。

（四）志主年歲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況的具體交代：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建德元年七月九日，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石本作：“建德元年歲次壬辰七月辛丑朔九日己酉，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葬長安之北原”，卒時更為具體，葬時則略異。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男三人：長曰初，協(xié)律”，石本作“長曰初律”。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志》：“以叔舅命歸于薛”，叔舅為誰，令人不知；元刊本“叔舅”后小字注：“子厚自謂”，才有所交代。而石本徑作“以叔舅宗元命歸于薛”，清晰無疑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石本作：“元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考崔雍《唐故鄂州員外郎司戶薛君墓志銘》，薛巽“（卒）以元和十五年后正月三日……夫人博陵崔氏，先君二歲，棄二子于武陵”，石本是?！澳耆舾伞保咀鳌跋砟耆?，歸于薛凡七歲也”，“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石本作：“十月甲子，遷柩于路；其明年二月癸酉，祔于墓”；“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 石本作：“丈夫子曰老老……妻之子女子曰陁羅尼，丈夫子曰那羅延”。顏真卿《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jié)度使杜公墓志銘》：“夫人……與子楊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石本作：“夫人……與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其子名換了，表面看似乎無關(guān)緊要而可兩存，其實，可能涉及到其人去世后家庭嫡庶之爭。獨(dú)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乾元二年某月日寢疾，終于揚(yáng)州，春秋若干，某月日，權(quán)窆于衢州?！珰{后十有二載……由是大歷九年夏四月二十七日，公長子居介，及居佐……奉公之輤柩，歸葬于洛陽先使君夫人宅兆之側(cè)……故作銘以刊之于石?！笔咀鳎骸扒炅率?，終于潤州，春秋五十。七月十六日，權(quán)窆于衢州……公歿后十有六載……由是大歷九年夏四月廿八日，公長子居介，支子居佐……奉公之輤裧，歸葬于洛陽清風(fēng)鄉(xiāng)北邙之南陲，申報幽路”，時間具體化，還有變動，紙本子嗣居佐的身份未定，石本居佐為支子則明確，歸葬地點(diǎn)也異。曾鞏《壽安縣君錢氏墓志銘》：“葬于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石本作：“葬于十一月之庚申，墓在南康軍西城之北原”，時間、地點(diǎn)都有清楚交代。梅曾亮《翁母張?zhí)缛四怪俱憽罚骸澳艘缘拦舛四昴吃履橙詹吩嵊谟萆轿鼯P鴿峰下”，石本時間具體為“九月二十一日”，地點(diǎn)為“白鴿峰”。同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志銘》：“女孫一”，石本作“孫二，女孫一”，增補(bǔ)了兩名孫子；“求銘”，石本作“曾亮為之銘，而歸以葬”，無“求”字，作銘者即由被動者變成主動者。

至于自撰墓志銘，必撰于作者生前，為紙本，其撰定之后至卒后信息，紙本皆無，有待于他人之補(bǔ)充，“刻于石上的自撰墓志主要指家世科第和生平履歷由作者自撰，而卒葬月日以及死后贈官等生前無法預(yù)知之事，仍由家人或后人填補(bǔ)”，如千唐志齋所藏盧載自撰墓志，盧載自撰墓志后又活八年，志末由其侄補(bǔ)記；崔慎由墓志的最后一段由其子崔安潛補(bǔ)述；薛丹墓志最后有一行文字，也是家人補(bǔ)述的內(nèi)容。韓愈子昶自撰墓志銘，“而文中卒葬月日皆具，此殆預(yù)為文于前，而卒后孤子書石時增敘卒葬月日也。志于'名某字某’之下有'傳在國史’四字，昶位不甚顯，又無大功，國史亦未必為立傳；即或有傳，安能自知之而預(yù)書于志銘之首？且于上下文氣亦不貫注，顯系其子增入之語也?！逼鋵?，增加的不限于卒葬月日，還有葬所等信息。

石上墓志對紙上墓志的改變

墓志銘從紙上進(jìn)入石上，完成了文本的定型（即使仍然留空）及生命的一半周期。但石上墓志銘在填空、增加的同時，也有意掩蓋、遮蔽志主一些非善甚至惡的活動、事跡，篡改了一些內(nèi)容，甚至與墓志銘撰寫者本意相悖。同時，石本因為材質(zhì)與紙張不同，因為書手及其他多種因素，在上石過程中另會產(chǎn)生一些非人為的改變。

（一）隱蔽、掩蓋一些事跡或事實真相：為死者諱，為尊者諱，本為禮所允許，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石本墓志銘中，這些被諱言的內(nèi)容，往往因為其未出現(xiàn)而不被人注意；人們也因為墓志銘的可信性而忽略志主或者其先世、后人的不善之處或者惡處。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志》，言崔氏父簡云：“始簡以文雅清秀重于當(dāng)世，其后，病惑得罪，投驩州?！倍緹o“病惑”二字。所謂“病惑”，猶言精神失常、昏庸，這與銘文中對崔簡的評價一致：“簡之溫文，卒昏以易?！被枰砸祝皴e亂。柳宗元在前后文中，對崔簡的評價分別采用“惑”、“易”二字，這令人聯(lián)想到《韓非子·內(nèi)儲說下》中所載“惑易”典故：“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瘑栕笥遥笥已詿o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惫柿谠@篇墓志所寫崔簡，是不是有惑易的真實事情發(fā)生，難以猜測，但病惑顯然不是好辭，所以，在石本中不存在，精神失常之類心理疾病，被當(dāng)作“惡”而隱去不書。隱蔽、掩蓋事跡，有時借增加文字來達(dá)到隱蔽、掩蓋的目的。元代虞集撰《張珪墓志銘》，其中關(guān)于延祐七年鐵木迭兒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伯顏之事，《道園學(xué)古錄》、《道園類稿》本皆作“鐵木迭兒復(fù)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倍对念悺繁疽嗉瓷鲜?，則作：“先是，鐵木迭兒復(fù)為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表面上，石本增加“以私讎”三字，是對事件真相的揭示，比紙本更為真實。但實際上，根據(jù)現(xiàn)代學(xué)者的考證，“以私讎”恰恰是對事實的掩蓋：“關(guān)于鐵木迭兒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伯顏事，《元史·英宗本紀(jì)》載：'鐵木迭兒以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違太后旨，矯命殺之，并籍其家。’又載：'上都留守賀伯顏?zhàn)惴t棄市，籍其家?！鞔_顯示鐵木迭兒此舉是奉了答己太后的旨意。泰定帝即位后雖然為這三人平了反，但也只是將罪名全部歸到了鐵木迭兒頭上，為答己太后諱飾?！蓖瑯?，《元文類》本增加“英宗南坡遇弒、張珪密書迎泰定帝即位、泰定帝厚待張珪、張珪誅殺鐵木迭兒之子唆南等事共計389字”，這比虞集所寫紙本墓志銘增加的近400字，一方面屬于“實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彰顯張珪之過失，因為“泰定帝駕崩，兩都之戰(zhàn)爆發(fā)，文宗圖帖睦爾最終擊敗泰定帝之子天順帝阿速吉八登上皇位，從此直到元亡，泰定帝的正統(tǒng)性一直未被承認(rèn)，連廟號也沒有。張珪與泰定帝即位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而其家族又卷入到了兩都之戰(zhàn)中”，五個兒子被殺，家產(chǎn)被籍沒，“至順元年（1330），文宗以珪議立泰定帝，追怨之，又疑景武（按：張珪子）等附上都，復(fù)籍珪五子家資。順帝元統(tǒng)初，曾受張珪知遇之恩的監(jiān)察御史王文若奏：'蔡國張公父祖再世積有勞烈，天歷之初諸子橫罹戕害，官籍其家。宜革正之，以為昭代勛臣之勸?！鄬嫴粓?。張景武兄弟之死成為元中后期一大冤案，直到順帝朝仍未平反。”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是：仁宗、英宗、泰定三朝，都全面否定武宗的朝政，而文宗乃武宗之子，順帝為武宗之孫，即位后自然要否定仁、英、武三朝，擁立泰定帝的張珪及其五子，其遭遇可想而知。虞集的《張珪墓志銘》撰寫于泰定帝時，但蘇天爵編纂《元文類》初刊于順帝元統(tǒng)二年（1334），眾所周知，《元文類》本名《國朝文類》，據(jù)書前順帝至正二年（1342）“皇帝圣旨”及中書省、江浙等行省相關(guān)官方文件可知，該書雖為蘇天爵私人搜輯編纂，但成書后卻被當(dāng)作國家文獻(xiàn)，以與《唐文粹》、《宋文鑒》等相抗衡，彰示有元一代風(fēng)雅，“敷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經(jīng)過官方層層審定，而“去取多關(guān)于政治”。故這兩處大的增加，其實是對順帝朝廷行事的有意掩蓋。

元稹《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銘》

（二）對志主等人評價的改變：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言夫人卒后，“殿下傷神秋月”，石本此句前增加了對夫人的高度稱贊之語：“夫人奉上盡忠，事親竭孝，進(jìn)賢有序，逮下有恩。及乎將掩玄泉，言從深夜，內(nèi)外姻族，俱深節(jié)女之悲；三五小星，實有中閨之戀?！薄般懺弧倍种?，石本再次贊頌夫人：“太夫人早亡，夫人咸盥之禮，不及如事。至于追葬之日，步從輴途，泥行卌余里，哭泣哀毀，感動親賓。桂陽之賢妻，空驚里火；成都之孝婦，猶掩江泉。嗚呼孝哉。”這些評價，不僅使“殿下傷神”不再空洞，也足以增加后人對夫人的積極認(rèn)識。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八中有一篇《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志銘》，近年洛陽也新出土一篇《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銘》，作者都是元稹，志主均是韋夏卿小妾段氏，吳偉斌先生詳勘其六處主要不同：第一，標(biāo)題不同；第二，稱呼不同，即“段氏”和“夫人”之差異，這非常重要，反映出志主地位以及對志主的看法；第三，對志主先世的介紹詳略不同；第四，評價不同，石本用“實命夫人主視之”，紙本“略去'夫人’兩字，僅作'命主養(yǎng)之’”，而“'主視’與'主養(yǎng)’所涵蓋的褒貶之義并不相同，區(qū)別明顯，'主視’者是主人身份，而'主養(yǎng)’者，則顯然是奴仆身份”；第五，石本稱志主“不怨不偪”，紙本作“不怨不德”，“一字之差，一褒一貶，意在其中”；第六，石本銘文評曰“'母以子貴，貴稱夫人’，語義明確”，石本則作“'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仍然在回避'夫人’這一關(guān)鍵性字眼，'貴必因人’一句，褒貶之義在句外。”六點(diǎn)不同，除了第三點(diǎn)外，其實都是對志主的評價在石本中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

改變志主評價的評價，不是簡單之事，有時會引起志主家庭的反對。歐陽修《資政殿學(xué)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fù)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宋人筆記等多記載此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shù)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qiáng)，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申公客尚眾也。余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后碑載初為西帥時，與申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即自刋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獻(xiàn)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鄙鄄渡凼下勔姾箐洝吩疲骸胺段恼旄?，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為館職，以書責(zé)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后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fù)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恼訄蚍蛞詾椴蝗?，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為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睆埌罨赌f漫錄》亦云：“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相，坐黨人，遠(yuǎn)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jìn)擢。后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于國家。希文子純?nèi)蚀笠詾椴蝗?，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jié)，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鄧@曰：'我亦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于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遠(yuǎn)如此?！边@場爭論，導(dǎo)致撰寫者歐陽修對墓志碑志評價人物不再信任，其《集古錄跋尾》九《白敏中碑》云：“其為毀譽(yù)難信蓋如此，故余于碑志唯取其世次、官壽、鄉(xiāng)里為正，至于功過、善惡，未嘗為據(jù)者，以此也。”“毀譽(yù)難信”，可謂深刻。

（三）石材及書手等主觀因素造成的改變：墓志銘從紙上到石上，還會因為材質(zhì)的改變，而產(chǎn)生文本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單純?nèi)藶橐蛩卦斐傻?。而書手書、刻時產(chǎn)生的錯誤，雖屬人為，但非主觀意愿如此。葉昌熾《語石》專列“碑文脫訛涂乙旁注一則”云：“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見一經(jīng)幢，空至十余字。錢竹汀《跋齊州神寶寺碑》云：古人書丹于石，遇石缺陷處，則空而不書。此碑，及《景龍道德經(jīng)》皆然。墓石或限于邊幅，銘詞之尾往往擠寫，或改而為雙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爾，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闕字，即補(bǔ)于當(dāng)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補(bǔ)'棄代’二字，初未詳其義，尋繹碑文，始知此行'懸瓢荷筱之士，離群棄代’，'棄代’二字適當(dāng)石泐，緯繣不明，此二字為補(bǔ)闕也。第十一行'氤氳吐元?dú)庵皥灾謭浴?吐’字下、'堅’字，皆微泐，亦于行下補(bǔ)刊'吐堅’二字。尚有四五行補(bǔ)一字。類此，其筆法與全碑一律，決非后添。”這是說在墓石上刻寫文字，遇到石頭因紋理而裂開，無法刻字，就空而不刻，有時甚至?xí)贿B十馀個空格。有時恰巧空間不夠了，就把結(jié)尾處的銘文擠在一起寫（其實，還有開篇正文就擠寫者，如《唐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墓志銘》，“首二行擠而不勻”），或者改單行為雙行刻寫，甚至漏寫一二句。還有行中間缺字的，就在當(dāng)行之下補(bǔ)上。又云：“碑志訛字、脫文，亦有涂乙?！遁途帯贰稑蛲び洝肺闹?人獲壹錢’，脫'人’字，旁注。又'鄉(xiāng)老重書’，'老’字，古人書碑不拘。又按《高湛墓銘》末四句'昆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哭離長’，'離長’當(dāng)作'長離’，與上'枝’字韻，刻石時未改正。《虢國公楊花臺銘》：'布衣脫粟，有丞相之風(fēng)’，落'相’字，旁注。《李光進(jìn)碑》'旬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點(diǎn)抹去之?！比~昌熾其實只列出脫字、衍字、乙字，而沒有指出訛字。訛字在石本墓志中也較為常見，如唐周遇撰《唐故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志銘》，《授堂金石跋》指出“廿系文之韶矣”一句，“韶即昭之轉(zhuǎn)訛”；而王昶進(jìn)一步辨別：“志書'世’字避諱作'廿’，'珉’字避諱作'【珉缺末筆】’……'皆生之矣’，'之’當(dāng)作'知’，'違裕若是’，'?！?dāng)作'豫’，皆誤字?！碧茻o名氏《唐處士包公夫人墓志銘》，“'恩通己子’，'通’當(dāng)作'過’；'哀墓無容’，'墓’當(dāng)作'慕’?！薄短莆褐莨谑峡h尉盧公夫人崔氏墓記》結(jié)尾處，不但重復(fù)文字，且有顛倒、漏刻而他行補(bǔ)字，致使文意不通：“夫人無子，有女三人：長女隴西李安親妻，中女隴西李又用妻，合祔之期，更俟他歲。無子，有女三人：長適隴西李安親，次適隴，皆已吉終；季女滎陽鄭遇妻，從夫家于秦，道路懸遠(yuǎn)，不克送葬，故西李又用，季適滎陽鄭遇。懼陵谷之無常位也，故銘云：……”此類甚多，不具。

現(xiàn)代學(xué)者把因為刻寫所造成的這些不同，稱為“異刻”。墓志銘的異刻，含有二義，其一是楊克炎《北魏墓志中的同志異刻現(xiàn)象》一文所用，楊文所謂“同志異刻”，指“同一方志石，其上書寫的文字，由于鐫刻的原因，或更改鐫刻方法，或變換鐫刻工具，或由不同刻手鐫刻，從而使其呈現(xiàn)有差別的形體、氣韻、風(fēng)格。”其二是徐沖所用，他在《從“異刻”現(xiàn)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產(chǎn)過程”》指出：“所謂'異刻’，不是指在墓志定型化之后所出現(xiàn)的非典型或不標(biāo)準(zhǔn)的墓志，而是指在同一方墓志之內(nèi)所出現(xiàn)的非正常刻寫……這些異刻現(xiàn)象應(yīng)該來自于墓志生產(chǎn)過程中的失誤、變通、修補(bǔ)等負(fù)面因素，卻也因此而留下了完美作品所不能呈現(xiàn)的標(biāo)識。”包括九類: (1)左方留白；(2)志尾擠刻；(3)志題擠刻；(4)志題省刻；(5)志題記歷官、志文記贈官；(6)志題記歷官、其后補(bǔ)刻贈官；(7)二次贈官；(8)謚號空位；(9)謚號補(bǔ)刻。這些異刻現(xiàn)象，皆非紙本墓志所有，不只是形式問題，不少都會造成文本的差異。當(dāng)然，其中諸如贈官、謚號等補(bǔ)刻的內(nèi)容，與書手無關(guān)，而是涉及到朝廷、喪家等復(fù)雜的關(guān)系。

墓志銘的商品化生產(chǎn)

古代中國商品經(jīng)濟(jì)極不發(fā)達(dá)，而墓志銘卻是古代中國社會的一朵奇葩，其商品化、市場化異常得發(fā)達(dá)。

（一）墓志銘撰寫的模式化：墓志銘的撰寫，很早就存在模式化的現(xiàn)象，這是其商品化的必然表現(xiàn)。清黃本驥《古志石華》云：“前《蕭思亮志》有'龍門之桐，始半生而半死’，此文（按：謂《胡佺志》）亦有是句。蓋唐人作文，已有活套，轉(zhuǎn)相剿襲，要知此語尚不始于《思亮志》也?！贬倜恪敦懯C史·突厥人澈墓志》引用此語云：“余少讀書，見夫舊日三家村冬烘先生，為人寫婚禮書帖，往往編成一種套語，預(yù)備鈔謄，故除郡望外，幾無不大同小異。以此而推，古代民間墓志，如非平生事跡可紀(jì)，或延文人捉刀者，當(dāng)亦難免斯弊?！辈⑴e例說：“例如《安神儼志》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跡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強(qiáng)魏，英賢接武，光備管弦，……公秉和交泰，感質(zhì)貞明，志局開朗，心神警發(fā)，仁惠之道，資訓(xùn)自天，孝友之方，無假因習(xí)?！ā睹⒙迦帯罚┯帧犊禆}志》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跡東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英賢接武，光備管弦，……君秉和交泰，感質(zhì)貞明，志局開朗，心神警發(fā)，仁惠之道，資訓(xùn)自天，孝友之方，無假因習(xí)’（《芒洛四編》）兩段文各五十九字，不同者只姑臧改東周，強(qiáng)魏改西魏，康或得為胡人之后，如曰漢姓，則姓氏書稱康叔之后，東周字總非貼切，可見碑志中姓源文字，常不可信賴也。前志以調(diào)露二年二月立，后志以永隆二年八月立，相去只一年半，且同出北邙，則疑文出一人手，否亦相識，故有此一段鈔填文字。”更有甚者，初唐時期竟有《范雅墓志》、《鄭滿墓志》、《趙昉墓志》、《樂達(dá)墓志》、《張琛墓志》、《韓通墓志》六方，大同小異，甚至用語都一致，這里僅舉其二為例：《范雅墓志》云:“自開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國史家牒之所詳，故存其梗概而已……簪裾弈世，德望相循，□乎不移，自根窮葉……莫不世襲□□， □傳學(xué)術(shù)，編戶悅其仁惠，搢紳揖□風(fēng)規(guī)。時英國華，郁乎斯在。君承茲余慶，膺時挺生，總六藝之精微，罄三端之神妙。幼年底節(jié)，弱歲飛聲…… (貞觀二十二年)葬于邙山之陽，禮也?？帜甏h(yuǎn)，蕪沒德音，乃勒□石，以存不朽。嗚呼哀哉! 乃為銘□: □彼清原，赫哉芳裔，儒秀競馳，清風(fēng)相繼。載誕光儀，才雄冠世，瞻仰難階，溯沿?zé)o際。其一。璵璠播美，蓀蕙傳馨，弱□砥節(jié)，幼歲飛聲。忘懷寵利， □志幽貞，頹齡何遽，奄躐□城。其二。凄涼館宇，寂寞帷筵，長辭皎日，永赴幽泉。玄宮□□，貞石斯鐫，山川革易，蘭菊逾宣。其三?！倍洞筇茦肪ㄟ_(dá)）墓志》亦云:“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國史家諜之所詳，故此略存梗概而已……莫不世襲孝廉，家傳學(xué)術(shù)，編戶悅其仁愛，搢紳挹其風(fēng)規(guī)，令聞美談，郁乎斯在。君承茲余慶，含章挺生，總六藝之至精，罄三端之神妙。幼年砥節(jié)，弱歲飛聲……依仁葺宇，問道通交……(永徽元年四月)廿九日窆于邙山之陽禮也。恐年代浸遠(yuǎn)，蕪沒德音，乃刊斯文，以為不朽。嗚呼哀哉！乃為銘曰:邈彼洪源，赫哉芳裔，儒秀競馳，公侯相繼。載誕光儀，才雄冠世，瞻仰難階，溯沿?zé)o際。其一。璵璠播美，蓀蕙傳馨，實惟華胄，世載英聲……頹齡何促，遽躐佳城。其二。悽涼館宇，寂寞帷筵，長辭皎日，永赴幽泉。玄宮是闢，貞石斯鐫，山川貿(mào)易，蘭菊逾宣。其三?！?/span>

黃氏所謂“活套”，岑氏所謂“套語”、“鈔填”，都揭示出墓志銘撰寫中的另一重要現(xiàn)象：模版寫作，套路明顯。這也是墓志銘類文字異于其它文體的一個表現(xiàn)。閱讀前代墓志銘，可以真切感受到朝代與朝代的不同，同一朝代不同時間段的細(xì)微區(qū)別，包括套語的使用，結(jié)尾格式的變化等等。積極地看，可以稱之為墓志銘的時代特征；反過來看，可以說時代不同模版不同。

（二）職業(yè)墓志撰稿人的出現(xiàn)及墓志的產(chǎn)業(yè)化：這里僅以王化昆《唐代洛陽的職業(yè)墓志撰稿人》為例。王文指出：“職業(yè)墓志撰稿人，包括專門以代為別人起草狀子等文書、家書、墓志文之類為生者，也包括其人有官職或其他固定職業(yè)，但又有文才又有名氣，經(jīng)常受人之托，為別人寫文章者。因為經(jīng)常有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也懶得每次都絞盡腦汁去構(gòu)思，若遇到相似類型的，他們就用過去的底稿，然后根據(jù)不同情況加以修改，即又成為另一篇新文，從而完成任務(wù)(當(dāng)然，若是自己的好友，則另當(dāng)別論)，或者就這樣輕易拿到一筆潤筆費(fèi)。另一方面，由于墓志文是刻于石而埋于地下的，輕易不會穿幫，所以，這類類文就更多地出現(xiàn)在墓志文中，且很少署作者大名。這樣的情況更多地用于宮人墓志，其內(nèi)容幾乎一樣，僅改數(shù)字而已，毫無史料價值，這也早為人們所熟知。但這些宮人墓志當(dāng)為朝廷專職人員所為，宮人之外的墓志文出現(xiàn)如此多的類文，似乎并不為人們所注意。”王文所舉之例，除了前引《范雅墓志》、《鄭滿墓志》等六方出自同人之手外，尚有《劉粲墓志》與《李彥墓志》，《慕容夫人墓志》與《王夫人（玉兒）墓志》、《楊夫人（玉姿）墓志》，《張岳墓志》與《邢弁墓志》、《張瓘墓志》，《唐遜妻柳夫人（婆歸）墓志》與《張君妻秦夫人（詳兒）墓志》，《毛盛墓志》與《楊昭墓志》、《邢仙姬墓志》，《任道墓志》與《宋榮墓志》，《馬忠墓志》與《吳孝墓志》、《劉普曜墓志》，《李清墓志》與《皇甫德相墓志》，《趙安墓志》與《張欽墓志》，都分別出自同人之手。這還僅僅是初唐時期的洛陽情形，其他時代、朝代，其他地方，情況未必都如此，但職業(yè)墓志撰稿人的存在想必沒有沒有疑問。

有些文人，雖然不是以撰寫墓志銘為職業(yè)，但是，撰寫墓志銘為他們帶來豐盛的經(jīng)濟(jì)利益，稱這些人以撰寫墓志銘為副業(yè)大體說得過去。李邕諛墓堪稱有唐一代代表?！杜f唐書·李邕傳》載：“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shù)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碧评钫亍短茋费a(bǔ)》卷中云：“長安中，爭為碑志，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gòu)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于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茍為此也?！边@里有三個信息，一是韋貫堅決不為錢財而撰寫墓志文，這在古代是極為少見的；二是墓志銘市場極為紅火，甚至由不得喪家做主，墓志的撰寫已經(jīng)產(chǎn)業(yè)化。其三，出現(xiàn)了墓志銘職業(yè)經(jīng)紀(jì)人，所謂“造其門如市”者，就是此類角色。宋代洪邁梳理過墓志商業(yè)化歷史，其《容齋隨筆·續(xù)筆》卷六“文字潤筆”云：“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独铉邆鳌?，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月數(shù)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钟小端王沽佟吩娫疲?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w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shù)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荒苤埂⒂礤a祭愈文云：'《父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jìn)之后，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志，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志文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dāng)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dāng)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yīng)歸微之?！n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jié)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境孙L(fēng)猶存，唯蘇坡公于天下未嘗銘墓，獨(dú)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淸獻(xiàn)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fā)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zhí)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zhí)之道也?！碜踊蕬侄埂４颂癫仄浼?。”這里涉及到韓愈、白居易等著名文人，同僚之誼、朋友之情，在赤裸裸的金錢面前，顯得毫無尊嚴(yán)。墓志銘的商業(yè)化，簡直令人觸目驚心。

（三）“諛墓金”與諛墓的真相：最早見于記載的諛墓是漢末蔡邕?！妒勒f新語·德行第一》“郭林宗至汝南”條劉孝標(biāo)注引《續(xù)漢書》云：“郭泰……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弊匝圆焕⒄邇H郭泰碑，其諛墓之多可以想見。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云：“近代碑碣稍眾，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之諛，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fēng)俗?！闭樐挂呀?jīng)已經(jīng)風(fēng)氣化。在前人記載中，韓愈是唐代李邕之后最大的諛墓者，前引其《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銘》，甚至將別人贈送錢財寫入墓志銘中：“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北M管他也在墓志銘中記載曾經(jīng)貼錢為人安葬、免費(fèi)撰寫墓志銘的事，其《登封縣尉盧殷墓志》云：“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己。又為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钡吘共蝗缯樐怪?。

善于諛墓的，絕非只有唐代。南宋洪邁記載詩人向巨源本來貧寒，為人諛墓得錢百萬，購置臨湖閣，尚屬用于雅道：“巨源再為人諛墓，鄭重答謝，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曉，規(guī)作求田計。巨源左遮右紿，如護(hù)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而岳珂《桯史》卷六記宋人諛墓文創(chuàng)作情形云：“孫仲益覿《鴻慶集》，大半銘墓，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dú)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珰耳，亟稱其高風(fēng)絕識，自以不獲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論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嗵拊啤Ｓ嘣诠矢畷r，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于議也。”孫覿為金錢而諛墓，稱頌巨珰，真令士大夫斯文掃地。王明清《揮麈后錄》引翟無逸言載：“孫仲益毎為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為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銘，先遣人達(dá)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dāng)以千濡毫也?！僖嫘萌宦涔P，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shù)，且作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睒氰€《跋傅夢良所藏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云：“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茲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xué)自六經(jīng)、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jì)、志，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dāng)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北M管樓鑰認(rèn)為“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但若言“無所不讀”、“無所不工”不是諛墓，世間恐無諛墓文字了。宋人諛墓，不減于唐人。至于元代，巨儒吳澄被認(rèn)為“為人諛墓，起家巨萬”，明代楊維新《書事》感嘆：“惜哉操觚士，半為諛墓謀?！蓖跛妹馈秵试峒s》亦謂：“近日殷實有力者，不論有爵無爵，一概求當(dāng)代達(dá)官作志，以為泉壤光中，且獎許溢分，增其所無。”清代毛奇齡《敕封文林郎內(nèi)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志銘》云：“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為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夸飾所無有?！边@里有為諛墓辯解嫌疑，盡管非其本意?？梢娬樐箽v朝歷代皆有。需要留意者，有時喪家求作墓志，以他物而非金錢或者縑帛為饋，而以較為高雅之物為贈。唐代崔元亮晦叔遺誡家人云：“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為墓志云爾。”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王禹玉作龐潁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庵集》一部相餉耳?！鳖H為艷羨古人所得潤筆之夥。以古書、名畫、收稿為潤筆，這其實也是諛墓，一種隱秘的諛墓。

諛墓，可能并不是作者本意。但是，既接受志主家屬的金錢或物資作為“潤筆”，撰寫完畢的墓志進(jìn)入家屬手中，家屬增添、刪改一些內(nèi)容，篡改一些內(nèi)容，即使與撰寫者本意相悖，撰寫者恐怕也不便甚至無法修改。像柳宗元《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志》，銘文云：“簡之溫文，卒昏以易?！边@可以看作是柳宗元對崔簡其人的評價；但到石本則改為：“簡之溫文，亦紹其直?！豹q言崔簡能夠繼承其先人崔仁師的正直秉性。這完全將原來的“昏”、“易”之負(fù)面評價，改變?yōu)榉Q贊了。前引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之事，是個極端的例子：只有范純?nèi)首鳛橐淮挤吨傺偷膬鹤?，自己又是太史，敢于公開拒絕接受、刪改歐陽修撰寫的碑文；只有歐陽修這樣的一代文人領(lǐng)袖，自己道德事功方面又卓有建樹，敢于公然反對范仲淹后人刪改他所撰寫的碑文。更多的情形是志主親屬后嗣悄然增刪篡改，而撰寫者苦于收受過潤筆費(fèi)，不敢、不便聲言反對。這應(yīng)該是諛墓的一部分真相。

馀論

墓志銘的真實性多被人懷疑，而以上從紙上到石上的梳理，無疑加重了其可疑性。不過，這不是本文的結(jié)論，亦非用意所在。我們認(rèn)為，墓志銘從紙上到石上，各方面信息量無疑增加了，一些信息被糾正被補(bǔ)充，但有些信息卻反而不可靠，經(jīng)過志主家屬之手的石本墓志會有意隱蔽、掩蓋一些非善的事跡，毀譽(yù)評價文字往往可疑；同時，墓志銘其實是一種消費(fèi)文學(xué)，它的生產(chǎn)過程存在商品化、模式化傾向。然而，這些現(xiàn)象都不足以否定墓志銘類文字的價值，它們整體上畢竟提供了許多真實可信、可資借鑒研究的信息，錯誤不實、有意造假的內(nèi)容畢竟只是一部分。

梳理墓志銘從紙上到石上的過程，首先在于強(qiáng)調(diào)墓志銘有兩個版本，即紙上墓志銘和石上墓志銘，二者可能吻合，也可能不吻合，不完全吻合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在于加強(qiáng)人們對石上墓志銘的認(rèn)識，因為人們往往先入為主地相信貞石的可靠，而忽略其對紙上墓志銘的改變、篡改、隱蔽。這不是說這些改變就沒有價值，而是提醒讀者關(guān)注這些改變，研究產(chǎn)生這些改變的原因。三是突出墓志銘的商品化，加深人們對石上墓志銘文體獨(dú)特性的認(rèn)識，增加一個了解“諛墓”真相的維度，并進(jìn)一步把握石上墓志銘的實質(zhì)。四是通過對從紙上到石上生產(chǎn)過程的梳理，分清撰寫者與喪家各自在墓志銘完成過程中的貢獻(xiàn)和各自的責(zé)任，以考察墓志銘兩種版本出現(xiàn)重大差異的深層原因及其責(zé)任者，以及孰先孰后、誰改變誰的問題。

當(dāng)然，墓志銘的生產(chǎn)過程非常復(fù)雜，在不見石本只見紙本，或者只見石本缺少紙本的情況下，我們應(yīng)該怎樣利用墓志銘？有的墓志銘，經(jīng)過撰寫者兩次甚至三次修改，如錢穆先生考察出黃宗羲曾經(jīng)三次為陳確（乾初）撰寫墓志銘，從中可以見出他對陳確論學(xué)要旨的認(rèn)識和黃宗羲思想之變遷，而梁啟超《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則只知黃宗羲兩陳氏撰墓志銘，據(jù)之為論，固不夠全面。但哪一次改寫更為可靠，上石時以哪一稿為底本？都不容簡單做結(jié)論，須待石本墓志銘的出土方能證勘。本文意在引起研究者使用墓志銘時的謹(jǐn)慎，盡量尋找紙本與石本對勘；不得石本，也要盡量參考史書、他人文集甚至筆記類文字，以避免過信貞石或者過信白紙黑字所帶來的偏失。

初稿于2013年9月

二稿于2014年10月

三稿于2015年7月

- END-

本文原載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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