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中華》（一）
【猜測黃帝】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司馬遷的《史記》是從黃帝開始的，皇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黃帝，是華夏民族實現(xiàn)第一次文明騰躍的首領。黃帝有一個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歷來有不少人認為，炎帝就是神農(nóng)氏。
炎帝的主要業(yè)績比較明確，那就是農(nóng)業(yè)。黃帝要比炎帝進步一點，所謂“軒轅之時，神農(nóng)世衰”。
炎黃之戰(zhàn)，出現(xiàn)在中國歷史的入場口，具有宏大的哲學意義，“血流漂杵”，很多最大的爭斗，往往發(fā)生在文明共創(chuàng)者之間，大多各有莊嚴的持守。
以血緣為基礎的原始部落，逐漸被跨地域的部落聯(lián)盟所取代，出現(xiàn)了“華夏大族”的概念。華，榮也，夏的本意是大。華夏也就是指繁榮的中原大族。
黃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堯舜禹時代。大禹的兒子建立了第一個君位世襲的王朝——夏，夏朝的建立是華夏文明的一個新開端，從此“茫茫禹跡，劃為九州”。傳說時代結束了。
【古道西風】
老子否認自己有偉大的學說，他覺得最偉大的學說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說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按蟆?，在老子看來就是“道”。
老子的道止于流沙黃塵，孔子的道，止于宮邑紅塵。
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yōu)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路上的孔子，一只承擔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用現(xiàn)在的話說：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門，這便是大匠之門。
【稷下】
稷下學宮原址，是曾經(jīng)與無限智慧有光的角落。即便只是一站，也會立即困惑，人類在幾千年間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稷下學宮創(chuàng)辦于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延續(xù)了一百三十多年。齊國朝廷一開始是把它當作“智庫”來辦的，是當時的一所最高學府，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當時的代表人物都來過，豐富、多元、互融。
經(jīng)由稷下學宮，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壯闊合力，進入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shù)最優(yōu)秀的文化之列。成為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筆。
保持思維對于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不參政，卻問政。
柏拉圖創(chuàng)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孔子可能只比釋迦牟尼小十幾歲，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蘇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蘇格拉底小一歲，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二歲，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五歲，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七歲。。。
人類歷史大么長，怎么會讓這么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涌現(xiàn)于一時？為什么后來幾千年的文化創(chuàng)造，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xiàn)在世界上，從此，人來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詩人是什么】
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在低級的生產(chǎn)力還沒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jīng)“以詩為經(jīng)”了。
《詩經(jīng)》里有一種來自鄉(xiāng)野大地的人間情味。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群體的美聲，是一種廣泛的協(xié)調，遼闊的共鳴。它所標志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詩經(jīng)》首次告訴我們，什么是詩；那么，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么是詩人。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xiàn)的偉大詩人?！对娊?jīng)》把詩寫在萬家炊煙，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內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fā)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內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將成為一個橫貫兩千多年的主題，所有的高貴和美好，也都將從這個主題中產(chǎn)生。于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屈原的高貴由內至外無所不在，但他的起點卻是承擔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釀造高貴似乎不可思議，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這位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他所開創(chuàng)的自我形態(tài)、分裂形態(tài)、掙扎形態(tài)、高貴形態(tài)和詢問形態(tài)，在中國文學史上大半失落。
【歷史的母本】
在中國文化史上，讓我佩服的人很多，讓我感動的人很少。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讓我感動的人物。
司馬遷讓所有中國人成了“歷史中人”。《史記》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態(tài)一鳴驚人，成為今后兩千多年歷代編史者自覺效仿的通例。是他，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貫的歷史興趣、歷史使命和歷史規(guī)范，成為世界上罕見的始終有史可尋、以史立身的文明群體。
他給了紛亂的歷史一副有關正義的目光，交給每個中國人一份有形無形的“家譜”。
司馬遷以人物傳記為主干來寫歷史，開啟了一部“以人為本”的中國史。在他看來，所有的時間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惡、氣度、性格，永遠可以被一代代后人體驗。他描寫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種精神模式和行為模式，衍生久遠，最重組成中國人集體人格的重要部件。
這種輕事重人的選擇，使司馬遷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選擇使早已應該冷卻的中國歷史始終保持著人的體溫和呼吸。
散文什么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史記》，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更是中國文學的母本。
【叢林邊的那一家】
文化在亂世中會產(chǎn)生一種特殊的魅力，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間，是“惡之花”。再也沒有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叢林地帶，更能體現(xiàn)這種文化魅力的了。
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
曹操的那幾首詩，已經(jīng)足可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文學家。曹操在文學上高于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生命格局。諸葛亮在文學上表現(xiàn)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天地生命。
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會在瑣碎裝飾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總能夠簡單得鏗鏘有力。
曹操父子三人攏在一起，占去了當時華夏一大半文化。真可謂“天下三分月色，兩份盡在曹家”。我想不起，在歷史的高爽地帶，哪一個名門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濃密和高度上趕得上曹家。
父子三人，權位懸殊、生態(tài)各異、性格不一，卻不約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險峻、人生無常。這些感悟，最集中的體現(xiàn)在他們生命的最后歸宿——墓葬上，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確實是薄葬了。
【千古絕響】
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出現(xiàn)過一批名副其實的鐵血英雄，播揚過一種烈烈揚揚的生命意志。當英雄們逝去之后，歷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來的精神魂魄。
魏晉，就是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無論在世紀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
文化名人成批被殺，一種特殊的人生風范，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魏晉時期的一大好處，是生態(tài)和心態(tài)的多元。
阮籍似乎執(zhí)意要在生命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上鬧出一番新氣象。干脆扯斷了一根根陳舊的世俗經(jīng)緯直取人生本義。人們都說他怪異，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像虱子一樣活著，才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的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嵇康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等可愛人物。嵇康比阮籍更明確、更透徹，因此他的生命樂章也就更清晰、更響亮了。他完全不理會種種教條禮法，徹底厭惡官場仕途，因為他的心中有一個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擺脫約束、回歸自然、享受悠閑?！霸矫潭巫匀弧?。
嵇康把莊子哲學人間化，因此也詩化了。
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志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密土。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重山間的田園】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淀為人格。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不一樣。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來說，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文化人格。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戲反叛型文化人格。對于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文化人格，中國民眾處在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之中。
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的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正是高遠的情懷，有可能主動對自己做邊緣化處理。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彼J為我們既然已經(jīng)跳入大化其間，就要確認自己的渺小和無奈，一旦確認，我們就徹底自如了。徹底自如的物態(tài)象征，就是田園。
田園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短一ㄔ从洝繁憩F(xiàn)出一種近似潔癖的冷然。陶淵明告訴一切過于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理想的藍圖是不可以隨腳出入的。在信仰的層面，它永遠在；在實用的層面，它不可逆。歷來絕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對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認真，陶淵明對他們而言，只是失意之后的一種臨時精神填補。
靜靜的他，使亂世獲得了文化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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