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候，晉、楚兩強南北爭霸，堪稱那個時代的超級大國。進入戰(zhàn)國時代之后，雖然晉國宣告解體，但其后繼者（趙魏韓）在戰(zhàn)國七雄獨占其三，而楚國也一直保持著大國姿態(tài)。詭異的是，在戰(zhàn)國時代笑到最后的偏偏不是晉楚兩個傳統(tǒng)強權，而是偏居一隅的秦國。
自我解體的北方強權
按照通常的說法，公元前475年被看作是“戰(zhàn)國”時代的開始。其根據是《史記·六國年表》從周元王元年開始記事。在這一年的前后，華夏諸國發(fā)生了幾件大事，所以把這年當作劃分時期的標準自有其道理。頭一件事情是，公元前481年，陳國貴族后裔出身的齊國權臣田恒（田成子，上古“田”“陳”同音通用，參考今閩南話“田”dian、“陳”dan）弒齊簡公而立齊平公，獨斷國政。第二件事，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攻破姑蘇臺（在今蘇州），迫令吳王夫差自殺，兼并吳國，越兵遂橫行江淮之間，勾踐號為“霸王”。最末一件事情則是，公元前453年，趙、韓、魏三家聯(lián)合攻滅智氏，從此晉國強族只剩下這三家。
三家分晉前的晉國
這三件事中，“田氏代齊”其實不過是從姜子牙開國一直延續(xù)下來的齊國老店新開，換了一個國君家族而已；吳越相爭則被中原諸侯目為蠻夷相爭不足為道；而第三件事，也就是趙韓魏在事實上實現了“三家分晉”，則是地緣政治上的巨大變局。春秋時期，晉國曾有兩次大擴張。一次是晉獻公時，在齊桓公左一次右一次大會諸侯的時候，晉獻公專心兼并周圍地區(qū)。悶聲大發(fā)財自然是最好的，雖然齊桓公的名聲響，其實晉獻公得到的實惠多，他統(tǒng)一了今霍縣、蒲縣以南的山西南部大部分地區(qū)，以及黃河以西洛水以東的部分土地，奠定了晉國稱霸的基礎。第二次是晉文公、晉景公和晉悼公的三次稱霸，把晉國的地盤擴大到山西以東的河南、河北部分地區(qū)。到春秋末年，晉國北面發(fā)展到山西中部的太原以北，東和東南面越過太行山，發(fā)展到河北西部和河南北部，南面也擴大了黃河以南的土地。據當時楚國人估計，晉的兵力有兵車四千九百乘。春秋時兵車千乘就算大國，晉的力量竟然等于五個“千乘之國”！但晉國這個超級大國卻內耗嚴重。晉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晉國設置六卿，直接掌握并統(tǒng)率六軍。六卿逐漸坐大，竟至架空了國君，“禮樂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別是“悼公以后日衰，六卿專權”。晉昭公去世后，“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時，“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這樣的晉國不僅無法對外擴張維護霸權，而只能與吳國在黃池之會上爭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間的殘酷內戰(zhàn)，待到韓趙魏終于成為六卿混戰(zhàn)最終勝利者時，晉國實際已經解體，國君雖仍在位，早已同虛設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晉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時候，國君只有絳和曲沃兩城，反而要去朝見三家了。宋朝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認三晉為諸侯這件事作為全書的開端。后人往往以此作為“三家分晉”的年代，其實，三晉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了。
三家分晉
頹廢的南方強權
在晉國自我解體的同時，在春秋時期長期與之對峙的南方之強——楚國也衰弱了下去。
春秋后期形勢圖
楚是當時華夏世界最大的國家。春秋末年，它已有現在的湖北全省、湖南、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和半個河南。后來南面把領土擴展到嶺南，東北面取得山東南部，東面滅掉越國，把吳、越之地（今蘇南浙北及上海市）完全收入版圖。它坐擁當今中國南方大部，進可以威脅中原各諸侯國稱霸稱王，退可以以一國之力守衛(wèi)本土，防止他國入侵。這個地最大、人最多的國家，在春秋時一直保持發(fā)展的勢頭。楚莊王“問鼎中原”，已有混一天下的雄心。假使這個趨勢不變，按理順章，由楚來統(tǒng)一全中國，應該不成什么間題。但是楚在戰(zhàn)國時發(fā)展很不順利，屢遭挫折。
戰(zhàn)國形勢圖
然而中國的歷史終究沒有走向這條道路，根子恐怕在于楚國舊貴族的勢力太頑強，他們破壞了一切改革運動，使楚國大而不強。公元前402年，楚聲王竟然被盜賊所殺，可見楚國的內部危機已經到了怎樣地步：宗室貴族勢力強大，貪婪無忌，致使“楚國多盜……盜賊公行而弗能禁”。繼位的楚悼王企圖打破不用異族的舊傳統(tǒng)，任用來楚的魏國名將吳起改革吏治，限制貴族的特權，裁減官吏，集中財力撫養(yǎng)戰(zhàn)士。楚的國勢果然大有起色。公元前383年，楚國攻魏救趙，一直打到黃河邊上。不幸悼王就在這年去世，楚宗室大臣作亂，殺死了吳起。吳起改革的時間很短，改革的內容主要限于軍事，人一死，改革運動也完了。楚國軍政大權仍舊掌握在與楚王同（羋）姓的世襲貴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到楚懷王時，楚國政治生態(tài)更加惡化，內部派系斗爭尖銳。有心振興楚國的屈原，不被重用屢遭流放，最終含恨而死，反而是令尹子蘭這樣無能小人充斥著楚國朝野。
屈原
楚國貴族的腐朽暴虐便利了秦軍的入侵。公元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的郢都。楚國被迫遷都到陳（現在的河南淮陽），受到了空前的沉重打擊。至公元前277年，秦又攻取楚的巫、黔中，設置黔中郡。從此，楚國西部的半壁江山為秦所得。
白起攻楚后的戰(zhàn)國形勢
以后五十年中，秦再也沒有大舉進攻楚國。這時的楚國雖然失掉郢都、巫郡、黔中，仍是一個大國。然而楚國統(tǒng)治者的內心，已經患上了“恐秦癥”。前273年，“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以善“辯”和“游學博聞”著稱的楚國春申君黃歇上書秦昭襄王勸阻，信里的邏輯很奇怪：韓魏是秦的世仇，應當先與楚聯(lián)合討伐之，韓魏既服，齊楚趙燕四國“不待痛而服矣”。而這正是三年后范睢所教秦昭王的“遠交近攻”之計。春申君等于要讓楚國充當秦國的打手之后，再自己去套上絞索。此后，盡管秦軍已經多年不曾進攻楚國，楚考烈王為了避秦，竟遷過兩次都。公元前253年，從陳遷到巨陽（現在的安徽阜陽北）。公元前241年再遷到壽春（現在的安徽壽縣），用舊都的名稱叫“郢”。這種做法很可笑，巨陽和壽春，相去不過二百里，大致相當于步兵三天左右的路程，秦兵能到巨陽，自然也能夠到壽春。楚人當年就是這種樣子：不做一點興國的工作，幾乎是坐在那里等待滅亡。想來想去，也只能用“頹廢”來形容了。
楚國國都的遷移
四戰(zhàn)之地的“三晉”
相比之下，晉國的繼承者們顯得要比楚人有進取心一些。三家分晉之中，趙國取得今山西中部呂梁山以西至黃河東岸的部分地區(qū)，以及山西省北部和東南部的部分地區(qū)，逾太行山并領有今河北省的南部。韓國得到今山西省東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的地區(qū)。而魏國得到了最有價值的一份遺產，獲得了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原晉國本部精華所在。魏都安邑所處的河東（山西西南部）原為晉國統(tǒng)治中心，故而一直到了戰(zhàn)國，魏仍被人們習慣稱之為晉。司馬遷把河東與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太行山東南地區(qū)）、河南（今河南黃河以南地區(qū)）并稱為“三河”，認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是農業(yè)生產發(fā)達、人口眾多的富庶地區(qū)。戰(zhàn)國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推行“盡地力之教”，發(fā)展精耕細作，使魏國富強一時。
李悝塑像
戰(zhàn)國前期，魏韓趙三國在“三家分晉”的基礎上結成聯(lián)盟。魏國就是依靠這個聯(lián)盟相繼打敗齊、楚、秦等大國，進而獨霸中原。從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元年）起，經文侯、武侯兩代，到公元前341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馬陵之戰(zhàn)，魏軍大敗止，足足有一百年出頭，魏國是中原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很自然的，魏國的統(tǒng)治者也自視為春秋晉國霸業(yè)的后繼者。但是三晉的聯(lián)盟是基于恐懼和利益而非基于友誼，當利益發(fā)生沖突時，三晉聯(lián)盟便分道揚鐮了。到了魏惠王時，由于魏國過于強大并顯露出統(tǒng)一三晉的意圖，從而引起韓、趙的不安，并趁其即位之時進行武裝干預，引起三晉分裂，魏國霸業(yè)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了。在這種背景下，公元前361年，魏國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接著開通了以鴻溝為中心的中原運河系統(tǒng)?；萃醺氵@樣的大工程，雄心顯然很大。遷都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在三晉分道揚鑣后將魏國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個大發(fā)展。當時中原的魯、宋、衛(wèi)、韓的君主都到大梁去朝見惠王，魏惠王是很神氣的。
鴻溝
大梁地處中原，“為天下之中”，“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在魏國的強盛時期，這種地緣非常有利于整個國家發(fā)展。然而，一旦魏國的霸業(yè)走向衰落，這種地緣優(yōu)勢就迅速轉化為戰(zhàn)略劣勢。在桂陵、馬陵之戰(zhàn)兩次大敗于齊軍后，魏國一蹶不振。人稱“魏之地勢，固戰(zhàn)場也”，“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阻”，四周和秦、趙、齊等強國相鄰而其處于中心，地緣政治環(huán)境非常不利。這種形勢，古人稱之為“四戰(zhàn)之地”，此后就只有挨打的份了。在這方面，另一個晉國遺產繼承人韓國也好不到哪去。韓國本就是“戰(zhàn)國七雄”中忝陪末座的弱國，連并吞從春秋初期后一直淪為二流國家的鄭國（在今河南鄭州周圍）的過程也顯得艱難無比，幾乎是在以生死相搏。甚至兼并鄭國也只是接過了一個燙手山芋，春秋時的鄭國本就是晉楚爭霸的焦點，韓國繼承鄭國的這一負資產以后，地處“天下之咽喉”，“為秦、魏之門戶”，夾在魏、秦和楚等強國之間，且無險可守，故有“春秋戰(zhàn)爭之多者莫如鄭，戰(zhàn)國戰(zhàn)爭之多者莫如韓”之說。結果，自戰(zhàn)國中期后，韓國始終在夾縫里委曲求全，茍且求生。
戰(zhàn)國長城遺址
至于“三晉”中的趙國，在實行“胡服騎射”的改革之后，在北方攻取中山，攻略胡地，軍事力量大為加強，曾一度成為能和秦國抗衡的強國。但趙國所處的地緣環(huán)境遠遜秦國，不但在西面需要正面與秦軍對抗；在南面需要應對韓、魏的摩擦；在東面需要戒備齊國與燕國；甚至當匈奴崛起后，趙國也不得不在北部邊界保持一支為數眾多的邊防軍，譬如名將李牧在其主持的反擊匈奴戰(zhàn)役中就投入了多達兵車一千三百乘、騎兵一萬三千人、英勇善戰(zhàn)的戰(zhàn)士五萬人、弓箭手十萬名。這自然使得趙國無心也無力如秦國一樣心無旁騖地進取中原。晉國的繼承人們沒有能夠笑到最后實在也是與惡劣的地緣條件關聯(lián)甚大。而秦國恰恰占盡了地利，正如《史記·蘇秦列傳》里所說的那樣，“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
（原標題：春秋戰(zhàn)國時期霸權的交替：晉楚的衰弱與秦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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