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lián)書店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該書實為蕭振鳴先生所著另一種體裁的魯迅別傳。蕭先生從魯迅的家庭出生講起，每個階段以兩個字的小題形式予以分篇，每篇之中再以有價值或有趣的事件作為分節(jié)，通過一個一個的故事來展現(xiàn)傳主的個性人生。
關于寫此書的緣起，蕭先生在前言中講到兩個真實的故事。一是魯迅的公子周海嬰某次到魯迅博物館去辦事，保安不認識他，問他來找誰，這令周海嬰很生氣，說這里就是他的家。還有一次某書商找蕭先生來商議編書選題事宜，蕭先生說魯迅的書很暢銷，可以編一本適合青年人閱讀的插圖選集，未成想那個書商問他，魯迅是誰？
這令蕭先生很無語。為此，蕭先生講到：“然而八十余年來，魯迅成為一種中國文化的符號，忽而被擺上神壇，忽而被拉下神壇，但他始終攪動著中國文化各個領域的波瀾?！?/p>
就我這一代人而言，魯迅的影響可謂至深，他曾經(jīng)也是最最最級的人物，但是很多問題漸漸有了顛覆性的改變，這也正是蕭先生要寫這本《走近魯迅》的原因所在。他同時也提到，時至今日，關于魯迅的傳記已經(jīng)出了50多種，而他的這部新作，不是研究魯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書，而是用近300個魯迅的故事，連綴起來構成一種故事文體的魯迅傳記。他說這本書是寫給青年人看的，故在史料確鑿的前提下注重文學性。
蕭先生在前言中引用了魯迅概括中國歷史的兩句名言：
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
魯迅期待第三樣時代的到來，什么是第三樣呢？魯迅沒說。蕭振鳴也沒有予以文字性的揣測。
我讀到蕭先生的這篇前言時，也有一些感觸，比如他講到的周海嬰，正是在蕭先生的引薦下，我曾在魯博門口與之謀面。當時周海嬰是騎著一輛大摩托而來，一身行者打扮，跟我的想像相去甚遠，我盯著他的面龐努力地想從輪廓上找出魯迅的影子，但是他言簡意賅，完全不客套地直奔主題，打斷了我的遐思。而我當時找他，主要目的是請他在魯迅的著作上簽上周海嬰的大名，這種作法雖然差強人意，但我卻覺得這是自己紀念魯迅的方式之一。
那時的蕭振鳴先生在主持一家名為魯博書屋的書店，書店開在魯迅博物館的側墻上，書店的店員有兩位，其中一位是小董。有一度我的居所離魯博不遠，故時常到那家書店去翻書，后來在小董的引薦下得以認識蕭振鳴先生。后來魯博書屋遷到了魯迅博物館的院內(nèi)，漸漸成了讀書人的據(jù)點，而蕭老板熱情地招待眾人，有如水泊梁山岸前的那位旱地忽律朱貴。
再后來，蕭老板不再主持書店，而是在魯博負責展覽，只要有時間，他就會苦練魯迅體書法，同時收集著與魯迅有關的各種史料，為此寫出了幾本專著，這本《走近魯迅》想來也是以他收集到的史料撰寫而成。
關于魯迅的家世，一直以來有多個說法，比如湖南道州說，乃是稱周氏為周敦頤的后代，但是按周作人的說法：“喜歡往上爬的還可以說是周公之后?！比皇捪壬Q，按照《越城周氏支譜》所言，這一支的一世祖周逸齋乃是在明正德年間帶著兩個兒子，遷居到紹興城內(nèi)，而魯迅乃是周逸齋的第十四世孫。
關于魯迅的本名，不少的文獻都說是周樹人，其實魯迅本名是周樟壽，后來他到南京水師學堂讀書時，他的叔祖周椒生給他改名為周樹人。魯迅兄弟四人，他的三個弟弟分別是櫆壽、松壽和椿壽，椿壽在六歲時夭折了，后來他們?nèi)值芏几牧嗣?，櫆壽改名周作人，松壽改為周建人?/p>
對于魯迅筆名的來由，蕭先生談到，周氏最早使用的筆名是“戛劍生”，即擊劍之人。蕭振鳴說，這個筆名體現(xiàn)了少年魯迅的壯志情懷。1907年，魯迅發(fā)表《人之歷史》等文章時，使用了“令飛”的筆名，后來周海嬰的兒子，即魯迅的長孫就用這個筆名作為了自己的名字。直到1918年，魯迅寫下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才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當年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曾問他這個筆名的含義，魯迅說：
我從前用過的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行之意。
其實魯迅還有很多筆名，比如唐俟、神飛、庚言等。有趣的是，在1928年初，還有人冒用“魯迅”這個筆名。當時有人看到魯迅曾到杭州前往孤山腳下蘇曼殊的墳前題了詩，有人問起魯迅，他說自己已經(jīng)十幾年沒有去過杭州了，為此魯迅特意寫信給在杭州的許欽文和章川島，讓他們了解此事。兩人終于打聽到，題詩的人是西湖附近一名小學教師，此人也確實姓周，但長得不像魯迅，然而他卻稱自己就是魯迅，因為對世風不滿，所以隱姓埋名到鄉(xiāng)下教書，并且說他寫過一本名叫《彷徨》的小說，雖然暢銷八萬多冊，但他并不滿意，還要另外寫一本。魯迅聞聽此事后，也只能在刊物上寫了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
蕭振鳴在文中特意點到魯迅也做過書店老板，1927年春，魯迅曾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在教學之余在番禺學宮附近創(chuàng)辦了名為“北新書屋”的書店。我在廣州尋訪時，兩度去過番禺學宮，在那里沒有看到介紹此書店的文字。此書店是由許廣平的妹妹許月平進行日常經(jīng)營，魯迅也常在書屋內(nèi)與其聊天，后來他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時，北新書屋也隨之停業(yè)，剩下的書魯迅以廉價賣給了廣州的共和書局。
蕭振鳴在本書中談到魯迅的一些趣事，比如魯迅不到一歲時，被送到長慶寺拜一個和尚為師，此寺的主持給魯迅取的法名是“長庚”，長庚乃道家常用名，不知這位和尚為什么給他起這樣的名字。但是從魯迅所寫的文章看，他似乎對和尚也并無多少尊崇，比如他在《我的第一個師父》里，談到那時寺廟的和尚不過是剃了頭的熟人，“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魯迅說他的三師兄就是這樣的和尚，后來三師兄有了老婆，魯迅以此來嘲笑他，沒想到三師兄獅吼般的說道：“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哪里來？”
魯迅曾向弘一法師求得一張書法作品，蕭振鳴注意到魯迅沒有評價這幅作品是好是壞，同時說，1914年魯迅在北京買過100多種，200余冊佛經(jīng)，可見他也研究佛教經(jīng)典。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談到過魯迅與八千麻袋事件的關系，其實我一直不理解魯迅為什么不看重這些原始史料，而蕭振鳴在本書中也提到魯迅曾寫過一篇名為《談所謂“大內(nèi)檔案”》之文，魯迅說這些檔案：“這正如敗落大戶家里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里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
1909年，收存大內(nèi)檔案的庫房塌落一角，幾百萬件的檔案就被搬了出來，此后幾經(jīng)輾轉，到1918年，教育總長傅增湘派魯迅等人去查看這些檔案，魯迅認為這些東西價值不大，故1922年春，歷史博物館將這些檔案賣給了北京同懋增紙店，之后才發(fā)生了羅振玉以高價買回等一系列故事。蕭先生并未對這個故事展開講述，也沒有評價魯迅這么做究竟是對與錯，可見他在一些方面對魯迅盡力回護。比如談到二周兄弟失和時，這樣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作為魯迅研究專家的蕭振鳴，卻這樣的一語帶過：“一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性，兇悍潑辣，持家無度，制造謠言；二是兄弟二人的思想取向產(chǎn)生了分歧?！?/p>
也許是為了表達魯迅人的一面，蕭先生也在本書中談到魯迅曾醉打許廣平，這件事的起因乃是許廣平與俞芬姐妹串通起來把魯迅灌醉，當天魯迅喝了葡萄酒、黃酒和白酒，這可是真正的“三中全會”，可能是魯迅不勝酒力，最后用拳頭打了俞芬、俞芳，同時按住了許廣平的頭。但魯迅怎樣打許廣平，以蕭振鳴愛魯迅之情，他當然只是點到為止。
余外蕭先生還談到了許多有意思的故事，可見他對魯迅生平十分熟悉，而其所講的故事也是順手拈來，通過這樣的小故事，表現(xiàn)出魯迅的方方面面。我翻閱他所贈送的這部毛邊本，因為性子急，乃是先裁后讀，讀到一些章節(jié)時，不由自主的為之會心一笑，似乎看到了有人在非議魯迅時，蕭先生投向對方匕首般的目光。
《觀古識今－－歷代印章及印譜展》，林章松著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20年版
此書為藏譜大家林章松先生所贈，書前有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唐立先生所撰序言，該序提及2019年4月12日，人文學部首次邀請林章松先生來清水灣講學，林先生講座內(nèi)容為《印譜漫談》，這場講座頗為成功，故人文學部中國美術史教授傅立萃老師再邀林先生指導學生印學知識，同時策劃了一場展覽，而本圖錄就是那場展覽的成果之一。
林先生為本圖錄撰寫了《觀古識今》一文，他首先對此四字引經(jīng)據(jù)典一一解之，分別引用了《說文解字》對每個字的釋義，同時轉引了《爾雅·釋詁》《玉篇》《書·堯典》《易林》等典籍中的相關解讀，經(jīng)過一番旁征博引，林先生概括此四字：“就是由了解過去之歷史，認識今天之發(fā)展?！?/p>
接下來林先生分別講述了此次展覽各個版塊的意義，比如展覽中的“吉語印”古璽，他先談到古璽印及篆刻起于春秋，已經(jīng)有了三千余年的歷史，原本古璽印主要是實用，后來逐漸發(fā)展成為富有鑒藏價值和觀賞的藝術品，成為了中國一門獨特之藝術。
從春秋戰(zhàn)國之后，有些印章的印文變成了帶有吉祥或自勉寓意的用語，林先生將這種文字分為“吉語類”、“箴言類”，前者有“李是千萬”“人千萬”“有金”“生富”“安官”等，其中后三種更能凸顯人們所寄托的希望。三千年過去了，人們的愿望沒有發(fā)生質的變化。
林先生說，箴言類璽印反應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思想是以“仁”為中心，能做到“仁”方可稱為“圣人”，但是“圣人”標準奇高，并非人人可以成圣，所以普通文士只要求自己做到較低的處事準則，也就是成為“君子”就行了，因此古璽印出現(xiàn)了“君子士”“宜有君子”等印文。
林先生將“箴言璽”根據(jù)印文內(nèi)容又分為了三類，第一類是“修身箴言”，此次展出的“慎”“明上”“敬事”就屬于這一類。第二類為“明志箴言”，比如“高志”“有志”“得志”等。第三類則為“哲理箴言”，比如“宜民和眾”“思言敬事”等。這種分法頗具獨創(chuàng)性。
對于私印的產(chǎn)生，林先生談到宋元時期形成了印學史上的另一個高峰，這一時期的私印，后世稱為“押印”，其內(nèi)容為姓名、符號、圖案等等為主，同時還有其他民族的印文，比如元代的八思巴文。林先生還談到唐代時期，景教傳入中國，到蒙元時期景教繼續(xù)在中國某個地區(qū)傳播，于是產(chǎn)生了一些“卍”印。這種印章有人認為是牌飾，但林先生認為也兼具印章的作用。
除了璽印實物之外，本次展覽的另一部分則是印譜。林先生提到印學界公認最早的印譜為宋代楊克一輯成的《集古印格》，此譜約成于北宋大觀元年，自此之后的幾百年，先后有《宣和印譜》、趙孟頫的《印史》、姜夔的《集古印譜》等，但這些印譜都已失傳。今日能夠見到最早的原鈐印譜乃是顧叢德的《顧氏集古印譜》，自此之后到明末的七十余年間，統(tǒng)計出版了93種印譜。進入清代，又有大量印譜面世，林先生稱1950年之前流傳有緒或見于著錄的印譜，不下3000余種。
本次展覽中就有《顧氏集古印譜》一冊。林先生稱此譜六冊全本只存世一套，林先生有該譜卷四一冊。即便如此，亦可見此譜在印譜史上的重要地位及珍罕程度?！妒娚椒坑∨e》乃是印譜中的名品，該譜有多個版本傳世，每個版本的冊數(shù)不同，本次林先生拿出的是十冊原印本，乃是陳介祺征求意見本。另外，這次展覽中的《雙虞壺齋印存精粹》乃是一冊試打本。林先生還拿出了一些印譜的稿本，這樣的稿本存世只有一套。
我曾到林先生的府上欣賞他所藏之譜，最令我印象深刻者乃是《丁丑劫余印存》，此譜當年制作了二十套，林先生所藏為第十二套。二十余年來，該譜僅在市面上出現(xiàn)過這一套，而本次展覽林先生也拿出了這套珍藏，可見他為了這次展覽，精挑細選藏品，每一件藏品都有其特殊性，每一部印譜都有著后面的故事，林先生還在圖錄中將每部印譜的序言全部點校出來，同時做了序者小傳，使得這部圖錄不僅悅目，同時也可資考證，具有了工具書的屬性，可謂佳惠藝林。
《梅冷生師友書札》，盧禮陽編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盧禮陽先生所贈，前一段他跟我確認地址，以便擲下該書。然未成想，因為北京疫情再起，快遞竟然不接，致使延拖近兩月余我才收到。本書為大32開平裝，書前附有彩圖十余幅，及梅冷生舊照一張。
關于梅冷生的生平，盧先生在《前記》中有相應介紹，其稱晚近溫州文化圈流傳“事必言籀，言必懷梅”，“籀”乃是指籀園圖書館，即溫州圖書館的前身，“梅”則是此館的老館長梅冷生先生。
多年以前我已聽聞盧先生大名，并且蒙其厚意，長期獲贈他主編的《溫州讀書報》，兩年前，我在溫州地區(qū)尋訪時，由方韶毅先生帶領參觀了籀園，但那次的尋訪時間緊迫，未曾來得及拜訪盧禮陽先生，直到2019年我到溫州圖書館講座時，方第一次得見本尊。盧先生有著恂恂儒者之風，言語不多，然言必中的，我向他請教一些溫州的文人掌故，其均能簡明扼要的給我以點撥。然而，我總覺得他身上有著梅冷生先生的影子，雖然梅館長早歸道山，然其照片中顯現(xiàn)出的剛毅之色，頗與盧禮陽先生的內(nèi)熱外冷相類。
盧禮陽在《前記》中談到梅先生主持館務之前，就已經(jīng)關注鄉(xiāng)邦文獻的安危。1917年，甌海關監(jiān)督署存放著《永嘉詩人祠堂叢刻》的書板，當時有一支軍隊進駐祠署，士兵打算把版片當柴燒，梅先生聞訊挺身而出，與駐軍交涉，終將這些板片轉移到籀公祠內(nèi)。
1941年起，梅冷生接任籀園圖書館館長，時值抗戰(zhàn)高峰，為避免日機轟炸及搶掠，他先后三次把館藏善本轉移到山區(qū)，安排館員日夜看守，直到抗戰(zhàn)后方運回溫州。
2019年乃是溫州圖書館建館100周年，盧禮陽先生點校這些信札，以此作為館慶獻禮。這些信札中亦有關涉藏書之事者，比如項士元給梅冷生的第二通信，盧禮陽考證出該信寫于1953年10月25日。項士元曾任臨海圖書館館長，也是圖書館界的名家，故其所談多涉書林掌故，其在此信中提到：“《四休堂書》輯自秦梗友，當付印時渠已衰病，讎校之役付之一王姓商人，致烏焉亥豕，滿紙皆是，秦老所作序跋、例言亦多不可讀，誠為此刊憾事。”
我近些年也在不同的出版社出了一些書，跟不同的編輯打交道，能夠感受到對方的學識以及認真程度，有時所托非人，令自己氣憤不已，卻也徒喚奈何。故項士元感慨說：“昔人有云，著書固難，刻書亦難，刻書而讎校不能得人，適足為本書之玷?！倍R禮陽先生贈給我的這本大作中，有幾處乃是他用紅筆校改，可見其對作品的認真程度。
在特殊歷史時期，書籍之命運也讓人感慨，項士元在此信中寫道：
敝鄉(xiāng)圖書文物土改之際損失頗巨，楊氏崇雅堂、屈氏精一堂均蕩然無存，一部分為土特產(chǎn)運銷公司收購，運至貴縣及滬江，又一部分則化為灰燼或投入溷圈。及弟自杭返里，慫恿人民政府當軸組設文管會，遠在鄉(xiāng)區(qū)者已難挽救，所幸黃巖、溫嶺、天臺及臨海各城區(qū)文物大多無恙，臺州土特產(chǎn)運銷公司收購貯存之舊書五六間亦經(jīng)躬往檢查，先后從破紙堆中檢得稿本抄本明刻本及鄉(xiāng)先進批校本總逾千斤。
正是因為有項士元這樣的有識之士，才使得一些書籍不至于煙消云散。作者著書非易，出版更難，但損毀卻是一瞬間之事。對于當時搶救出書的數(shù)量，項士元提及：
此間文物部門（附在文化館辦公）已有書籍十萬馀冊，金石字畫及瓷器等不下五千馀件。此次前往登記，又挑選得圖書約四千斤，然人手缺乏，只有義務服務員一人從旁襄助，房屋又甚不敷，只有樓房三間、平房七間，又平房五間，因低濕為解放軍借用，進行殊覺棘手。將來和平鞏固，文化高潮諒當隨之到達也。
那時候，項士元心里充滿著陽光，而手札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它能揭示正式出版物未載的真實。對于手札的點校，我已體悟其中之不易，故翻閱盧禮陽的這部新作時，在感喟之余，也讓我對盧禮陽敬佩有加。
《歷代周敦頤文集序跋目錄匯編》，粟品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去年十月，原國圖常務副館長陳力先生給我來微信說：“我的新同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粟品孝先生研習宋史有年，去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周敦頤文集的編纂史研究》。因研究需要，粟教授曾遍訪群書，用功頗勤，弟甚欽服。粟教授所訪書中，唯兄所藏明弘治本《廉溪周元公全集》尚未得寓目，因兄曾在文中談及此書，涉及一些細節(jié)，與粟教授所見他本頗有差異，因此來信托我轉呈，盼兄開示一二?！?/p>
陳館同時附來了粟品孝先生給我的來信，此信中提及：“從網(wǎng)上得知，您在《拍賣得書瑣談》和《無極而太極》兩文中談及明朝弘治年間藏本、周木重輯的《濂溪周元公全集》（您已出版的大作是否談及？望賜示）。此本稀見，余目前僅知天津圖書館、日本蓬左文庫、京都大學和您處有藏。前三家藏本均已調(diào)查，惟不見您的珍藏。從您的披露情況來看，與其他藏本似有微異?！?/p>
對于拙藏與另外三種所藏的區(qū)別，粟先生發(fā)來幾張書影，同時指出，拙藏中原書內(nèi)所附的張濂溪遺像“右下角有'總目八’三字，且放在卷十三之后，與余所見不同（下面右邊兩張分別是日本京都大學藏本和天津圖書館藏本，右下均無'總目八’三字）?！?/p>
其觀察之仔細令我感佩。在我的概念中，書能被研究者所用，乃是藏家之幸，我當然愿意與這樣的專家分享拙藏，然我接陳館微信時正在前往南方尋訪的高鐵上，故請陳館轉告粟先生，待我返京后定往書庫落實細節(jié)。此后的一段時間，我連續(xù)出訪兩次，第二次在曲阜發(fā)生了意外，差點兒命喪糞坑，匆忙返京后調(diào)整了一些天，準備春節(jié)期間前往書庫幫粟先生找出原書，未成想，疫情突發(fā)，而我書庫所在小區(qū)因出現(xiàn)了確疹病例，被列為高風險區(qū)域，小區(qū)實行封閉性管理，待小區(qū)剛剛放松管理，又出了新發(fā)地事件，小區(qū)再次被封閉起來。
屋漏偏逢連夜雨，幾件事情東拖西拖，竟有大半年時間都未能前往書庫為粟品孝先生查書，有負朋友所托，始終令我心有惴惴。然本月初我卻收到了粟品孝先生的信息，他說該書已經(jīng)出版，向我索要地址，得此信令我大感不好意思，無寸箭之功，而受此厚饋，我正式向粟先生表達了歉意。然而他卻說，我給過很大幫助，同時發(fā)來了本書致謝名單，上面果然列有賤名。粟先生的胸懷更令我覺得慚愧。
粟品孝先生在本書的前言中首先談到了周敦頤在理學上的重大貢獻，自宋以來，他在中國乃至東南亞各國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是周敦頤的著作流傳甚少，按照他的好友潘興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銘》中的所述，其著述主要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shù)十篇，詩十卷”。粟先生認為，由于周子在當時地位不高，這些不多的論述原本只藏于其家中，未曾刊布流傳，到南宋初期，隨著理學和周子地位的上揚，其著作開始以《通書》或者《太極通書》等形式在各地刊刻印傳。
最早刊刻的周子著作乃是南宋淳熙十六年道州州學教授葉重開所編的《濂溪集》七卷，此書已經(jīng)失傳。后來朱熹晚年弟子度正用近三十年之功，在嘉定十四年編纂出《周子文集》，但此集編完后是否予以付梓，后世不得而知。粟先生認為，嘉定十四年至寶慶二年，蕭一致刻印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有可能是根據(jù)度正編纂的文集來刊刻的。但此本同樣失傳了，幸而該書的目錄附在了明弘治年間周木編刻的《濂溪周元公全集》之后。
宋度宗咸淳末年，有學者在江州編刻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此本國家圖書館有藏。周子全集在元代的刊刻情況，僅趙宗建的《舊山樓書目》有著錄，但元刻本已失傳，明初的《永樂大典》中提到的“周濂溪集”有可能就是趙宗建所見的元刻本。
周木所編《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本，其底本是根據(jù)宋末江州本，然在內(nèi)容上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調(diào)整，但該書流傳不廣，故少有人提及。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大儒張伯行才在北京的報國寺偶然得到了周木編本，大為高興，自稱如獲至寶，而后他對此本進行了編纂，在康熙四十七年編成《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
張伯行所編之本對后世影響極大，在此之后，乾隆二十一年董榕編輯《周子全書》二十二卷，光緒十三年關中大儒賀瑞麟輯《周子全書》三卷，都是以張伯行本為底本。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克明點校本《周敦頤集》同樣是以張伯行本為基礎。這些都說明了周木本的價值，而寒齋所藏正是該本，并且拙藏在一些細節(jié)方面與其他存世的三部有一定差異，這也就是粟品孝先生通過陳力館長找我查證該書的原因所在?？上ш庡e陽差，我失去了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關于周子全集的特點，粟品孝先生總結說：“周敦頤文集從最初的版本開始，就有一個明顯特點，即周子本人的作品很少，主體內(nèi)容是其他人撰述的有關周子的文獻?！彼谇把灾幸耘e例的方式談到，張伯行本卷八有《夜雨書窗》和《石塘橋晚釣》兩首詩，后一詩的小字注中寫道：“舊無此五字，而此詩又連上共作一首，今從《遺芳集》改正?！边@段小注乃是依據(jù)周木所編之集，以此說明，這兩首詩最初是一首，后來被人析為兩首。但中華書局點校本沿而不改，致使后來出版的《全宋詩》也延續(xù)了這一失誤。
周子文集中還保留了不少失傳的宋人詩文，據(jù)統(tǒng)計有13人，共19首詩為《全宋詩》失收，這進一步說明了翻閱原典的重要性。
對于粟品孝先生該書編纂的源起，他在前言中提到，2017年6月，湖南道州召開了周敦頤誕辰1000周年討論會，粟先生在會上見到了湖南省館的尋霖先生，尋先生建議，應當編一本周子文集各個版本的目錄，以便讓讀者藉此了解不同版本的區(qū)別。于是粟品孝先生立即著手編纂此書，他通過各種信息共查閱了宋刻七7部，明刻本19部，清刻本9部，合計35部周子文集的不同版本，而其收錄下限止于1912年之前，之后的版本不再收錄。
本書的著錄方式先是以時代分為宋刻、明刻、清刻三個部分，后有附錄，同時列出了現(xiàn)存周敦頤文集版本概況，及收錄單位一覽表。他對于每一部書先作概述，而后點校錄出原書中的序跋，接下來則是長長的按語，而后把每一版本的目錄及每卷所收篇名一一列出，這可使讀者翻閱本書，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各本周子全集的收錄區(qū)別，故一冊在手，即可將周子文集了然于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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