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一聞 1949生于上海，別署別部齋、得澗樓，山東日照人。幼受庭訓，書法、篆刻得藝壇前輩潘學固、蘇白、方去疾、方介堪、謝稚柳等教誨。20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90年代起歷任國家級書法、篆刻大展評審委員。2005年在山東臨沂“王羲之故居”建立“劉一聞藝術(shù)館”。2015年榮獲全國第五屆書法蘭亭獎藝術(shù)獎。2016年在上海成立“劉一聞大師工作室”。出版《劉一聞印稿》《別部齋朱跡》《中國印章鑒賞》《歷代中國書法精選·楷書》《惲壽平畫集》《印章》《劉一聞楹聯(lián)書法》《中國篆刻》《一聞藝話》《當代名家篆刻精品集·劉一聞卷》等二十余部。
現(xiàn)為文化部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書法、篆刻藝術(shù)院研究員，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書法家協(xié)會顧問、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我和篆刻
劉一聞
猶記少年時代，每到學校放學放假，同學們紛紛都會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福天樂地——或抓鳥逮魚或踢球摔跤，文氣一點的，要不看看小人書和漫無邊際地胡侃海聊。那時的我，總覺得玩那些不夠格調(diào)，便大多呆在家里看看自己喜歡的書，要不跟著長輩問這問那。待我稍大些，自忖一個人總該有些志向才好，便開始留意學些東西，后經(jīng)學校推薦，不料順利地考進了少年宮的學生課余文工團，同時還參加了我一向喜歡的無線電航模興趣小組。其實我自小生性內(nèi)向，一個人的活動最適合我。于是，我從讀書識字起就喜歡寫寫畫畫。
讀中學時，在年級里寫字已經(jīng)小有名聲的我，有一天忽然對刻印發(fā)生了興趣，那曲曲直直形狀奇異的朱文印白文印，竟讓我亢奮不已。于是我又試著擺弄起印章來，直至越來越著迷，越來越不可自拔。為了刻印，我的“數(shù)理化”成績的“紅燈”直線上升，對班主任提出的警告居然執(zhí)迷不悟！說實話，雖然那時我念的是重點中學，國語成績也算相當不錯，但“數(shù)理化”蹩腳至此，怕是連升學都會有些問題的呢。
畢業(yè)那年，“文化大革命”烽煙驟起，一時分配無著，家里人也害怕我出去“鬧革命”，這樣，我便又心安理得一門心思地玩起了刻印的樂趣。家中原本有些字帖印譜，那些年盡管翻來覆去自以為用了不少功，卻依然不見有多大的長進。這時我才想起，該向名家討教才對。名家當然不容易找，更何況我所知道的名家不是被管制，就是已被打倒。
兩年之后，我有幸沒去農(nóng)村而被分配到工廠上班。恰巧，“東方紅書畫社”（上海書畫出版社前身）欲出版一部集體創(chuàng)作的以革命樣板戲唱詞為刻印內(nèi)容的《新印譜》，而正向社會征稿，未出茅廬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前去應(yīng)征。大約過了一周的時間，一天上中班，傳達室通知我聽電話，孰料電話那頭傳來一句“我是方去疾”的渾厚聲音，那可是我傾慕已久的篆刻名家方去疾先生啊，方先生通知我第二天就去南京東路422號二樓（出版社所在地）開碰頭會確定印稿。我興奮極了。
“東方紅書畫社”出版組的辦公室不大，里面放了三、四個寫字桌。我進門時，只見坐位上有位頭發(fā)略白大約五十多歲的氣派男子，正神采飛揚地面對另一位年紀略大而個子卻小的“老夫子”談興正濃。我一時分不清哪一位是方先生。正在這時，其中那位身材魁梧者側(cè)過身子首先向我問了名字打了招呼，然后站起來介紹說，這位是單曉天同志（那個年代的時興稱呼），我是方去疾。方先生比我原本想象中的年齡，顯然輕了很多，尤其是他那舉手投足時的獨有風度，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這以后，我除了經(jīng)常向方先生請教和《新印譜》相關(guān)的簡化字刻印外，同時也將自己的摹古篆刻習作，不時拿到方先生桌上，而每一次方先生都會在極仔細地看過之后，總會提出若干些問題。如今回憶起來，1976年初夏，距今似乎不久的我被借調(diào)至方先生身邊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難忘卻的美好時光。
我和方先生的交往，不知不覺間竟然已近三十年。這期間，方先生的住所從原先狹窄朝北的漢口路，搬到了較前大為寬敞的離普希金塑像不過百米之遙的岳陽路，之后，方先生的創(chuàng)作熱情空前高漲。此間，我也前前后后地搬了三次家。那些年，除了我一直不間斷地去請教外，方先生偶爾也來我家坐坐，記得我的四川路虹口舊宅，他就來過好幾次。先生、師長來后輩人家作客，向來被看作是一件很榮耀的事，因此每次方先生的到來，我的激動心情可想而知。隨著日漸熟識，我倆的交往從最初的純粹印學之道，而至家長里短無所不談，興致高起來，甚至還會開上句把玩笑話或者來上幾盅。
在創(chuàng)作上學問上，方先生的嚴謹是人所皆知的。治學時不找到充分證據(jù)，他決不輕易下結(jié)論；一方印章章法未妥，他決不輕易動刀。數(shù)十年來一貫如此。記得初識方先生不久，我曾以《新印譜》中他所刻制的一方仿古璽風格的“抗嚴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陽”白文印相詢問：此刻印章讓人讀后感到如此健暢明快，其創(chuàng)作過程是否亦頃刻一就？先生笑而答曰：“十七分鐘?！鄙灶D又說：“你可知道這方印面的布局，我可是用了整整一個星期呢？”——這豈可同日而語的兩個時間定數(shù)，令我思索良久，它至少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這種在創(chuàng)作上所謂一絲不茍的態(tài)度，確實是很少人能夠做到的，如果這一點真正做到了，則便可說是已經(jīng)具備了日后出類拔萃的基本質(zhì)素。
這許多年來，我的確領(lǐng)教了方先生的嚴格。他的直言不諱的真誠性格，不知給多少人們帶來創(chuàng)作上的啟示和幫助。在向方先生討教的這么多年，我不曾記得他對我有過哪怕是一次贊揚的話，然而越是這樣，卻越能讓人們感受此中的珍貴之情。
蘇白老師是我的業(yè)師，我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從一開始，舅父說好了給我介紹一位篆刻老師的。1972年秋天，我隨家母去青島省親，舅父說你既然這樣喜歡刻印，那就給你介紹一位老師吧，但他是脫帽右派呢。母親一聽害了怕，立即代我表示了拒絕的意思,以至于說好見面也沒見成。但我仍固執(zhí)地向舅父要來了蘇老師的地址。一回上海，我就急不可待地向蘇老師發(fā)信，并不敢說實話地企圖解釋那天未能前去拜見他的原因。蘇老師很快就回了信，他似乎并不介意見面的事，言語中就象對一個老朋友似地通達和善解人意，他同時向我表示，只要愿意學，他一定當回事地好好教我。
那個年頭的我，對于學習書法篆刻真可說有種饑渴感。每一次刻完印章，我就立即寄給蘇老師，頂多三、五天，蘇老師就會回信給我。為了不讓母親為我擔憂，我又措辭含蓄地讓蘇老師把信寄到我當時上班的廠里。同事們看到門房間信箱常常有寄自青島署名“蘇白”的來信，都以為我在青島找了如此好聽名字的漂亮女友，有的同事甚至還提出何時能把“蘇白”帶到上海，讓大家飽飽眼福呢。
時間一晃就是幾個月，就在這一年春節(jié)，我實在抑制不住對蘇白老師的思念之情，便利用節(jié)日休假，坐船去探望老師。蘇老師家在青島市區(qū)一條鬧中取靜、曾有不少文化人在此居住的名叫觀海二路的一處地下室里，房間雖小還一分為二，外加一間自己搭建沒有窗戶的簡易廚房。我至今仍然難忘和蘇老師第一次見面時的激動情形。蘇老師個頭不高，看上去身體虛弱，但透過鏡片的雙眼，卻顯得分外有神——我看得出這是一種被人冷漠已久而內(nèi)心又充滿激情的眼神！蘇老師久久地握著我的手，一直似乎想說些什么，卻始終什么也沒說出來。
這以后，我差不多每隔一年半載，總要去青島一次看望老師。因為時間之故，每次我頂多只能呆兩天，我多么希望天天都能在蘇老師身邊，看他刻制印章，聽他講講印章學問啊。慢慢地我知道，蘇老師當年在山東德州任團市委干部時，因為人梗直說話坦率而被劃上“右派”的。他從事印學研究和篆刻創(chuàng)作，差不多已有將近五十年的光景。蘇老師年輕時就喜好鄧散木的作品，鄧先生亦曾為“右派”，蘇老師自稱是“臭味相投”地向這位“未面之師”求教了整整八年。他還說，歷次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對人生態(tài)度改變很多，他曾決意從此不再去碰這些“封資修”的東西而一度學做木匠打發(fā)人生。孰料偶然間結(jié)識了年輕的我，使他重新又喚起了對生活對藝術(shù)的希冀和熱情。
蘇老師在印論上造詣尤深。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剛調(diào)入青島工藝美術(shù)所不久的蘇老師來滬公差，我便安排他和方去疾先生見面，歡晤之下，方先生極其賞識蘇老師在創(chuàng)作上和理論上的獨到見解，并稱贊蘇老師為山東印學第一人。
從1972年10月，一直到1983年5月蘇老師去世為止，我們之間的通信始終未有間斷，僅老師寄給我的信就有四百封之多。我想如果哪一天把這些信箋整理出來，那該是一部多么精彩的充滿著師生情誼的中國現(xiàn)代篆刻史話！如今，我自己也帶了不少學生，每當我回想起往日追隨蘇老師的樁樁往事，眼前總會浮現(xiàn)出蘇老師無比親切無比真摯的臉龐來。
方介堪先生是我在上海結(jié)識的。1975年十月間，方先生來上海小憩，住在位于黃河路上的女兒方丹文家。經(jīng)他的弟子韓天衡兄作介紹，使我有幸拜見了這位心中景仰已久的印壇泰斗式人物。在中國近現(xiàn)代藝壇，如果說畫壇的代表人物是張大千的話，那么，印壇的代表人物就該是方介堪。
我最初知道方介堪先生，是在年輕時曾讀得他早年勾摹編撰出版的一部叫《古玉印匯》的線裝印譜。當時我曾將方先生勾摹的若干印子，和原拓印蛻屢屢比照，一遍下來，竟然找不出有何不一樣的地方。這使我不得不從心底里佩服方先生的精深功力。
我當然知道方介堪先生是近代書畫名家趙時棡的弟子。除方之外，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一時喻亮的，還有平湖陳巨來和吳縣葉露淵兩位。在我懂得一點篆刻皮毛的時候起，我就知道上海篆刻界有方、陳、葉“三架馬車”的聲名。以鄙之見，從藝術(shù)風格上說，陳巨來的作品精工，葉露淵的作品靜穆，方介堪則以典雅勝。
記得那天我第一次去看望方介堪先生，是在傍晚時分，進門只見方先生正在埋頭刻印。臨窗的一只小書桌上放滿了已寫好印稿的式石料。我忍不住瞥了一眼，那方刻了一半的白文印面居然是“壯暮堂”（謝稚柳先生齋室名）！
面對著這位我心目中形象高大的印壇前輩人物，我緊張得手足無措手心直出冷汗。方先生在仔細看過我的習作之后，似乎印象還不壞，便和藹地一邊讓茶一邊和我聊起些與書畫藝術(shù)相關(guān)的話題，談話中說到上海的不少老書畫家如謝稚柳、唐云都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呢。并說此趟上海來，一來看看女兒，最主要是想會會這些相知多年的友人?！爸x先生昨天還請我在國際飯店吃飯呢?！闭f這話時，方先生的一臉快樂神情溢于言表。打這以后，我和方介堪先生便開始了十多年的交往。雖說這種交往基本上是通過通信方式，但每一次方先生到上海來，總不忘把我叫去，或喝幾杯酒，或說說藝術(shù)，再不就聊聊國家大事。
早在方介堪先生的青年和壯年時代，就曾兩度來滬謀業(yè)。年未三十便任教于上海美術(shù)?？茖W校、新華藝專和中國藝專授篆刻課?？箲?zhàn)爆發(fā)后被迫離開滬瀆，后復(fù)返上海，未久因厭都市紛繁而重歸永嘉老家，從此便長住溫州，直到他終老。
平心而論，象方介堪先生這樣的藝術(shù)大家住在溫州一隅，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生憾的事。大家都知道，過去的溫州，是座相對單一的經(jīng)濟型城市，雖說不至于被稱作為文化沙漠，但總體說來，彼地對文化的認知和熱情自然是遠不如北京、上海的，甚至不能和杭州、南京等地相提并論。從這一點上講，方介堪先生身居彼地的無可估量的自身價值和上海一地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語，這不能不說是對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一種消極和無奈呢。
1986年秋天，我去廈門公干，就要返滬時，決意去溫州看看多時沒有聯(lián)系的方介堪先生。當天下午，午憩后老人正在專心讀報，我的突然到訪，讓他感到格外興奮，竟然幾次想折身起臥。那幾年，方老患上了前列腺肥大癥，根據(jù)醫(yī)生意見，對泌尿系統(tǒng)才做“改道”不久，這對當時已經(jīng)八十六歲耄耋之年的老人來說，思想上和肉體上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原先的打算，那次去溫州，主要是探望久病的方介堪先生，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能和老人合個影，哪怕是在床頭的，也算是一種奢望和不虛此行了。孰料方老在得知我的想法后很表贊成，說：“你來我非常高興，我非但要拍照，還要寫字給你哩?！闭f得我一時語塞。
次日上午，方老特意請理發(fā)師為他整理一番，還換上了整潔的藍褂子。就在眾人將方老慢慢抬下地的那一瞬間，我分明聽到了他因難忍的疼痛而發(fā)出的令人揪心的叫喊聲。之后整整一個半小時中，老人打足精神地和我照相，萬般艱難地（他的手因長期臥病很少動彈已經(jīng)變型）為我題寫齋名，整個過程讓我激動地直想流淚。
臨告別時，方老把我拉到床邊，以一種近似征詢的口吻說：“解放后，我總共收了三個學生，兩個在溫州一個在上海（即當時的溫州博物館副館長林劍丹、溫州書協(xié)副主席馬亦釗和上海畫院副院長韓天衡），我打算把你作為我最后一個學生，你覺得可妥當？若允，我將把‘丙寅重陽后第九天’這一內(nèi)容寫進我的《年譜》?！鄙窀ξ炊ǖ奈?，此刻可真是倥傯萬分了，我，一個十分淺薄的區(qū)區(qū)后學之輩，居然也能忝列于方介堪的巨麾之下么？我知道這是堪師對我的鼓勵，這無疑是一份莫大的殊榮。
一晃眼，方介堪老師離開我們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每當我看到他一臉慈祥的照片，總感覺親切如昨。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