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湖南，第一印象就是湖南衛(wèi)視，然后就是湖南衛(wèi)視的快樂大本營，謝娜、沈夢辰、柳巖這些明星，好像湖南文化只有這些娛樂文化。 其實湖湘文化內(nèi)涵十分豐富，只不過我們被湖南的流行文化所遮蔽，而看不到湖南主流文化的內(nèi)涵。
湖南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有人說：“一部湖南史半部中國近代史”，湖南人同時也被稱為中國的普魯士人，中國的愛爾蘭人。
19世紀之時，中國的湖南人、德國的普魯士人、英國的愛爾蘭人是當時最倔強的三大族群，普魯士人統(tǒng)一了德國；愛爾蘭人誓死反抗英國的擴張，至今北愛爾蘭還要求獨立呢；中國的湖南人，寫了半部中國近代史，而且集中在政治和軍事領域。
魏源、曾國藩、左宗棠是洋務運動的發(fā)起者，譚嗣同是維新變法運動的發(fā)起者，陳天華、黃興推動了晚清的社會變革，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者。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湖南在文化領域也是人才輩出，沈從文、周立波、田漢、齊白石等人都是湖南人。
為什么湖南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能夠人才輩出？這不得不提到湖湘文化。
南宋以來，湖南人在學風上注重實踐與實用，雖然同為理學，但是楚學更加注重實用，且不存在門戶之見。
提到程朱理學，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空洞”、“無用”，其實不然，朱熹來到岳麓書院以后，湖南的理學學風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改變湖南理學學風的標志性事件就是“朱張會講”。
1167年，朱熹收到張栻的邀請從福建武夷山來到長沙岳麓山，在岳麓山講學2個月，被時人譽為“朱張會講”。
張栻為湖湘學派代表人物，而朱熹為閩學代表人物，兩人在岳麓書院講學時，全國各地1000多名學子匯聚岳麓山，張栻和朱熹在岳麓書院就“中和”、“太極”、“仁”在岳麓書院城南寓所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朱張會講”改變了“湖湘學派”的“空言真理”、“虛而不實”之風氣。
中國傳統(tǒng)學術派別中，湖湘學派和浙東事功學派都講求“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但是湖湘學派更具理學氣質(zhì)，因為理學的誕生地就在湖南，宋明理學的開創(chuàng)者周敦頤就是湖南道州人，所以在“經(jīng)世致用”的同時顯得更為內(nèi)斂。這也就是后期，為什么湖南人在政治、軍事、文化領域有頗多建樹，而在經(jīng)濟領域則少有成就。湖南資源豐富、農(nóng)業(yè)基礎雄厚，但是湖南沒有誕生諸如徽商、浙商這樣大的商人集團。
湖湘文化的精神可以用下面幾個詞來概括，那就是：“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jīng)世致用”，“自強不息”。
如果再簡單一點概括，那就是“勇敢尚武”和“經(jīng)世致用”?！敖?jīng)世致用”的精神來源于湖湘學派的學風，而“勇敢尚武”的精神則來源于更早之前的楚文化。春秋時期，楚人經(jīng)常挑戰(zhàn)周天子的權威，楚王問鼎讓周天子很沒面子，后來楚國被秦國滅國，楚人也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F(xiàn)在的武漢方言仍然有“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這樣的話。
有人說，楚文化不是在湖北嗎？怎么跑到湖南去了？注意，在后來的歷史時期，楚文化有一個南遷東移的過程，在南宋以前，湖南北部是楚文化，而西部、南部則是苗蠻文化、百越文化等。所以湖南文化也是楚文化的一部分。
中國近代就有一句話，叫做：“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句話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得到了集中的體現(xiàn)，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以長沙為中心的區(qū)域進行了持續(xù)將近6年的4次大會戰(zhàn)，在第四次會戰(zhàn)中，日軍攻陷了長沙，但是在這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日軍傷亡10.7萬人，中國軍隊共傷亡13萬人。
長沙會戰(zhàn)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所有大中型城市和省會城市中打得最頑強的一次戰(zhàn)役。
所以說湖湘文化可以概括為：“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jīng)世致用”，“自強不息”，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而不僅僅是湖南衛(wèi)視的娛樂節(ji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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