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科學網(wǎng)馬臻博客
很多本科生對讀研的期待是：導師能管得“松”一點，能讓學生自由安排時間，以便參加社團活動、實習和找工作。
可真正讀了研究生，就發(fā)現(xiàn)有各種各樣的“老板”存在。有的導師提供了辦公條件、實驗器材等“生產(chǎn)資料”，平時不大管研究生，經(jīng)常到校外“跑項目”。研究生即便寫好了論文初稿，導師也沒時間修改。還有的導師對研究生管得非常緊：在實驗室安裝指紋機和視頻監(jiān)控系統(tǒng)，每天到催問實驗進展。還有的導師在校外開工廠，讓研究生當“工人”，結果研究生操作失誤被炸死。
那么，哪樣的導師才是好導師？這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每個老師的指導方式、脾氣性格都不一樣。以下，我介紹我讀研究生期間的兩位導師。
我的碩士生導師是復旦大學化學系的高滋教授。她1933年出生，年齡比我大很多，又是國內(nèi)催化研究的權威。我讀大三時初次聽她的學術報告，既感到她把復雜的學科知識講得通俗易懂，讓我產(chǎn)生了崇敬，又感到一種老教授的威嚴。帶著“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收我為徒”的忐忑，我申請跟她讀研究生。
進了課題組，我才發(fā)現(xiàn)高老師對學生的要求，無論是做實驗還是做事，都極為嚴格。她對我們說：“我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學生如果做實驗不細致、進度緩慢，都會被她嚴厲批評。甚至實驗柜的門敞開著、抽屜沒關緊，她看到后都會當場指出。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系里評獎學金答辯時秀出一張數(shù)據(jù)圖，被一位人稱“黃OK”的老教授指出：“你這張圖就三個數(shù)據(jù)點，怎么能擬合成一條直線？”盡管我一再解釋“這不是直線，而是折線”，“黃OK”還是揪住不放，說我學術不嚴謹。坐在“黃OK”旁邊的高老師臉色非常難看?；氐綄嶒灅?，她拿出她當年在北大進修時和張青蓮教授一起發(fā)表的論文，指給我看圖上的密密麻麻的數(shù)據(jù)點，并責怪我冒冒失失地給她丟臉了。這件事成了高老師開組會時反復提及的“反面教材”。
還有一次，我們學生輪番“搶位子”使用實驗室一臺連著網(wǎng)絡和打印機的電腦，有的人閑暇時上BBS，有的人用電腦打印簡歷和求職信?！隘偪瘛贝蛴『螅蛴C壞了，修一下就被“敲詐”了幾百元。高老師痛心地把課題組的學生和“小老師”都“抓”到她辦公室，狠狠教育了一個下午。大家站在房間的兩側，都低著頭一聲不吭，有的女生還流下了淚水。黃昏的時候走出實驗樓，有的“小老師”本來準備朝西騎自行車回家，卻暈頭轉向朝東走。
那時，課題組成員都很“害怕”高老師，但我能看到她人性化的一面。我們實驗室一套做吡啶吸附紅外的實驗裝置壞掉了。有一次，我的師弟鄧興毅想用這套裝置做實驗，高老師便找到學校里一位已經(jīng)退休的老師傅上門維修裝置上破碎的玻璃部件。她不但自掏腰包給了這位師傅工錢，還親自到裝置跟前，和師傅聯(lián)絡感情。她準備回辦公室繼續(xù)工作時，囑咐我和鄧興毅陪伴著師傅，看看師傅需要什么幫忙嗎。事后，她告訴我：為人處世很重要，不能僅僅給了錢就把幫自己做事的人晾在一邊，那樣太冷淡了。
高老師不但是學術大師，而且人生經(jīng)驗相當豐富。她經(jīng)常會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給我講她的人生經(jīng)歷。她告訴我有一段時間她每天下班后去醫(yī)院照顧一個親戚，白天上班時周圍同事也沒有看出她有什么不一樣。她告訴我她的兒子在美國出車禍后，她趕往美國和醫(yī)院、保險公司到交道的經(jīng)歷。還告訴我以前指導研究生、和國外專家交往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洋溢著一種樂觀精神。
她在修改學生論文的過程中，有時候會把我叫過去，給我細細講解為什么要這樣修改論文。我聽了以后，覺得恍然大悟。她接著告訴我：“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更有強中手，你應該到國外去看看，跟從名師繼續(xù)深造?！?/p>
照片源于網(wǎng)絡
我的博士生導師是加州大學河邊分校化學系的Francisco Zaera教授。他生于1958年，是美籍委內(nèi)瑞拉人。他有種美國式的“職業(yè)化”，和學生的面談從來都是單刀直入、簡短經(jīng)濟。我入學后第一次找他面談，我以為他會像中國導師那樣跟我聊個老半天，不料他只是花了十分鐘和我聊了聊要選什么課、做什么課題，讓我找誰配實驗室的鑰匙。以后的相處中，他只談學術，不談生活，也極少和學生吃飯。
他擔任國際學術刊物編輯，學術水平非常高，也很熱愛科研。他除了上課和參加學術活動（聽講座、參加國際會議），就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撰寫或者修改論文、寫科研項目申請書、審稿，基本上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點。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課題組主頁每過幾個月更新一次，每年有十多篇論文發(fā)表呢。
在我的印象中，國內(nèi)很多導師都在乎學生能不能畢業(yè)，甚至幫著學生做實驗、寫論文。但Zaera教授平時很少來實驗室親自指導研究生，簡直是把博士生當博士后使。有時候儀器壞了，學生自己看說明書，摸索著花了半年時間才修好。這讓初來乍到的學生很難適應，有相當比例的博士生中途退出了。
一直到我2009年回國前夕去拜訪他，他才告訴我這叫“挫折教育法”，簡而言之就是讓學生自己動手去做，去感受失敗的痛苦和和成功的喜悅。但這在我聽起來，就像是斯巴達克人把小孩丟在水里，小孩要么活著成為勇士，要么被淹死。
雖然他從不檢查組員幾點到、幾點走，但課題組科研氛圍非常濃郁。當時組里只有兩三個博士生，但有六七個博士后，個個是驍勇善戰(zhàn)之人。有個韓國人簡直是拼命三郎，他會連續(xù)幾天做實驗，咖啡是一壺一壺喝下去的。實在累了，就坐在電腦前打個盹，但很快就被鬧鐘叫醒，然后站起身操作一下儀器。
每個月學生需要給Zaera教授交月報告，即以書面的形式報告自己取得了哪些發(fā)現(xiàn)，要求圖文并茂?？戳藞蟾?，Zaera教授會通過電子郵件給出評語。打開電子郵件，往往我的手都抖了：他會像審稿人那樣提出很多刁鉆的學術問題：“你為什么要這樣做實驗？”“你的實驗能解釋得清某個問題嗎？”仿佛我挑著辛辛苦苦收割來的稻谷到城里賣，結果被收購的老板百般挑剔。
印象最深的是修改論文。我在那兒寫的第一篇論文，被他在紙上改得體無完膚。我原本以為只需要按照他的意見修改就可以投稿了，但修改好給他后，他又要我做進一步的實驗。我們一來一回修改了六七八遍，花了半年時間，論文才投出去。整得我快“衰竭”了。但一旦投稿，就得到審稿人的好評，幾乎不費什么力，論文就被接收了。以后幾乎我們合作的每一篇科研論文都經(jīng)歷了這樣的過程。他告訴我：世界上95%的論文都是垃圾，他的論文，要成為5%精品中的一部分！
回顧讀研經(jīng)歷的啟發(fā)
博士畢業(yè)后，我又到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做了博士后，最終在復旦大學找到教職，也成了研究生導師。目前的研究生普遍是“90后”，他們思想活躍，希望有更多社交活動和自由度。他們還喜歡和別的課題組的同學攀比。有時候還會抱怨我管得太嚴了。
在開組會的時候，我深情地回憶著當年和兩位導師相處的點點滴滴，然后告訴學生：
讀研的時候別老是想著最好科研任務輕松，又能發(fā)得出讓人羨慕的論文，進而獲得各種榮譽。最重要的是，經(jīng)過這一段“折磨人的歷程”，你學到了什么，無論是學術訓練還是為人處世。自己付出越多，得到也越多！
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性格脾氣和指導風格。不可能由老師來適應學生，一般總是學生來適應老師。不適應課題組，無助于完成自己的學業(yè)。如果自己不能換導師，那只有埋頭苦干，爭取按時帶著畢業(yè)證和學位證離開這兒。
嚴師有嚴師的好。當時我在每個導師的課題組里都有難受、壓抑的時候，有時候是實驗做不出來，有時候是挨了導師的批評、和導師發(fā)生爭執(zhí)，有時候是覺得導師的要求實在太高了。但事后想想，正是這樣的嚴格、這樣的經(jīng)歷，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并且，這些老師帶出的學生，有好些都成了教授或者企業(yè)的管理者。對學生要求嚴，學生才能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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