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主持人介紹了，我從1989年的年初到1997的夏天，有8年多的時間是在瑞典度過的。在那讀書，攻讀博士學位。我住在斯德哥爾摩，在另一個名叫烏普薩拉的大學城讀書，其間有七十公里的距離，常常早上過去，晚上回來，用瑞典語說，就是pendla，原意是“鐘擺”，大概可譯成“穿梭”。時間長了，又是學人文專業(yè)的，也就認識了一些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教授。文津講壇請我來講演，我想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想講講諾貝爾文學獎是怎么回事？怎么形成這個獎？怎樣進行評選？它代表什么樣的標準？
我想分別講這樣六個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評獎標準、選擇范圍、評選過程、關于地區(qū)分布問題、關于諾貝爾獎和中國。希望能留出一點時間在講完后討論。
一、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
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與一個人相關，這就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諾貝爾原本并非文學中人，他是一位化學家、工程師、發(fā)明家和武器制造者。諾貝爾有眾多的發(fā)明，據(jù)說一生擁有355項專利。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改進了硝化甘油炸藥，使這種炸藥的安全生產(chǎn)、運輸和使用成為可能。我們知道，火藥本來是中國人的發(fā)明，是四大發(fā)明之一。不過，中國人發(fā)明的是黑火藥，由硝、硫、碳這三個成分組成。從18世紀起，一些歐洲人開始試驗新的火藥。諾貝爾在發(fā)明一種稱為達納炸藥，并使它的安全推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型炸藥推廣了，改進了武器的制造，也為他掙了很多的錢。他在臨死之前，想用這些錢做一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情，于是簽了一個遺囑。他是1896年死的，遺囑是1895年簽署的。
這是展示的遺囑手稿原稿的照片。遺囑很長，其中有很多乏味但很具體的內(nèi)容，例如要給某個數(shù)量的錢給某位親戚，另一些錢給另一位親戚，如此等等。在將這些都交代完了之后，留下的最大的一筆錢，用來設立一個獎金。最初用于設諾貝爾獎的錢的總額是3千1百萬瑞典克郎，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了，大約折合今天的16億3千萬瑞典克朗。一個瑞典克朗相當于多少錢，可能你們沒有概念?？梢赃@么說，瑞典克朗的幣值大致相當于今天的人民幣幣值?，F(xiàn)在瑞典克朗的幣值可能比人民幣的幣值要低一點。當年我在瑞典留學的時候，瑞典克朗要比人民幣高一點。如果諸位不求精確計算，只想對獎金數(shù)有一個大致的印象的話，就照著人民幣的價值來想象即可。他捐出3千1百萬瑞典克郎，并不是說把它分了就完了，而是將這個錢交到一批懂經(jīng)濟懂投資的人的手里，讓它以錢生錢，通過投資的形式，每年都能掙一些錢，用掙得的錢作獎金。諾貝爾活著時是一個懂理財?shù)娜耍⑦z囑時也展現(xiàn)了他的這種性格。
他在遺囑中還說，獎金將分成五等份，分給五個獎項，即物理學獎、化學獎、醫(yī)學或生物學獎、文學獎、和平獎?，F(xiàn)在諾貝爾獎總共有六項，第六項是經(jīng)濟學獎，是1968年由瑞典銀行增設。諾貝爾獎第一次授獎是1901年，到1968年設經(jīng)濟學獎，已經(jīng)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們這里可以撇開不提。五項獎中有四項由瑞典授予，一項由挪威授予。原因是，諾貝爾活著的時候，瑞典和挪威還是一個國家。后來，兩國分開，于是就將和平獎的決定和頒發(fā)權給了挪威。
按照諾貝爾的遺囑，物理學獎、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生物學獎由瑞典的卡羅林斯卡醫(yī)學院決定。文學獎我等一會兒再說，情況稍稍復雜一點。和平獎由挪威諾貝爾獎評定委員會決定。這個評定委員會是由挪威議會選出五個人，由他們決定每年的和平獎的獲得者。
這里展示的是遺囑的第一頁，用瑞典文寫的。在這個遺囑中，有幾點精神值得注意。我們要研究諾貝爾文學獎，一定要注意這個遺囑。我們通常會把某個文學獎理解成有這么一筆獎金，大家討論討論就這么給分了。我們也會將諾貝爾文學獎想像成是由一個委員會決定，委員們仿佛有巨大的權力和充分的自由。其實，并不完全是如此。諾貝爾獎的評獎委員們時時刻刻都在尊重一個文本，圍繞著它進行解讀，這就是諾貝爾遺囑。諾貝爾獎的設立用的是諾貝爾個人的錢。既然用他的錢，就要按照他的愿望行事。于是，他在遺囑中的詞句，被人們仔細琢磨，理解其精神實質(zhì)。他說要授予為人類謀得最大利益的人，這是一個關鍵詞。獎金分五項，要將可提供來做獎金的錢分成五等份，又是一個關鍵詞。能提供多少獎金，當然就要看諾貝爾留下來的這筆錢的經(jīng)營情況了。掙的錢多，獎金數(shù)就多一點，掙的少獎金就少。應該說，這筆錢的經(jīng)營情況，是很不錯的?，F(xiàn)在每年獎金的錢很多。每項獎的獎金數(shù)可以有100多萬美元，相當于1000萬人民幣，這是很大的一個數(shù)目。法國很著名的一個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就是另外一種情況。記得十幾年，獲獎者只可以得到10法朗。10法朗是很少的錢。折算到現(xiàn)在，只有一歐元，就是我們的十元錢。發(fā)獎的委員會會給你一張設計得很漂亮的支票，卻很少有人拿這張支票到銀行兌現(xiàn)去。只有這么少的一點錢，怎么兌現(xiàn)??？于是得獎者就弄個鏡框，將這張支票當作裝飾品放在家里。這個支票就完全是象征性的了，支票不去兌現(xiàn)，就等于說龔古爾獎的基金會可以在實際上沒有發(fā)獎金。
第三個關鍵詞是，獲獎人不論國籍，不管是不是來自斯堪的那維亞。斯堪的那維亞的意思就是指地理上的斯堪的那維亞半島，那個半島上有瑞典、丹麥、挪威三個國家，他說不管是不是來自斯堪的那維亞，原因在于，瑞典是一個小國，瑞典與丹麥和挪威都是鄰國，歷史上有很多淵源關系，語言也大致能相通。對于瑞典人來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另外兩國，再加上芬蘭、波羅的海三小國和冰島，與歐洲其他國家，以及歐洲以外的國家，屬于不同性質(zhì)的“外國”，有不同的等級的親疏關系。
不管是不是來自斯堪的那維亞，只要是最值得獲獎的人即可。這是一個被人們反復琢磨的一句話。為什么諾貝爾獎能最終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獎？原因就在于，諾貝爾的遺囑里就這么說了，要把這筆獎金發(fā)到斯堪的那維亞以外的世界上去。這當然歸功于諾貝爾的眼光。
關于文學獎，遺囑中也有這樣一些關鍵詞。他說，授予在文學領域創(chuàng)作出“朝向理想方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這里面有兩個關鍵的詞，一個是“朝向理想方向”（in an ideal direction），這個詞被很多人反復琢磨。我等一會兒還要再講，這個詞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設立初年的評價標準是有很大影響的。第二個是“最杰出的作品”，這其實也很麻煩，什么是杰出？以什么標準將作品評定為“最杰出”？這些都會帶來很多很多的問題。對于諾貝爾本人來說，這筆錢已捐出去了。他撂下“朝向理想方向”、“最杰出作品”這兩個詞，讓人們琢磨去吧。也許，他當時對此也想得不多，他畢竟不是文學中人。但是，這畢竟是諾貝爾的錢，誰出錢，就得聽誰的。雖然他死了，但是他那張紙在，大家就得以此為標準。
他還留下了一句話，說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的學院”決定（the Academy in Stockholm）。其實，并沒有一個機構叫“斯德哥爾摩的學院”。因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作出決定：“斯德哥爾摩的學院”是哪一個機構？
打一個比方說，某一個人提出要設一個獎，由在北京的社會科學院決定，這就有了歧義。北京有兩個社會科學院，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是北京社會科學院。有很多人搞不清這兩者的區(qū)別。有一次，我去德國大使館辦簽證。使館有一位負責接收申請材料的中國雇員對我很友善，一邊審查我的材料，一邊與我聊天。她說：你在社會科學院工作，那你和閻崇年是同事了？我連忙說，閻崇年先生是在北京社會科學院工作，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這是兩個不同的單位。這兩個單位在不同地方辦公，互相沒有隸屬關系，是不同的研究機構。如果真有一大筆巨款要由其中的一個機構來支配，沒有說清楚是哪個機構，就會是件麻煩事。
幸虧在瑞典，這種情況比較好辦。第一，斯德哥爾摩城市也沒有北京這么大，機構也沒有這么復雜。第二，可以由國王出面作出決斷。經(jīng)過商討，斯德哥爾摩的學院有了一個正式的解讀：瑞典學院（The Swedish Academy）。我們現(xiàn)在一般把它說成文學院。這個機構是跟文學有關，但是照它原來名稱直譯是瑞典學院。
機構決定了，不等于就一帆風順了。在遺囑解讀方面，還有問題。瑞典學院有十八院士，其中就有兩位院士站出來說，我們做不了。瑞典這么小的一個國家，靠著這十八個人，能選出“最杰出的作品”嗎？諾貝爾說的是要選“最杰出的作品”，我們沒有能力選。我們捧著一筆錢，挑一個人，往他那里一放，然后，這個人就變成最杰出的作家了？他的作品就變成最杰出的作品了？這件事的結果是，把瑞典學院變成了世界文學裁判所。我們都知道，裁判所這個名聲不好。權力很大，盡干糟糕事，院士們也怕?lián)@個壞名。
僅靠十八院士，就能選出最杰出的作品嗎？我也在懷疑。院士們都是很老很老的人。瑞典這個國家自然環(huán)境很好，人的壽命很長，院士又是終身制，死一位才能補一位。十八張椅子，原來的院士沒死，這張椅子就不能換人。哪怕你長期臥病在床，或者生氣宣布退出學院，那張椅子上刻著你的名字，就不能換人。只有等你死了以后，才能經(jīng)過一個鄭重的選擇程序，再由國王莊嚴任命，換上一個人，去填補一張空出來的椅子。我常常想，這有一點靈童轉(zhuǎn)世的味道。每張椅子上都要刻著坐在椅子上的人的名字的。一位新選出的院士是坐第幾張椅子，有偶然因素。一張椅子空出來，就去選新人，選上了就坐這張椅子。這位新院士原本與以前的院士沒有關系，只是由于他坐上了這張椅子，就與以前坐這張椅子的人有了繼承的關系。天長日久，人一代又一代地生老病死，每張椅子上面就都刻有了一長串的名字，構成了這張椅子的歷史。瑞典學院不是從諾貝爾文學獎才開始的，它本身就有一個很悠久的歷史。這十八張椅子早就在那兒，早就刻了一串名字了。諾貝爾獎，是諾貝爾賦予這個學院的一個新任務。
言歸正傳，院士都是一些很老的人，歲數(shù)很大，是七八十歲，甚至八九十歲的人。這些人坐在一起決定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能做得到嗎？當時的兩位院士說，我們做不了。的確如此，有批評家說，這些人思想都很保守，不是選“最杰出的作品”，而是專門把“最杰出的作品”拒之門外。
選最杰出的作品，這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任務。我們可以試著設想，如果你是一位評委讓你選中國當今最好的作家和作品，不是選過去的，有定品的作家，而是選現(xiàn)在的，活著的，正在從事創(chuàng)作的作家的作品，你覺得困難嗎？一般說來，如果讓我們選一批，處在第一集團的作家，你大概會感到困難少一些。但如果不是選一批，而是只選一位，你選得出來嗎？你能設想選出來后就沒有爭議嗎？你能與你的同事達成一致意見嗎？其實，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也總是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他們要選的是全世界的，用許多種語言寫出來的作品。并且，參加選的人，只是那些年紀已經(jīng)很老的院士。
這些后世出現(xiàn)的爭論，在當初設這個獎的時候，不是沒有預見到。但是，那又怎么辦呢？反對？不辦了？這個獎不設了？
不可以換一個單位來辦這個獎。諾貝爾的遺囑已經(jīng)有了官方的解讀，國王也有了詔書，就是瑞典學院做。如果不做，換一個單位，就違背了諾貝爾的遺囑。何況，找誰去干這個活呢？這件事，瑞典學院都干不了，誰還能干呢？所以，推也推不回去。
當年，瑞典學院有一個常務秘書叫魏爾森，在這種情況下挺身而出，說這件事我們必須干。他說，第一，不能放棄諾貝爾安排的，讓那些文學大師們享受極大的榮譽和利益的機會。那些錢對于作家來說，可是一個大數(shù)目。作家在成名以前都是很窮的。中國有個作家協(xié)會養(yǎng)作家，瑞典沒有。當然，現(xiàn)在作家協(xié)會也不能都包下來了。于是，除了幾位市場的寵兒以外，大多數(shù)作家都存在著生存問題。給他們一筆錢，讓他們能夠安安靜靜地寫作，不為生計發(fā)愁，寫出好的文學作品來，這是一件有功德的事。忠于文學，靜心寫出優(yōu)秀的作品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家靠寫作謀生，就要考慮市場銷路。市場有市場的選擇，市場并不選擇最好的作品。有了一筆獎金，就能夠給作家很好的經(jīng)濟支持，他們就能專心寫好作品。因此，這個獎不能推掉。
第二，這件事做了以后，對瑞典學院在全世界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們不做，歷史會譴責我們，或者后人會譴責我們，說我們這些人是怎么搞的，這么重要的事都不做？這件事做了，瑞典學院在全世界就有影響了。的確也是啊，不是諾貝爾文學獎，今天我們中國有誰會知道瑞典的這個學院呢。在巴黎，在馬德里，在布魯塞爾，在羅馬，在雅典，在歐洲許許多多的國家的首都，設有許許多多類似的學院，不是專業(yè)人士，并不知道它們的存在。瑞典學院也是仿造這些學院而建立的，很早就有，但正是由于有了諾貝爾文學獎，才一下子變得全世界有名了。
第三，他說，做這件工作對于我們自己的研究也有好處，可以強迫自己了解世界文學。瑞典學院這個機構，本來只是一個清談的地方。大家定期聚一聚，談談想談的東西。有這么一件工作要做，工作就有了重心，迫使院士們多讀一點書，了解世界文學，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他一共講了三條理由，很具有說服力。一錘定音。還是搞吧，行不行，干了再說吧！于是開始了這件工作。
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標準
工作就這么開始了。五年的準備時間，瑞典學院被動員起來，迎接這一全新的，并且影響極大的任務。要選出“最杰出的作品”，就要問什么是“最杰出的作品”。
什么是好的作品？理論上講，有兩種選擇辦法：一是選定一些人，相信這些人的審美能力，他們的藝術感覺，能選出好作品；二是給出一個或一套標準，讓人們按照這個標準去按圖索驥。這兩種辦法，前一種是走經(jīng)驗主義的路，后一種是理性主義的路。但實際上，這種區(qū)分只在理論上存在，在實際操作時，總是將兩種選擇辦法以不同的比例綜合在一起，問題只是怎樣綜合。
人是早已選定的，就是那十八院士。標準也有，這就是諾貝爾的遺囑。剛才我們看到，諾貝爾遺囑是個手寫稿，上面還有些涂改，我們剛才說的是in an ideal direction，意思是，這個作品必須“朝向理想傾向的”。去看諾貝爾的遺囑，就那么幾句很潦草的手寫的字，這是他們唯一的依據(jù)。依據(jù)中就這句是最關鍵的，“朝向著理想的傾向”（in an ideal direction）這里面有個很詳細的考證，我在這里說太多就嫌羅嗦了，我只說一點點。
諾貝爾在寫“理想”這個詞時，曾作了一個修改。他原來寫的是idealirad，這不是一個瑞典語詞，其中漏了字母。研究者們認為，可能諾貝爾在寫的時候心里想到的是idealiserad，即“理想化”。然而，諾貝爾不滿意“理想化”這樣一個在瑞典語中具有修飾含義的詞，因而將之改為idealisk，即idealiradsk，將rad 改為sk。研究者指出，這樣一來，“理想”就變成了一個分類性的形容詞。也就是說，他不是指“理想的文學作品”。在這一表述中，“理想”可能成為“優(yōu)秀”、“完美”一類評價性形容詞的同義詞。他所指的是“其方向通向一個理想” (in a direction towards an ideal)。作品中必須體現(xiàn)理想，有些作品用冷嘲熱諷的態(tài)度抨擊社會黑暗，卻沒有使人看到光明，沒有體現(xiàn)理想，就不是“通向一個理想”的作品。更為直接地說，“通向理想”比“理想的藝術效果”更重要。在諾貝爾的心目中，“有益于人類”和通向一個“人類的理想”是最重要的標準。
在20世紀之初，即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朝著理想的方向”就是這么理解的。這與當時在瑞典流行的，強調(diào)真善美合一的黑格爾主義美學，也有著深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體現(xiàn)出理想的作品，而不是達到理想藝術效果的作品才可以入選。這里所說的體現(xiàn)出一種理想，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對道德和理性的贊揚。這種理想對題材，對作品的主題，都構成了限制。“理想”是指“道德”和“理性”，而不是藝術上的“完善”。我們剛才已經(jīng)說過，諾貝爾的關于五項獎的一個總體要求就是要有益于人類。為人類服務，為人類社會的建設和發(fā)展服務，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建立初年的一種解釋。
當然這個解釋也是見仁見智的。誰來決定人類有什么樣的理想？什么叫做有道德的？什么叫做通向一個理想的方向？說起來好像都很含糊。在含糊之時，院士們的經(jīng)驗就起作用，而他們的經(jīng)驗又是受黑格爾主義美學制約的。
也許，有人會問：這種解釋與剛才所說的藝術上的完美有多大區(qū)別嗎？我的回答是：有區(qū)別，而且區(qū)別很大，這是20世紀初年諾貝爾獎拒絕了很多本來完全應該得獎的人的原因。
在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的最初的一些年頭，一些被認為當時最優(yōu)秀的作家們沒有得獎，瑞典文學院不認可他們。其理由，或者說借口，就是“朝向理想的方向”。這里我想舉幾個大家熟知的作家的例子。
首先要說的是斯特林堡。奧古斯特·斯特林堡是著名瑞典劇作家。1849年出生，1912年才死。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就開始授獎了，那時他剛五十出頭，正當盛年。在他活著的時候，曾親眼看到，在他所在的斯德哥爾摩，發(fā)了11次諾貝爾獎，卻沒有他的。近年來，人們在提到某些人沒有得獎時，常會說到語言障礙問題，說院士們不懂某種語言，又沒有好的翻譯，用那種語言寫作的人就沒有機會。斯特林堡是瑞典人，沒有語言障礙。他長期住在斯德哥爾摩這座并不很大的城市，從他的家到授予諾貝爾獎的音樂廳只有步行十分鐘的路程。但就是這么一點路程，他一輩子也沒有走完。瑞典學院的人都知道他，也許都看過他的戲。但是，也許是由于太熟悉了，就是不給他評獎。離斯德哥爾摩很遠的一些，現(xiàn)在看來知名和一些很不知名的作家都得獎了，但這位瑞典最著名的作家卻沒有得。斯特林堡當然不是今天才有名，也不是死后才變得有名。魯迅先生就提到他，還指出過，斯特林堡（Stringberg）的堡字譯的不對。berg不是堡，本來是小山的意思。魯迅是對的，burg才應譯成堡，將berg也譯成堡，就容易混淆。有人譯成斯特林貝，很好，不過，譯斯特林堡大家已經(jīng)習慣了，要改也難。魯迅還介紹過他的作品。當時，斯特林堡和易卜生是齊名的。在中國，后來都覺得易卜生更有名，那是由于易卜生的一些戲適應了中國當時的社會要求，比如說，挪拉出走與婦女解放的要求聯(lián)系在一起。其實，在北歐洲，斯特林堡與易卜生齊名。從某種意義上講，斯特林堡比易卜生更具有現(xiàn)代主義的味道。
瑞典現(xiàn)在很重視這位作家。2006年夏天，瑞典有個叫做哥德堡號的仿古船遠航到達廣州，瑞典的國王和首相都去了，對中瑞外交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瑞典的一些機構一道，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搞了一個學術討論會。我也參加了那次會議。在那次會上，瑞典首相親自給北京的一位名叫李之義的翻譯家授獎，獎勵他翻譯了五卷本的《斯特林堡作品集》。斯特林堡的作品非常多，有95部。李之義先生當然沒有翻譯完，他翻譯的五卷集已經(jīng)是中國最全最好的譯本了。瑞典人很重視他的成就，給他頒了一個獎。當然這不是諾貝爾獎，是什么獎我忘記了，好像是以瑞典前首相帕爾梅命名的一個獎。我們知道，帕爾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在任時被人刺殺，瑞典人民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都非常懷念他。說起來很有意思，一位在一百年后還值得瑞典的現(xiàn)任首相為他的作品的中文譯文選集授予以瑞典著名前首相命名的一項大獎的人，在世時竟然就是沒有能獲得諾貝爾獎。
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還有中國人都很熟悉的劇作家易卜生。易卜生1828年生，1906年逝世，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他的一些劇本，被譯成了多種文字。我們都知道，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許多中國作家，都評論過他。在今天，他已經(jīng)成為挪威民族的驕傲，在奧斯陸的大劇院前，豎立著他的銅像。連他常喝咖啡的小店，也賓客盈門。易卜生不能獲獎的原因還是由于他的作品沒有體現(xiàn)出“朝向理想方向”。依照當年的瑞典文學院院士們的理解，諷刺社會了，抨擊社會上的某種現(xiàn)象了，沒有歌功頌德，就沒有朝向理想的方向，就不能給他授這個獎。易卜生是挪威人。對于瑞典文學院的人來說，也沒有語言障礙。挪威語和瑞典語之間差別很小。在瑞典人耳朵里，挪威語只是瑞典語的一個并不太難懂，距離很近的方言。至于文本，差異就更小，瑞典人都能直接讀挪威文的書。因此，不存在瑞典學院的院士們不了解易卜生的情況。事實就是，他們了解易卜生，但覺得他不能獲獎。
更使人吃驚的，是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也沒有得到諾貝爾獎。托爾斯泰1828年出生，1910年冬天才逝世，活著看到授了十次諾貝爾獎，就是沒有他的。托爾斯泰是當之無愧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全世界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涅尼娜》、《復活》都是最偉大的文學作品。說實在的，一位作家當?shù)酵袪査固┑姆萆?，得不得獎已?jīng)無所謂了。直到今天，一些名氣很大卻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們，都喜歡拿托爾斯泰來說事：這個獎連托爾斯泰都沒有得到，說明評選委員會的人沒眼光。當然，這不是評選者們沒有眼光，而是在那個時代，他們的眼光就是那樣。托爾斯泰晚年不信教會，信一個他自己心中的上帝。他認為，上帝不在教堂里，上帝在所有人的心里。他鼓吹一種在上帝與人的父子之愛之下的，所有人之間的兄弟之愛。本來，這些都正是作家有理想，要把社會引向一個理想方向的表現(xiàn)。但是，這些理想不合于瑞典學院的院士們所理解的理想，于是，可以這么說，不是列夫·托爾斯泰，而是瑞典學院錯過了機會，錯過了把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與自己聯(lián)系在一起的絕好的時機。
不僅是托爾斯泰了，法國的著名作家左拉也沒得到。左拉活到1902年，由于煤氣中毒而意外身亡。本來，從名氣上看，他也是可能的人選。對于今天的法國人來說，左拉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前年去過一趟法國，有件事使有一點吃驚。在我的印象中，巴爾扎克是比左拉偉大多的作家，這是我們中國的學外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的人長期形成的觀念。我們總有一種感覺，好像巴爾扎克是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而左拉卻把它弄擰了，發(fā)展到自然主義的邪路上去了。到了法國突然發(fā)現(xiàn)，左拉是躺在先賢祠里，巴爾扎克則是躺在拉雪茲神父公墓。躺在先賢祠里的是先賢，或者用先賢祠原來意思“萬神殿”（Parthenon），講，是眾神之一，是民族之神。而巴爾扎克只是躺在平民公墓之中。由于種種理由，中國人去巴黎，值得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看看。但在法國人的心目中，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地位與先賢祠不能比。進先賢祠的，都是伏爾泰、盧梭、雨果那個級別的偉人。左拉能進先賢祠，但卻就是不能得諾貝爾獎。
上面所說的所有的這些人，還有像哈代等等，許多人都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原因就在于理想、理想主義這個詞的解讀。要得到諾貝爾獎，就要高尚、純潔，要具有理想傾向，而好多的作家好像不那么純潔，不那么高尚，不具有理想傾向。
這是當時的流行的美學體系決定的。黑格爾的美學體系發(fā)展到那個時候，具有保守僵化的特點。理想主義和唯心主義，這是同一個詞， idealism，既指唯心主義，也指理想主義，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將這兩種意思混在一起。當時的這種趣味標準，對于早年的諾貝爾獎評獎標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諾貝爾文學獎設立早期的這種評價標準，要過很長時間，隨著院士的改朝換代才開始有所改變。諾貝爾獎評獎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暫停，一戰(zhàn)后又開始了。在一戰(zhàn)以后到二戰(zhàn)之前的這一段時間里，對“理想”的解讀有所松動，變得寬泛了一些。這時，作家被要求具有一種深厚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在他們?yōu)樽骷覀兯鶎懙脑u語中，那種由于不信神、對社會批判和冷嘲熱諷而否定一位作家的詞句不再出現(xiàn)了。這時，一種偉大的風格，史詩般描寫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長篇巨制受到了贊揚?？上н@時，托爾斯泰已經(jīng)死了。托爾斯泰沒有得到諾貝爾獎，成為一個老故事被人們反復講。最早的時候，是瑞典學院的人自己說起來，他們說當時我們?yōu)槭裁床话淹袪査固┓胚M來？為什么不讓托爾斯泰成為獲獎者？具有偉大的風格，史詩般地描繪畫社會，像托爾斯泰《戰(zhàn)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不能獲得諾貝爾獎嗎？我說不是托爾斯泰的遺憾，而是瑞典學院的遺憾，就是這個意思。院士們懊悔不已，批評自己的前輩們犯了一個錯誤。
但是，盡管這時有了這個變化，并促使像《靜靜的頓河》這樣一些作品獲獎，年老的院士們?nèi)月溆谒麄兊臅r代。當時的院士們所追求的，是偉大的風格，而反對他們所謂的“晦澀”的風格，當時正在興起的現(xiàn)代主義仍然是被排斥在外的。
只有到了二戰(zhàn)以后，一批新一代的作家才走上了諾貝爾領獎臺，走上了獲獎致辭的講臺。諾貝爾獲獎者都要在瑞典學院的講堂里作一個獲獎致辭。在那里致辭的獲獎者，想到前輩的偉大作家也曾在這個講臺上講過，有一種特別的榮譽感。新一代人走上那個講臺，代表著二戰(zhàn)以后文學的新趨向。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的標準反映時代的變化。新一代的院士們，對諾貝爾文學獎有了新的理解。因此才使艾略特、?？思{、海明威、聶魯達這樣一批更具現(xiàn)代意義的趣味的作家獲獎。今天，所有獲獎去致辭的人都會說，很驕傲，站在了這個講臺，這是艾略特在這講過的，是福克納講過的，是海明威講過的，是一批偉大的人物講過的地方。
20世紀中葉文學評價標準的變化，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時的革命氣氛所促成的。這是席卷整個歐洲的一個總體上的社會變化。正是由于這種變化，諾貝爾遺囑的解讀變得寬松，體現(xiàn)與時俱進的特點。這是一個與世紀初年相反的傾向。20世紀初所理解的“朝向理想方向”，是一種重視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及其教育意義的傾向。這時，評價標準的鐘擺在擺向“文學性”。
例如，有人質(zhì)疑，索爾仁尼琴是否應該得獎。他也許可說是有社會理想。他是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被一些媒體稱為是“俄羅斯的良心”。但是，也有評價說，他的文學中沒有太多的手法上創(chuàng)新。這當然只是一部分人的評價。但是不管怎么說，新的技巧，新的文學手法的追求，方法上和語言上的創(chuàng)新，慢慢地成為主導的因素。早期諾貝爾文學獎曾經(jīng)授給伯特蘭·羅素、溫斯頓·丘吉爾、亨利·伯格森，這些人從嚴格意義上講都不是文學家。在世紀中葉以后的院士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20世紀后期，文學上的技巧、語言上創(chuàng)新越來越受重視。
當然，這不是說諾貝爾遺囑過時了。諾貝爾的錢永遠是他的錢。對于諾獎評委會來說，諾貝爾的遺囑仍然得遵守，仍然要在評獎中起一定的作用。這體現(xiàn)在，“朝向理想的方向”仍將是一個底線，不可逾越。
比方說，有一位院士斯圖爾·阿倫就說過，一本書如果反人性，比方說，贊同二戰(zhàn)期間納粹的大屠殺，或者現(xiàn)在發(fā)生在任何地方的大屠殺，哪怕這本書手法和語言再好，也不能得獎，原因是它不符合遺囑。這是一個底線，是對諾貝爾遺囑理解的底線，也是優(yōu)秀文學作品必須遵守的底線。不是說你寫了什么東西，只要文學技巧上好，就能得獎。還是有一個底線的。這個底線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放得越來越寬，不像早年那樣，理解得太狹窄，專門限制一些有獨特風格的作品。它變得很寬，但盡管很寬，仍然有著它的底線。
[1]根據(jù)作者2001年7月17日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講演的錄音整理。發(fā)表前作者通讀了全文，并作了文字上的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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