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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PRISMA ARCHIVO/ALAMY STOCK PHOTO

解析作者 | 唧唧堂心理學寫作小組: Wen；

解析審核 | 唧唧堂心理學寫作小組 ： Yuan

推送編輯 | 悠悠

本文是針對論文《The Church, intensive kinship, and global psychological variation（天主教會、親緣關系強度與全球性的心理差異）》的一篇解析，該論文于2019年11月發(fā)表于《Science（科學）》，作者包括Jonathan F. Schulz，Duman Bahrami-Rad，Jonathan P. Beauchamp，和 Joseph Henrich。

2010年，一篇論文指出了著名的“WEIRD”問題 （Henrich et al., 2010）,也即，心理學研究假定其結論適用于大多數(shù)人的同時，其數(shù)據來源卻是有偏的——大量心理學研究的被試都來自西方國家（Western）、受過良好教育（Educated）、來自工業(yè)化程度較高的社會（Industrialized）、家庭較為富裕（Rich）、生活環(huán)境民主程度較高（Democratic）。在研究者看來，這些“奇異的”（WEIRD）被試是與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人是不同的，“奇異的”人們通常更為個人主義、獨立、信任陌生人，更少展露對內群體的忠誠和從眾。但是，這種“與眾不同”的來源是什么呢？2019年的這篇論文從文化演化的角度給出了解釋：“奇異”的濫觴或許在于，中世紀時西方天主教會對婚姻與家庭的影響。

對于人類社會而言，最基本、廣泛、長期存在的是以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隨著農業(yè)的出現(xiàn)，親屬之間的相互合作和依賴導致人們越來越遵從有利于維持親緣關系的社會準則。近親通婚就是這些準則之一，它有助于防止財富外流、從而保住家庭的地位。在這些社會準則下成長起來的個體，其情緒、動機、感知覺也會受到影響。譬如，集體主義下生活的人們會更加從眾、服從、對內群體更為忠誠，更不愿意維持跨群體的公平與合作。

中世紀的天主教會則打破了這種基于親緣關系的社會結構。在公元5世紀左右，天主教會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之一就是阻止近親通婚。教會提出這一禁令的初衷是打破地方氏族對財富的壟斷，從而使教會勢力變得更強大；另一方面，向外擴展的婚姻網絡也有助于吸納更多外姓人加入教會。此外，教會還禁止了重婚及其它形式的多夫或多妻制婚姻，剝奪了私生子繼承權，這導致許多大家族因為沒有合法繼承人而消亡。到公元16世紀，歐洲社會已經由一夫一妻制主導，出現(xiàn)了大量核心家庭、晚婚、以及婚后移居到非雙方出生地的現(xiàn)象。

隨著親緣關系的弱化，用于維持親緣關系的社會準則也不再像從前那樣被人們所青睞，取而代之的是維持陌生人之間公平合作的親社會準則和個人主義準則?；谝陨戏治觯狙芯孔髡哒J為，受中世紀天主教會影響更深遠的地區(qū)，親緣聯(lián)系更弱，人們也更傾向于個人主義、更信任和愿意幫助陌生人。

方法

本研究是一項大樣本研究，其數(shù)據來源包括以往研究、人口統(tǒng)計學調查等，測量指標最多涉及149個國家、超過32000名被試。

本研究記錄了世界各地受東正教和天主教影響的時長，計算了各地的親緣密集指數(shù)（KII: Kinship Intensity Index，該指數(shù)匯集了近親婚姻、多夫或多妻制婚姻、局限于地區(qū)內或宗族內的內婚制婚姻出現(xiàn)的頻率）。

此外，使用24種不同的心理學實驗圖式，本研究測量了各地被試的個人主義、獨立、從眾、服從、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及公平感，其中17種收集了跨國數(shù)據的測量指標匯集為個人主義綜合得分（Individualistic-impersonal psychology，囊括了個人主義、創(chuàng)造力、分析性思維等量表，誠信骰子任務、公共利益任務等與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有關的實驗任務，以及獻血、繳納違章停車罰金等行為；反向計分指標包括從眾、服從等量表及實驗任務，詳見表1），另外7項未囊括在個人主義綜合得分中的測量指標僅在部分地區(qū)內收集了數(shù)據。

picture from internet

結果

研究結果符合預期。具體而言，分為以下兩部分。

國家層面的結果

如圖1A所示，地區(qū)受天主教會影響的時間（centuries under the Medieval Churches）與親緣密集指數(shù)呈現(xiàn)顯著的負相關（ρ = -0.82, p < 0.001），驗證了受天主教會影響越久的地區(qū)，親緣聯(lián)系更弱。如圖1B及表1所示，更弱的親緣關系和更低的近親結婚頻率也與個人主義測量指標上更高的得分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分析性思維（analytic thinking）、緊文化程度（tightness）、和群體偏向主義（Particularism）三項僅在部分歐洲國家收集了小樣本數(shù)據。這些數(shù)據的親緣密集指數(shù)變異性較低，所以未能呈現(xiàn)與上述三項指標之間的相關。

自然，地區(qū)受天主教會影響的程度也與個人主義綜合得分之間呈現(xiàn)顯著的正相關（ρ = 0.63, p < 0.001，如圖1C所示）；而地區(qū)受東正教影響的程度與個人主義綜合得分之間的相關則僅為0.31。這些結果證明，受天主教會影響越久的地區(qū)，個人主義更強，人們也更愿意遵守促進陌生人公平合作的社會準則。

圖1

表1

研究者進一步以樣本量超過40個國家的心理測量指標為因變量，分別以受天主教影響的時間、受東正教影響的時間、親緣密集指數(shù)和旁系親屬婚姻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除旁系親屬婚姻無法預測服從（Obedience）之外，其它各個回歸模型均符合預期。

表2

以上結果表明，全球范圍內的個體的心理差異很可能與個體所在地區(qū)受天主教會影響的時間有關。為了排除內生變量（例如財富水平）的影響，研究者使用歐洲范圍內的數(shù)據，進行了地區(qū)層面的比較。

地區(qū)層面的結果

研究者使用了來自36個歐洲國家的440個地區(qū)的數(shù)據，對符合個體主義與獨立性、從眾與服從、對陌生人的親社會性（進一步劃分為一般性的公平、一般性的信任兩項）三類的10項心理測量指標，以受天主教影響的時間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天主教的影響能夠顯著預測各項心理測量指標。

表3

此外，研究者著重檢驗了了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各地區(qū)旁系親屬婚姻（cousin marriage）與符合上述三類的心理測量指標（其中親社會性劃分為一般性的公平和一般性的信任）之間的關系，結果如圖2所示，均得到了顯著的Spearman相關值。

圖2

最后，為了理解代際傳遞的作用，本研究還調查了出生于歐洲的二代移民受父母雙方文化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母親出生國受天主教會影響的時間、親緣密集指數(shù)和旁系親屬婚姻都能夠顯著預測二代移民的心理測量指標。進一步的魯棒性分析顯示，以父親出生國的相關指標或平均父母雙方出生國的相關指標為自變量，或就二代移民居住國與父母雙方出生國的相關指標做聚類分析，均能得到相似的結果。

表4

上述結果符合研究者的假設：中世紀天主教會頒布的一系列涉及婚姻與家庭的禁令減弱了歐洲人的親緣關系，歐洲因此向著以核心家庭為主導、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轉變。在適應新的社會結構的過程中，人們逐漸變得更加個人主義、分析性導向，并且更愿意信任和幫助陌生人，與同齡人相處時更少從眾，也更少服從于長者。

參考文獻：

Schulz, J. F., Bahrami-Rad, D., Beauchamp, J. P., & Henrich, J. (2019). The Church, intensive kinship, and global psychological variation. Science, 366(6466).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Most people are not WEIRD. Nature, 466(7302), 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