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古老的中世紀，地中海上的水手們，例如腓尼基人、希臘人、后來的阿拉伯人、加泰羅尼亞人、威尼斯人、熱那亞人等等，在航海實踐中尚未產(chǎn)生出依靠海圖導航的概念，而是主要依賴于航行經(jīng)驗和一種被拉丁語稱作Periplus的航行指南，指南中港口之間的距離通常是以估算的航行天數(shù)來表示的、指南中的安全航路、風向風力、岸上參考標識、以及暗礁險灘等信息常常是一些耳聞口述的記錄。所以，即使在地中海這片相對“狹小”的水域，沿著海岸航行也一直是最安全的方式，因為陸上的參考標識是判斷船舶方位的最可靠的方法，遠離海岸的航行則變得危險重重，但，人類最終總要駛?cè)牒Ｑ笊钐帯?/strong>
中國人在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開始使用司南，在人類文明沖突與交流的過程中指南針逐漸傳播到了西方。地中海地區(qū)，一直是人類文明沖突與交流——戰(zhàn)爭、宗教、貿(mào)易——最活躍、最繁盛、也是最復雜的地區(qū)之一，隨著指南針的出現(xiàn)及改良，這里的航海活動不再像以往那樣依賴沿岸的陸地景觀，依靠指南針指示的方向航行逐漸在航海實踐中得到普遍的應用，并在十三世紀直接催生了早期的海圖——波特蘭海圖。
Jorge de Aguiar 波特蘭海圖 1492年
Jorge de Aguiar波特蘭海圖，描繪了地中海、西歐、北非沿海，原始尺寸1030×770mm。耶魯大學拜內(nèi)克珍寶手稿圖書館藏，是最早的有簽名有日期的葡萄牙語海圖 。
波特蘭海圖，英文寫作Portolan Chart，來自于拉丁語“Portolani”或意大利語“Portulano”一詞，其本來的直接含義為“同碼頭或者港口相關(guān)的”。1890年左右，“波特蘭海圖”這一詞匯被地圖歷史學家創(chuàng)造出來，用以概括那些具有基本相同的元素與功能的海圖或者航線資料。西方地圖學者們認為，狹義的波特蘭海圖，僅指中世紀晚期到近代這段時間內(nèi)制作的、由指南針各個方向角發(fā)散出來的恒向線構(gòu)成地圖的網(wǎng)格系統(tǒng)、通常不標注經(jīng)緯度線、主要描繪及供應用的區(qū)域為海洋而非陸地的地圖作品。少數(shù)學者更嚴格定義其應為繪制在單頁的羊皮紙或牛皮紙上的海圖，而那些成冊制作的海圖或航海資料只能稱為“航海地圖集”。早期的波特蘭海圖，主要描繪的是地中海及黑海區(qū)域，隨著地理探索與發(fā)現(xiàn)，后期也擴展到西歐、北歐海岸、乃至西非幾內(nèi)亞灣等海域。
指南針+沙漏（測量時間）+波特蘭海圖，逐步成為那個時代主流的航行方法。指南針，拉丁語寫作“compassus”，由com（圓形）和passus（區(qū)分）組合而成，意味著“用圓形區(qū)分方向”。波特蘭海圖區(qū)別于那個時代其他航海資料的核心，主要也就是這兩點：依據(jù)指南針指示方位繪制的布滿全局的恒向線網(wǎng)格系統(tǒng)，以及海圖上的距離比例尺標識。
描繪在波特蘭海圖上是指南針，因為其美麗而形象，也常被稱為“指南玫瑰（Compass Rose）”，有學者認為，這一形式來自于古代地圖中往往將風擬人化以標識方位的做法，是古代地圖中“風向玫瑰（Wind Rose）”的變種，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不過是受伊斯蘭航海文明的影響，因為早在波特蘭海圖出現(xiàn)之前，阿拉伯人已經(jīng)使用標繪了32個方位的指南針圖進行導航。但不管它的前身出處如何，標繪在波特蘭海圖上的“指南玫瑰”，使得海圖的應用性大大提高，加上垂直于海岸線方向標注的港口地名、淺灘暗礁、港灣形態(tài)、港口之間的航向與距離（配合圖上的比例尺）等等，波特蘭海圖已經(jīng)顯露出抽象的、宏觀視角的專業(yè)海圖雛形。
指南玫瑰（Compass Rose）
但波特蘭海圖是注重于航海實踐的產(chǎn)物，主要繼承的依然是繪制沿岸海圖時的經(jīng)驗和方法。它興起并主要應用于地中海這種相對“狹小”的海域，尚沒有將整個地球作為一個球體的通盤考慮，同日后基于天文觀測、引入經(jīng)緯度數(shù)據(jù)及數(shù)學推算制作球體平面投影的科學制圖也有較大區(qū)別，加之缺乏地磁偏角的確切數(shù)據(jù)等*，因而，即使能夠在廣闊的大洋上依據(jù)經(jīng)驗繪制出波特蘭海圖，使用中也容易造成很大的誤差。
*地磁偏角即地球上磁北與真北的夾角，隨年代不同及觀測地點不同而不同。十四世紀地中海不同地區(qū)的地磁偏角大約在偏西7°-11°之間，即如果在波特蘭海圖上畫一條指向真北方向的線，并不是豎直向上的，而是偏向東方（右側(cè)）7-11度不等的方向。1702年，英國科學家埃德蒙多·哈雷（哈雷彗星的“哈雷”）發(fā)表了第一幅大西洋磁偏角等值線地圖，我們將在日后的公眾號中給與介紹。
對于波特蘭海圖最早開始應用于什么年代、什么港口，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考證，在拉丁文獻中，關(guān)于使用海圖航海的記載可追溯到十三世紀初期，關(guān)于這一記載的最著名手稿為《Liber de existencia Riveriarum et Forma Maris Nostri Mediterranei》*（英文翻譯為：《Book about the Locations of the Shore of our sea the Mediterranean and Its shape》）中文大意為：《關(guān)于我們地中海沿岸地點位置及其形狀的書》，它是法國地圖學者Patrick Gautier Dalche在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并于1995年發(fā)表了研究論文。然而除了這本文獻，并沒有發(fā)現(xiàn)十三世紀早期的海圖流傳下來。人類已知現(xiàn)存最古老的波特蘭海圖，因發(fā)現(xiàn)于比薩而通常被叫做“比薩海圖”，它制作于十三世紀晚期的熱那亞共和國，整體的完成度已經(jīng)非常高，對于地中海區(qū)域的港口、岸線、航線等信息描繪得非常充分，根據(jù)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規(guī)律，可以合理推測，在其之前應該還有更早期波特蘭形式的海圖存在。
法國國際圖書館收藏的 “比薩海圖”
《Carte_Pisane_Portolan》 法國國際圖書館收藏的 “比薩海圖”，是已知現(xiàn)存最早期的波特蘭海圖，主要描繪了地中海和黑海區(qū)域，標注了近千個地點的名稱，并且用紅色和黑色來區(qū)分主次港口。同今日我們習慣的地圖比起來，意大利半島有點胖，亞得里亞海有點瘦。
早期的波特蘭海圖傳世稀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波特蘭海圖的制作都是需要用墨水在羊皮紙上靠手工精耕細作，而專業(yè)的制圖師又屈指可數(shù)，所以本身的“產(chǎn)量”就很稀少；其次，作為實用的海上“謀生”工具，在惡劣的航海環(huán)境中頻繁使用，造成波特蘭海圖的損耗也很快；另外，早期的遠洋貿(mào)易與探險航行都是極富風險的事業(yè)，波特蘭海圖的出現(xiàn)使得提前規(guī)劃航路成為可能，航行效率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商人和探險者們?yōu)榱吮ＷC航海的安全和高效，常常不惜重金購買更優(yōu)秀的、更準確的海圖，也都將海圖和航海資料視為自己寶貴的財產(chǎn)，習慣于將這些東西“收藏私用”而非交流展示。
十二到十五世紀，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是地中海貿(mào)易中的統(tǒng)治性力量，波特蘭海圖最早就是從這里興起和發(fā)展的，甚至拜占庭帝國的皇帝都不得不給威尼斯商人們頒發(fā)在帝國境內(nèi)和邊境經(jīng)營的許可，以換取威尼斯人的貸款去對抗奧斯曼帝國日益侵略性的擴張。據(jù)史料統(tǒng)計，十三世紀末期在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謀生”的威尼斯商人超過一萬人，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威尼斯的龐大艦隊在地中海保護著威尼斯商人的貿(mào)易航線與利益，同時也逐步對商船實施法律登記及認證等管理制度，每一條商船都需要按照當局的要求提供相應的完整信息，這使得制作海圖所需要的系統(tǒng)性的航線及港口資料變得相對容易獲取，伴隨著社會經(jīng)濟、技術(shù)等其他因素的發(fā)展，在那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開始出現(xiàn)了以制作和銷售海圖為生的、獨立的、專業(yè)的制圖師，他們從官方的登記認證者那里收集大量一手資料，再匯同從其他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最終制作成專業(yè)的波特蘭海圖，以滿足那些遠航的船長和探險者們的需求。
維斯康特（Petrus Vesconte，也寫作Pietro Vesconte*）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那個時代著名的獨立專業(yè)制圖師之一。而他和他的作品能廣為后人所了解，或許源自于他一個“自戀”的習慣——在作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于1311年在描繪東地中海的海圖上的簽名，為他贏得了“最早在海（地）圖作品上署名的歐洲制圖師”這一歷史地位，至少截止目前還是這樣。在現(xiàn)藏于威尼斯博物館的一本7頁海圖集中的第4頁——中地中海地區(qū)海圖，他干脆把自己的肖像也繪制到了海圖的左上角，并寫到：“熱那亞的維斯康特（Petrus Vesconte）于我主的1318年在威尼斯制作此圖。”
*地圖制圖史上還有另一位維斯康特-Perrino Vesconte。Perrino類似于Pietro的昵稱，有學者考證認為其是Pietro Vesconte的兒子或者家族的下一代，但另有人認為這種落款也是維斯康特本人。落款為Perrino的作品在瑞士蘇黎世中央圖書館（Zentral bibliothek in Zurich, Switzerland.）及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勞倫西亞醫(yī)學圖書館（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in Florence）有收藏。
制圖師維斯康特把自己畫入了自己1318年的地圖作品中
雖然這個自戀的波特蘭海圖大師有不少波特蘭海圖存世，法國國家圖書館、威尼斯博物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梵蒂岡的使徒圖書館、法國里昂的市政圖書館等多地均有收藏，并且他的作品對意大利北部城邦及加泰羅尼亞地區(qū)的波特蘭海圖制作影響深遠，但是我們今日對他的生平所知卻非常稀少，有限的一點信息，也是從他存世的作品之中了解到的：比如他創(chuàng)作的活躍期主要在1310-1330之間，雖然是熱那亞人，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威尼斯完成的，他的地中海及黑海地區(qū)的海圖精確度極高，作為地區(qū)性的海圖被持續(xù)使用了幾個世紀，他還把波特蘭海圖的描繪區(qū)域擴展到了北歐特別是英國及愛爾蘭地區(qū)。
維斯康特1321年北大西洋海圖－包括英國、法國、愛爾蘭沿岸。里昂市政圖書館收藏
這位海圖大師，還繪有一幅圓形的世界地圖，不過并非發(fā)現(xiàn)于維斯康特自己的海圖或海圖集中，而是發(fā)現(xiàn)于一本拉丁文名為《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es》*的書中，英文常翻譯為《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中文大意是《忠誠于十字架的秘籍》，他的作者，叫做薩努鐸。
*該書存世的手稿所知有三本，年代大概為1320年、1321年、1325年，均包含有維斯康特繪制的地圖，其中只有第一本的地圖上有維斯康特的簽名，但學者確信后兩本中的世界地圖也出自他的手筆。事實上那本書中的部分其他地圖，比如圣地地圖，耶路撒冷城市圖等也出自于維斯康特。
維斯康特為《秘籍》一書繪制的中世紀風格的世界地圖
薩努鐸（Marino Sanudo，1260-1338年）是威尼斯共和國的政治家和地理學者，早年間在歐洲各國游歷廣泛，1280年前后，為繼承家族的生意而定居在黎凡特地區(qū)的阿卡古城，當他在這里經(jīng)營著家族貿(mào)易的時候，另一位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正在遙遠的蒙元帝國進行著他奇幻的東方之旅。阿卡古城，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于1099年在黎凡特*地區(qū)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的核心地帶。1291年5月28日，埃及馬木路克蘇丹哈卡里攻陷了十字軍在此的最后據(jù)點阿卡，耶路撒冷王國從敘利亞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就此消失，此后的幾個世紀中，那些逃亡的十字軍家族一直夢想著回歸圣地，作為虔誠基督徒的薩努鐸也把“號召歐洲各國的君主們再次組織十字軍東征，收復圣地”變成了終其一生的努力目標，這本《忠誠于十字架的秘籍》，就是他于1320年在法國阿維尼翁覲見教皇時的嘔心之作。
*黎凡特Levant，歷史地理名詞，大概位于地中海東岸的廣大區(qū)域，今天位于該地區(qū)的國家或地區(qū)有：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
然而，基督教世界再有沒有組織起像樣的十字軍東征，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攻陷，整個拜占庭帝國也滅亡了。不過維斯康特為《秘籍》一書繪制的中世紀風格的世界地圖，卻成為地圖發(fā)展史上值得銘記的一件作品：它混合了中世紀圓形世界地圖（Mappa Mundi）的輪廓和波特蘭海圖準確復雜的恒向線系統(tǒng)，從圓形周長上的16個點輻射出波特蘭海圖的恒向線網(wǎng)格覆蓋了整個畫面，但是布局依然遵循了古老中世紀的傳統(tǒng)——東方向上。這幅地圖中的綠色是海洋、褐色部分是起伏的山脈、圣城耶路撒冷處在地圖的中央。地中海及黑海周邊的區(qū)域描繪的相對準確，而在穆斯林世界的后方（東方）、遙遠世界的盡頭、祭司王約翰統(tǒng)領(lǐng)的神秘的基督徒王國，則是那個年代基督徒們傳說中的希望。
基于指南針的特性，波特蘭海圖的正上方，已不再是中世紀地圖中習慣描繪的東方，而是永遠地指向了北方，歐洲人的世界觀，或許也正在隨著波特蘭海圖的普及而發(fā)生著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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