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 2006年第1期 本文字數(shù)：1748
有人說，茶是造物者賜給中華民族的。的確，中華民族從發(fā)現(xiàn)茶到認識茶，從認識茶到利用茶，再到完善茶、發(fā)展茶，綿延數(shù)千年的歷史，內涵深遂，人文豐富，堪稱是一部包羅萬象的民族史詩。
中國人對茶的利用最初是孕育于野生采集活動之中的。古史傳說中認為“神農嘗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這是人類利用茶葉的最早記錄。依照《詩經》等有關文獻記錄，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諸類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在食醫(yī)合一的歷史時代，荼類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藥用功能逐漸為人們所發(fā)現(xiàn)。巴蜀地區(qū)，向為疾疫多發(fā)的“煙瘴”之地。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氣，解熱毒。久服成習，茶藥用之旨逐漸隱沒，于是成了一種日常飲料。
在中國，茶以文化面貌出現(xiàn)，是在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兩漢三國時期，文人、官宦之家已興飲茶之習。漢人王褒所寫《僮約》記載了一個飲茶、買茶的故事，說明在西漢時就已經開始并出現(xiàn)了以茶作為商品的交易。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楊雄作《方言》，分別從藥物和文字語言角度談到茶。《華陽國志》則是巴蜀出貢茶的較早文錄，茶作為貢品，進入內府之后，皇室又每每作為賞賜品，分發(fā)諸勛戚屬臣。這說明，在西漢時，飲茶之事，在黃河流域首先在宮廷和貴族階層流布開來。西漢貴族飲茶已成時尚，東漢則更普遍些，到三國時，宮廷飲茶更經常了?！度龂?#183;吳書·韋曜傳》載：吳主孫皓常與大臣宴，不管你會不會飲酒，都要灌你七大升。韋曜自幼好學能文，但不善酒，孫皓暗地賜以茶水，用以代酒。以文人、政治家的視角來看待茶，喝起來自然別有滋味，這就為茶走向文化領域打下了基礎。
兩晉南北朝時期，陸納、桓溫以茶代酒的行為使飲茶除了提神解渴外，開始產生社會功用，成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種精神、情操的手段。至此，飲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價值為人所用，而是進入了精神領域。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騷亂，各種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紛呈百出。因為茶可竟日長飲而使頭腦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態(tài)平和，所以，當時許多玄學家、清談家把飲茶當作一種特殊的精神現(xiàn)象來對待。
隨著佛教傳入、道教興起，飲茶已與佛、道教聯(lián)系起來。在道家看來，茶是幫助煉“內丹”，升清降濁，輕身換骨，修成長生不老之體的好辦法；在佛家看來，茶又是禪靜入定的必備之秀物。盡管此時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飲茶儀式和闡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經脫離作為飲食的物態(tài)形式，具有顯著的社會、文化功能，中國茶文化初見端倪。
唐：陸羽《茶經》開茶藝類茶道先河
唐代是中國茶道文化形成期，也是中國茶文化史上里程碑的時期。中國茶道文化的形成，以陸羽著《茶經》為標志，民間稱陸羽為“茶神”、“茶圣”、“茶仙”。其《茶經》一出，成為世界第一部茶道、茶業(yè)專著，標志著中國茶道的誕生，此時，中國茶文化的基本輪廓方成定局。《茶經》是一種獨出心裁的文化創(chuàng)造，它把精神與物質融為一體，突出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僅從茶文化學角度講，陸羽開辟了一個新的文化領域?！恫杞洝肥状伟扬嫴璁斪饕环N藝術過程來看待，創(chuàng)造了烤茶、選水、煮茗、列具、品飲等一套中國茶藝?！恫杞洝芬彩状伟?#8220;精神”二字貫穿于茶事之中，強調茶人的品格和思想情操，把飲茶看作進行自我修養(yǎng)、鍛煉志向、陶冶情操的方法。陸羽首次把我國儒、釋、道的思想文化與飲茶過程融為一體，首創(chuàng)中國茶道精神，搭構了中國茶文化的基本框架，為茶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唐代，我國茶的生產進一步擴大，飲茶之風盛行南北，同時進一步傳到邊疆各地。正如《封氏聞見記》所說，中原地區(qū)的自鄒、齊、滄、隸以至京師，無不賣茶、飲茶。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茶作為重要陪嫁品傳入西藏，自此藏民飲茶便成為時尚，甚至達到了“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地步，現(xiàn)代藏民用以待客的奶茶，便來源于此。自唐以來，中國茶種和茶藝相繼傳到了日本、朝鮮等國，致使日本的制茶烹茶的方法完全模仿中國，連茶事中的游戲也不例外。
唐代還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茶道形式——煎茶道，分為備器、選水、取火、候湯、習茶五大環(huán)節(jié)。它鼎盛于唐代中晚期，經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歷時約五百年。陸羽是唐代煎茶法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茶經》講述的是煎茶法的制作過程。唐代的制茶烹茶技藝成熟，飲茶修道的思想初步確立，并開始注重環(huán)境和禮儀。之后，斐汶的《茶述》，張又新的《煎茶水記》，溫誕筠的《采茶錄》，皎然、盧仝作茶歌，都推動了唐代的煎茶道日益成熟。唐肅宗李亨至德元年至乾元元年，蒙古的驅馬市茶，開了茶馬交易的先河。
宋：風雅類茶道將中國茶道推向頂峰
宋遼金時期，是中國茶文化承上啟下的時代，如果說唐代茶文化更重于精神實質，宋人則把這種精神進一步貫穿于社會各階層日常生活和禮儀之中。宋代點茶法約始于唐末，從五代到北宋，越來越盛行。所謂點茶，就是飲茶前先將團茶餅茶搗成粉末狀，注入沸水，用竹刷攪均后飲用。從這時起人們開始注重茶葉原有的色香味，不再往里加調味品。十一世紀中葉，蔡襄著《茶錄》二篇，詳細介紹了茶的烹制和各種茶器的使用，從而奠定了點茶茶藝的基礎。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盡述了從種茶到制茶的全部過程與技巧，使點茶道于北宋末期更加趨于成熟。除了點茶法，宋代還流行“斗茶”，又稱“茗戰(zhàn)”，是以評定沏茶品茶的優(yōu)劣為標準的一種競賽活動，最早是以游戲的形式出現(xiàn)在文人雅士之間，后在民間普及開來，宋人們喜愛茶，熱衷于參加各種茶事活動，通過品茶論茶斗茶來對追求博學幽雅、韻高致靜的品質。在宋徽宗時，百業(yè)由蕭條轉為繁榮，國內安定，達到了無為而治的升平景象，布衣百姓、縉士富紳得益于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紛紛從事茗飲，作為風雅與時尚，作熏陶自身道德情操與文化藝術修養(yǎng)的一種途徑與手段。趙佶、朱權雖貴為帝王，仍親撰茶書，倡導茶道。宋、明茶人進一步繼承了唐代的品茶修道的思想，賦予了茶清、和、淡、潔、韻、靜的品性，將中國茶道推向了頂峰。宋代的茶政十分嚴厲，于成都、秦州各置榷茶、買馬司。其后以提舉茶事兼理馬政，改稱都大提舉茶馬司，嘉泰三年復分為兩司。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標志著中華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數(shù)民族雖喜歡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從文化上卻對品茶煮茗之事興趣不大；另一方面，漢族文化人面對故國破碎，異族壓迫，也無心再以茶事表現(xiàn)自已的風流倜儻，而希望通過飲茶表現(xiàn)自己的情操，磨礪自己的意志。這兩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進了茶藝向簡約、返璞歸真方向發(fā)展。
明清：從朱權茶道到泡茶品飲之風
明末清初，精細的茶文化漸次出現(xiàn)。明初的朱權在《茶譜》中明確表達了自成一家的茶道思想：飲茶并非只淺嘗于茶本身，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表達志向和修身養(yǎng)性的方式。朱權對廢除團茶后新的品飲方式進行了探索，改革了傳統(tǒng)的品飲方法和茶具，提倡從簡行事，開清飲風氣之先，為后世立生一整套簡便新穎的烹飲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品飲藝術，后經盛、顧元慶等人的多次改進，形成了一套簡便新穎的葉茶烹飲方式，茶的飲法逐漸變成如今直接用沸水沖泡的形式，即泡茶道。泡茶道醞釀于元朝至明朝前期，正式形成于十六世紀末葉的明朝后期，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前中期。明末清初，由于制茶工藝的革新，團茶餅茶已較多改為散茶葉茶，烹茶方法也由原先的煎煮法逐漸改為沖泡，茶風流傳至今。十六世紀末的明朝后期，張源著《茶錄》，許次紓有《茶疏》，共同奠定了泡茶道基礎；后馮可賓寫《芥茶箋》，清人冒襄撰《芥茶匯鈔》等論著，對泡茶道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發(fā)展和完善。到了明代，不僅恢復了元代取消的宋朝茶馬政策，而且變本加厲，把這項政策作為統(tǒng)治西北地區(qū)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 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只換茶120斤，平均每匹馬換不到40斤茶葉。
到了清代，由于明代后期飲茶活動的簡明化及滿族文化的影響與交融，加上清代茶葉外貿和內需的擴大，清代重視茶產地與茶品味的影響，表現(xiàn)為一是小壺泡法：茶葉、茶具、水的精美和講究；二在飲茶文化上多重視品茗賞景的心境怡悅上。清代茶藝活動趨向于品茶活動，注重各種現(xiàn)成事物的優(yōu)美享受。清代的茶政執(zhí)行松弛，私茶多，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到雍正帝胤禎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停止。茶馬交易實施將近700年。
明清茶人對茶道的貢獻還在于創(chuàng)立了泡茶茶藝，且有撮泡、壺泡和工夫茶三種形式；并為茶道茶藝設計了專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復興于二十世紀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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