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字浚沖，瑯琊臨沂人，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年六七歲，于宣武場觀戲，猛獸于籠中吼聲震天，眾皆驚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見而異之。嘗與群兒嬉戲于道邊，見李樹多實，皆爭趨之，戎獨不往，問其故，曰：“樹在道邊多子，必苦也?！比≈湃?。阮籍與其父為友，戎年十五，籍長其二十，謂渾曰：“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奔皽喿溆跊鲋荩世糍浫謹蛋偃f，堅辭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不修威儀，善發(fā)談端，皆中其要會。
先后任相國掾、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后遷豫州刺史，受詔伐吳，平定江南，多所匡正。遷光祿勛、吏部尚書，以母憂免，性至孝，居喪雖不拘禮節(jié)，然絕賓客、情慟悲，容貌毀瘁，人皆嘆為死孝。司馬炎親自派醫(yī)為其診療、賜藥。后轉太子太傅，代荀勖為中書令，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仆射，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之人皆先為公務，量其才德，然后授職。西晉末年為司徒，永興二年病故，終年七十二歲。
性情清賞，目光如電，心機縝密，超然玄著。每與阮籍為竹林之游而后至，籍曰：“俗物復來敗人意。”對曰：“卿輩意亦復易敗乎！”其敏辯若此。又性簡約，當時顯貴婚嫁花費財物數十萬至上百萬，他嫁女只花數萬，從子娶妻送禮僅單衣一套，為司徒而委事于僚署，乘馬出游，著便裝而人不知其為三公，故吏皆大官，道路相遇，其皆避而不見，恐驚擾于人。晉末之亂，舉族南遷，危難之間，雖年邁蒼蒼，仍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饑苦之間，仍召親賓，相與談笑，其氣度如此。史書載其貪財吝嗇，是誤把和嶠的事當成了他，根據《王濟傳》載：和嶠家有好李，武帝要也僅給數十，是他怕人得種，去核而賣；而且拿著算盤晝夜計算財物，卻始終算不清，杜預稱他是個“錢癖”。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注解莊周的內外數十篇文章，發(fā)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欣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后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是繼前漢建立初期黃老道學興盛以后，對道家學術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哲學家，后在朝不任職，容跡任教而已。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性情放達，淡默少言，不妄交游，與嵇康、阮籍友善，出游時謂隨從“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好飲酒作《酒德頌》。嘗以細宇宙而齊萬物為心，精通老莊之學，曾對武帝盛言無為之化，無意于功名，是當時著名的隱士、文學家。
阮咸，字仲容，少年即任達不拘，為世俗所譏，歷仕散騎侍郎，不與權貴富豪并肩，山濤欲薦舉他典選舉，武帝以他為世俗所惡，又好酒放達，用為中書郎，中書監(jiān)荀勖每與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疾之，出為始平太守。時北阮富而南阮貧，咸居道南，恰逢七夕節(jié)，路北諸紈绔為了晚上尋歡作樂而晾曬華麗的錦衣，而他也用竹竿挑著一件圍裙，調侃說：“未能免俗”。其姑來訪，他愛上了姑的胡婢，聽說她離開回家了，借了客人的馬去追，趕上后又并乘而歸，不顧門第地娶了她，可謂真正性情中人。曾去參加諸阮聚會，用大盆盛酒，恰好有幾頭豬也來咸盆中飲，竟然與它們共飲，眾人皆惡之欲離開，阮籍不許，反稱贊他好客。隨后深與其交往，叔侄相攜與山濤、嵇康、向秀、劉伶、王戎為世所謂“竹林七賢。”
他們崇尚自然，反對虛偽煩瑣的俗禮，反對嚴酷的刑罰，不喜空談仁義禮法，而誠心濟世愛民，不貪戀富貴，不賤視百姓，雖逍遙處世，實為真正的君子俊杰。他們是魏晉時期文化解放的先驅，是士大夫中的楷模。謝鯤、胡毋輔之、畢卓、王尼、桓彝等皆師之，從溫嶠、謝安和王羲之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影子。
這些竹林名士是與禮法集團對立的社會組織，受到司馬氏集團的支持，同時也遭到岢守貴賤等級制度的禮法集團迫害，嵇康被鐘會迫害致死，既是私怨也是政治斗爭的表現，這種斗爭直到晉朝建立以后，仍然持續(xù)進行著。王戎與和嶠的比較也非常明顯，在他們二人同時守喪期間，和嶠量米而食，著服行事皆守禮法，亦為人所稱贊，孝期滿而肥壯，人謂之生孝。而戎不守禮法，居喪也從事社會活動，但悲傷憔悴幾乎病死，人謂之死孝。一真一假相比優(yōu)劣分明，和嶠聚斂財物，家資億萬，日夜以籌措計算而不清，王戎父親的部屬饋贈他數百萬，而王戎固讓不受，人品殊異。
七賢當中，山濤是政治家、王戎是軍事家、阮籍叔侄是社會活動家，嵇康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向秀是哲學家和教育家、劉伶是文學家他們都品德高尚、多才多藝，周圍團結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名士，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不是人們想象的無所事事的閑人，有的參加統(tǒng)一戰(zhàn)爭（如王戎），有的甚至參加普通人的勞動（如嵇康），都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竹林名士皆高節(jié)風雅之士，為當世所傾倒，令后世所敬仰。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