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不是被想象與建構的
搜狐文化：您最廣為人知的一部學術著作是《華夏邊緣》，在《華夏邊緣》中您提出了一個對中國人來說看不言自明，實則很難回答的一個問題——究竟什么是中國人？在您看來究竟什么是中國人呢？
王明珂：要回答什么是中國人，首先要明白“中國”的概念是什么。在不同時代，“中國人”這三個字所代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據我了解，在漢代，“中國人”指的是中原人，譬如南越人會稱從中原來的人為“中國人”。以我在《華夏邊緣》這本書中提出的觀點來看，“中國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有邊緣才有中間，既然有住在中間的人，就必然會有在四邊的人。多年前我在四川黑水地區(qū)做調查。黑水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有一條叫小黑水的溝，那里的人從前被認為是非常野蠻的“猼猓子”。在烏木樹村，有位老人告訴我，烏木樹人就是中間的人，他們左邊也沒有人，右邊也沒有人。我當時心想，這不就是“中國”的概念嗎？其實“中國”概念是很普遍的，實際上就是族群中心主義，我們是住在中間的人，旁邊那些都被認為是比較原始、低劣的族群。但隨著中原之人與其邊緣人群的接觸，“中國人”的概念也一直在改變。華夏邊緣的理論就是﹐要了解 “華夏” 我們可以從了解華夏心目中 “哪些人不是華夏” 來入手﹔“華夏邊緣” 與 “華夏” 是相對存在的，兩者必須合在一起來思考，我們才能理解由過去的華夏與華夏邊緣﹐到今日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及其意義。
搜狐文化：為什么我們要自稱“炎黃子孫”呢？
王明珂：華夏大約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形成的。這是一個想象彼此有共同祖先的貴族集團﹐一個族群。我曾分析中國歷史文獻中關于“黃帝”的論述，發(fā)現(xiàn)在最早的“五帝”說法中，黃帝并不突出，他只是眾多祖先之一?？傻搅藨?zhàn)國以后，慢慢地﹐他的地位越來越高。從戰(zhàn)國末期到漢，他在華夏的歷史記憶中成為唯一的英雄祖先，華夏的共同始祖﹐這就是我們所謂“黃帝子孫”的由來。那“炎黃子孫”這歷史記憶又是怎么出現(xiàn)的呢？它和“黃帝子孫”不同，多了一個炎帝。其實在漢代﹐華夏剛形成的時候，炎帝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貴冑家族都自稱是黃帝子孫，很少有人愿意稱自己是炎帝子孫。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了變化，北朝的鮮卑貴族，他們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但在祖先源流上不愿攀附黃帝，而攀附黃帝的對手炎帝，自稱為炎帝子孫。后來因為這些北族逐漸融入華夏，因而形成了“炎黃子孫”的說法，這說法蘊含著舊有的中原華夏跟北族融合的意味。
搜狐文化：很多歐美學者以及當代中國學者都認為，“民族”與“民族國家”是近代歷史產物，“中華民族”是一個被想象與被建構的人群概念，您說您無法接受“民族近代建構論”，為什么？這與你《華夏邊緣》一書的副標題“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有何關聯(lián)？
王明珂：我覺得 “民族近代建構論” 這種想法，是把民族作為一個非常狹窄的概念，而沒有把它放到整個人類的族群現(xiàn)象里去觀察。把所有的當代社會政治現(xiàn)實都視為近代產物﹐而用它們來定義民族、民族國家，那當然﹐它們都成為近代的建構物。事實上，民族是人類族群的一種﹐人類的族群現(xiàn)象非常早就出現(xiàn)了。族群是一些人靠著共同的祖先血緣記憶來凝聚，以此來維護及擴張共同利益，并排除他者。然而﹐為了維護及擴張共同利益﹐光有族群情感是不夠的﹐因此一族群經常有其附身其中的政治社會組織﹐以遂行其目的。拿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的古代華夏來說，即使他們有共同利益關系，有共同的血緣記憶，但仍然需要一個政治社會結構來實現(xiàn)其目的。這就是為何在春秋戰(zhàn)國后﹐有秦漢帝國的出現(xiàn)﹔秦漢帝國是遂行華夏維護及擴張其利益的政治體。春秋戰(zhàn)國時的華夏不是沒有這樣的組織，當時是 “會盟”﹐ 但諸國間的 “會盟” 只是一個很松散的政治結構﹐那只是個過渡，最終還是要走向一個比較完整的組織。因此秦漢帝國便是一個族群認同和一個政治組織結合的產物?，F(xiàn)代民族國家也是一樣，一個民族認同和一個國家組織結合在一起。民族國家并不十分新穎﹔在中國﹐它 “新” 的一面是﹐民族成員指的是民族群體中的每一個人﹐但古代華夏指的只是統(tǒng)治階層。
我們還是以黃帝子孫為例。誰是黃帝子孫？原來在漢代或者更早的時候，或者在戰(zhàn)國的時，黃帝子孫只是那些統(tǒng)治階層。譬如，魏晉時人稱巴蜀人是黃帝子孫的時候，他們只說巴蜀古帝王是黃帝子孫﹔只要他們是黃帝子孫，那巴蜀就是華夏統(tǒng)治之域，域中之人便是華夏了。但經過魏晉南北朝到隋唐，越來越多的大家族可以宣稱自己是黃帝子孫。到了明清時，通過各種家族譜系，越來越多的社會中下層家族都能攀上黃帝子孫。所以在歷史上﹐黃帝子孫這一 “族群”﹐有一由社會上層逐漸往社會中下層擴張的趨勢。在民族概念下﹐現(xiàn)代黃帝子孫所指的不是一個個家族，而是每一個人。這是夾在民族概念里的個人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其實我常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全球性變化，中國的 “黃帝子孫” 認同群體會不會演變?yōu)橐詡€人為單位的民族？我們不能否定這種可能，因為整個趨勢是這樣的。
搜狐文化：您在《華夏邊緣》的序言中提到“民族國家”是以構建民族歷史，讓民族成員產生一體之同胞的情感，這種民族歷史能夠成功地動員人民為民族國家效力甚至犧牲，但也常常造成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您可否就此問題舉些例子來談一談？
王明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韓學者以及民眾間對 “歷史” 的爭議。在歷史學界﹐大家都知道﹐中韓間有一些歷史問題是不方便談論的。比如 “箕子王朝鮮”﹐商末時一個殷商王子逃到朝鮮去﹐成為開化朝鮮人的英雄祖先――這究竟是不是歷史事實﹐便是十分敏感的問題。我注意到韓國的歷史學家，尤其在寫大韓民族史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箕子問題。他們有兩種策略，一是認為箕子故事是一個神話，并非真實存在的，這樣很簡單就把問題解決掉了；第二個解釋就比較麻煩，他們認為箕子原本就是韓國人，他所奔的朝鮮在今吉林省東部，如此這一帶便成了韓國的故土。如果主張這樣的歷史，當然會跟中國的歷史學家有沖突。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二十世紀上半葉﹐有些中國學者認為歷史上的 “苗族” 應包括所有中南半島上的各民族﹔有些泰國學者認為﹐古代泰族往北分布到長江。如果各個國家都這樣去想象歷史的話，那當然是要起沖突的。
來源：搜狐文化 作者/王明珂 陳波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