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了些，但足以看出紀曉嵐一生閱讀量同時代人無可與之比肩。
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
然而，人們在研究“紅學(xué)”的過程中，對這個“曾讀人間未見書”的“博士”無不“質(zhì)疑”和“納悶”，他對于曾經(jīng)轟動京師、名噪一時、繼而轟動全國乃至聲揚海外的《石頭記》又《紅樓夢》為何緘默不言，一言不發(fā)，沒有任何表示呢？也就是說沒有個態(tài)度呢？這極為不正常。他究竟知道不知道《石頭記》又《紅樓夢》及“曹雪芹”？說不知道吧，《石頭記》又《紅樓夢》曾名噪一時，時人對《紅樓夢》特有的“現(xiàn)象”，曾有“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紅樓夢》實才子書，……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紅樓夢》始出，家置一編”，“遍于海內(nèi)，家家喜聞，處處爭購”，“每到一處，哄傳有《紅樓夢》一書”，“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shù)十金”，“乾隆庚戌秋……‘有《紅樓夢》……雖野史，殊可觀也。維時都人競稱之”，“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的描述和記載。程甲本刊刻問世之際，程偉元于序中曾云：“《石頭記》是此書原名，……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shù)十金，可謂不徑而走者矣?！备啭樞蛟疲骸坝杪劇都t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余年……”
這就是說，《石頭記》又《紅樓夢》在乾、嘉時期極具影響。作為一代“文宗”的紀昀先生，何以熟視無睹？是他真的不知道有此一部小說？還是有什么隱情？還是由于《紅樓夢》是“稗史之妖”，
[③]不值紀學(xué)士一哂？還是“恐其中有礙語”
[④]，自己身處宦海，飽經(jīng)文字（獄）之苦，怕惹文禍而一言未發(fā)，未加評論？
人們或許會說，以上原因恐怕皆有：一是他從未接觸過是書或未聞?wù)f過是書，也未聞?wù)f過“曹雪芹”；二是他根本無顧暇及、沒時間去看《石頭記》又《紅樓夢》；三是因《石頭記》又《紅樓夢》是“稗官野史”不入流，他聞?wù)f后為保持“正統(tǒng)”文人形象而不去隨聲附和，或看過而未加評論。因紀先生身為正統(tǒng)文人，對“稗官野史”還是有所“另見”，至少在正式場合如此，其亦曾自題云“稗官原不入儒家”，“小說稗官，知無關(guān)于著述”
[⑤]之語；四是由于他為避文字禍害，壓根不提此著及與此相關(guān)的話題和傳聞；五是他也聞?wù)f過，也曾看過《石頭記》又《紅樓夢》及知道“曹雪芹”，只不過他應(yīng)了他“觀弈道人”的自號，未去對這些事加以“評頭論足”。
這其中除第四、五點外，其它三點皆說不去。其中最明顯的一點，那就是此書若當(dāng)時流傳為“稗官野史”紀先生“不去看”說不過去。因為他“無書不讀”，這從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可以領(lǐng)略，紀先生博覽群書，這就是說，“稗官野史”對于一個真正的學(xué)者來說，并不忌諱。連他自己都說“文士倒好奇，八極思旁騖”，也多寫神鬼之故事。再者，也不是他公務(wù)繁忙，編《四庫全書》時沒時間，但書成之后，紀先生還是有時間。曾“聊以消閑”，他在《灤陽續(xù)錄·一》中如是說。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這個“無書不讀”的先師對《紅樓夢》又“曹雪芹”守口如瓶，緘不作聲呢？是他真不不知道《石頭記》又《紅樓夢》盛況？還是他為維護正統(tǒng)文人形象，怕沾“紅樓”而未發(fā)議論？還是怕惹麻煩、遭不測未有支聲？反正至今沒發(fā)現(xiàn)有紀曉嵐關(guān)于對《石頭記》又《紅樓夢》及“曹雪芹”的文字評論，是不是其觀“棋”未語？這很容易使人想到他的省言警句：“歲歲容看溫室樹，惟應(yīng)自戒口如瓶”,“擬筑書倉今老矣，只應(yīng)說鬼似東坡”，“平生心力從銷磨，紙上煙云過眼多”……是什么讓“海內(nèi)共仰望為宗臣”的紀曉嵐對“時勢”守口如瓶？
不談時勢逞英雄
紀曉嵐為人處世一向謹慎，僅從其著書的思想上便可洞察，這位無書不讀的通儒并不輕易著書，也不保存自己的著作，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還是為避文禍，在清乾隆時期，這實在又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高明之舉。為此他亦曾講過：“余自早歲即學(xué)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盛流相唱和，頗不欲后人，今年將八十，轉(zhuǎn)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為古人所吟哦，拈須擁被，徒自苦耳”。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僅是一個“借口”。紀先生并不是不著書，而只是不直談“時勢”和“國事”而已。
這就是說，身處官場猙獰的紀先生對《紅樓夢》又“曹雪芹”保持沉默或許有他的想法，這或許就是紀先生“不談時事逞英雄”的處世之術(shù)，飽讀史書的他對馮道的避禍之“道”甚為推崇，是不是為此而緘口未語呢？再者，在他的遺著中，也分明流露出他“天道忌盈”、“收斂鋒芒”、“蓋為子孫留些余地耳”諸類的思想，故有“置身豈不高，時有蹉跌慮”之嘆。
然而，對于《紅樓夢》這一轟動朝野的“大事”，他真的能對此心止如水，如隨輕云，置于九霄嗎？真的對此事甘心沉默，有所保留嗎？誠如他所說“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人生事事無痕過，蕉鹿何須問是非”嗎？實際上并非如此，這也正是紀曉嵐絕頂之處，方圓之道。
不過，話說回來，這也包括一代名人、與他一直相友好的劉墉、王杰、董誥、王爾烈等等知名人士和較著名的“時人”，除袁枚和張問陶因誤聽、誤信他人語，有過評《紅樓夢》和“曹雪芹”的評論外，大多著名時人未對這一敏感話題有過評論。袁枚在他的《隨園詩話》中云：
“康熙間，曹練（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備記風(fēng)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道光四年刊本作“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雪芹者，曹練（楝）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等款，成為早期有關(guān)“紅學(xué)”評論人物。
另者，張問陶因有《贈高蘭墅鶚同年》詩，其間有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后俱蘭墅所補”，成為“紅學(xué)”史事，同時被列為“紅學(xué)人物”，并作為支持高鶚續(xù)補《紅樓夢》后四十回最主要的證言之一。此是另話，不贅。
他人對《紅樓夢》又“曹雪芹”沒有作過相關(guān)的評論都可能說的過去，這是因為他人對“曹雪芹”沒有一絲的直接或間接關(guān)系（在沒有資料和史料發(fā)現(xiàn)之前，筆者只能如是說），而紀曉嵐先生則不同。
話又說回來，當(dāng)時的《紅樓夢》在京都曾風(fēng)靡一時。據(jù)史料記載，自《紅樓夢》刊刻問世后，僅就（當(dāng)時）《石頭記》八十回未完，百二十回《紅樓夢》系他人所補，時人就有不同見解與紛爭，如清宗室愛新覺羅裕瑞在他的《棗窗閑筆》中就有后四十回偽續(xù)說；與紀曉嵐相差4歲的清人周春在他的《閱紅樓夢隨筆》（1794年撰就）中曾說：“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十回”?？梢姰?dāng)時就盛傳《石頭記》與《紅樓夢》一書貫二名之說。但紀曉嵐卻對此事緘默其口，他真的對此事一無所曉嗎？
筆者分析認為，并非如此，紀曉嵐先生和“曹雪芹”還真有一段“文字因緣”，一提起這些，世人恐怕聞所未聞，始料不及。他不但對《石頭記》又《紅樓夢》熟知，且對《紅樓夢》內(nèi)幕“了如指掌”。
可恨同時不相識？
紀曉嵐，名昀，字曉嵐，號春帆，別號茶星、三十六亭主人、觀弈道人，晚號孤石老人、石云。生于雍正二年，即1724年，卒于嘉慶十年，即1805年，歷雍、乾、嘉三朝。
眾知，偉大的《紅樓夢》前身《石頭記》即出現(xiàn)在乾隆朝，除有“脂硯齋批語”于書中落款的“甲戌”、“庚辰”、“己卯”等紀年可作證外，還有時人如愛新覺羅·永忠等人間可證明
[⑥]，高鶚于程本中序言亦可以間接證明，其序云：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余年”。
亦就是說，以《紅樓夢》貫名的奇著，大至應(yīng)出自公元1760至1765年間。這已被大多學(xué)者和紅學(xué)人士所證實。這就是說，自《紅樓夢》以《石頭記》八十回形式流傳于世之際，時值青中年的紀曉嵐定有機會看到《紅樓夢》，至少聞?wù)f過是書的流傳情況和“曹雪芹”一些情況。再者，《隨園詩話》于公元1792年即付梓，紀曉嵐因與袁枚交往甚厚，且《隨園詩話》名噪一時，他亦有機會和“有緣”看到，該“詩話”里面就有對《紅樓夢》及“曹雪芹”多條記述。
從來文字皆有緣
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事，人們大凡少不了對該著作者“曹雪芹”作細致研究，而對“曹雪芹”研究，首先是從“他”的好友、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曹雪芹”好友的清宗室愛新覺羅·敦誠及其兄愛新覺羅·敦敏的資料及記載研究起。另還有宗室、敦誠的堂弟愛新覺羅永忠，友人富察氏明義等人及其所留的資料研究起。因為《紅樓夢》和“曹雪芹”的名字，除出現(xiàn)在《紅樓夢》一書中及“脂批本”外，最早則出自他們一伙的著作及記載中。而這些人當(dāng)中，對“曹雪芹”最為深知的，莫過于敦誠、敦敏兄弟。他們于詩文中，經(jīng)常有同“曹雪芹”唱和之作并有贈挽之作。但敦誠、敦敏兄弟二人，始終對“曹雪芹”著《石頭記》又《紅樓夢》及脂硯齋評《石頭記》的事也始終一言未發(fā)，成為人們研究的“疑點”。
敦誠有《寄懷曹雪芹霑》、《贈曹雪芹》、《佩刀質(zhì)酒歌》、《挽曹雪芹》；敦敏有《芹圃曹君霑別來已一年矣……感成長句》、《贈芹圃畫石》、《贈芹圃》、《小詩代簡寄曹雪芹》、《訪曹雪芹不值》、《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等，該些資料成為人們對“曹雪芹”其人研究不可或缺的稀有資料。長期以來，人們通過敦誠、敦敏兄弟及明義還有張宜泉（此人暫不論及，詳情互參筆者另行諸文）等人留下的遺墨中獲悉“曹雪芹”一二，并經(jīng)后人的大量考證對“曹家”略有了解。
以上筆者是說，清宗室愛新覺羅敦誠、敦敏兄弟首先與“曹雪芹”有“交往”，而紀昀、紀曉嵐先生卻對敦誠先生頗有“好感”，評價極高，稱敦誠詩文“有桓譚五百年后之思焉”（詳見《紀曉嵐·四松堂集序》附后）。至于紀曉嵐和敦誠、敦敏兄弟是否相識、相知，有沒有過“交往”，在沒有確切的資料下，筆者不敢妄斷。但有一點值得肯定，他們曾有過“文字因緣”，這在敦誠的《四松堂集》中，著名的紀大學(xué)士、紀曉嵐就曾給該書作序，且紀曉嵐還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xù)錄（二）》（卷二十）當(dāng)中，對敦誠先生之軼聞趣事一則加以備記（下詳）。
這就是說，紀曉嵐對敦誠至少是“知道”，因為敦誠的名字他曾經(jīng)備記，并且曾為敦誠的《四松堂集》作序。此雖說“無關(guān)緊要”，也并不能證實紀曉嵐與敦誠有直接“交往”。這是因為敦誠的《四松堂集》刊刻之際敦誠已謝世，書集是由其弟桂圃侍郎代為整理刊刻，紀曉嵐并不一定非要認識敦誠為其書集作序。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紀曉嵐知道敦誠其人，紀先生在他對《四松堂集》題序中對此作了備記，云：
“桂圃侍郎既然刻先德（即宜興刊刻其父恒仁《月山詩集》事。筆者注，括號中內(nèi)容為筆者所注解，下同）之遺集，復(fù)哀輯伯氏敬亭（敦誠之字）先生詩二卷，文二卷，筆錄一卷，總題《四松堂集》，問序于余。余讀之，遙情幽思，脫落畦封，多使人想像于筆墨外……”
這就是說，紀曉嵐認識敦誠之同宗、從堂弟桂圃侍郎（即他于筆記中所說的“倉場侍郎宜公”），并“間接”知曉敦誠其人。至于其有無交往，不便談及。不過有一點兒需說明的是，敦誠的詩文在宗室詩人中有很高的地位。
人們或許會問，紀曉嵐與敦誠的“文字因緣”又和《石頭記》又《紅樓夢》及“曹雪芹”有什么關(guān)系呢？大家不要忘了：因為敦誠是“曹雪芹”的“好友”，他的著作《四松堂集》里面就有與“曹雪芹”相關(guān)的文字記述，紀曉嵐對該著的題序，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應(yīng)附差事之“題跋”，而是他親自對敦誠先生的遺集作了整理和“校讎”，二人之“關(guān)系”，或者說紀曉嵐對清宗室桂圃侍郎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另根據(jù)資料示顯，紀曉嵐與敦敏亦可能有交往，因“傳說”敦敏與董邦達有交往（現(xiàn)有實際文獻，但不知真?zhèn)危?，敦敏曾任宗學(xué)總管之職，紀曉嵐曾受業(yè)于董之門下，該問題因與此文關(guān)系不切，暫不談及。
對于敦誠的記述，紀先生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xù)錄（二）》中如是說：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鵲亭記》曰……案此記借鵲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虛構(gòu)，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為校讎，因掇而錄之，以資談柄”。
通過以上我們得知：紀曉嵐曾為敦誠的《四松堂集》作過序，這種作序，又并非一般意義上、敷演了事、文人之間相互捧喝之題序，而是對敦誠之作品，作過“校讎”。所謂的“校讎”，即是對文字的校對、整理和修改。其間，他本人對敦誠著作及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應(yīng)是相當(dāng)了解和熟悉。而《四松堂集》中，就有敦誠關(guān)于“曹雪芹”此人風(fēng)貌的描述。也就是說，敦誠與“曹雪芹”交游的事跡，在《四松堂集》原稿中“盡有體現(xiàn)”。如紅學(xué)研究人士耳熟能詳?shù)摹都膽巡苎┣郏暎贰ⅰ杜宓顿|(zhì)酒歌》、《贈雪芹》、《挽雪芹》等，尤其是《寄懷曹雪芹（霑）》詩間小序“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紀曉嵐不可能不知敦誠作品中的“曹雪芹”是誰人
[⑦]，也不可能不知、不問“曹雪芹”與“江寧織府”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特別是一代織府長官曹寅，紀曉嵐亦不可不知。即使他不知底里，也會從侍郎桂圃處得知一二，何況當(dāng)時敦誠之兄敦敏還在世，這在《四松堂集》中敦敏為其弟敦誠作《敦誠小傳》為證，時為1795年前夕。（因敦敏卒年問題不清，人們疑是卒于嘉慶元年，待考）?！端乃商眉分?，和敦誠有“交游”人較多，其他人紀先生可能不必去細加理會，而對于“曹雪芹”此人，又不可不加理會，這是因為敦誠在此著里與“曹雪芹”相關(guān)文字不止一處。也就是說，他對“曹雪芹”的名字應(yīng)相當(dāng)熟悉。
既然紀曉嵐對這些情況熟知，那么他為什么沒有發(fā)表任何見解呢？至少他可以于“筆記”當(dāng)中略述一二，以曉世人不惑，為什么沒有這樣做呢？
緣由皆因文字獄
據(jù)筆者分析，紀曉嵐不但對敦誠熟悉，且對《石頭記》又《紅樓夢》情況亦非常熟悉，只是他對此事未發(fā)議論而已。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紅樓夢》一書隱密之極，傳奇之極（關(guān)于《紅樓夢》之“傳奇性”詳參筆者另行諸文），是一部極具“傳奇”的小說，紀曉嵐為敦誠著作寫序的風(fēng)險性亦“極高”，之所以他對《石頭記》又《紅樓夢》及“曹雪芹”、高鶚和程偉元等敏感話題采取“回避”態(tài)度。
關(guān)于《紅樓夢》究竟是怎樣一部傳奇之著，其主旨是何，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無定論。學(xué)貫古今的紀曉嵐當(dāng)時知不知道《紅樓夢》到底寫了什么，作者于書中都是說了些什么呢？筆者有理由相信，他完全知道《紅樓夢》是怎樣的一部書，其主旨為何，且深知“作者底里”
[⑧]，也就是對《紅樓夢》的“處境”十分“知底”，之所以其“三緘其口，默不作聲”。經(jīng)筆者研習(xí)，《紅樓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世情小說”，而是一部“回味曲包”傳奇式的“諷諫之作”、一部“隱語小說”（詳情互參筆者另行諸文《再論紅樓夢之主題——〈紅樓夢〉是一部諷諫小說》、《〈紅樓夢〉說隱》等文）（一），小說所針對的被說、也就是被諷諫對象也不是別人，正是與紀先生長期相伴的、自詡為“十全老人”的一代大帝乾隆皇帝，這恐怕是世人始料不及的，“諷諫帝王”才是《紅樓夢》一書的真實宏旨（詳參筆者另行《紅樓夢主題揭隱》、《再論紅樓夢之主題》諸文）。正是由于這種特殊關(guān)系和處境，紀曉嵐才對《紅樓夢》默緘其口，不作貶褒和任何議論。
關(guān)于大清“文字獄”對文人的桎酷，世人莫不深知：時人李祖陶語：“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于天下國家……人情望風(fēng)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fēng)，此于世道人心實有關(guān)系”。即使在乾隆朝后期文網(wǎng)漸馳后，不少人仍心存余悸：“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從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網(wǎng)羅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普通讀書者尚如此，身經(jīng)乾隆朝無數(shù)文字血腥的紀曉嵐，其感受世人恐怕萬不能與之比及。對于《紅樓夢》及與“曹雪芹”相關(guān)的評論，他自然知道自己說出會惹下什么麻煩，故閉口不談。他對于對于帝王的嚴酷和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曾留下“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懼”的警心之語。
那么，他為什么還幫敦誠《四松堂集》、這個里面?zhèn)溆洝安苎┣邸比宋锏募訉懶蚰?？他就不怕什么嗎？對于這個，紀曉嵐先生也十分清楚和有預(yù)見：一是在敦誠出《四松堂集》之前，社會上已經(jīng)流傳有“雪芹系曹寅之后”的說法兒，即通過《隨園詩話》（1792年刊本）及其他民間傳說的傳播，社會上已經(jīng)有了對“曹雪芹”此人的評論；二是即使《紅樓夢》日后被列為“禁書”，大不了被查禁，至于《四松堂集》里面?zhèn)溆浟恕安苎┣邸?，這也不能說明敦誠與“曹雪芹”之間有什么“大逆”和直接“違礙”，只不過是文人之間的唱和，且這又與他紀先生本人無關(guān)；再說敦誠及“曹雪芹”先生已與世長辭，查也無用，也無從查起；再者《四松堂集》中亦無甚“礙語”，且多有“恭賀”之作；還有，敦誠是宗室文人，只要沒有明顯的礙語，亦不會遭什么不測。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紅樓夢》小說主題一般情況下不易被發(fā)覺，這自《紅樓夢》小說問世以來，無人能夠真正明白作者“諷諫帝王”之匠心即是最好的說明。即使統(tǒng)治者對《紅樓夢》的查封、收繳，也絕不是因為此事。再說，統(tǒng)治者即使追究起“相關(guān)人員”責(zé)任，也絕不會查到紀曉嵐本人的頭上，且亦查不到“江寧曹（寅）家”頭上。當(dāng)統(tǒng)治者對此事追查時，將會“大海里撈針”。這無不是紀曉嵐先生“方圓”之策，智慧之舉，做事從不留下把柄。何況，他為敦誠《四松堂集》作序時已七十有三，為嘉慶元年，當(dāng)時的“文字風(fēng)波”已作緩和與停息。
一個神密的交游圈
筆者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對于《紅樓夢》流傳情況曾做過細致的分析，該著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又是怎樣一回事，都是誰參與了此事件等等相關(guān)始末，筆者始終認為現(xiàn)今人們對《紅樓夢》之“內(nèi)府”知道的還甚少，這又不在本文敘述范圍。但不容忽視的是，這里面就有一個神密的交游圈，即：
一是由紀曉嵐為中心，涉及敦誠、敦敏、桂圃侍郎、瑤華道人弘旿
[⑨]，怡親王弘曉等宗室諸“皇親國戚”。
二是由紀曉嵐為中心的一幫文人士子、御用文人，諸如董邦達（1699——1769，紀曉嵐曾師從董先生，據(jù)傳發(fā)現(xiàn)“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中有董達序，并有敦敏作《瓶湖懋齋記盛（殘文）》記“曹雪芹、董邦達、敦敏等人聚會情形”）、汪由敦、裘日修、董誥、陸錫熊、姚鼐、李楘（字滄云，與程偉元同學(xué)，曾事“四庫”分校官）、翁方綱、程晉芳、任大椿、汪如藻、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王爾烈（1727——1801，字君武、仲方，號瑤峰，翰林院編修，“三通館”纂修，程偉元曾繪《雙松并茂圖》為其獻七十大壽，現(xiàn)有文物實存。）、朱筠、彭元瑞、劉墉、陸耀、陳光祿、竇元調(diào)、劉補山，蔡季實、劉西野、李應(yīng)弦、王昶、董元度（曲江）、王文治、錢大昕、胡牧、盧文紹、曹學(xué)閔、袁枚等人，不一枚舉。而李楘、王爾烈、袁枚等三人，因分別與程偉元、明義有“交游”（袁枚與明義有無謀面不清楚，但有書信往來和詩詞答和等文字因緣），被列為“紅學(xué)”研究人物。
三是以另一清宗室人物晉昌為中心，交友有敦誠、劉大觀（松嵐，其曾為《四松堂集》作序，且與張問陶、吳云等人相識）、程偉元（與晉昌相識）、李楘（與程偉元系同學(xué)）等人。
四是以敦誠為中心，其交游圈有怡親王、冰玉主人弘曉，永忠，明義（都統(tǒng)傅清之子，明仁弟弟），明仁（明義之兄），傅雯（畫家凱亭），墨香（額爾赫宜，敦誠之叔，）孫灝（通政，虛川，敦誠業(yè)師，宗學(xué)稽查）、卜宅三（鄰），嵩山（永奎），寅圃（敦誠宗兄，敦誠集中稱“敏誠宗兄”），復(fù)齋（吉元宗叔），龔紫樹，貽謀（宜孫從堂弟），楊秉鈞（玉琢），元圃（玉寶宗叔），汝猷（敦奇，敦誠四弟），汪易堂（蒼霖），羅泰（西園、介昌、曾任恭領(lǐng)、參領(lǐng)，自御史擢大理少卿），蔣千之（號良騏，又號螺峰，編修），敏亭（索祿，曾任監(jiān)察御史），李迂甫（李情），怡齋（和仁，敦誠內(nèi)弟），和都統(tǒng)（和邦額，敦誠之岳丈），朱淵（字大川，號桐崖），筠亭（策卜坦），璞翁（席特庫，字璞庵）黃西江（黃克顯，字去非，比部，官本省教職諭），以寧（穆靖安堂妹丈）陸解元（起潛），李隨軒（廷揚），周立崖（于禮，號亦園），楊夢舫（楊芳，楊明府，）丁君（不詳），龔荇莊（協(xié)），蘆庵（和順武，敦誠宗侄），松溪（恩昭宗兄），筠園、郭澄泉（郭潔？高鶚師），李仲青，陳筠巢，筠圃，仰齋（方體祖）錢南園（灃，視學(xué)湖南），虛齋（德滿宗侄），朱珪，王禮亭，荇莊，霈齋，芝亭，何博士，謙齋（福善，任蘭州），楊念園，徐明府（秋園、培先生），朱廣文（泗水，宗儒先生）等。以上人等行跡均見于《四松堂集》，但該集中未曾見敦誠與紀曉嵐有文字答和，僅見紀先生《閱微草堂筆記》備記敦誠軼聞一則……
以上筆者期許，通過其他資料，我們?nèi)裟苓M一步發(fā)現(xiàn)這“四庫文人”集團，與“宗室文人集團”的“交往”，去進一步發(fā)現(xiàn)和了解紀曉嵐及敦誠交往情況，我們或許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我們只有拭目以待，這就需要人們加以關(guān)注，去挖掘和發(fā)現(xiàn)相關(guān)資料，以期共賞、共享。
此外，筆者還有一個設(shè)想，那就是在《紅樓夢》又“曹雪芹”背后相關(guān)作者“交游”的問題上，這兩個“文人集團”最直接的交往便是：紀曉嵐與怡親王弘曉、瑤華道人弘旿、永忠、敦誠、敦敏兄弟、桂圃侍郎、王爾烈、晉昌、與程偉元、高鶚等人，他們之間或多或少有直接或間接關(guān)系。隨著新的資料發(fā)現(xiàn)，人們不怕不知《紅樓夢》的前前后后及內(nèi)府。我們將拭目以待。
留于世人常索玩
話外話：經(jīng)筆者多年對《紅樓夢》研習(xí)，認為：歷史上并不存在“曹雪芹”其人，“曹雪芹”只不過是敦誠、敦敏等一幫文人在“大無可奈何之日”，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和政治、人文環(huán)境下，杜撰出的一個“傳奇”人物，其目的就是在創(chuàng)造“傳奇”（詳參筆者之《政治高壓下的人文語境》——從《有關(guān)曹雪芹七種》清宗室文人亦莊亦諧的詭譎筆調(diào)說開去）為《紅樓夢》作“庇護”；傳奇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是我國文學(xué)史上罕見的“歇后離合”之作，通部書前后文均出自愛新覺羅敦誠（及其一幫宗室文人）同人之手（筆），所謂的“后續(xù)”四十回，實是作者“故意設(shè)置”的傳奇妙文，是作者自站在“續(xù)補者的立場、一個‘續(xù)補人’的角度，以一個‘續(xù)補人’的身份將前文八十回“補完”（其中“機括”實是作者“匠心設(shè)置”，故意為之，不存在“續(xù)補”的問題，通部一百二十回文成罕見的歇后離合狀，渾沌合一，陰陽成對），使《紅樓夢》終成人間奇觀！這也是長期以來人們未徹底弄明白《紅樓夢》百二十回前八十回與“后文”四十回“關(guān)系”的重要原因！是書創(chuàng)自公元1756年左右，約成于公元1765年前后，以《紅樓夢》貫名的百二十回《紅樓夢》完成于1784年前后，其間內(nèi)容作者曾作多次增刪，故有內(nèi)容不一的情況。從創(chuàng)作到告峻，整個“紅樓”工程歷時近30年，至刊刻出版，歷時達35年，此期間《紅樓夢》一著作者始終在“增刪披閱”。關(guān)于“脂研齋批語”及“曹雪芹”，又實是《紅樓夢》原創(chuàng)作者“假作真時真亦假”的高超筆法（詳參筆者另行諸文《誰是真正的脂硯齋》）。
筆者觀點：敦誠等人不但寫出了《紅樓夢》，且自下批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均出自于敦誠等人之手，“脂硯齋評本”（即帶有批語的抄本。批語署名為“脂硯齋”、“畸笏叟”、“綺園”等未知名者，多為《紅樓夢》原作者即敦誠、敦敏等一行人“炮制”和“假托”，批語多為模糊之筆），是一部“自寫自批自傳自推自印”的傳奇；關(guān)于《紅樓夢》前期僅留下八十回，一般情況下人們認為，是“曹雪芹”采取了“斷法”，而筆者研究認為：原創(chuàng)作者采取的是“歇后”，并非是“斷法”（詳參筆者另行諸文《論〈紅樓夢〉的間架結(jié)構(gòu)——兼談〈紅樓夢〉究竟應(yīng)是多少回》等），根本不存在“書未成，雪芹淚盡而逝”等情況，這皆是“假說”。隨著人們對《紅樓夢》進一步深入研究，經(jīng)進一步的“去偽存真”，筆者有理由相信世人會對《紅樓夢》一著重新審視！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結(jié)束語：筆者認為，紀曉嵐先生不但對《紅樓夢》深知，對這個僅比自己小10歲的清宗室愛新覺羅敦誠亦深知“底里”，并且暗知敦誠著就了偉大的《紅樓夢》，之所以他對這些機事兒“緘口不言”，而為敦誠的的專著題序，并親自對其著作整理、校讎，即是為了讓世人在后世能通過對《四松堂集》的研究，能對敦誠此人加以認知，從而去認知“曹雪芹”、認知《紅樓夢》。（敦誠留下《四松堂集》的本義亦是如此）。誠如敦敏在他的《敦誠小傳》中所引其弟桂圃之言：“二兄詩文既付棗梨，但其平生之作人行事無從而知，未免缺焉”，這就是要達到一種“知人論事”的效果?！都t樓夢》幾乎耗盡作者畢生心血，作者一行人等雖崇尚“無名”，但并非不想讓世人去真正了解《紅樓夢》的真實旨義，之所以特意留下種種“遺墨”以期“同人”能解。這就是要對“曹雪芹”加以認知的同時，對敦誠的平生予以歷敘。因“著作”即思想，一個人的思想，在其的著作里即有集中體現(xiàn)。
紀曉嵐先生在為《四松堂集》的序中，也分明作了這樣的感慨，先生云：“……能立言以傳于后世，有桓譚五百年后之思焉，……為因人以存其文，后之讀斯集，睪然高望，慨然遠想，固可因文以見其人矣”。大意即是在告訴后人，要“知人論事”，對敦誠此人、此集能作出一個客觀評價。唯有如此，人們才有可能去真正了解、認知偉大的奇著《紅樓夢》。
在該序中，紀昀先生對敦誠其為人、為文作了簡要的“概述”，而紀先生更多的感慨則是：敦誠先生的文章，當(dāng)世人恐怕未必能解，只有遇“知音”才能闡其“宏論”。因敦誠之特殊之“經(jīng)歷”，人們?nèi)蘸笪幢啬茉斨移漭W聞趣事有“湮滅”的可能性，人們亦只有通過其“卓絕文章”，即《四松堂集》“慨然遠想，固可因文以見其人”。這就是說，紀昀先生亦是想讓世人能夠通過《四松堂集》更好地了解敦誠其人，了解他干什么——先生并沒有說，給世人留下一片遐想——因為“此人”給世人留下一部曠世之作——《紅樓夢》。
這些話紀先生沒有直接從口中說出，自有深意。為此筆者亦曾想，紀昀先生對《紅樓夢》一著“頗有研究”，且深知該著的“價值”，同時對敦誠的才略推崇備至，以至于發(fā)出“其亦人杰也哉”的感慨。說過來，說過去，還是那句話，有道是——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為人做事一項謹慎周密的紀先生不對《紅樓夢》一著及“曹雪芹”其人闡發(fā)議論，始終以一個“觀奕”者的態(tài)度坐看其靜，這個問題實讓人深思。從這一方面，我們仿佛能窺見紀先生“道家風(fēng)范”。紀先生曾經(jīng)說過：“連環(huán)可解，我不敢解，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這又是紀曉嵐的一大人生智慧。“以不解而解之”，這才是最好的解釋。這或許是他對《紅樓夢》又“曹雪芹”的根本態(tài)度。筆者疑謂：紀曉嵐先生對這一“敏感”問題的“沉默”，就是對此事的最好“說法”！隨著人們對《紅樓夢》文本的深入研究和對敦誠其人思想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問題便會真相大白！
[①]因筆者研究認為，歷史上和現(xiàn)實生活當(dāng)中，并不存在“曹雪芹”其人，《紅樓夢》的原作者亦并非“曹雪芹”，“他”只是清宗室愛新覺羅敦誠等一行宗室文人，為創(chuàng)作《紅樓夢》之需而杜撰出的一個“亡是公”，即“曹雪芹”僅是一個說小說“寓言”人物，一個“理想”的化身，敦誠、敦敏一干人等與“曹雪芹”的“交游”與唱和、贈挽之作，均為“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藝術(shù)手法，全為“假托”?！都t樓夢》的原作者實為敦誠等一行人。詳參筆者另行《〈紅樓夢〉作者新證-----尋找真正被迷失的天才----再論誰是〈紅樓夢〉的真正作者》諸文。
[②] 參《紀曉嵐研究會刊》2003年第四期《紀昀—一個古典文化穴結(jié)時代的代表人物》，周積明。
[③]參《紅樓夢大辭典》主編馮其庸李希凡，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1189頁：吳云語。吳云，生卒年不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翰林，嘉慶己卯1819為石韞玉的戲曲《紅樓夢》作序中云“《紅樓夢》一書，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當(dāng)四庫書告成時，稍稍流布，率皆抄寫無完貼，已而高蘭墅偕陳某足成之，間多點竄原文……”。
[④]參《紅樓夢大辭典》。永忠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姓曹》，詩上有其堂叔弘旿語：“《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亦，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
[⑤永忠著《延芬室集》中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姓曹》三首，所署年期為乾隆戌子即公元1768年，據(jù)此可知《紅樓夢》出現(xiàn)在1768年前。
[⑦]因敦誠詩中有“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故后有研究者認為此是敦誠晚年編集中誤記，或認為有人作偽，非是。實是敦誠于“大無可如何”下故意設(shè)歧的“幽默經(jīng)典”，即亦莊亦諧的“隱語”，是敦誠“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荒唐言”，“詭譎”之詞?！安苎┣巯到瓕幙椄芤蟆痹醋杂诖恕ｋ[意為：“曹雪芹”此人，追隨著曹輩先祖擔(dān)當(dāng)起寫文章的大業(yè)和重任”，是說“文章”寫的好之意，“織造之任”即是寫文章意（現(xiàn)成之典），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此語一出，后經(jīng)明義的進一步“渲染”和設(shè)歧，和袁枚的誤聽誤記，即定了整個“曹學(xué)”的誕生，人們將“曹雪芹”和江寧織府曹寅聯(lián)上了宗。這實是我國文學(xué)史上的一段“謬誤”。詳參筆者另行《紅樓夢作者新證》、《政治高壓下的人文語境》諸文。
參《閱微草堂筆記》《灤旭消夏錄（一）前序》）。
[⑧]“作者底里”：這里，筆者是說，紀昀先生對《紅樓夢》之“內(nèi)府”是深知的，他之所以不言不語，是因為他不但參與了《四松堂集》的校讎，且深知其中的“個究”，即他知道“曹雪芹”的底里，并知道“曹雪芹”系敦誠杜撰。紀曉嵐先生對“敦誠”應(yīng)當(dāng)是非常熟悉。
[⑨] 《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第四十則有“宗室瑤華道人言”一則。
原載《紀曉嵐研究會刊》2008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