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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國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共同締造廣闊的疆土，16世紀起就萬眾一心抗擊外來侵略，共同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領土主權。
一 共同締造清代中國疆域
中國遼闊的疆域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中國“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在秦朝之前，中國文獻中就有“五方之民”的記載，也就是東方的“夷”、南方的“蠻”、西方的“戎”、北方的“狄”和中部的“中國”（華夏）。在“五方之民”融合的基礎上，秦、漢時期形成了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國家，到了清代，再次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國的歷史版圖，多民族國家疆域是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民族或政權共同締造的。
在中國疆域發(fā)展、“自然凝聚”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傳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中華文化認同是中國疆域“自然凝聚”的基礎，又是中華各民族維護統(tǒng)一的心理基礎。中國是文明古國，是唯一沒有中斷自身文明發(fā)展過程的國家。中華文化具有自身的獨特優(yōu)勢，“大一統(tǒng)”是中國歷史文化中追求統(tǒng)一的傳統(tǒng)，愛國主義精神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重視文化建設、“以文化人”，崇尚善治、“知人安民”，鑒往知來、重視歷史、善繼善述，講求“天下一家”，崇尚“和為貴”“和而不同”“兼愛非攻”等理念，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這些優(yōu)勢，特別是維護“大一統(tǒng)”，在清代就有突出的反映，黃宗羲、雍正皇帝就是兩個代表人物。
黃宗羲（1610—1695年）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1628年少年的他錐刺閹黨、進京為父申冤報仇而聞名，清軍南下時他組織義軍，參加過南明魯王朱以海政權的抗清斗爭。在抗清失敗后，他被清朝通緝，于是長期隱居著述，完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大量著作，搜集匯編《明文?！?。他經(jīng)歷明朝亡國的慘烈斗爭，多篇詩文歌頌抗清志士，對于他的學生呂留良因文字獄受害而憤慨，與當時絕大多數(shù)忠于明王朝的“明遺民”一樣，不愿做清朝的官?？滴跏吣辏?678年），康熙皇帝“詔征博學鴻儒”，黃宗羲拒不應試，兩年后康熙皇帝命令兩江總督、浙江巡撫以禮相聘，他婉言謝絕。但是，黃宗羲不僅支持他的得意門生萬斯同參與修纂《明史》，同意他的兒子黃百家進京參與此事，而且每逢史官們有問題請教時，他都給予詳切的答復。不僅如此，他撰文贊揚救災得力、造福地方的清朝官員，肯定康熙年間清朝表彰明朝忠臣、改善人民生活，推許康熙皇帝為“圣天子”，這顯然表明他已經(jīng)擺脫對明朝“一姓之忠”的“遺民意識”，強調(diào)知識分子應匡濟天下的責任。他致力于搜集明代文獻、匯成《明文?！?，支持《明史》編纂，正是中華文化中“以文化人”、鑒往知來等傳統(tǒng)的反映，而清朝編纂《明史》、維護“大一統(tǒng)”、改善民生，又讓他晚年擺脫“一姓之忠”，認可、維護清朝實現(xiàn)的國家統(tǒng)一。
當然，對于清朝的國家統(tǒng)一，18世紀初有人仍不予認可，湖南文人曾靜派學生張熙到西安，試圖策反陜西總督岳鐘琪，強調(diào)“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認為雍正皇帝是“滿洲”女真人，是“夷狄”，清朝取代明朝是“明君失德，中原陸沉，夷狄乘虛入我中國，竊據(jù)神器”。曾靜等人被告發(fā)，審訊后表示受到呂留良著述的影響。雍正皇帝對此極為重視，親自撰寫《大義覺迷錄》，強調(diào)“天下一統(tǒng)，華夷一家”，系統(tǒng)闡述清朝乃“中國正統(tǒng)”，并下令刊刻《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xiāng)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xiāng)曲小民共知之”。他在上諭中指出“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他回顧中國歷史，強調(diào)“自古中國一統(tǒng)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于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雍正皇帝通過總結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脈絡，明確了各民族（華夷）共同締造中國疆域的事實，清晰地闡明了“天下一統(tǒng)，華夷一家”的思想，又反映出現(xiàn)“大一統(tǒng)”觀念對于當時維護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重要性。
在清代，文化的認同是中國疆域形成的“精神凝聚力”，又是各民族（華夷）維護統(tǒng)一的心理基礎。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既包括內(nèi)陸漢族和其他民族創(chuàng)造的文化，也包括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既包括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典章、政治制度、禮儀等，也包括儒家、道家、佛教（包括藏傳佛教）等的經(jīng)典、儀軌、藝術等。中華文明是支撐中國疆域“滾雪球式”的不斷擴大、鞏固并發(fā)展的“精神凝聚力”，也是中國古代“軟實力”的反映。這在清代治理國家、鞏固疆土的政策中就有所體現(xiàn)，一方面在內(nèi)陸和邊疆地區(qū)舉辦學校，傳播以儒家經(jīng)典為基礎的內(nèi)陸傳統(tǒng)文化，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各民族的人才，用儒家文化“教化”人民、鞏固對國家的認同。另一方面，針對蒙古、西藏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信仰藏傳佛教的現(xiàn)實，尊崇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清代五世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曾經(jīng)進京朝覲，還在北京、承德等地建造藏傳佛教的寺廟，比如北京今天仍然保存著北海白塔寺、黃寺（原有東、西黃寺，現(xiàn)存西黃寺）、雍和宮、頤和園的須彌靈境建筑群。這些對于增強各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具有重要影響，比如布達拉宮最早是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營建的，促進唐代西藏與內(nèi)陸的聯(lián)系。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和碩特部支持下建立甘丹頗章政權——蒙藏聯(lián)合的西藏地方政權，1645年下令重建布達拉宮。1652年，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朝覲順治皇帝。1653年，他返回拉薩時布達拉宮已經(jīng)竣工，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后他的靈塔安放在紅宮的司西平措殿，殿內(nèi)繪制著絢麗多彩的壁畫，他朝覲順治皇帝的宏大場景被繪制在突出地位。而且，布達拉宮最高的宮殿——薩松朗結里供奉著用漢、滿、蒙古、藏四種文字書寫的牌位“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達賴喇嘛每年藏歷新年率領噶廈官員及三大寺大喇嘛到牌位前朝拜，表明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的臣屬關系。
二 共同抵御外敵、維護統(tǒng)一
從17世紀初期起，中華各民族（華夷）就并肩抗擊外來侵略，共同維護國家統(tǒng)一。面對俄國殖民者的侵略，清朝派軍驅逐，進行兩次雅克薩之戰(zhàn)，黑龍江流域的滿洲人、蒙古人、達斡爾人、鄂溫克人、鄂倫春人、錫伯人、赫哲人以及漢族等各族軍民都參加了這場戰(zhàn)爭，為打敗侵略者、贏得雅克薩之戰(zhàn)的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清朝多次用兵西北，平定準噶爾部的叛亂，并把察哈爾蒙古、錫伯族遷往新疆戍邊，各族軍民為穩(wěn)定西北邊疆、建設西北地區(qū)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康熙十四年（1675年）起，清朝對察哈爾蒙古實行政治、軍事、生產(chǎn)三位一體的八旗等級制度，平時生產(chǎn)，戰(zhàn)時供中央政府調(diào)遣，無論是康熙皇帝三次征討噶爾丹，還是雍正、乾隆時期用兵準噶爾部，察哈爾八旗官兵幾乎每戰(zhàn)都奉命出征，每戰(zhàn)勝一地，都留察哈爾八旗官兵駐守卡倫臺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朝新設伊犁將軍明瑞到任后，深感伊犁地區(qū)地荒牧凋、邊防空虛。翌年，面對外有俄國窺視、內(nèi)防分裂活動的嚴峻形勢，他建議中央政府加強駐防力量。乾隆皇帝批準這一建議，下令察哈爾八旗官兵攜帶家眷，西遷伊犁地區(qū)。1800多名官兵奉命離開察哈爾草原，他們經(jīng)過一年的長途跋涉，二十九年（1764年）到達伊犁，在博爾塔拉、哈布塔海、賽里木諾爾一帶駐守、游牧為保衛(wèi)、開發(fā)西北邊疆做出重要貢獻。錫伯族是乾隆二十九年奉命西遷的，他們歷時一年五個月（中間有休整時間，實際行程一年三個月），從遼河平原到達伊犁河畔。他們和察哈爾蒙古的西遷，對于伊犁地區(qū)的軍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不僅鞏固了伊犁作為新疆政治、軍事中心的地位，而且清朝中央政府按期完成軍事部署，達到了全面管轄新疆、鞏固西北邊疆的目的。不僅如此，蒙古土爾扈特部領袖渥巴錫率部從伏爾加河下游出發(fā)，不顧俄國的攔截，萬里東歸，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抵達伊犁河流域。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見了渥巴錫，贊揚他“攜全部，舍異域，投誠向化，跋涉萬里而來”，作詩“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并下令給土爾扈特部分配游牧地，把他們安置在科布多、準噶爾盆地南北及西邊游牧，他們與察哈爾蒙古、錫伯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內(nèi)勤耕牧，外御強敵，共同開發(fā)和捍衛(wèi)西北邊疆。
在清朝組織錫伯族、察哈爾蒙古西遷的同時，內(nèi)陸移民不斷遷往邊疆地區(qū)。在臺灣，明末清初已經(jīng)有大陸移民，清朝平定鄭氏政權后移民不斷遷入，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臺灣建省時大陸移民及其后裔已有320萬人。在東北地區(qū)，清朝統(tǒng)治者視為“龍興之地”，清朝初年曾允許內(nèi)陸漢人遷移到遼陽一帶，又將大量漢族的犯人安置在東北，不久禁止移民。19世紀中葉，在俄國侵占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國土后，清政府下令開放東北，內(nèi)陸加快“闖關東”的移民步伐。這些移民與當?shù)馗髯迦嗣褚黄痖_發(fā)臺灣、東北，抗擊外來侵略。這些內(nèi)陸對邊疆的開發(fā)性移民，有利于減輕內(nèi)陸的人口壓力，推動人口的合理分布，也能大大加快邊疆的開發(fā)進程，提高邊疆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水平，有利于鞏固國家的統(tǒng)一。
19世紀中期起，歐美列強和日本不斷侵略我國，各族愛國軍民奮起抗敵、保家衛(wèi)國。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川、貴州、湖北三省各族官兵1000多人開赴廣東，四川松藩、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兩地的藏、羌、彝等族官兵及屯兵2000余人急馳浙江前線，與東南沿海兄弟軍隊并肩戰(zhàn)斗，抗擊英國侵略者。同治三年（1864年），浩罕軍官阿古柏侵入新疆，光緒元年（1875年）清朝派左宗西征，新疆各族人民積極配合、響應，四年（1878年）收復新疆。
光緒十四年（1888年），英國發(fā)動了第一次侵略西藏戰(zhàn)爭，西藏地方各族人民奮起抵抗，愛國的清朝官員也給予堅決支持，駐藏大臣文碩就曾多次要求清政府迅速籌餉、派軍，并督促西藏地方派遣高級官員前往指揮，抗擊侵略者，這使西藏軍民士氣大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英國再次派軍侵入西藏，翌年派出一支萬人大軍，以護送談判代表榮赫鵬入藏為借口侵入西藏。面對英國的侵略，西藏愛國軍民英勇抵抗，1904年5月在武器落后、彈藥不足的情況下，多次擊退英軍進攻，堅守江孜一個多月。
清代，中華民族共同締造中國疆域，共同捍衛(wèi)神圣領土，對于近代中國疆域的鞏固產(chǎn)生重大影響。20世紀初，國內(nèi)革命派對于革命運動中如何處理國內(nèi)各民族的關系，革命成功后如何治理邊疆民族地區(qū)的問題，存在明顯不同的主張。如楊度強調(diào)“以今日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滿、漢、蒙、回、藏五族而為其人民”，根據(jù)各族社會發(fā)展程度，“漢族為首，滿次之，蒙、回、藏又次之”，但是滿、漢、蒙古、回、藏五族同為中國國民。這擊中了“種族革命＝排滿＋漢人復國”觀念的要害，即歷史上的中國并非僅僅是漢族的中國，而是漢、滿等許多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國。這也引起孫中山等一些人思考和警覺，他們也意識到如果過分強調(diào)革命就是為漢族“復仇、復國”，革命過程中會引起國內(nèi)其他民族對漢族、對革命的不信任乃至反對，即使革命成功也可能使邊疆地區(qū)和其他民族脫離新生的國家。1906年12月，孫中山在《民報》創(chuàng)刊一周年紀念會上就特別強調(diào)，“民族主義并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有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而“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就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边@表明，中華民國是統(tǒng)一多民族的共和國，漢族與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都是這個新生共和國的重要成員。3月，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具有憲法性質(zhì)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中第3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民國的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nèi)外蒙古、西藏、青?！?；第5條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這就在根本大法中明確地規(guī)定了蒙古、西藏、青海的法律地位，也強調(diào)了國民不分種族一律平等，從而在法律上維護了國家統(tǒng)一和中國疆域的完整性。
結語
清代，中國疆域具有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文化認同是基礎、疆界并存的特點，這反映了歷史上中國疆域變遷的特征，對維護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具有重要的影響。
清前期在繼承先秦至元、明時期歷代疆土的基礎上“自然凝聚”，又在18世紀末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大棋局”日趨復雜的背景之下實現(xiàn)全國統(tǒng)一，鞏固了中國對邊疆地區(qū)的主權，其統(tǒng)一范圍和程度是超越以往的中原王朝。清前期在“西力東漸”“西學東漸”的特殊背景下，繼承中國歷代王朝開發(fā)、拓展的疆土，運用近代國際法與鄰國劃定了部分陸地邊界，以官方全國性地圖和《大清一統(tǒng)志》《大清會典》等典章制度的形式，同樣使1300多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具有國內(nèi)法律的效力，從而明確了當時中國疆域的法律地位。
17世紀初期至18世紀末期，面對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擴張的嚴峻形勢，“清朝的建立和疆域的鞏固，無論是對防止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或促進國內(nèi)各族人民經(jīng)濟、文化的聯(lián)系和發(fā)展，在客觀上都有積極的意義”。因此，清朝在全球化背景下完成國家統(tǒng)一，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影響。正因為此，我國學術界圍繞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及其地位，進行數(shù)十年的討論，譚其驤提出“王朝跟中國不能等同起來，應該分開，整個歷史時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國”；“我們拿清朝完成統(tǒng)一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這一觀點提出后“實際上已為史學界大多數(shù)所接受”，這也從一側面表明，清前期形成的130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疆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法律地位，是我國疆域發(fā)展的里程碑，其意義極其重大。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列強從東部沿海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被迫割地、賠款、開埠通商，中國喪失東北、西北、西南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大片國土，致使疆土大大退縮。這一時期，中國疆域的演變與周邊形勢、國際“大棋局”緊密相關，中國周邊的屬國先后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清前期“守在四夷”的理想被打碎，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被列強侵占。但是，1840年后中國運用外交、國際法等手段，竭力保全遭到列強侵略的藩屬，并與舊日藩屬加緊聯(lián)系，以睦鄰、固邊，愛國官員則在邊界談判中力求收回清前期讓予屬國的疆土，避免中國被“瓜分豆剖”。因此，時代條件、國家和社會性質(zhì)的變化促使中國疆域規(guī)模發(fā)生了變化，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促使中國疆域由“皇權”向“主權”轉變，晚清疆域范圍奠定了中國近代的疆域規(guī)模，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穩(wěn)固中國疆域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和重大的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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