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又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又曰：史益人智。誠然，讀歷史是有益的。
那么，益在何處？我想，可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之。從事的行業(yè)不同，帶著不同的目的，自然讀史會有不同的益處。搞某一領域的研究人員，可以通過讀史去溯古知今，理清事物發(fā)展的來龍去脈和個中道理。對于普通大眾而言，不妨將其作為故事書去讀，因為歷史典籍所記載的無非一些故人故事，又因其所記龐雜、無所不包，讀起來也不乏趣味。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尤其應該去讀它，因為這些故人故事，不同于文學作品中虛構的故事，而是已然的實實在在的政事。故而可準確地說，歷史是最好的政治書。說它“最好”，是因為它不同于政治理論那么枯燥，相反卻是具體的、生動的，能引人興致。
《資治通鑒》無疑就是這樣一部著作。它以年為經(jīng)、以國為緯，記載了從戰(zhàn)國至五代1362年的往事。按照略古詳今、有所取舍的原則，對唐朝以來的史實記載尤詳實。全書共294卷，其中唐紀達81卷，占比27.6%，刻畫之細，值得研讀。
隋朝末年，煬帝對高麗連年用兵，并調集數(shù)萬民力開鑿大運河，大造龍舟巡游，致使國庫耗竭、民疲人怨，最終在天下紛亂、群雄逐鹿的嘈雜聲中被逼飲藥自盡。秦王李世民憑借過人膽識，乘機開基立業(yè)，遂有大唐。到武則天之時，輝煌至極。安史之亂使唐王朝急走下坡路，雖有憲宗、武宗、宣宗之治，總難挽狂瀾，朋黨之爭、宦官專權、藩鎮(zhèn)割據(jù)愈演愈烈，又經(jīng)王仙芝、黃巢起義，政令不行、皇室不振，直至禪位于后梁而亡。實際上，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其軌跡大致相當，都是從亂中而立，走過大治，最后復歸于亂，如此周而復始、循環(huán)往復。在這一盛一衰中，自然呈現(xiàn)出官場的百態(tài)千姿。
在我國古代，有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就是文人往往兼具政客的身份，從諸子百家到司馬遷、班固、賈誼、劉向、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等，一大批名留青史的思想家、文學家都有從政的經(jīng)歷，這與近現(xiàn)代以來作家、官員分離的現(xiàn)象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他們有才學，因自薦或被薦而走上仕途，正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另一方面，從政的經(jīng)歷豐富了他們寫作的題材，不少人因仕途不暢或遭遇禍刑，才奮筆寫下千古名篇。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封建社會的政治所需的，絕非文學才能，而是被韓非所稱道的“御人之術”、治世之才。比如韓愈，在文學領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可謂有大才；而在官場上終未與文才駢居。唐憲宗末年對佛教深信不疑、頂禮膜拜，有一次遣中使帥僧眾迎佛骨于法門寺，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骨是“朽穢之物”、迎之不祥，又曰“乞以此骨會有司，投諸水火，永絕要本”。憲宗覽表大怒，示之宰相，將加愈極刑。雖有裴度等為之請情，終不免被貶。從這件事中，足見韓愈沒有政治頭腦，天真地以為赤心報國也就夠了。事實上，政治屬于社會關系的范疇，其核心始終圍繞人而非事或物進行。
《資治通鑒》記載了我國古代許多杰出的政治家，裴度便是唐代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唐朝末年，藩鎮(zhèn)割據(jù)勢如火熾，地方節(jié)度使往往由自行任命，且相互勾結起來與朝廷對峙，直接威脅著王朝的生死。朝廷與藩鎮(zhèn)猶如東周與列國之間，令之不行久矣。胸懷大志的唐憲宗剛一即位就想重振祖上的賢德，但是橫在他面前的首先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國中之國”，故而憂慮重重。備位宰相的裴度，憑借過人的膽識，自告奮勇?lián)斊鹣鞣闹厝?。他親臨前線指揮士卒攻打淮西節(jié)度使吳元濟，成就了雪夜下蔡州的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解除了唐憲宗心中的一塊頑疾，直接推動了唐朝出現(xiàn)再度中興的局面。裴度沉靜有謀、明于料事，敢于擔當、作風果斷而又深諳世故，對于皇帝所問，總對答如流、言無不中，所提出的措施被發(fā)展著的事態(tài)完全印證。他的這些優(yōu)點值得學習，他的事跡對于我們而言依然有現(xiàn)實意義。
另一方面，封建社會的官場也不乏佞人。他們了達人性、善揣人心，趨炎附勢、貪婪自私。比如起于微賤的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藥術干預政事，屢言皆中，一致讓初有難色相見的權勢顯赫的大將王守澄“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他對王守澄說了什么話沒有史料記載，或許是藥方子亦未可知，但必定是說到了王守澄的心坎里、點子上?！白Z未久”，便令王守澄“恨相見之晚”，足見其口舌之功。自此，一路輕搖直上，如乘青云，到唐文宗時，備位宰相，權傾朝野。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請看安祿山的升達之路。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一些人物一樣，他大肆賄遺楊貴妃、李林甫等玄宗左右權貴，致使“一口更譽”，又善刺帝意、伺帝乖巧而令其歡心，遂至深信不疑，使得兵起于范陽而玄宗不為備。
我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其主流固然是好的，需要傳承弘揚廣大之，但不好的一面顯然應被揚棄，而不是重拾乃至贊許、模仿，這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文/羅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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