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我們會不斷和我們的同輩作比較。在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的教職員、學生和員工進行的調查中,將近半數(shù)的受訪者說,他們寧愿住在一個平均年薪是2萬5千美元的世界里,賺5萬美元的年薪,也不愿住在一個平均年薪是20萬美元的世界里,賺10萬美元的年薪。同樣的,論及自己的智力、吸引力、孩子的智力與吸引力、或者上司的贊賞的話,大多數(shù)的人比較喜歡相對的優(yōu)勢,多過于絕對的優(yōu)勢。這項調查的受訪者很顯然地寧愿地球上充滿了又笨又丑的小孩,也不愿他們的小孩落后于別人。
H· L· 門肯(H. L. Mencken)將財富定義為“年收入比某人的妻子的姐姐的丈夫高出至少100美元”的時候,確實是有所領悟。根據(jù)一項勞動統(tǒng)計的分析,姐妹之間的競爭,可能導致二戰(zhàn)后的女性就業(yè)率提高。在勞動力之外的成年姐妹當中,一位女性的姐夫或妹夫的收入若是多過于自己的丈夫的收入的話,她就更有可能會去找工作。
人也會患上一種叫做“厭惡最后”(last-place aversion)的現(xiàn)象。經(jīng)濟學游戲的玩家雖然會傾向于送錢給資產(chǎn)較少的人,但是這種傾向卻在玩家排名倒數(shù)第二的時候減弱了。 進行游戲的研究人員也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生活中,收入恰好高過最低工資的人,比起大多數(shù)的人更不支持增加最低工資。
盡管我們那么明顯地好勝,但是我們低估了社會比較的影響。在一項研究中,呼叫中心的職員說,在工作上融會貫通,比取得優(yōu)勢更為重要。然而,實際上,相對的排名影響了他們的自我評估,而融會貫通卻沒有這方面的影響。
我們渴望相對的優(yōu)勢,并不是不合理的:這樣的優(yōu)勢可能會讓我們更快樂。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發(fā)現(xiàn),一個國家較富有的公民雖然比較窮的公民快樂,但是隨著國家變得更富有,他們的公民卻不會變得更快樂。這個矛盾叫做“伊斯特林悖論”。伊斯特林推斷,快樂一定是依賴一個人相對于自己的同胞的財富。一項針對1萬2千名英國公民進行的研究,似乎支持伊斯特林的結論。它顯示,收入的增加,只有在收入超過相同年齡、教育水平和區(qū)域的同輩的時候,才會提高生活滿意度。
這就是人生。我們譴責與左鄰右里作比較的目標,卻又為了不落人后而猛烈地掙扎。也許這是有道理的。要是不這么做的話,我們的對手就會贏得所有的光榮,而我們也就會淪為熊的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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